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作孚：民国一代船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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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香港的日子

　　1949年夏，香港和重庆方面的局势对民生公司而言都是极为严酷的。渡江战役之后，解放军开始解放大西南的作战行动，设在重庆的民生公司总部，很可能会遭到国民党溃兵的大肆破坏，前期被集中到重庆的大批轮船都将不保。此外，当时民生公司在重庆还集中了8000名职工，在业务完全停顿的情况下，他们的生存也成了大问题。在香港方面，除了要营救被国民党当局扣留的船只外，还要偿还在加拿大的贷款和利息以及留港船员的生活问题。

　　香港和重庆的问题都需要卢作孚亲自处理，为此他不得不在香港和重庆之间来回奔波。不停的忙碌给他的身体带来了极大的伤害，脉搏间歇症时有发作，他的生命始终被疾病所威胁着。

　　就在这极其困难的时候，民生公司在重庆的仓库又遭受了一场火灾。一场大火烧毁了民生公司的四大仓库和三大趸船，仓库内的所有物资全部化为灰烬。在大火中，为了撤走装有炸弹的船只，46名民生公司的员工遇难。他们以自己的生命保卫了附近群众的生命和财产安全。

　　得知此事后，卢作孚立即由香港飞赴重庆亲自处理此次事故。9月21日，民生公司为在火灾中遇难的员工举行了追悼会。会上卢作孚发表讲话，说到根据调查罹难职工人数还有增加时，不禁悲从中来，泣不成声，全场1000多名职工及殉难职工眷属无不痛哭失声！追悼大会举行后的第二天，卢作孚即匆匆飞赴香港。

　　10月5日，卢作孚再次从香港回到重庆。此次，他在重庆停留了一个多月，主要工作是应对民生公司极为严重的财政问题。在这一个月间，他多次召集会议，提出应对策略，同时还视察了民生公司集中在重庆的轮船及岸上设施，对长江上游上百只轮船的疏散和隐蔽、对趸船驳船和岸上设施的保护等问题，都做了周密部署。他向全公司提出要求：一切船只和船员，都不要因国民党军的溃逃而遭到损失和牺牲。

　　10月下旬，解放军发起西南战役，重庆指日可下。许多在重庆的民主人士为避免被无情的战火殃及，都纷纷离开重庆前往香港。到11月，留在重庆的知名人士已经寥寥无几。只有卢作孚为了保护好民生公司财产，不顾个人安危，坚持留在重庆不走，直至最后一刻。

　　亲人们都为卢作孚的安全担心。友人们都劝他赶快离开重庆，去香港暂避。到11月中旬，风声日紧，继续留在重庆很可能要遭到不测，卢作孚这才启程飞赴香港。

　　到了香港后，卢作孚把自己的住所选择在一家旅行社开办的招待所里。开设招待所用的楼房极为普通，房间装饰也是一简再简，仅仅是为匆忙的旅客提供暂住之所而已。卢作孚每次到香港，都住在这里，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招待所便宜，可以节约经费。

　　在香港期间，卢作孚一直通过电报和基隆分公司以及重庆总公司保持联系，这两处发来的电报卢作孚都要当即批示回复，指挥营救这两处的船只。只有当船只安全的消息送到他手上时，他才会稍稍宽心。

　　卢作孚在香港期间，前期到达香港避祸的各界名流都先后离港，或是北上回归大陆，或是到欧美定居，或是流亡台湾。对于自己的归属，卢作孚心中早有打算，他所牵挂的只有民生公司，而只有大陆才有民生公司发展的空间。他一直滞留香港，是为了保住民生公司在香港和海上的一批船。如果此时他贸然北上，那么在香港的台湾特工极有可能破坏民生公司的轮船。

　　民生公司在香港的这批船因为战乱被切断了航线，大多数只能停泊在香港的港口。只有香港到广州和澳门这两条航线有4艘船还在定期运营，其余船只偶尔才有到东南亚的业务。这样的运营条件根本就无法获得足够的盈利，而此时民生公司除了要支付员工工资外，还要偿还加拿大方面的贷款和利息。严重的财政危机让卢作孚寝食难安。

