2.3 中国文化的历史精神
中华民族是一个极富有历史感的民族。在世界上各国家各民族中，中国是一个最爱好最尊重历史的民族。中国文化的历史精神就是中国五千年一贯而下、一脉相承的精神。
一、历史是各别自我的
纵观人类文化的四大古老文明，巴比伦和埃及已中途夭折（现在的埃及不是从前的埃及），印度长期被征服，很多小诸侯，很难统一，且古印度人没有历史观念，未曾留下一部详备的历史。只有中国，广大的中国社会，绵延五千年的历史文化传统，全由中国人自己在主演。其体系之大，包容之广，延亘之久，能与之相比的，只有一部欧洲史。钱穆认为，中国史与欧洲史的精神面貌是不同的。中国史像一树繁花，由生根发脉而老干直上，而枝叶扶疏，而群花烂漫。欧洲史则不同，像一幅百衲刺绣，一块块地拼缀，再在上面绣出各种花草虫鱼。历史如此，文化也一样。中国文化重在其内在生命的一气贯通。欧洲文化则由多方组织而成，虽然说取精用宏，但始终是拼凑堆积。换言之，中国的历史文化是一本的，而欧洲文化则是多元的。
钱先生说：“埃及、巴比伦亡了，不再有当年之埃及、巴比伦；希腊、罗马亡了，不再有当年之希腊与罗马。只有中国，屡踬屡起，屹立了四千年。此刻的中国人，还都信中国会复兴。此是一部中国史有大意义大价值之真凭实据所在……自然科学是世界性的，我们落后了，可以向外求；历史则是各别自我的，中国历史，只有中国人来发掘阐寻，不能也把此事来让别人做。”这里提出“历史是各别自我的”，肯定并凸显了民族历史文化的特殊性。在《国史大纲》中，钱先生特别指出，必须了解国家民族文化发展个性之所在，而后能把握其特殊之环境与事业，而揭示其特殊的精神与面相。与世界上其他古老文明相比，中国历史文化历久不衰，延绵不绝，其悠久、无间断的历史与详密繁富的史学，就是我们的特殊性的一大表现。
历史意识是民族的生命意识。钱穆说：“历史乃是一种生命之学。有生命，必有精神。生命藏在里，精神表露在外。由生命表露出精神，也可分两面说。一是其性格，一是其力量。个人如此，民族亦然。此民族具有此民族之性格与力量，才能开创出此民族之历史。各国家民族，性格不同，力量也不同。”说得多好啊！一个民族的精神生命、文化生命自有其独特的性格与力量，开创了此民族的历史；反过来说，唯有历史，才能深刻地表现、展示出民族的生命精神。
二、以人为中心的历史意识
反映各民族生命精神的历史意识也是各不相同的。钱先生说，中国历史有一个最伟大的地方，就是它能把人作中心。“历史只是一件大事，即是我们人类的生命过程。但在世界各国各民族中间，懂得这个道理，说人能创造历史，在历史里面表现，而历史又是一切由我们主宰，懂得这道理最深最切的，似乎莫过于中国人。中国人写历史，则人比事更看重。”中国人看重的是在“人文化成天下”过程中、事件中的活生生的人。钱先生说，各民族的历史不同，是因为人生不同。中国历史意识的中心是：人是历史的创造者，又是历史的表现者，同时亦是历史的主宰者。各民族生活的方式不同，人生不同，所创造所表现所主宰的历史也不同。中国历史意识的自觉与中国古代先民的人文自觉是联系在一起的。以人为核心的中国史观，是中国历史精神的重要内容。
中国史家为什么推崇周公、孔子？因为周公把以前宗教信仰的重心移转，落实到人生实务上来，创立了中国政治与社会的大理想，孔子创立了中国学术与思想的大体系。前者重心在礼与乐，后者重心在人心之仁。礼乐之内心精神便是仁与道，仁道之外施规模便是礼与乐。周公开始把散布在当时中国大陆各地种姓不同、风尚相别的各个社会融凝合一，而建立起一个统一的新王朝，其所仰仗的就是礼乐精神。孔子把周公的一切具体设施推阐说明，要义在本原于人人各自具有之内心之仁，而随时随地随宜推扩，以形成为一种可以普遍适用于天下万世人类全体之道。以后中国历史演进，主要未能越出周公孔子二人所树立的规范。周孔二人大体上仍保留着古代相传宗教信仰，即关于天和上帝的信仰。更重要的是，周公孔子的人格修养与实际生活，成为中国历史上所谓“士”这一流品的最高的楷模。从中国文化对周公、孔子的尊重，又可以知道中国历史文化意识之“重人”，是重视表达了中国精神，实现了人生最高意义与价值的楷范，以激励后世，继承传统，开创新史。这样一种统续意识，保证了中国文化的延绵不绝。
