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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张国焘开始摊牌,毛泽东坚决拒绝

  芦花会议后,红军在前线局部地区进行着激烈的战争。但大部分时间,红军大部队按兵不动,以至于延误了松潘战役的战机。主要原因仍然是张国焘和中央在较劲。

  还在移师毛儿盖的路上,张国焘就不断地召见各军首长,甚至一些主力师的师级领导也奉召前来谈话。而所有的谈话都围绕着一个主题,即,如果四方面军和中央的分歧公开化,他们将取何态度?总部前移到卓克基时,张国焘又下令各军按兵不动。

  松潘战役失利后,实际上红军很被动,近十万人压在卓克基和毛儿盖很小的区域内,处境非常危险,中央需要适时调整战役计划。

  就敌方而言,7月底,国民党中央军的薛岳、吴奇伟纵队到达江油、平武一带,接替胡宗南部的防务。胡宗南专管松潘和上、下包座的防御,完成了筑垒和简易机场的修建。王均、毛炳文部进驻甘肃的临洮、天水和静宁、会宁一线,构成两道封锁线。川军从南面步步进逼,缩小对红军的包围。李家钰部占领威州,王瓒绪部占领茂县,杨森部占领懋功。他们企图把红军围困和消灭在岷江以西、懋功以北的地区。

  面对日益严重的局势,中央领导人十分焦急。松潘计划不成功,必须尽快寻求新的出路。毛泽东恨不得插翅北上,飞离这个地方。

  于是,8月3 日,中革军委在朱德主持下,又拟订了《夏洮战役计划》。其要点是:“我松潘战役由于预先估计不周,番反阻碍及粮食困难,颇失时机。现特改为攻占阿坝,迅速北进夏河流域,突击敌包围线之右侧背,向东压迫敌人,以期于洮河流域消灭遭遇之蒋敌主力,形成在甘南广大区域发展之局势。”

  其军事部署是:以红一方面军的1军、3军和红四方面军的4军、30军组成右路军,由中央直接领导,以毛儿盖为中心集结,向班佑、巴西地区开进;以红一方面军5军、32军和红四方面军的9军、31军、33 军组成左路军,由朱德总司令和张国焘总政委率领,以马塘、卓克基为中心集结,向阿坝地区开进。

  战役部署下达后,张国焘仍然按兵不动。

  张国焘认为,此时最需要的是解决中央的政治路线问题,他要同中央摊牌——让四方面军领导干部进中央政治局和现在的中央分享权力。

  张国焘给已经到达毛儿盖的中央拍发了一份措词强硬的电报,要求中央立即召开一次政治局会议,遴选一些新人参加中央委员会的工作,并在这次会议上全面检讨中央的错误。

  获悉张国焘的建议后,中央很快复电,同意召开政治局会议。

  张国焘接到电报后,带上陈昌浩,立即飞骑赶到了毛儿盖。

  8月4日至6日,中央政治局在毛儿盖南的沙窝寨子召开会议。历史上称这次会议为“沙窝会议”。

  会议主要有两项议程:讨论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形势与任务;解决组织问题。

  会议开始后,首先由张闻天作《中央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与任务》,决议重申了创造川陕甘根据地的方针,再次否定了张国焘西进或者南下方针,强调一定要北进;会议强调党中央在遵义会议以后的领导无疑是正确的,必须在一、四方面军中更进一步加强党的绝对领导,提高中央在红军中的威信。报告对第一、四方面进行了全面估计,侧重批评了一方面军的缺点,提出必须立即整顿部队。决议强调加强一、四方面军的团结:“目前在一、四方面军内部产生的某些个别问题主要的是由于相互了解的不够,缺乏对于一、四方面军的正确的估计。”决议肯定“四方面军的党的领导在基本路线上是正确的,是执行了四中全会后国际与中央的路线的。正因为如此,所以创造了壮大的与坚强的红四方面军,取得了许多次战争的伟大胜利,创造了鄂豫皖与通南巴赤区。四方面军英勇善战,不怕困难,刻苦耐劳,服从命令,遵守纪律等许多特长,特别是部队中旺盛的攻击精神与战斗情绪,是现在一方面军应该学习的。但四方面军决不应以此自满而应更加发扬自己的特长,应该吸收一方面军在战略战术方面与红军建设方面所有丰富的经验,以求得自己更大的进步,成为铁的工农红军”。“必须使一、四方面军的每一个同志了解一、四方面军都是中国工农红军的一部分,都是中国共产党中央所领导的。在我们中间只有阶级的友爱与互助而没有分歧和对立。只有这样,一、四方面军的团结一致才是坚固的与永久的。才能融成一片的去消灭阶级敌人。”

