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 中国文化的人文精神
钱宾四先生的所有著作都围绕着一个中心而展开，这个中心（或重心）就是中华民族文化的特殊性或个性，就是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钱先生认为，只有从历史出发，才能揭示民族文化的整体风貌、特殊性格和人文精神。
在钱先生看来，历史、民族、文化，名词有三，实质为一。民族并不是自然存在的，自然只能生育人类，而不能生育民族。中国人总是在其内在的心灵上真切地感觉到自己是一个中国人。这一观念，正是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文化陶冶而成的，而不是自然存在的。他说：
民族精神，乃是自然人和文化意识融合而始有的一种精神，这始是文化精神，也即是历史精神。只有中国历史文化的精神，才能孕育出世界上最悠久最伟大的中国民族来。若这一个民族的文化消灭了，这个民族便不可能再存在。目前世界上有许多人类，依然不成为一民族，也有许多民族，在历史上有其存在，而现在已消失无存，这关键在哪里呢？即在于他们没有了文化。我们可以说，没有一个有文化的民族会没有历史的，也没有一个有历史的民族会没有文化的。同时，也没有一段有文化的历史而不是由一个民族所产生的。因此，没有历史，即证其没有文化，没有文化，也不可能有历史。因为历史与文化就是一个民族精神的表现。所以没有历史，没有文化，也不可能有民族之成立与存在。
足见一个国家的基础建立在其民族与其传统文化上。文化是人类群体生活之总称，文化的主体即民族。民族的生命不是自然物质生命，而是文化的生命，历史的生命，精神的生命。民族精神是族类生活的灵魂和核心。没有这一灵魂，就没有族类的存在；而民族的精魂，乃是通过历史、通过文化展示开来的。中国历史文化精神是什么呢？那就是使中华民族五千年一以贯之、长久不衰的精神，是民族生活和民族意识的中心，并贯穿、渗透、表现在不同的文化领域（或门类）之中。也就是说，中华民族精神是建立在民族文化的各领域各方面之上的，是在民族文化长期熏陶、教化、培育中形成的具有深刻内在特点的心理素质、思维方式、行为方法、价值取向，是民族的性格与风貌，是民族文化的本质体现，是民族意识的精华，是整个民族的向心力、凝聚力，是民族共同体的共同信仰与灵魂，是我们民族自强不息的动力与源头活水。概括地说，中华民族精神主要是我们民族固有的价值观念，是持续不断的一种历史传统，是我们民族生存与发展中具有维系、协调和推动作用的一种活的精神力量。关于中华民族精神之主要内容与“中国民族性”的界定或概括，真可谓见仁见智，钱宾四先生也有非常丰富的论述。我们在这里把钱先生的主要看法加以评介。
关于“人文精神”与“中国人文精神”的界定，20世纪80年代中国大陆的文化大讨论中曾产生过争鸣。这里我们看钱先生是怎么说的。
一、人文化成，天下一家
对于古文献《易贲彖》中的“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这句话，钱先生的解释是：“中国古人，原自有其一套人文和文化之观念和理想。何谓人文？物相杂谓之文，人文即指人群相处种种复杂的形相。物又指种类言，可见大而至于血统不同，种姓各异之民族并存，亦已包括在中国古人此一人文观念之内。惟其人群乃由不同种类相杂而成，于是乃有所谓化。如男女结合为夫妇，即化成了家庭。循此而往，群体日扩，人文日进，全人类相融，即化成为天下。因此，中国人之人文观，乃由人之一观念，直演进到天下之一观念，而一以贯之。”钱先生说，中国古人的文化观，可以说是“有体有用”的。人文就是一个“体”，就是一个客观事实，因为人不是清一色的，各种各色人等，组成了人之文。人既然能在此相异的人文中相安相处，把这个道理放大，就可以化成天下。这个天下是各色人可以相安相处的天下，也就是文化的天下了。所以化成天下就是“用”。“人同人的种种花样，这是一个自然的体，也是一个文化的基础。从这上面来化成天下，这是一个理想世界，这是一个人生最高的文化理想……人类相处可以终极完成为一个天下。此所谓天下者，就是天下一家之天下。”这就是说，中国古人的人文观，可以包容人类生活的种种形式或内容，并消融其间可能有的种种屏障。这就是民族共存、文化交流的意识。由这一人文观出发，中国人比较容易超越民族和国家的界限而直进到天下的观念中去。中国人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家与国仅是中间的两层次，直从个人到天下，全可融凝合一。这就是中国的文化理想，也是中国的文化精神。民族可以共存，文化可以交流，慢慢地就化出新的民族新的文化来。因此，中华民族的不断融合与中国文化的不断扩大，正是“人文化成天下”的过程。