前面说过，钱先生一生反复强调民族、文化、历史三者的统一。民族是文化的民族，文化是民族的文化，而历史也是民族和文化的历史，民族和文化只有从历史的角度才能获得全面的认识。这可能是中国史学发达的真实原因。中国人很早就知道记载历史，这证明中国人很早便懂得观察人生，能了解人生的意义和价值。中国拥有关于其人民活动及文化演进之悠长历史，已达五千年。而且此项历史，自始即在广大地面上展开。一部中国史，论其所包疆域之广袤，亦为世界各民族之历史所莫逮。这样一个纵的历史系统和横的历史范围，其长久与广大，堪称世界的奇观。中国人对历史的重视，对史学的兴趣，比其他国家民族更为浓厚，中国史学形成的时间最早，历史记载最为完备周详。
中国历史意识、历史精神关注“鉴古知今”“究往穷来”。这就是在我们民族的文化生命的持续中了解其变化，在变化中把握其持续，一在求其变，一在求其久。中国历史精神就是这种在永恒中有日新万变，又在日新万变中认识其永恒持续的精神。
中国史书自始即含有一种褒贬意义，即价值批判与人格评论，以指导人生，鞭笞邪恶，并总结兴亡治乱的历史经验教训。中国历史精神既看重一切人文社会的实际措施，更看重历史经验，因为社会人文是在历史演变中完成，又须历史经验来作指导。
章学诚《文史通义》的中心思想是：“善言天人性命，未有不切于人事者。人事之外，别无义理。”章氏又说：“史学所以经世，六经同出于孔子，先儒以为其功，莫大于《春秋》，正以切合当时人事耳。”钱穆先生说，通过这些话可见中国史学的精神在能经世明道，固非仅托空言。经世致用是中国史家的目的。
“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十分重视历史，十分重视历史事件过程中的人，十分重视总结历史经验教训，辨别是非善恶，并为现实服务，十分重视民族国家的长远前程，维护并弘扬我们民族文化生命的内在价值（即“心史”），十分重视历史变迁中之“常”与“久”，这也是中国民族精神与民族性格的一个重要的方面，也是我们民族的“集体无意识”和精神动力。这种历史意识与历史精神固然是中国人文精神的组成部分，但它对于我们民族的生命来说尤显重要，因此特别为钱先生所看重。
中国人对天地的崇拜与敬畏，往往转化为对率性而行、创造文化的祖先的尊重与崇拜。中国人对自己的文化、历史始终抱有一种特殊的感情。这本是我们民族的一种族性。
三、温情与敬意的心态
针对一百多年来中国人对于历史文化的浮躁心理和褊狭意识，钱宾四先生提出了对祖国历史怀抱一种“温情与敬意”的思想。一种不正确、不健康的心态是，以为自己是站在历史的最高点，而将我们当前的种种错误、缺失，甚至罪恶，都归咎于古人。钱先生提倡一种“温情与敬意”的心态，正是为了救治此偏颇。
翻开《国史大纲》，首先闯入眼帘的是印在扉页上的“凡读本书请先具下列诸信念”：
一、当信任何一国之国民，尤其是自称知识在水平线以上之国民，对其本国已往历史，应该略有所知。（否则最多只算一有知识的人，不能算一有知识的国民。）
二、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随一种对其本国已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否则只算知道了一些外国史，不得云对本国史有知识。）
