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作孚：民国一代船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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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月6日，上午8点半至中午12点，在民生公司资方代理人学习小组会上，卢作孚第一次当众做检讨。

　　在检讨会上，一生清廉的卢作孚，不得不按照当时的标准，牵强附会地检讨自己在北京应酬请客吃饭、请人看戏、出差住酒店等，是“浪费”、“公私不分”和“旧生活方式”。尽管如此，在言辞之间仍能感觉到他的困惑、压抑与不平之慨。他万万不曾想到，自己英雄暮年，竟然会落得要为看戏吃饭此等琐事检讨的境地。

　　当天下午，卢作孚前往“民铎轮”失事现场，他望着滚滚江水与破损的轮船，沉默良久。

　　回到公司，他立即吩咐下属核算公司当月收支情况。民生公司1951年全年亏损3397万元，1952年1月的情况大概也不会太好。计算结束，卢作孚一掌击在桌上，叹一口气，说了一句：“把门关了来搞‘三反’，搞了再开门！”他对公司的经营状况，显然已几近绝望！

　　2月8日上午，由民生公司海员工会发起，召开总公司“三反”动员大会，会议主题是揭发资方腐蚀国家干部，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坐在台下第一排。工会的意见是，请卢先生来听一听，但卢作孚却被特别安排坐在第一排的正中间的一个沙发上。

　　在会上，公股代表、民生公司党委书记张祥麟带头做检查，内容是与卢作孚一道赴北京出差时，曾和卢作孚一起去吃饭、洗澡、看戏等。张祥麟检查后，是自由发言程序，有多人在会场上揭发，发言内容有些杂乱。

　　突然，卢作孚的通讯员关怀在会场大声揭发说，张祥麟在北京时，接受“他人”请吃饭、请看戏，是受了“糖衣炮弹”的袭击，是受了“资本家”的拉拢腐蚀，他还严厉追问张祥麟：“还有什么问题没有交代？”关怀虽然是在“揭发”张祥麟，实际上是暗示卢作孚向公方代表行贿。

　　此言一出，会场情绪骤变，有人多次带头高呼口号，气氛十分紧张。他虽然没直接点卢作孚的名，但他说的“他人”所指是谁，全场人都清楚，这使坐在台下前排的卢作孚十分难堪，脸色非常不好。

　　当时关怀给卢作孚当通讯员已有一年时间，这一年来卢作孚让他住在自己家里，还时常教导他学习知识，对他可谓是仁至义尽。然而，就在2月8日大会的前几天，这个19岁的孩子无缘无故地忽然就搬出了卢家。初时，卢作孚不以为然，直到此刻，卢作孚才意识到他搬走的原因，这看似突然的事件，其实并非突然。

　　那么，卢作孚向公职人员究竟行了什么贿呢？根据张祥麟回忆，关怀在大会上所揭发的“公股代表受贿”一事，实际上是指在北京期间，卢作孚住在东安市场附近一座楼里，张祥麟去和卢作孚谈工作、谈事情，到了吃饭时间，两人一起吃了顿便饭，吃了烧饼，喝了豆腐脑。关怀当场虽没有提卢作孚的名字，但严厉批判“这就是浪费”。

　　当时，会场上不断有人带头喊口号，群众的情绪很快被点燃，一时间群情激奋，口号震天。台下不断有人要求张祥麟检讨自己的“浪费行为”，却对他究竟浪费了什么毫不关心。在巨大的压力之下，张祥麟不能辩解，只好在大会上继续检讨，说民生公司有时候开会，比如开股东大会时请客吃饭，是一种浪费；还说他与卢作孚在北京一起去洗澡，一起到万寿山逛了一回，是属于“公司浪费行为”，但他并没有说当时是卢作孚付的账，大概算是替卢作孚挡了一下。

　　会后，卢作孚把关怀找到办公室谈话，劝导关怀发言要负责任，应该实事求是，无中生有的话不要乱说。但关怀拒不接受卢作孚的劝告，有恃无恐，态度非常不好，这对卢作孚的糟糕心情无异是火上浇油。