由上可知，钱先生把“人文精神”理解为人与人、族与族、文与文相接相处的精神，或以人的群体为本位的精神，表达了“天下一家”的崇高文化理想。钱先生指出：“人文二字，指的是人群相处的一切现实及理想。中国文化之表现与成就，都围绕着这人文精神作中心。故中国文化体系能融通合一，莫不围绕此中心，而始见其意义与价值。”钱先生认为，中国文化是“一本相生”的，在其全部体系中有一个主要的中心，即以人文为中心。因此，宗教在中国文化体系中不占主导地位。佛教传入中国，唐代天台宗、华严宗、禅宗，尤其是禅宗，已经中国化，已被中国人文精神所涵盖。与西方文艺复兴以后的人文主义有所不同，因为中国人文精神可以代替宗教的功能，并且不与宗教相敌对。中国传统的礼乐文化，其教育与道德，代替了宗教的功能，因此不妨把它称为一种“人文教”。
二、人为本位，道德中心
钱穆指出：“中国传统文化，彻头彻尾，乃是一种人道精神、道德精神”。“中国传统人文精神所以能代替宗教功用者，以其特别重视道德观念故。中国人之道德观念，内本于心性，而外归极之于天。”钱穆认为，孟子“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之教，实得孔学真传，而荀子戡天之说，则终不为后世学者所遵守。“孟子主张人性善，此乃中国传统文化人文精神中，唯一至要之信仰。只有信仰人性有善，人性可向善，人性必向善，始有人道可言。中国人所讲人相处之道，其唯一基础，即建筑在人性善之信仰上。”钱穆指出，整个人生社会唯一理想之境界，只是一个“善”字。如果远离了善，接近了恶，一切人生社会中将没有理想可言。因此，自尽己性以止于至善，是中国人的最高道德信仰；与人为善，为善最乐，众善奉行，是中国人的普遍信仰。由于人性至善，而达至于宇宙至善，而天人合一，亦只合一在这个“善”字上。中国人把一切人道中心建立在一“善”字上，又把天道建立在人道上。“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全只是在人圈子里尽人道。人道则只是一善字，最高道德也便是至善。因此说，中国的文化精神，要言之，则只是一种人文主义的道德精神。”道德在每个人身上，在每个人心中。中国文化希望由道德精神来创造环境，而不是由环境来排布生命，决定人格。道德是每个人的生命，每个人的人格，是真生命、真性情的流露。“这一种道德精神，永远会在人生界发扬光彩。而中国人则明白提倡此一道德精神而确然成为中国的历史精神了，这是中国历史精神之最可宝贵处。”总之，钱穆认为中国文化精神主要是道德精神。这种道德精神，是中国人内心所追求的一种做人的理想标准，是中国人向前积极争取蕲向到达的一种理想人格。
正是在这一前提下，钱穆认为：“中国文化是个人中心的文化，是道德中心的文化，这并不是说中国人不看重物质表现，但一切物质表现都得推本归趋于道德。此所谓人本位，以个人为中心，以天下即世界人群为极量。”所谓以个人为中心，以人为本位，则是以个体修身为基元，达到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一贯理想。钱穆强调中国传统文化中之人文修养，是中国文化一个最重要的支撑点，所谓人文中心与道德精神，都得由此做起。钱先生引用《大学》所说的“为人君，止于仁；为人臣，止于敬；为人子，止于孝；为人父，止于慈；与国人交，止于信”，作为人文修养的主要纲目。他指出：“所谓人文，则须兼知有家庭社会国家与天下。要做人，得在人群中做，得在家庭社会国家乃至天下人中做。要做人，必得单独个人各自去做，但此与个人主义不同。此每一单独的个人，要做人，均得在人群集体中做，但此亦与集体主义不同。要做人，又必须做一有德人，又须一身具诸德……人处家庭中，便可教慈教孝，处国家及人群任何一机构中，便可教仁教敬。人与人相交接，便可以教信。故中国传统文化精神，乃一切寄托在人生实务上，一切寄托在人生实务之道德修养上，一切寄托在教育意义上。”
在这里，我们可知中国人文精神本质上是人的道德精神，而道德精神落脚到每一个体的人，并推扩至家、国、天下。也就是说，通过教化和修养，不同个体在家、国、天下等群体中尽自己的义务，彼此相处以德，终而能达到“天下一家”的道德理想境界。钱先生认为，中国文化之终极理想是使全人生、全社会，乃至全天下、全宇宙都变为一孝慈仁敬信的人生、社会、天下、宇宙，这即是人文中心道德精神的贯彻。