三、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有一种温情与敬意者，至少不会对其本国已往历史抱一种偏激的虚无主义（即视本国已往历史为无一点有价值，亦无一处足以使彼满意），亦至少不会感到现在我们是站在已往历史最高之顶点（此乃一种浅薄狂妄的进化观），而将我们当身种种罪恶与弱点，一切诿卸于古人（此乃一种似是而非之文化自谴）。
四、当信每一国家必待其国民备具上列诸条件者比数渐多，其国家乃再有向前发展之希望。（否则其所改进，等于一个被征服国或次殖民地之改进，对其国家自身不发生关系。换言之，此种改进，无异是一种变相的文化征服，乃其文化自身之萎缩与消灭，并非其文化自身之转变与发皇。）
真是字字掷地作金石之响！钱先生以上四条，完全是针对“五四”以降那种糟蹋圣贤、毁谤传统的浅薄风会的。在疑古、仇古、蔑古、反古、诬古的潮流面前，钱先生挺身而出，胆识过人，严肃批判了亡国奴与次殖民地心态，指出要复兴中华民族精神，首先是恢复中国人的历史意识。西化派与激进主义者是通过否定历史意识来挞伐民族传统与民族精神的，钱先生则反其道而行之。
在民族虚无主义、民族文化自杀自灭论风行一时的氛围中，尤其是在日寇铁蹄践踏祖国大好河山，民族处在内忧外患的困难时期，钱先生与他的同道一起，倡导“温情与敬意”的文化心态，避免民族精神受到进一步的伤害，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钱先生是“五四”与“后五四”时期文化保守主义阵营中的健将，是这一阵营在史学方面的开路先锋。正如我们多次指出的，文化保守主义并不是政治上的保守主义，而是文化精神上的传统主义，其主旨是弘扬民族精神，光大人文传统，批判全盘外化（西化或苏化），批判唯科学主义，批判现代化的负面，健康地重建现代中华文明，重建人性的尊严与民族的尊严。
四、新国史的马前卒
钱先生《国史大纲》的《引论》发表后曾引起不小的波澜。西化派健将毛子水愤慨不已，拟作一文批驳，而国学大师陈寅恪则向张其昀力荐《引论》，称赞是值得一读的“大文章”。该书出版后，一时洛阳纸贵，有的学生竟整书传抄，而滞留北平等沦陷区的学人，读此书后倍增民族国家必胜的信念。就连“五四”时主张废除汉字的反古健将钱玄同也时有悔悟，迷途知返。《国史大纲引论》确有振聋发聩之功，唤起了民族自敬、自爱、自救、自卫之心。
钱先生说：“今日所需要之国史新本，将为自《尚书》以来下至《通志》一类之一种新通史，此新通史应简单而扼要，而又必具备两条件。一者必能将我国家民族已往文化演进之真相，明白示人，为一般有志认识中国已往政治社会文化思想种种演变者所必要之智识；二者应能于旧史统贯中映照出现中国种种复杂难解之问题，为一般有志革新现实者所必备之参考。前者在积极地求出国家民族永久生命之泉源，为全部历史所由推动之精神所寄，后者在消极地指出国家民族最近病痛之症候，为改进当前之方案所本。此种新通史，其最主要之任务，尤在将国史真态，传播于国人之前，使晓然了解于我先民对于国家民族所已尽之责任，而油然兴其慨想，奋发爱惜保护之挚意也。”
钱先生以史为鉴，为中国的改革提供正面的或负面的参照。他认为最主要的，还是唤起国民的历史意识，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优长与个性，特别是其独特的精神气质与风貌，不至千篇一律地以西方历史的模式或术语来硬套中国史。钱先生指出：“中国史之隆污升降，则常在其维系国家社会内部的情感之麻木与觉醒。此等情感一旦陷于麻木，则国家社会内部失所维系，而大混乱随之。”他又说：“一民族文化之传统，皆由其民族自身递传数世、数十世、数百世血液所浇灌，精肉所培壅，而始得开此民族文化之花，结此民族文化之果，非可以自外巧取偷窃而得……我民族国家之前途，仍将于我先民文化所贻自身内部获得其生机。”“抑思之又思之，断断无一国之人，相率鄙弃其一国之史，而其国其族犹可以长存于天地之间者。亦未有专务于割裂穿凿，而谓从此可以得我先民国史之大体者。继自今，国运方新，天相我华，国史必有重光之一日，以为我民族国家复兴前途之所托命。”