　　关怀这个当时只有19岁的孩子为什么会在那样紧张的政治运动中有如此行为，现在已经无法考证。在毫无凭证的情况下我们不能妄言他就是受人蛊惑，或许是只有19岁的他原本就有这样的心机？或者对关怀而言，卢作孚用自己的工资请人吃几个烧饼喝几碗豆浆就是浪费？事情的真相是怎样的，我们将永远无法得知。而前前后后一系列巨大的压力以及关怀的“大义凛然”行为让卢作孚彻底地绝望了。

　　对于卢作孚的死，卢作孚的儿子卢国纶曾这样说过：“父亲一生光明磊落，洁身自好，对旧社会奸商拉拢贿赂官员、贪污舞弊的行为一向深恶痛绝。此刻，他很难理解用私人工资收入招待同事这样的正常交往怎么就成了腐蚀干部？他身边的工作人员怎么会如此对待他？父亲是一个视人格尊严为生命的人，这样无端的侮蔑和侵犯，他绝对不能接受。可以说，2月8日的大会对于父亲是一个极大的刺激，直接成为他当晚自尽的导火索。”

　　2月8日上午散会后，卢作孚继续照常上班，下午处理了一些日常事务。傍晚时，他下班回到家里。当天下午卢作孚的夫人外出参加政府组织的妇女会议，直到晚上7点多钟才到家里。

　　到家后，厨工对卢夫人说，卢先生回来时，对他和保姆交代说要睡一下，招呼孩子们不要吵闹，也不要唤醒他。说完就进入卧室，关上房门睡了。

　　卢夫人问睡了多久，厨工答道，约摸有一个小时。卢夫人考虑到近来卢作孚过于劳累，难得有这样的机会休息，便认为这个情况完全正常，并没有意识到会出事。她还叮嘱孙子孙女保持安静，让爷爷好好睡个觉。

　　又过了半个多小时，到了大约晚上8点，卧室内仍没有动静，卢夫人这才觉得不对，连忙去推门，发现里面已经闩上了。她同其余人一起大声敲门、呼喊，但室内毫无反应。

　　卢夫人急忙让厨工从窗口翻进去，打开了门。众人进了卧室后，见卢作孚仰卧床上，呼吸极度微弱，床头柜上有两个小空瓶。

　　卢夫人一看，就知道那是安眠药瓶，其中一个是平日服用的，只装有少数几片，另一瓶是深藏在一只衣箱里的。再看那只衣箱已被打开，里面的衣物也翻乱了。

　　这样的变故让卢夫人不知所措，她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向民生公司求助。然而，电话打了数次之后才有人接听。20多分钟后，民生公司的副总经理带着公司的医务人员从一公里外的公司赶到卢作孚家里。

　　当时距离卢家不足百米处有一家一流的医院。然而，看到卢作孚生命垂危，并没有人把卢作孚送到这家医院进行救治，而是在卢家自行抢救3个多小时。

　　如今在民生公司旧档案中，仍能查到一份“关于卢作孚自杀的报告”，无时间、抬头与落款。从内容看，这应该是民生公司的基层组织写给上级报告的底稿。上面清楚地写明：“八点多家人发觉，十一点我们得知，正拟急行抢救，因服毒过重，十一点四十分自杀逝世。”

　　一个毕生为理想奋斗，长期受人尊重，享有巨大社会声望的人，在被刻骨的绝望包围时，保持尊严和体面的道路却是狭窄又局促的。当时上海“三反”运动中，被捕的企业家有200多人，其中自杀的48人，许多人选择了最简单的跳楼方式，那些自杀未死的，未来的命运如何？我们不得而知！对于卢作孚而言，自杀对他是一种解脱，而以今人的视角去看，甚至可以说这是明智之举。当我们在为中国少了一位伟大的企业家而惋惜时，或许也要为这位伟大企业家的解脱感到丝丝辛酸的欣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