　　为了解决香港的财政危机，卢作孚一方面想办法增加客源，一方面减少开支，在开源的同时也注重节流。

　　为了吸引乘客，卢作孚从改善轮船上的服务质量入手。他制定了更加细致入微的服务标准，并且亲自检查执行的情况。每当有民生公司的轮船到港或离港，卢作孚都要到码头检查，亲身体验船上的服务，并且征求乘客的意见和建议。

　　民生公司在轮船上提供的优质服务，很快就得到了香港民众的认可，他们对“民生”这个从大陆迁来的轮船公司刮目相看，给予高度评价。民生公司在香港的成功对竞争对手而言则是沉重的打击。由于民生公司的高质量服务吸引了大批客源，导致同航线上的其他轮船公司无客可运，很快陷入破产的境地。对此，卢作孚认为应当适当退让，非常时期不宜树敌过多，民生公司毕竟是外来者，若是太过强势，很可能招来当地同行的排挤。为此，卢作孚调整策略，不再对外宣传民生公司，还把最有利的航运时间让给其他轮船公司。最终，在民生公司的主动退让下，其他航运公司才有了继续生存的条件。

　　为了减少民生公司在香港的开支，卢作孚尽可能减少各种开销。他把公司集中到香港的技术人员组成工程队，公司需要维修的船只就由自己的工程队负责维修，如此一来就省下了去修理厂的费用，节约了大批经费。此外，他还缩减自己的花销，只在招待所住了一个很小的单间。

　　虽然卢作孚想方设法节约经费，但对于民生公司的员工，他却从来不实行节约政策。在香港期间，他经常到船上慰问船员，保证他们的伙食供应，为他们提供舒适的生活环境，鼓励他们坚守岗位。在这非常时期，卢作孚宁肯委屈了自己也决不让民生公司的船员有一丝委屈，此举令员工深为感动，他们面对巨变依旧不离不弃。

　　这一期间，他与中国共产党驻港组织保持着密切联系，经常与中国共产党香港工委书记张铁生会面。会面的地点，就在停泊于港内的“虎门”、“石门”两艘轮船上。两人往往一谈就是好几个小时，所谈的内容非常广泛，除了民生公司的前途之外，还涉及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史、中国共产党对民族资本的政策主张、新中国成立之后的经济与文化建设等问题。

　　张铁生是一位学者型的领导，早年曾翻译过黑格尔的《历史哲学》和康德的《实践理性批判》，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还曾写过一系列介绍康德哲学的文章。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副秘书长、亚非研究所副所长、亚非学会秘书长、中非友协副会长，西亚非研究所副所长，中国共产党中央对外联络部三局顾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五届全国委员会委员等。

　　在不断的会谈中，卢作孚加深了对中共当前政策的了解，并与张铁生商定了如何将滞港船只驶回大陆的大致计划。卢作孚与中共的这种密切接触，在民生公司中只有极个别高层人员知晓，其他人并不知道情况。

　　卢作孚居港期间，国民党方面的人士也纷纷出动，劝说卢作孚前往台湾。有一次，曾任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的张群来香港，金城银行总经理、董事长周作民请张群和卢作孚在他家里吃饭。饭后出来，张群与卢作孚同乘民生公司的车返回住处。

　　在车上，张群说：“作孚呀，到台湾去看看吧。”

　　张群虽是卢作孚的多年老友，但毕竟是国民党的要员，卢作孚的心思不便向他明说，只能婉言谢绝：“香港民生公司的事太多，需要处理，走不开。”

　　1950年春，台湾方面的“外交部长”叶公超因事来港，几次与卢作孚见面，以“民生”的加拿大借款担保问题为胁迫、以张群、陈诚的名义为劝诱，企图说动卢作孚赴台，但被卢作孚拒绝。

　　其后，台湾方面即将上任的“行政院院长”俞鸿钧以及“财政部长”严家淦、台湾“省财政厅厅长”任显群，也曾先后赴港劝说卢作孚前往台湾，均被卢作孚婉言谢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