钱穆指出，近世以降，中国急切地先学德日，后学英法美，又学德意，再学苏俄，都学遍了，但都碰壁了。要学的学不到，要打倒自己五千年来文化历史政治社会的深厚传统，急切地又打不倒，这是近代中国最大的痛苦和迷惘。现应以沉静的理智来看看自己以往的历史，在学习外方经验时，必须更注意复活传统文化精神，只有这样，中国才能真正地独立自存。面对西方文化的挑战，钱穆认为，中国文化调整和更新的动力仍来自自身文化系统的内部。他说：“所谓更生之变者，非徒于外面为涂饰模拟，矫揉造作之谓，乃国家民族内部自身一种新生命力之发舒与成长。”钱先生致力于发掘中国文化系统的独特性，反对“中国比西方落后一个历史阶段”，中国仍处于“中古”或“封建”诸说，反对不加分析地把东西双方或中西双方历史文化传统与性格的不同看成是一古一今之别。他并不是盲目的守旧者，他认为中国文化是随着时代改变的，主张吸收、结合世界各国文化新精神以求“变”求“新”。他对中国文化传统的生命力抱着无比坚定的信心，并把世界文化前途放在中国文化上。他着力重建中国人对中华民族的情感和对中国历史的尊重，强调要在国家民族之内部自身，求其独特精神之所在，作为国家民族永久生命的泉源。这些思考，都值得我们反复咀嚼、吸取、借鉴、发扬。
作为新国史的马前卒，钱先生的肺腑之言表达了中国知识分子新的人文觉醒和新的民族意识、历史意识。钱先生关于中国精神的抉发和历史情感的呼唤，不仅在抗战时期成为贞下起元、民族复兴的最强音，而且在现代化建设的今天仍有现实意义和理论意义。现代化建设必然是中国精神的重光。任何离开中国传统精神资源的现代化，绝对是无本无根的现代化。传统文化的精神价值在21世纪必将发生更大的作用，而且决不仅仅是对工业化、商业化等引发的现代病起补偏救弊的作用。
一、历史是各别自我的
纵观人类文化的四大古老文明，巴比伦和埃及已中途夭折（现在的埃及不是从前的埃及），印度长期被征服，很多小诸侯，很难统一，且古印度人没有历史观念，未曾留下一部详备的历史。只有中国，广大的中国社会，绵延五千年的历史文化传统，全由中国人自己在主演。其体系之大，包容之广，延亘之久，能与之相比的，只有一部欧洲史。钱穆认为，中国史与欧洲史的精神面貌是不同的。中国史像一树繁花，由生根发脉而老干直上，而枝叶扶疏，而群花烂漫。欧洲史则不同，像一幅百衲刺绣，一块块地拼缀，再在上面绣出各种花草虫鱼。历史如此，文化也一样。中国文化重在其内在生命的一气贯通。欧洲文化则由多方组织而成，虽然说取精用宏，但始终是拼凑堆积。换言之，中国的历史文化是一本的，而欧洲文化则是多元的。
钱先生说：“埃及、巴比伦亡了，不再有当年之埃及、巴比伦；希腊、罗马亡了，不再有当年之希腊与罗马。只有中国，屡踬屡起，屹立了四千年。此刻的中国人，还都信中国会复兴。此是一部中国史有大意义大价值之真凭实据所在……自然科学是世界性的，我们落后了，可以向外求；历史则是各别自我的，中国历史，只有中国人来发掘阐寻，不能也把此事来让别人做。”这里提出“历史是各别自我的”，肯定并凸显了民族历史文化的特殊性。在《国史大纲》中，钱先生特别指出，必须了解国家民族文化发展个性之所在，而后能把握其特殊之环境与事业，而揭示其特殊的精神与面相。与世界上其他古老文明相比，中国历史文化历久不衰，延绵不绝，其悠久、无间断的历史与详密繁富的史学，就是我们的特殊性的一大表现。
历史意识是民族的生命意识。钱穆说：“历史乃是一种生命之学。有生命，必有精神。生命藏在里，精神表露在外。由生命表露出精神，也可分两面说。一是其性格，一是其力量。个人如此，民族亦然。此民族具有此民族之性格与力量，才能开创出此民族之历史。各国家民族，性格不同，力量也不同。”说得多好啊！一个民族的精神生命、文化生命自有其独特的性格与力量，开创了此民族的历史；反过来说，唯有历史，才能深刻地表现、展示出民族的生命精神。