钱先生认为，知识和权力都是生命所使用的工具，不是生命本身，只有人的道德精神才是人的真生命，也才是历史文化的真生命。因此我们要了解历史文化，也必须透过道德精神去了解。他把道德精神作为推动历史文化的动力和安顿人生的根据。
三、天人合一，性道一体
钱穆用两大命题来概括中国人文精神的特质，其一为“天人合一”，其二为“性道合一”。
关于“天人合一”。钱先生说：“人心与生俱来，其大原出自天，故人文修养之终极造诣，则达于天人之合一。”又说：“中国传统文化，虽是以人文精神为中心，但其终极理想，则尚有一天人合一之境界。此一境界，乃可于个人之道德修养中达成之，乃可解脱于家国天下之种种牵制束缚而达成之。个人能达此境界，则此个人已超脱于人群之固有境界，而上升到宇宙境界，或神的境界，或天的境界中。但此个人则仍为不脱离人的境界而超越于人的境界者，亦惟不脱离人的境界，乃始能超越于人的境界者。”也就是说，人们可以不脱离现实界而达到超越界，现实的人可以变为超越的人，可以摆脱世俗牵累，达到精神的超脱解放。中国传统认为圣人可以达到这一境界，但圣人也是人，所谓“人人可以为圣人”，是指人人都可以通过道德修养而上达于天人合一之境界。中国传统文化的终极理想，是使人人通过修养之道，具备诸德，成就理想人格，那么人类社会也达到大同太平，现实社会亦可以变为超卓的理想社会，即所谓天国、神世、理想宇宙。在钱先生那里，“天人合一”不仅指自然与人文的统一，而且指现世与超世的统一、实然与应然的统一、现实与理想的统一，尤其指超越与内在的统一、对天道天命的虔敬信仰与对现世伦常的积极尽责的统一、终极关怀与现实关怀的统一。
关于“性道合一”。“性道合一”其实也是“天人合一”，因为性由天生，道由人成。中国人讲道德，都要由性分上求根源。换句话说，道德价值的源泉，不仅在人心之中，尤其在天心之中。《中庸》讲“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道”指人道、人生或文化，是对人生、人类文化一切殊相的一种更高的综合。那么“修道之谓教”的教育，也是一种道。中国文化注重教育，看重由学来造成人，更看重由人来造成学，看重每一个学者，更甚于每一项学问。中国人讲的“道”不仅仅指外在的文化现象，而且指人生本体，指人生的内在意义与价值。中国文化最可贵的，在其知重道。道由何来呢？道是人本位的、人文的，但道之大原出于天。“性”的含义，似有动力、向往、必然要如此的意向。“中国传统文化，则从人性来指示出人道。西方科学家只说自然，中国人则认为物有物性，才始有物理可求。西方宗教家只说上帝，中国人则说天生万物而各赋以性。性是天赋，又可以说是从大自然产生，故曰‘天命之谓性’。”中国人最看重人性。中国古人讲“性”，超乎物理、生理之上，与西方观念不同。人生一切活动都根于人性，而人性源于天。由天性发展而来的、人心深处的性，是一共相。性善之性、至诚之性、尽己之性的“性”，既有人先起的性，又有人后起的性，是人性及其继续发现与发展。一切由性发出的行为叫做道。既然人性相同，则人道也可相同。“中国人说率性之谓道，要把人类天性发展到人人圆满无缺才是道。这样便叫做尽性。尽己之性要可以尽人之性，尽人之性要可以尽物之性，这是中国人的一番理论。”
钱穆强调人性不是专偏在理智的，中国人看性情在理智之上。有性情才发生出行为，那行为又再回到自己心上，那就叫做“德”。人的一切行为本都是向外的，如孝敬父母，向父母尽孝道。但他的孝行也影响到自己心上，这就是“德”。“一切行为发源于己之性，归宿到自己心上，便完成为己之德。故中国人又常称德性……中国人认为行为不但向外表现，还存在自己心里，这就成为此人之品德或称德性。性是先天的，德是后天的，德性合一，也正如性道合一，所以中国人又常称道德。”
综合以上“天人合一”“性道合一”之论，可知中国人文的道德精神是有其深厚的根源与根据的。其特点有三。第一，这种人文主义是内在的人文主义，由此可以说“中国文化是人本位的，以人文为中心的，主要在求完成一个一个的人。此理想的一个一个的人，配合起来，就成一个理想的社会。所谓人文是外在的，但却是内发的”。中国文化是性情的，是道德的，道德发于性情，这还是性道合一。第二，中国的人文主义又不是一种寡头的人文主义，“人文求能与自然合一……中国人看法，性即是一自然，一切道从性而生，那就是自然人文合一。换句话说，即是天人合一”。中国人文主义要求尽己之性、尽人之性、尽物之性，使天、地、人、物各安其位，因此是能容纳天地万物、使之雍容洽化、各遂其性的人文主义。第三，这种人文主义深深地植根于中国原始宗教对于天与上帝的信仰，对于天命、天道、天性的虔敬至诚之中，说人不离天，说道不离性，因而这种人文主义的道德精神又是具有宗教性的。综上所述，内在与外在的和合、自然与人文的和合、道德与宗教的和合，是中国人文精神不同于西方人文主义的特点。不了解这些特点，亦无从界定中国民族精神。
