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焦长征 历史黑洞--长征中的李德、张国焘

4.中央作出《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毛泽东说暂时不能开除张国焘的党籍

　　9月10日，中央机关和彭德怀率领的红三军团往北向俄界行进。11 日，安全抵达甘南俄界，与林彪、聂荣臻率领的第一军团会合。

　　俄界在迭部县达拉乡境内，是一个藏族村庄，村庄坐北朝南，一条清溪缓缓流过村前，村庄的西南有八座山峰突起半空，十分壮观，故村名藏语称“高吉”，“高”在藏语里意为山，“吉”为八。“俄界”系红军翻译“高吉”之误。中“俄界”历史可追溯到八九世纪吐蕃王朝时期，村民祖先是早年吐蕃的守边军士。

　　9月11日，到达俄界的党中央致电张国焘，严令其率部北上，内称：

　　一、中央为贯彻自己的战略方针，再一次指令张总政委立刻（率）左路军向班佑、巴西开进，不得违误。

　　二、中央已决定右路军统归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同志指挥，并已令一、三军在罗达、俄界集中。

　　三、左路立即答复左路军北上具体部署。

　　张国焘在接到陈昌浩发来的急电后，已经知道中央单独北上，他虽然恼火，但心里也有着复杂的感情，脸上却平静地没有表现出来，只是说了一句：“木已成舟，就由他们去吧！”

　　中央走了，张国焘现在更不把中央放在眼里了。他以“这个电报既未告诉我们他们今后行动的步骤，也未告诉我们北面一带的敌情，因而我们不能据以行动”，严词拒绝中央的命令，并怒气冲冲地发去一封斥责中央的电报：

　　林、聂、彭、李并转恩、洛、博、泽、稼：

　　一、据徐、陈报告：3军撤去脚丈寺、班佑警戒，乘夜秘密开走，次日胡敌及番反占班佑，30团开班佑，在途与敌遭遇，团长负伤，伤亡百余。贯彻战略方针岂应如此？！

　　二、红大已分裂，剑英、尚昆等均负逃，兄等未留一人在徐、陈处，用意安在？

　　三、兄等走后，次晨胡敌即知彭德怀部北窜，请注意反动乘机告密，党中央无论有何争论，决不可将军事行动泄之于敌。

　　四、诸兄不图领导全部红军，竟率一部秘密出走，其何以对国际和诸先烈。

　　五、弟自信能以革命利益为前提，虽至最严重关头，只须事实上能团结对敌，无不乐从。诸兄其何以至此，反造分裂重反团结？敬候明教。

　　国焘亲笔

　　9月12日

　　张国焘在给中央发出电报的同时，还诱令红一、三军团领导放弃北上正确路线。电报云：

　　林、聂、彭、李：

　　（甲）一、三军团单独东出，将成无止境的逃跑，将来真会悔之无及。

　　（乙）望速归来受徐、陈指挥，南下首先赤化四川，该省终是我们的根据地。

　　（丙）诸兄不看战士无冬衣，不拖死也会冻死。不图以战胜敌人为先决条件，只想转移较好地区，自欺欺人，真会断送一、三军。请诸兄其细思吾言。

　　9月12日

　　张国焘在反对中共中央北上方针、分裂党和红军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中央与张国焘的斗争已是不可调和。

　　为克服由于张国焘的阴谋分裂所造成的危局，1935年9月12日，中央在俄界（高吉村）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张国焘的问题和下一步行动方针。

　　毛泽东的神情十分严肃，革命向何处去？中央红军向何处去？又到了一个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他们面临的考验，不亚于遵义会议的前夕。任何犹豫不决，都可能导致严重的后果。

　　毛泽东语气沉重地讲道：

　　我们现在开会，张国焘至今没有回答中央的问题，我们不能等他觉悟后再行动，我们要干我们自己必须赶快做的事。

　　向北行动问题，政治局已有决定。我们在两河口一、四方面军会合后，中央就有了决议，现在中央坚持这个方针。有的同志反对，有他机会主义的方针，这方针的代表是张国焘。中央过去用许多办法争取他。派代表谈判、让步等等，但终于分裂了。中央与他们进行了许多斗争，但至今未能达到目的。四方面军起初是按兵不动，7月中旬，党中央指示红军集中，结果由于张国焘的阻挠未能实现。张到芦花，政治局决定他为总政委，张国焘才把四方面军调动。但未到毛儿盖即动摇，到毛儿盖又完全推翻这一决定，而把主力走阿坝，右路军走班佑。张到阿坝后，便不愿意北上，要右路军南下。政治局七个同志（包括徐、陈在内）在周副主席处开了一个非正式会议，决定打电报给张国焘，要他北上。徐、陈当时表示，要他们再回头走草地是不好，但张国焘坚决要他们回去，他们便主张回去。张国焘抵制中央决议是不对的。我们现在不能在这里等他北上，现在不能依靠他们共同向北，而应该单独北上。

