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作孚：民国一代船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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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敲定之后，蒋介石特地约请卢作孚吃饭，陪座的有张群、张公权等人。席间，蒋介石对卢作孚说：“政府已同意担保民生公司向加拿大借款。至于申请225万加元的巨额外汇，目前尚有困难，可否由政府向民生投资法币16亿到17亿元？”

　　蒋介石这看似轻描淡写的一句话，却暗藏玄机。他的意思是，拨给官价外汇可以，但差价17亿元法币是否可以作为政府对民生的投资？如此一来就暴露出了蒋介石的狐狸尾巴，看来在惦记民生公司的，除了宋子文，还有他蒋介石。

　　卢作孚听了，一则是喜，一则是忧。喜的是，有了蒋介石的这句话，借款担保可说是基本没问题了。忧的是，若接受了“最高统帅”的这个建议，那么民生公司就等于被政府收购了！

　　所谓政府，就是蒋介石。这16亿到17亿元折成股本，那蒋先生岂不是成了民生公司的最大股东？这近似玩笑的建议，却绝对不是饭桌上的笑话！过去宋子文等人入股民生公司的计划未能实现，现在由蒋介石出面来提出，该如何拒绝是好？

　　卢作孚略作考虑，从容答道：“政府投资16亿至17亿，‘民生’当然是表示很感激和欢迎。可是我想，这可能对加拿大借款有影响，因为民生向加拿大接洽借款的时候，曾经申明无官股，现在突然有了官股，而且比重很大，会引起他们的怀疑，反而对借款不利。”

　　蒋介石完全听明白了卢作孚的意思——话虽然说得婉转，可是柔中带刚，毫无商量余地。蒋介石一时默然，席间气氛立刻显出尴尬。张群连忙从旁圆场说：“200多万加元的外汇，由民生自行设法好了。呵呵！”

　　蒋介石这才有了台阶可下，释然道：“好，好……政府投资就不必了。”在民生公司抵制官僚资本吞并的过程中，这是最惊险的一次，好在被卢作孚机智化解。

　　有了蒋介石发话，事情就顺利多了。过了不久，宋子文便约见卢作孚，表示了行政院的三点意见：“加拿大借款可立刻进行洽商；政府可准予担保；所造轮船全部抵押与政府。”

　　就在这时，加拿大政府见中国政府迟迟未对民生借款担保一案表态，便通过加驻华大使馆电询中国外交部。

　　民生公司获此消息，生怕借款一事因拖延日久而中止，立刻呈文行政院，表示一定遵照宋子文院长的“面谕”，但对所造轮船全部抵押与政府一条持有异议，可否准予另案办理，以免加拿大政府生疑。在呈文中，对官价外汇问题则一字不提。

　　1945年11月20日，行政院秘书长蒋梦麟批复，民生公司向加拿大借款1500万加元，政府准予担保，并已通知外交部，告知加拿大政府。到此，担保问题才算尘埃落定。

　　但是被宋子文这么一拖，待到1946年底这笔借款实际投入造船时，距当初与加拿大银行签订草约已整整一年半了。在这一年多时间中，受战后通货膨胀的影响，加拿大和美国的物价狂涨不已，致使民生借到的1275万加元，以实际购买力计算已贬值20%。本来这笔款可以建造12艘轮船，后来仅仅够建造9艘了，民生公司平白无故就蒙受了一大笔损失。

　　早在此次借款担保事件之前，官僚资本就已经开始对民生公司下手。他们都先后提出过，要投资“民生”并且控股，让卢作孚继续做总经理，自己来担任董事长。多亏张群、张公权和交通银行董事长钱新之出面，设法阻止了他们的图谋。

　　1944年，四大家族的另一位重要人物孔祥熙，几次企图通过收购民生公司内部股票的办法，来达到控股民生的目的，但屡遭挫败，不禁恼羞成怒，于是发动其御用报纸《时事新报》和《国民公报》对卢作孚大肆诋毁，又在行政院院务会议上亲自出头，欲对民生公司进行刁难。