  报告还强调坚决反对“对于党中央所决定的战略方针表现怀疑”,“企图远离敌人避免战斗”,“对创造新根据地没有信心”,“对于一、四方面军的力量不信任”,“对革命前途悲观失望”等右倾机会主义的动摇,指出这种动摇是目前“最大的危险”。报告还委婉地批评了张国焘建立西北苏维埃联邦政府,认为目前建立西北苏维埃政府还为时过早。

  张闻天报告后,大家进行讨论。

  张国焘要求第一个发言,他说:

  “会合以来,我们之间争争吵吵有很多次吧?也有很多歧见吧?但这是丝毫不值得大惊小怪的,梁山泊的好汉不打不相识,争争吵吵并无关系;我们有多年奋斗的经历,寻求谅解应该不是一件很难的事,而我们的目的,本来是要获得谅解,并不是要扩大分歧。

  “我惋惜我们没有在抚边初会时,就痛痛快快地把问题谈清楚,因而酿成一些不必要的隔阂,甚至产生了一些不应有的言论。譬如有人说张国焘是军阀,要凭借军事实力威胁中央;也有人肯定张国焘是老机会主义,非打击不可;或者说张国焘资格老,瞧不起所有政治局委员,要在纠正中央错误的名义下,摧毁整个中央;总政委的职务完全抹煞军委主席和整个中央的职权等。凡此流言,似乎把我描绘得不成样子。”

  毛泽东知道张国焘在借题发挥,就打断了他的发言,说:

  “这种流言是很多的,比如有人说我是曹操,中央成了汉献帝。不过有人相信中央的政治路线是错了,现在是想用军阀官僚的手段来统治全党全军,这次会议正要解决这个问题。”

  “中央的政治路线可能错了,也可能是共产国际错了,也可能是我们执行错了,也可能是时移势易而必须改变。”张国焘知道毛泽东话里有话,进行了反击。

  他话锋一转,说:“但是,我们要求检讨中央的政治路线,决不等于推翻整个中央。我认为我们都经历过惊人的艰苦奋斗,都为共产主义卖过一番力气,党不能舍弃我们,我们也不能舍弃党。开‘六大’的时候,就有人说过,犯过错误的同志,仍是党的最好的同志,而且这样的同志,现在更加少了。因此,我们讨论政治问题的时候,不要把责任问题牵连在一起。”

  “至于这次会议,也许不宜贸然肯定中央的路线是正确的或者是错误的,但苏维埃运动不是胜利了,而是失败了,确是显而易见的事实。现在所有的苏区都丧失了,红军遭受重大的损失,我们退到了藏族地区,这些失败的事实是无法否定的。至于苏维埃运动遭受挫折的原因,既不能说成是敌人飞机大炮的厉害,也不能当作只是我们军事上的失算。我认为,主要还是这一行动不合时宜,没有为广大群众所接受。遵义会议肯定中央政治路线正确,却说军事路线错了,这似乎有些倒果为因。”

  张闻天表示不同意张国焘的说法:“我们现在遭受到了挫折,但是怎么能说苏维埃运动完全失败?太过片面。”

  对张国焘的这些论断,毛泽东是半赞成、半反对。长征是中国革命处于低潮的表现,这是毫无疑义的。但是这种退却不应看成是绝对的,否则就会对革命的前途丧失信心。长征是战略转移,转移到一个合适的新地区再图发展。

  毛泽东最关心的还是统一意见尽快北进,他说:

  “西北是统治阶级最薄弱的一环,是帝国主义势力最弱的地方,是少数民族集中的地方。因靠近苏联,政治上物质上能得到帮助。我们应做好准备,特别是到了甘肃、青海、宁夏,派一个支队去新疆。我们基本上是靠自己得到国际的帮助。我们的困难是这里人口稀少,物质条件缺乏,气候差,但均能克服。因此要用全力实现在西北首先是甘肃建立根据地的战略方针。有了总的方向,我们会合后,要在这里领导全国革命,把党中央放在这里。”

  朱德发言说:“两个红军主力会合后力量增强了,创造川陕甘苏区是有把握的。要提高自信心,克服各种困难去战胜敌人。对一、四方面军不能轻率地说谁好谁坏,存在的缺点是可以改进的。”

  张国焘发言又对建立西北苏维埃政府进行了辩解,他说:

  “一方面军应检查自己的缺点错误,四方面军也是如此,这才是布尔什维克的态度,各种问题才能解决。这方面据我看没什么了不得的问题,但从自我批评来讲,有些问题未注意到。一方面军有过光荣的历史,退出中央革命根据地后,是打掩护战,受了很多损失。这教训是值得研究的。四方面军一路打了很多胜仗,开展苏区,英勇善战。四方面军西征是运动战,怎么说成是逃跑?退出通南巴是否轻视根据地?这些提法都是不对的。到了少数民族区域一定要组织政府,不管叫不叫联邦。西北特委所领导的少数民族工作原则上是正确的。”