钱先生说，中国人的最高信仰，乃是天、地、人三者之合一。借用西方基督教的话来说，就是天、地、人三位一体。天地有一项工作，就是化育万物，人类便是万物之一。但中国人认为人不只是被化育，也应该能帮助天地来化育。这一信念也是其他各大宗教所没有的。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或宗教的信仰，总是认为有两个世界存在，一个是人的、地上的或物质、肉体的世界，一个是神的、天上的或灵魂的世界。中国人则只信仰一个世界。他们认为，天地是一自然，有物性，同时也有神性。天地是一神，但同时也具物性。天地生万物，此世界之万物虽各具物性，但也有神性，而人类尤然。此世界是物而神、神而物的。人与万物都有性，此性禀赋自天，则天即在人与万物中。人与物率性而行便是道。中国人的观念中，人神合一，人即是神，也可以说人即是天。人之善是天赋之性，人能尽此性之善，即是圣是神。这就是性道合一、人天合一、人的文化与宇宙大自然的合一、神的世界与人的世界的合一。人的一切代表着天，整个人生代表着天道。因此，天人合一是中国文化的最高信仰，文化与自然合一则是中国文化的终极理想。这确实是中国文化的宝贵财富，足以克服当代人“上不在天，下不在田，外不在人，内不在己”的荒谬的生存处境。
四、心与理一，用由体来
“天人合一”、“性道合一”的中国人文精神在心智上，在思维与行为方式上具有自己的特色。钱穆先生概括为以下七个方面：
（1）孔子说：“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这一态度，可以说是以后中国知识分子共同抱有的态度。他们都求能安于所可知，不向不可知处勉强求知。他们的智慧在求知态度上，常把此一可知不可知的界线警惕在心，不愿轻易迈进不可知的境域中去。
（2）中国人对外面事物，常喜欢划分可知与不知的界线，但中国人对实际世界与实际人生则总抱有一个坚定的信仰。他们总认为宇宙是一个全体，受同一主宰，这个主宰就是天。在后人谓之理。人生就是宇宙中的一部分，同受此主宰，同禀此原理。在某一方面言，部分即可代表全体，人生也可代表宇宙。儒家叫作“天人合一”，佛学谓之“理事无碍”、“事事无碍”。每一个人也可代表全人类。儒学则主张圣人与我同类，人人皆可以为尧舜。中国佛学则主张人人都可以成佛。宇宙之主宰与原理，也在圣与佛之身上表现了。因此，中国思想常求在易简处见繁赜，常求在无限中寻具足。
（3）由于上述见解，中国人看宇宙是浑然一体的。所谓浑然是说这一体并非由各个不同的部分组成。所谓一体，只是一体，不在这个一体中增分别。因此中国思想不容易相信有另一个世界，即本体界的存在。于是不易相信在另一个世界中有一个上帝的存在。
（4）中国人认为宇宙是变化的。一切真理不仅在思辨中见，更重要在行动中见。中国人不主张离开行，单独在思辨中求知。因此可以说，中国人所认为的真理都由观察和实践行为中得来。中国人表达真理的方法也仅是叙述他自己的新证实践而止，很少用纯思辨的组织来发挥一套纯想象的真理。只有天台、华严两宗依循印度佛学，具有严密的组织性与深邃性。禅宗以下开宋儒语录，也是承接《论》《孟》记言，这正是中国的传统。
（5）值得一提的是，中国传统思想对于体用观念明确提出，虽然已是在魏晋以后，但中国思想中很早就有这一观念。中国人的“体用一源，显微无间”，在中国传统思想中，在事象行动的一切实际中，去探究其形而上的本体。
（6）中国人又好言全体大用。这个全体可以指宇宙，也可以指全人类，甚至指个人。这个大用可以指表现在宇宙全体整体中的一切事象变化，或人文历史中的一切演进过程，也可以指表现在个人内心的自知和自主的作用。如此便把中国古代所想象追求的天人合一与后代学者所想象追求的心与理合一，双方融合在一个理论体系内。
（7）中国人又主张“用由体来”。如果没有体，就没有用，体即由用而见，并不能舍用求体。认为体由用见，是知识，认为用由体来则是信仰。中国人对宇宙整体自始抱有一种乐观的信仰。因为人由天来，因此有孟子的性善论，以及佛学的深信人都具有佛性的观念。因为事由理性来，因此中国人对一切自然界与人生界抱有终极合理的大信仰。中国人所信仰遵循的许多行道修心功夫，似乎有些偏在消极方面，认为只要解除了一些害道、害心，道自然会流行，事自然会合理，心自然会向善。因此，中国思想所表现对外面一切事象，无论是自然界还是人生界，抱有一种同情、宽大、容忍、缓进的姿态，而似乎缺少一种向外冲击的强力。中国人对一切知识，也总盼自己放开心胸，让外面事象能自然流入心中来。我心自然能有一种明悟，这是极富于一种艺术情调的，但却不容易创造出一套对外事物深入了解的方法与精神。