　　民生总公司协理邓华益等人激于义愤，通过36集团军总司令李其湘向蒋介石告了御状。蒋介石遂对孔祥熙、宋子文企图染指民生公司的行为进行了严厉训斥。

　　至于蒋介石本人，早在抗战初起时，就想把民生公司置于政府控制之下。1938年在抢运汉阳兵工厂器材之际，他就以统一调配运力为名，下令民生公司把全部轮船交给军政部直接管理。

　　卢作孚马上作出反应，迅速编制了抢运计划，承诺由民生公司包运所有撤退物资，运费只收平时的1/10.同时，通过张公权向军政部长何应钦进言，提醒说，军政部并不熟悉航运业务，若直接控制船只，只恐导致撤退计划延误。而且，军政部若将船收走，无异于迫使民生公司破产，假如工人闹起来，舆论上也难于应付。何应钦遂将这些意见转告给了蒋介石，蒋介石经过权衡利弊，才撤销了已下达的命令。

　　这些风波，在民生公司的发展史上屡次出现，令人防不胜防。可见当时的社会，难有民营资本的广阔发展空间。一个本该保障民族资本主义健康发展的政府，却处心积虑，要吞掉一切稍有生机的民营企业，垄断一切优良资源，用以牟取官僚家族资本集团的最大利益。

　　新的希望

　　尽管困难重重，但是终究被卢作孚一个个克服。随着抗战取得胜利，卢作孚看到了美好的未来。不过，尽管赶走了日本侵略者，但卢作孚的压力却没有减轻丝毫。

　　抗战期间，作为大后方的四川集聚了众多人员和物资。随着抗战的胜利，这些从全国各地聚集的人员和物资则又需要及时运送出川，以便以最快的速度投入到各地的战后重建工作中去。而四川与外界的交通要道当时只有长江，于是，民生公司又一次迎来了海量的运输任务。

　　抗战胜利后这一时期的运输任务，其紧张程度不亚于抗战初期的抢运任务。据估计，当时大后方亟待乘船东归的人员，约有300万人之多。大后方众多人员归心似箭，对阔别多年的家乡都充满了思念，对回家的渴望驱使着人们，其威力甚至超过了日本的飞机大炮。抗战的欢庆过后，急切渴望回家的人们脑子里只有一件事：买船票！

　　对于抗战胜利后即将面临的运输任务，卢作孚早已预料到了。当人们还在为抗战胜利欢庆时，他就已经开始研究如何应对即将到来的运输任务。卢作孚在第一时间将民生公司全体动员起来，向长江中下游沿岸各处派出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恢复民生公司的分公司和办事处。

　　第一批出发的是宜昌分公司经理及职员6人，他们于9月2日即抵达宜昌，恢复了分公司业务并设立了修理厂。9月11日，民生公司的“民熙轮”开到南京，这是抗战胜利后从长江上游开到下游的第一艘轮船。在日本投降后两个月内，宜昌、武汉、九江、南京和上海的分公司或办事处就已陆续恢复，民生的“民联轮”也直航上海。整个长江的航运体系，以最高的效率得以恢复。

　　尽管卢作孚把民生公司的运力发挥到了最大水平，但是依旧难以满足当时的运输需求。抢购船票的人挤满了民生公司的办公室，订购船票的电话一天24小时不停地响。由重庆开出驶向下游的轮船人满为患，只要船没有到超载沉没的临界点，就会有人拼命挤上去。

　　为应对运输压力，民生公司又采取了分段航行的办法，小型轮船只开到宜昌，大型轮船从宜昌开往武汉，只有到南京和上海的船才可直航。这样，把急于回乡的人群分流，让他们尽快离开重庆。

　　1945年10月10日，国民政府第三次嘉奖卢作孚，以“在抗战期间卓有勋绩”授予他胜利勋章。就在当月，国民政府成立全国船舶调配委员会，任命卢作孚为副主任委员，负责重庆的船舶调配。卢作孚又一次肩负起了巨大的社会责任。

　　通过这一系列事件，可以看出做成一件事多么不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