　　中央坚持两河口会议确定的北上战略方针。张国焘反对中央这个方针，主张向南在政治上是没有出路的，中央不能把1、3军也拉上这条绝路。由于张国焘的阻挠和破坏，使一、四方面军不能共同北上，因此，一方面军主力之1、3军应该单独北上。

　　关于向南向北的前途，我们应该考虑清楚。向南最后是没有出路的。地形上不好，少数民族地区给养无法解决，红军只有减少没有补充，战略退路也没有。南下在政治上是没有出路的，中央不能让1、3军去走绝路，而变更北进的方针。

　　毛儿盖会议决议是红军主力向黄河以东。现在由于情况变化，1、3军的行动方针应有所改变，首先打到甘东北或陕北，经过游击战争，打到苏联边界去，打通国际联系，得到国际的帮助，整顿休养兵力，扩大队伍，创建根据地，再向东发展。从地形、敌情、居民等各方面条件看，实现这个新方针，无疑是可能的。

　　我们与张国焘的斗争，目前还是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作组织结论是必要的，但是否马上下最后通牒？不应该的。我们现在还有两个军，还有很多干部在那里。我们要尽可能做工作争取他们，我们还要打电报叫他们来，用各种名义（林聂、彭李、李德）打电报。我估计他们还有来的可能。

　　毛泽东报告后，彭德怀接着做关于军队组织问题的报告。根据目前的实际情况，机关人员过多，部队中战斗人员太少，他建议对现有的部队进行整编。精简机关人员，充实到部队中去。同时，部队编制要缩小，以利于指挥。毛泽东提出了一个缩编方案，请大家讨论。

　　关于组织问题，会议决定：

　　1.将原有一、三军团缩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由彭德怀任司令员，毛泽东兼政治委员，林彪任副司令员，王稼祥任政治部主任，杨尚昆任政治部副主任。

　　2.成立“五人团”，作为全军最高领导核心，由彭德怀、林彪、毛泽东、王稼祥、周恩来组成。

　　3.组成编制委员会，主任为李德，委员为叶剑英、邓发、蔡树藩、李维汉。

　　在讨论中，邓发、李富春、李德、李维汉、王稼祥、聂荣臻、杨尚昆、林彪、博古等相继发言，他们一致同意毛泽东的发言，坚决支持北上的方针。对张国焘分裂中央、分裂红军的行为表示极大的愤慨。他们揭露了张国焘在四方面军中的军阀主义统治，为四方面军南下的命运而担忧。在当时那种环境下，大家也说了一些情绪冲动的话，贬低了红四方面军的干部和工作。

　　张闻天指出：对张国焘这一事件，我认为应当广为向部队解释。这是两条路线的斗争。一条是中央的路线，一条是右倾的军阀主义，这就是张国焘主义。无论在任何方面，张国焘都充分表现出军阀主义倾向。以后他们必然要组织第二党。他们从退出通南巴起，已形成了反对中央的路线。他们对敌人是惧怕的。在红军建设上，张国焘不要党的领导，把红四方面军变成了他个人统治的军队。对干部的培养，更是要拥护他个人。无论在哪一方面，张国焘都充分表现了军阀主义倾向，这是很明显的。这个问题，应使干部全部了解。当然，问题的转化有没有其他可能呢？也可能有。我们还有朱总司令、红5 军、红32 军在那里，还有广大的好的干部。经过我们的工作，还是有争取他的可能，我们应尽量争取后一种可能。目前的战略方针，是用游击战争来打通国际联系，更大规模地进行国内战争。在行动中要尽量求得休息补充，扩大队伍。我们的干部要更加团结，坚信我们是唯一正确的。我们虽然身体削弱了，但政治上加强了。

　　毛泽东作会议结论时再次强调指出：我们同张国焘的斗争，“是两条路线的分歧，是布尔什维克主义与军阀主义倾向的斗争。张国焘是发展着的军阀主义的倾向。这是党内空前未有的。”

　　俄界会议正式作出《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决定》指出：“政治局同意已经采取的步骤及今后的战略方针”，并着重指出：

　　（一）四方面军领导者张国焘同志与中央绝大多数同志的争论，其实质是由于对目前政治形势与敌我力量对比估计上有着原则的分歧。张国焘同志从对于全国目前革命形势的紧张化，特别是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积极侵略而引起的全中国人民反日的民族革命运动的高涨估计不足，更从对于中央红军在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斗争中及突围后的二万余里的长征中所取得的胜利估计不足出发，而夸大敌人的力量，首先是蒋介石的力量，轻视自己的力量，特别是红一方面军的战斗力，以致丧失了在抗日前线的中国西北部创造新苏区的信心，主张以向中国西南部的边陲地区（川康藏边）退却的方针，代替向中国西北部前进建立模范的抗日的苏维埃根据地的布尔什维克的方针。必须指出张国焘同志这种机会主义的倾向，于胜利的粉碎了四川敌人对于通南巴苏区的进攻之后，自动放弃通南巴苏区时已经开始形成。目前分裂红军的罪恶行为，公开违背党中央的指令，将红四方面军带到在战略上不利于红军发展的川康边境，只是张国焘同志的机会主义的最后完成。