在钱先生看来，历史、民族、文化，名词有三，实质为一。民族并不是自然存在的，自然只能生育人类，而不能生育民族。中国人总是在其内在的心灵上真切地感觉到自己是一个中国人。这一观念，正是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文化陶冶而成的，而不是自然存在的。他说：
民族精神，乃是自然人和文化意识融合而始有的一种精神，这始是文化精神，也即是历史精神。只有中国历史文化的精神，才能孕育出世界上最悠久最伟大的中国民族来。若这一个民族的文化消灭了，这个民族便不可能再存在。目前世界上有许多人类，依然不成为一民族，也有许多民族，在历史上有其存在，而现在已消失无存，这关键在哪里呢？即在于他们没有了文化。我们可以说，没有一个有文化的民族会没有历史的，也没有一个有历史的民族会没有文化的。同时，也没有一段有文化的历史而不是由一个民族所产生的。因此，没有历史，即证其没有文化，没有文化，也不可能有历史。因为历史与文化就是一个民族精神的表现。所以没有历史，没有文化，也不可能有民族之成立与存在。
足见一个国家的基础建立在其民族与其传统文化上。文化是人类群体生活之总称，文化的主体即民族。民族的生命不是自然物质生命，而是文化的生命，历史的生命，精神的生命。民族精神是族类生活的灵魂和核心。没有这一灵魂，就没有族类的存在；而民族的精魂，乃是通过历史、通过文化展示开来的。中国历史文化精神是什么呢？那就是使中华民族五千年一以贯之、长久不衰的精神，是民族生活和民族意识的中心，并贯穿、渗透、表现在不同的文化领域（或门类）之中。也就是说，中华民族精神是建立在民族文化的各领域各方面之上的，是在民族文化长期熏陶、教化、培育中形成的具有深刻内在特点的心理素质、思维方式、行为方法、价值取向，是民族的性格与风貌，是民族文化的本质体现，是民族意识的精华，是整个民族的向心力、凝聚力，是民族共同体的共同信仰与灵魂，是我们民族自强不息的动力与源头活水。概括地说，中华民族精神主要是我们民族固有的价值观念，是持续不断的一种历史传统，是我们民族生存与发展中具有维系、协调和推动作用的一种活的精神力量。关于中华民族精神之主要内容与“中国民族性”的界定或概括，真可谓见仁见智，钱宾四先生也有非常丰富的论述。我们在这里把钱先生的主要看法加以评介。
关于“人文精神”与“中国人文精神”的界定，20世纪80年代中国大陆的文化大讨论中曾产生过争鸣。这里我们看钱先生是怎么说的。
一、人文化成，天下一家
对于古文献《易贲彖》中的“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这句话，钱先生的解释是：“中国古人，原自有其一套人文和文化之观念和理想。何谓人文？物相杂谓之文，人文即指人群相处种种复杂的形相。物又指种类言，可见大而至于血统不同，种姓各异之民族并存，亦已包括在中国古人此一人文观念之内。惟其人群乃由不同种类相杂而成，于是乃有所谓化。如男女结合为夫妇，即化成了家庭。循此而往，群体日扩，人文日进，全人类相融，即化成为天下。因此，中国人之人文观，乃由人之一观念，直演进到天下之一观念，而一以贯之。”钱先生说，中国古人的文化观，可以说是“有体有用”的。人文就是一个“体”，就是一个客观事实，因为人不是清一色的，各种各色人等，组成了人之文。人既然能在此相异的人文中相安相处，把这个道理放大，就可以化成天下。这个天下是各色人可以相安相处的天下，也就是文化的天下了。所以化成天下就是“用”。“人同人的种种花样，这是一个自然的体，也是一个文化的基础。从这上面来化成天下，这是一个理想世界，这是一个人生最高的文化理想……人类相处可以终极完成为一个天下。此所谓天下者，就是天下一家之天下。”这就是说，中国古人的人文观，可以包容人类生活的种种形式或内容，并消融其间可能有的种种屏障。这就是民族共存、文化交流的意识。由这一人文观出发，中国人比较容易超越民族和国家的界限而直进到天下的观念中去。中国人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家与国仅是中间的两层次，直从个人到天下，全可融凝合一。这就是中国的文化理想，也是中国的文化精神。民族可以共存，文化可以交流，慢慢地就化出新的民族新的文化来。因此，中华民族的不断融合与中国文化的不断扩大，正是“人文化成天下”的过程。