二、以人为中心的历史意识
反映各民族生命精神的历史意识也是各不相同的。钱先生说，中国历史有一个最伟大的地方，就是它能把人作中心。“历史只是一件大事，即是我们人类的生命过程。但在世界各国各民族中间，懂得这个道理，说人能创造历史，在历史里面表现，而历史又是一切由我们主宰，懂得这道理最深最切的，似乎莫过于中国人。中国人写历史，则人比事更看重。”中国人看重的是在“人文化成天下”过程中、事件中的活生生的人。钱先生说，各民族的历史不同，是因为人生不同。中国历史意识的中心是：人是历史的创造者，又是历史的表现者，同时亦是历史的主宰者。各民族生活的方式不同，人生不同，所创造所表现所主宰的历史也不同。中国历史意识的自觉与中国古代先民的人文自觉是联系在一起的。以人为核心的中国史观，是中国历史精神的重要内容。
中国史家为什么推崇周公、孔子？因为周公把以前宗教信仰的重心移转，落实到人生实务上来，创立了中国政治与社会的大理想，孔子创立了中国学术与思想的大体系。前者重心在礼与乐，后者重心在人心之仁。礼乐之内心精神便是仁与道，仁道之外施规模便是礼与乐。周公开始把散布在当时中国大陆各地种姓不同、风尚相别的各个社会融凝合一，而建立起一个统一的新王朝，其所仰仗的就是礼乐精神。孔子把周公的一切具体设施推阐说明，要义在本原于人人各自具有之内心之仁，而随时随地随宜推扩，以形成为一种可以普遍适用于天下万世人类全体之道。以后中国历史演进，主要未能越出周公孔子二人所树立的规范。周孔二人大体上仍保留着古代相传宗教信仰，即关于天和上帝的信仰。更重要的是，周公孔子的人格修养与实际生活，成为中国历史上所谓“士”这一流品的最高的楷模。从中国文化对周公、孔子的尊重，又可以知道中国历史文化意识之“重人”，是重视表达了中国精神，实现了人生最高意义与价值的楷范，以激励后世，继承传统，开创新史。这样一种统续意识，保证了中国文化的延绵不绝。
前面说过，钱先生一生反复强调民族、文化、历史三者的统一。民族是文化的民族，文化是民族的文化，而历史也是民族和文化的历史，民族和文化只有从历史的角度才能获得全面的认识。这可能是中国史学发达的真实原因。中国人很早就知道记载历史，这证明中国人很早便懂得观察人生，能了解人生的意义和价值。中国拥有关于其人民活动及文化演进之悠长历史，已达五千年。而且此项历史，自始即在广大地面上展开。一部中国史，论其所包疆域之广袤，亦为世界各民族之历史所莫逮。这样一个纵的历史系统和横的历史范围，其长久与广大，堪称世界的奇观。中国人对历史的重视，对史学的兴趣，比其他国家民族更为浓厚，中国史学形成的时间最早，历史记载最为完备周详。
中国历史意识、历史精神关注“鉴古知今”“究往穷来”。这就是在我们民族的文化生命的持续中了解其变化，在变化中把握其持续，一在求其变，一在求其久。中国历史精神就是这种在永恒中有日新万变，又在日新万变中认识其永恒持续的精神。
中国史书自始即含有一种褒贬意义，即价值批判与人格评论，以指导人生，鞭笞邪恶，并总结兴亡治乱的历史经验教训。中国历史精神既看重一切人文社会的实际措施，更看重历史经验，因为社会人文是在历史演变中完成，又须历史经验来作指导。
章学诚《文史通义》的中心思想是：“善言天人性命，未有不切于人事者。人事之外，别无义理。”章氏又说：“史学所以经世，六经同出于孔子，先儒以为其功，莫大于《春秋》，正以切合当时人事耳。”钱穆先生说，通过这些话可见中国史学的精神在能经世明道，固非仅托空言。经世致用是中国史家的目的。