　　（二）造成张国焘同志这种分裂红军的罪恶行为的，除了对于目前形势的机会主义估计外，就是他的军阀主义的倾向。这种倾向表现在张国焘同志不相信共产党领导是使红军成为不能战胜的铁的红军的主要条件，因此他不注意去加强红军中党的与政治的工作，不去确立红军中的政治委员制度，以保障党在红军中的绝对领导。相反的，他以非共产党的无原则的办法去团结干部。他在红军中保存着军阀军队中的打骂制度，以打骂的方式去凌驾地方党的政权的与群众的组织，并造成红军与群众间的恶劣关系。此外，他以大汉族主义去对待弱小民族。这种军阀主义倾向是中国军阀制度在红军中的反映。这种倾向使英勇善战的年青的红四方面军，在其向前发展上受着莫大的障碍。

　　（三）由于张国焘同志的机会主义与军阀主义的倾向，所以他对于党的中央，采取了绝对不可容许的态度。他对于中央的耐心的说服、解释、劝告与诱导，不但表示完全的拒绝，而且自己组织反党的小团体同中央进行公开的斗争，否认党的民主集中制的基本组织原则，漠视党的一切纪律，在群众前面任意破坏中央的威信。

　　政治局认为张国焘同志这种右倾机会主义与军阀主义的倾向是有着他长期的历史根源的。张国焘同志在中国共产党内，犯过很多机会主义的错误，进行过不少派别的斗争。四中全会后一个短时期内，他虽是对于当时改造了的中央表示服从与忠实，但他对于自己过去的错误是并没有彻底了解的。因此他在远离中央，并在长时期内脱离中央的领导之后，又产生了新的机会主义与军阀主义的倾向。很明显的，张国焘同志这种倾向的发展与坚持，会使张国焘同志离开党。因此政治局认为必须采取一切具体办法去纠正张国焘同志的严重错误，并号召红四方面军中的全体忠实于共产党的同志团结在党中央的周围，同这种倾向做坚决的斗争，以巩固党与红军。

　　九月十二日 俄界

　　（这一决定只发给党的中央委员）

　　俄界会议开了半天就结束了，因为时间紧迫，《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在俄界会议上只是原则通过。北上到达哈达铺后，中央政治局常委在9月20日的会议上委托张闻天起草《决议》的文字。直到1935年12月，才在中央委员范围内公布，在红一方面军高级干部中作了口头传达。

　　在会上有人建议开除张国焘的党籍。

　　“不行，至少说现在不行。尽管张国焘所犯的错误已经构成可以开除他党籍的条件，但这还有一个时机问题。”毛泽东说：“这不是张国焘一个人的问题，应看到四方面军的广大指战员。开除他的党籍，他率领的那几万红军就不好办了，以后就不好见面了。”

　　“这个《决定》只传达到中央委员，不要向全军传达。”毛泽东还交代说：“我们这样做主要还是为了挽救和团结张国焘同志，给其改正错误的机会。”

　　一方面军孤军北上，形势相当严峻。俄界会议结束后，中央就率领红一、三军继续北上，1 4 日他们到了磨牙寺，在沿途经过的桥梁道口，仍然留下了少量的哨兵担任警戒，等待四方面军跟上来。这天，中央给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发去一封电报，再做争取张国焘北上的努力。

　　国焘、向前、昌浩三同志：

　　（一）一、四方面军目前行动不一致，而且发生分离行动的危险的原因，是由于总政委拒绝执行中央的战略方针，违抗中央的屡次训令与电令。总政委对于自己行为所产生的一切恶果，应该负绝对的责任。只有总政委放弃自己的错误立场，坚决执行中央的路线时，才说得上内部的团结与一致。一切外交的辞句，决不能掩饰这一真理，更欺骗不了全党与共产国际。

　　（二）中央先率领一、三军北上，只是为了实现中央自己的战略方针，并企图以自己的艰苦斗争，为左路军及右路军之四军、卅军开辟道路，以便利于他们的北上。一、三军的首长与全体指战员不顾一切困难，坚决担负起实现中央的战略方针的先锋队的严重任务，是中国工农红军的模范。

　　（三）张总政委不得中央的同意，私自把部队向对于红军极端危险的方向（阿坝及大小金川）调走，是逃跑主义最实际的表现，是使红军陷于日益削弱，而没有战略出路的罪恶行动。

　　（四）中央为了中国苏维埃革命的利益，再一次的要求张总政委立即取消南下的决心及命令，服从中央电令，具体部署左路军与四军、卅军之继续北进。

　　（五）此电必须转达朱（德）、刘（伯承）。立复。

　　中央9月14日

　　张国焘没有回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