由上可知，钱先生把“人文精神”理解为人与人、族与族、文与文相接相处的精神，或以人的群体为本位的精神，表达了“天下一家”的崇高文化理想。钱先生指出：“人文二字，指的是人群相处的一切现实及理想。中国文化之表现与成就，都围绕着这人文精神作中心。故中国文化体系能融通合一，莫不围绕此中心，而始见其意义与价值。”钱先生认为，中国文化是“一本相生”的，在其全部体系中有一个主要的中心，即以人文为中心。因此，宗教在中国文化体系中不占主导地位。佛教传入中国，唐代天台宗、华严宗、禅宗，尤其是禅宗，已经中国化，已被中国人文精神所涵盖。与西方文艺复兴以后的人文主义有所不同，因为中国人文精神可以代替宗教的功能，并且不与宗教相敌对。中国传统的礼乐文化，其教育与道德，代替了宗教的功能，因此不妨把它称为一种“人文教”。
二、人为本位，道德中心
钱穆指出：“中国传统文化，彻头彻尾，乃是一种人道精神、道德精神”。“中国传统人文精神所以能代替宗教功用者，以其特别重视道德观念故。中国人之道德观念，内本于心性，而外归极之于天。”钱穆认为，孟子“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之教，实得孔学真传，而荀子戡天之说，则终不为后世学者所遵守。“孟子主张人性善，此乃中国传统文化人文精神中，唯一至要之信仰。只有信仰人性有善，人性可向善，人性必向善，始有人道可言。中国人所讲人相处之道，其唯一基础，即建筑在人性善之信仰上。”钱穆指出，整个人生社会唯一理想之境界，只是一个“善”字。如果远离了善，接近了恶，一切人生社会中将没有理想可言。因此，自尽己性以止于至善，是中国人的最高道德信仰；与人为善，为善最乐，众善奉行，是中国人的普遍信仰。由于人性至善，而达至于宇宙至善，而天人合一，亦只合一在这个“善”字上。中国人把一切人道中心建立在一“善”字上，又把天道建立在人道上。“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全只是在人圈子里尽人道。人道则只是一善字，最高道德也便是至善。因此说，中国的文化精神，要言之，则只是一种人文主义的道德精神。”道德在每个人身上，在每个人心中。中国文化希望由道德精神来创造环境，而不是由环境来排布生命，决定人格。道德是每个人的生命，每个人的人格，是真生命、真性情的流露。“这一种道德精神，永远会在人生界发扬光彩。而中国人则明白提倡此一道德精神而确然成为中国的历史精神了，这是中国历史精神之最可宝贵处。”总之，钱穆认为中国文化精神主要是道德精神。这种道德精神，是中国人内心所追求的一种做人的理想标准，是中国人向前积极争取蕲向到达的一种理想人格。
正是在这一前提下，钱穆认为：“中国文化是个人中心的文化，是道德中心的文化，这并不是说中国人不看重物质表现，但一切物质表现都得推本归趋于道德。此所谓人本位，以个人为中心，以天下即世界人群为极量。”所谓以个人为中心，以人为本位，则是以个体修身为基元，达到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一贯理想。钱穆强调中国传统文化中之人文修养，是中国文化一个最重要的支撑点，所谓人文中心与道德精神，都得由此做起。钱先生引用《大学》所说的“为人君，止于仁；为人臣，止于敬；为人子，止于孝；为人父，止于慈；与国人交，止于信”，作为人文修养的主要纲目。他指出：“所谓人文，则须兼知有家庭社会国家与天下。要做人，得在人群中做，得在家庭社会国家乃至天下人中做。要做人，必得单独个人各自去做，但此与个人主义不同。此每一单独的个人，要做人，均得在人群集体中做，但此亦与集体主义不同。要做人，又必须做一有德人，又须一身具诸德……人处家庭中，便可教慈教孝，处国家及人群任何一机构中，便可教仁教敬。人与人相交接，便可以教信。故中国传统文化精神，乃一切寄托在人生实务上，一切寄托在人生实务之道德修养上，一切寄托在教育意义上。”
在这里，我们可知中国人文精神本质上是人的道德精神，而道德精神落脚到每一个体的人，并推扩至家、国、天下。也就是说，通过教化和修养，不同个体在家、国、天下等群体中尽自己的义务，彼此相处以德，终而能达到“天下一家”的道德理想境界。钱先生认为，中国文化之终极理想是使全人生、全社会，乃至全天下、全宇宙都变为一孝慈仁敬信的人生、社会、天下、宇宙，这即是人文中心道德精神的贯彻。
钱先生认为，知识和权力都是生命所使用的工具，不是生命本身，只有人的道德精神才是人的真生命，也才是历史文化的真生命。因此我们要了解历史文化，也必须透过道德精神去了解。他把道德精神作为推动历史文化的动力和安顿人生的根据。
三、天人合一，性道一体
钱穆用两大命题来概括中国人文精神的特质，其一为“天人合一”，其二为“性道合一”。