  张国焘口气强硬地说:

  “不管哪个部队,一定有失败情绪、疲劳现象、纪律松懈,如果政治部把这些看轻了,就会影响整顿。要抓紧整顿,不是要向负责人来解释的问题。四方面军不能估计它落后,它是工农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军队。纪律问题,党与军队的纪律有什么分别?我们并不赞成肉刑,就是有打骂,性质一定要弄清,不然会放松纪律。政治局的同志对一方面军了解清楚些,同四方面军会合有些地方或许不融洽,但不能说四方面军干部是反党。这些同志是党的柱石,应当吸收到中央工作。”

  周恩来说:

  “当前敌我力量的变化,我们的力量增强了。我们可以依靠这个力量来消灭敌人,建立苏区。要相信自己的力量。关于路线问题,我们的整个路线是正确的。我们在政治上是进攻的,在战略上有时是防御,现在则是进入反攻了。对四方面军的估价,我想我们都看得清楚。对鄂豫皖已有估价,对通南巴还未有结论。对一方面军,虽然国焘、昌浩的估计过火一些,出发点是要整顿我们的部队,但应注意对下面的影响。国焘讲,一切问题要在原则上来解决,这是对的。现在我们的最高原则是作战胜利,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保持一致。”

  张国焘接着周恩来的话,继续说:

  “为了统一党内的意志,我主张召开一次高级干部会议。过去我在鄂豫皖和川北时,曾屡次举行这样的高级干部会议,成绩都很美满。特别是现在一、四方面军互有隔阂,对中央也有不满,这样,扩大的会议更有必要。我们不用惧怕这种会议,认为一定会吵架散场,如果我们现在研究好一致意见。提交高级干部会议讨论,解释一些过去的误会,嘉许两军奋斗精神,提倡互相学习,反而会收团结效果。”

  张国焘开始摊牌了:

  “中央应该遴选一些新人参加中央工作,这可以巩固中央的领导作用。如果我们从一、四方面军遴选少数干部列席中央政治局会议,并参加军委会和其他中央机关的工作,将有百利而无一害。譬如我自己是中央一员,但常被视为是第四方面军的代言人,我们为何不让四方面军的干部,直接向中央表达他们的意见呢?”

  当张国焘提出补充干部这个非常敏感的问题时,也就进入了沙窝会议讨论第二项议题——组织问题。

  张闻天拿出一个事先准备好的方案,宣布这次会议要吸收四方面军干部参加中央工作。由政治局提议补选三个中央委员:徐向前、陈昌浩、周纯全。补选三个中央候补委员:何畏、李先念、傅钟。其中陈昌浩、周纯全参加中央政治局工作。

  张国焘立即说:“在坚决提拔工农干部上可以多提几个人。”

  他要求将四方面军中9名干部提拔为政治局委员。

  毛泽东等委婉而坚决地拒绝了他的要求,他说:“四方面军的干部有很多好的干部,而我们只提出这几个同志,是很慎重的。本来政治局不能决定中央委员,现在是在特别情形下这样做。其他干部更可以吸收到各军事政治领导机关工作。国焘同志的意见是很好的,将来可以多吸收到中央机关及其他部门来。”

  最终中央作了部分的妥协。在中央政治局内张国焘的人虽然还是少数,但在红军指挥机构里四方面军占了明显优势。总政治委员是张国焘,红军作战指挥,他有决定之权。前敌指挥部是徐、陈,打仗要靠他们。总之,中共中央已经对张国焘作了最大限度的让步,就是为了团结他。

  毛泽东又提议:恢复红一方面军司令部,由周恩来同志负责。四方面军不变,红军仍然分成两个方面军。

  会议对红军指挥机关又作了若干调整,调整后的指挥机构和负责人的情况如下: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副主席张国焘、周恩来、王稼祥;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部总司令朱德,总政治委员张国焘,总参谋长刘伯承,总政治部主任陈昌浩,副主任杨尚昆、周纯全。红军前敌总指挥部总指挥徐向前,政治委员陈昌浩,参谋长叶剑英,副参谋长李特,政治部主任陈昌浩(兼),副主任傅钟。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司令员兼政委周恩来,参谋长周子昆,政治部主任朱瑞,副主任罗荣桓。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副总指挥王树声,政治委员陈昌浩,参谋长倪志亮,副参谋长王宏坤,政治部主任李卓然,副主任傅钟、曾传六。

  会议最后,只好采用少数服从多数的党的纪律,政治局委员们举手表决。张国焘的意见被否决了。而且更令他恼火的是虽经他拼命反对,《中共中央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与任务的决议》仍然被通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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