“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十分重视历史，十分重视历史事件过程中的人，十分重视总结历史经验教训，辨别是非善恶，并为现实服务，十分重视民族国家的长远前程，维护并弘扬我们民族文化生命的内在价值（即“心史”），十分重视历史变迁中之“常”与“久”，这也是中国民族精神与民族性格的一个重要的方面，也是我们民族的“集体无意识”和精神动力。这种历史意识与历史精神固然是中国人文精神的组成部分，但它对于我们民族的生命来说尤显重要，因此特别为钱先生所看重。
中国人对天地的崇拜与敬畏，往往转化为对率性而行、创造文化的祖先的尊重与崇拜。中国人对自己的文化、历史始终抱有一种特殊的感情。这本是我们民族的一种族性。
三、温情与敬意的心态
针对一百多年来中国人对于历史文化的浮躁心理和褊狭意识，钱宾四先生提出了对祖国历史怀抱一种“温情与敬意”的思想。一种不正确、不健康的心态是，以为自己是站在历史的最高点，而将我们当前的种种错误、缺失，甚至罪恶，都归咎于古人。钱先生提倡一种“温情与敬意”的心态，正是为了救治此偏颇。
翻开《国史大纲》，首先闯入眼帘的是印在扉页上的“凡读本书请先具下列诸信念”：
一、当信任何一国之国民，尤其是自称知识在水平线以上之国民，对其本国已往历史，应该略有所知。（否则最多只算一有知识的人，不能算一有知识的国民。）
二、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随一种对其本国已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否则只算知道了一些外国史，不得云对本国史有知识。）
三、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有一种温情与敬意者，至少不会对其本国已往历史抱一种偏激的虚无主义（即视本国已往历史为无一点有价值，亦无一处足以使彼满意），亦至少不会感到现在我们是站在已往历史最高之顶点（此乃一种浅薄狂妄的进化观），而将我们当身种种罪恶与弱点，一切诿卸于古人（此乃一种似是而非之文化自谴）。
四、当信每一国家必待其国民备具上列诸条件者比数渐多，其国家乃再有向前发展之希望。（否则其所改进，等于一个被征服国或次殖民地之改进，对其国家自身不发生关系。换言之，此种改进，无异是一种变相的文化征服，乃其文化自身之萎缩与消灭，并非其文化自身之转变与发皇。）
真是字字掷地作金石之响！钱先生以上四条，完全是针对“五四”以降那种糟蹋圣贤、毁谤传统的浅薄风会的。在疑古、仇古、蔑古、反古、诬古的潮流面前，钱先生挺身而出，胆识过人，严肃批判了亡国奴与次殖民地心态，指出要复兴中华民族精神，首先是恢复中国人的历史意识。西化派与激进主义者是通过否定历史意识来挞伐民族传统与民族精神的，钱先生则反其道而行之。
在民族虚无主义、民族文化自杀自灭论风行一时的氛围中，尤其是在日寇铁蹄践踏祖国大好河山，民族处在内忧外患的困难时期，钱先生与他的同道一起，倡导“温情与敬意”的文化心态，避免民族精神受到进一步的伤害，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钱先生是“五四”与“后五四”时期文化保守主义阵营中的健将，是这一阵营在史学方面的开路先锋。正如我们多次指出的，文化保守主义并不是政治上的保守主义，而是文化精神上的传统主义，其主旨是弘扬民族精神，光大人文传统，批判全盘外化（西化或苏化），批判唯科学主义，批判现代化的负面，健康地重建现代中华文明，重建人性的尊严与民族的尊严。
四、新国史的马前卒
钱先生《国史大纲》的《引论》发表后曾引起不小的波澜。西化派健将毛子水愤慨不已，拟作一文批驳，而国学大师陈寅恪则向张其昀力荐《引论》，称赞是值得一读的“大文章”。该书出版后，一时洛阳纸贵，有的学生竟整书传抄，而滞留北平等沦陷区的学人，读此书后倍增民族国家必胜的信念。就连“五四”时主张废除汉字的反古健将钱玄同也时有悔悟，迷途知返。《国史大纲引论》确有振聋发聩之功，唤起了民族自敬、自爱、自救、自卫之心。