关于“天人合一”。钱先生说：“人心与生俱来，其大原出自天，故人文修养之终极造诣，则达于天人之合一。”又说：“中国传统文化，虽是以人文精神为中心，但其终极理想，则尚有一天人合一之境界。此一境界，乃可于个人之道德修养中达成之，乃可解脱于家国天下之种种牵制束缚而达成之。个人能达此境界，则此个人已超脱于人群之固有境界，而上升到宇宙境界，或神的境界，或天的境界中。但此个人则仍为不脱离人的境界而超越于人的境界者，亦惟不脱离人的境界，乃始能超越于人的境界者。”也就是说，人们可以不脱离现实界而达到超越界，现实的人可以变为超越的人，可以摆脱世俗牵累，达到精神的超脱解放。中国传统认为圣人可以达到这一境界，但圣人也是人，所谓“人人可以为圣人”，是指人人都可以通过道德修养而上达于天人合一之境界。中国传统文化的终极理想，是使人人通过修养之道，具备诸德，成就理想人格，那么人类社会也达到大同太平，现实社会亦可以变为超卓的理想社会，即所谓天国、神世、理想宇宙。在钱先生那里，“天人合一”不仅指自然与人文的统一，而且指现世与超世的统一、实然与应然的统一、现实与理想的统一，尤其指超越与内在的统一、对天道天命的虔敬信仰与对现世伦常的积极尽责的统一、终极关怀与现实关怀的统一。
关于“性道合一”。“性道合一”其实也是“天人合一”，因为性由天生，道由人成。中国人讲道德，都要由性分上求根源。换句话说，道德价值的源泉，不仅在人心之中，尤其在天心之中。《中庸》讲“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道”指人道、人生或文化，是对人生、人类文化一切殊相的一种更高的综合。那么“修道之谓教”的教育，也是一种道。中国文化注重教育，看重由学来造成人，更看重由人来造成学，看重每一个学者，更甚于每一项学问。中国人讲的“道”不仅仅指外在的文化现象，而且指人生本体，指人生的内在意义与价值。中国文化最可贵的，在其知重道。道由何来呢？道是人本位的、人文的，但道之大原出于天。“性”的含义，似有动力、向往、必然要如此的意向。“中国传统文化，则从人性来指示出人道。西方科学家只说自然，中国人则认为物有物性，才始有物理可求。西方宗教家只说上帝，中国人则说天生万物而各赋以性。性是天赋，又可以说是从大自然产生，故曰‘天命之谓性’。”中国人最看重人性。中国古人讲“性”，超乎物理、生理之上，与西方观念不同。人生一切活动都根于人性，而人性源于天。由天性发展而来的、人心深处的性，是一共相。性善之性、至诚之性、尽己之性的“性”，既有人先起的性，又有人后起的性，是人性及其继续发现与发展。一切由性发出的行为叫做道。既然人性相同，则人道也可相同。“中国人说率性之谓道，要把人类天性发展到人人圆满无缺才是道。这样便叫做尽性。尽己之性要可以尽人之性，尽人之性要可以尽物之性，这是中国人的一番理论。”
钱穆强调人性不是专偏在理智的，中国人看性情在理智之上。有性情才发生出行为，那行为又再回到自己心上，那就叫做“德”。人的一切行为本都是向外的，如孝敬父母，向父母尽孝道。但他的孝行也影响到自己心上，这就是“德”。“一切行为发源于己之性，归宿到自己心上，便完成为己之德。故中国人又常称德性……中国人认为行为不但向外表现，还存在自己心里，这就成为此人之品德或称德性。性是先天的，德是后天的，德性合一，也正如性道合一，所以中国人又常称道德。”
综合以上“天人合一”“性道合一”之论，可知中国人文的道德精神是有其深厚的根源与根据的。其特点有三。第一，这种人文主义是内在的人文主义，由此可以说“中国文化是人本位的，以人文为中心的，主要在求完成一个一个的人。此理想的一个一个的人，配合起来，就成一个理想的社会。所谓人文是外在的，但却是内发的”。中国文化是性情的，是道德的，道德发于性情，这还是性道合一。第二，中国的人文主义又不是一种寡头的人文主义，“人文求能与自然合一……中国人看法，性即是一自然，一切道从性而生，那就是自然人文合一。换句话说，即是天人合一”。中国人文主义要求尽己之性、尽人之性、尽物之性，使天、地、人、物各安其位，因此是能容纳天地万物、使之雍容洽化、各遂其性的人文主义。第三，这种人文主义深深地植根于中国原始宗教对于天与上帝的信仰，对于天命、天道、天性的虔敬至诚之中，说人不离天，说道不离性，因而这种人文主义的道德精神又是具有宗教性的。综上所述，内在与外在的和合、自然与人文的和合、道德与宗教的和合，是中国人文精神不同于西方人文主义的特点。不了解这些特点，亦无从界定中国民族精神。