钱先生说：“今日所需要之国史新本，将为自《尚书》以来下至《通志》一类之一种新通史，此新通史应简单而扼要，而又必具备两条件。一者必能将我国家民族已往文化演进之真相，明白示人，为一般有志认识中国已往政治社会文化思想种种演变者所必要之智识；二者应能于旧史统贯中映照出现中国种种复杂难解之问题，为一般有志革新现实者所必备之参考。前者在积极地求出国家民族永久生命之泉源，为全部历史所由推动之精神所寄，后者在消极地指出国家民族最近病痛之症候，为改进当前之方案所本。此种新通史，其最主要之任务，尤在将国史真态，传播于国人之前，使晓然了解于我先民对于国家民族所已尽之责任，而油然兴其慨想，奋发爱惜保护之挚意也。”
钱先生以史为鉴，为中国的改革提供正面的或负面的参照。他认为最主要的，还是唤起国民的历史意识，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优长与个性，特别是其独特的精神气质与风貌，不至千篇一律地以西方历史的模式或术语来硬套中国史。钱先生指出：“中国史之隆污升降，则常在其维系国家社会内部的情感之麻木与觉醒。此等情感一旦陷于麻木，则国家社会内部失所维系，而大混乱随之。”他又说：“一民族文化之传统，皆由其民族自身递传数世、数十世、数百世血液所浇灌，精肉所培壅，而始得开此民族文化之花，结此民族文化之果，非可以自外巧取偷窃而得……我民族国家之前途，仍将于我先民文化所贻自身内部获得其生机。”“抑思之又思之，断断无一国之人，相率鄙弃其一国之史，而其国其族犹可以长存于天地之间者。亦未有专务于割裂穿凿，而谓从此可以得我先民国史之大体者。继自今，国运方新，天相我华，国史必有重光之一日，以为我民族国家复兴前途之所托命。”
钱穆指出，近世以降，中国急切地先学德日，后学英法美，又学德意，再学苏俄，都学遍了，但都碰壁了。要学的学不到，要打倒自己五千年来文化历史政治社会的深厚传统，急切地又打不倒，这是近代中国最大的痛苦和迷惘。现应以沉静的理智来看看自己以往的历史，在学习外方经验时，必须更注意复活传统文化精神，只有这样，中国才能真正地独立自存。面对西方文化的挑战，钱穆认为，中国文化调整和更新的动力仍来自自身文化系统的内部。他说：“所谓更生之变者，非徒于外面为涂饰模拟，矫揉造作之谓，乃国家民族内部自身一种新生命力之发舒与成长。”钱先生致力于发掘中国文化系统的独特性，反对“中国比西方落后一个历史阶段”，中国仍处于“中古”或“封建”诸说，反对不加分析地把东西双方或中西双方历史文化传统与性格的不同看成是一古一今之别。他并不是盲目的守旧者，他认为中国文化是随着时代改变的，主张吸收、结合世界各国文化新精神以求“变”求“新”。他对中国文化传统的生命力抱着无比坚定的信心，并把世界文化前途放在中国文化上。他着力重建中国人对中华民族的情感和对中国历史的尊重，强调要在国家民族之内部自身，求其独特精神之所在，作为国家民族永久生命的泉源。这些思考，都值得我们反复咀嚼、吸取、借鉴、发扬。
作为新国史的马前卒，钱先生的肺腑之言表达了中国知识分子新的人文觉醒和新的民族意识、历史意识。钱先生关于中国精神的抉发和历史情感的呼唤，不仅在抗战时期成为贞下起元、民族复兴的最强音，而且在现代化建设的今天仍有现实意义和理论意义。现代化建设必然是中国精神的重光。任何离开中国传统精神资源的现代化，绝对是无本无根的现代化。传统文化的精神价值在21世纪必将发生更大的作用，而且决不仅仅是对工业化、商业化等引发的现代病起补偏救弊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