钱先生说，中国人的最高信仰，乃是天、地、人三者之合一。借用西方基督教的话来说，就是天、地、人三位一体。天地有一项工作，就是化育万物，人类便是万物之一。但中国人认为人不只是被化育，也应该能帮助天地来化育。这一信念也是其他各大宗教所没有的。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或宗教的信仰，总是认为有两个世界存在，一个是人的、地上的或物质、肉体的世界，一个是神的、天上的或灵魂的世界。中国人则只信仰一个世界。他们认为，天地是一自然，有物性，同时也有神性。天地是一神，但同时也具物性。天地生万物，此世界之万物虽各具物性，但也有神性，而人类尤然。此世界是物而神、神而物的。人与万物都有性，此性禀赋自天，则天即在人与万物中。人与物率性而行便是道。中国人的观念中，人神合一，人即是神，也可以说人即是天。人之善是天赋之性，人能尽此性之善，即是圣是神。这就是性道合一、人天合一、人的文化与宇宙大自然的合一、神的世界与人的世界的合一。人的一切代表着天，整个人生代表着天道。因此，天人合一是中国文化的最高信仰，文化与自然合一则是中国文化的终极理想。这确实是中国文化的宝贵财富，足以克服当代人“上不在天，下不在田，外不在人，内不在己”的荒谬的生存处境。
四、心与理一，用由体来
“天人合一”、“性道合一”的中国人文精神在心智上，在思维与行为方式上具有自己的特色。钱穆先生概括为以下七个方面：
（1）孔子说：“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这一态度，可以说是以后中国知识分子共同抱有的态度。他们都求能安于所可知，不向不可知处勉强求知。他们的智慧在求知态度上，常把此一可知不可知的界线警惕在心，不愿轻易迈进不可知的境域中去。
（2）中国人对外面事物，常喜欢划分可知与不知的界线，但中国人对实际世界与实际人生则总抱有一个坚定的信仰。他们总认为宇宙是一个全体，受同一主宰，这个主宰就是天。在后人谓之理。人生就是宇宙中的一部分，同受此主宰，同禀此原理。在某一方面言，部分即可代表全体，人生也可代表宇宙。儒家叫作“天人合一”，佛学谓之“理事无碍”、“事事无碍”。每一个人也可代表全人类。儒学则主张圣人与我同类，人人皆可以为尧舜。中国佛学则主张人人都可以成佛。宇宙之主宰与原理，也在圣与佛之身上表现了。因此，中国思想常求在易简处见繁赜，常求在无限中寻具足。
（3）由于上述见解，中国人看宇宙是浑然一体的。所谓浑然是说这一体并非由各个不同的部分组成。所谓一体，只是一体，不在这个一体中增分别。因此中国思想不容易相信有另一个世界，即本体界的存在。于是不易相信在另一个世界中有一个上帝的存在。
（4）中国人认为宇宙是变化的。一切真理不仅在思辨中见，更重要在行动中见。中国人不主张离开行，单独在思辨中求知。因此可以说，中国人所认为的真理都由观察和实践行为中得来。中国人表达真理的方法也仅是叙述他自己的新证实践而止，很少用纯思辨的组织来发挥一套纯想象的真理。只有天台、华严两宗依循印度佛学，具有严密的组织性与深邃性。禅宗以下开宋儒语录，也是承接《论》《孟》记言，这正是中国的传统。
（5）值得一提的是，中国传统思想对于体用观念明确提出，虽然已是在魏晋以后，但中国思想中很早就有这一观念。中国人的“体用一源，显微无间”，在中国传统思想中，在事象行动的一切实际中，去探究其形而上的本体。
（6）中国人又好言全体大用。这个全体可以指宇宙，也可以指全人类，甚至指个人。这个大用可以指表现在宇宙全体整体中的一切事象变化，或人文历史中的一切演进过程，也可以指表现在个人内心的自知和自主的作用。如此便把中国古代所想象追求的天人合一与后代学者所想象追求的心与理合一，双方融合在一个理论体系内。
（7）中国人又主张“用由体来”。如果没有体，就没有用，体即由用而见，并不能舍用求体。认为体由用见，是知识，认为用由体来则是信仰。中国人对宇宙整体自始抱有一种乐观的信仰。因为人由天来，因此有孟子的性善论，以及佛学的深信人都具有佛性的观念。因为事由理性来，因此中国人对一切自然界与人生界抱有终极合理的大信仰。中国人所信仰遵循的许多行道修心功夫，似乎有些偏在消极方面，认为只要解除了一些害道、害心，道自然会流行，事自然会合理，心自然会向善。因此，中国思想所表现对外面一切事象，无论是自然界还是人生界，抱有一种同情、宽大、容忍、缓进的姿态，而似乎缺少一种向外冲击的强力。中国人对一切知识，也总盼自己放开心胸，让外面事象能自然流入心中来。我心自然能有一种明悟，这是极富于一种艺术情调的，但却不容易创造出一套对外事物深入了解的方法与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