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作孚：民国一代船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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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识西方世界

　　会议结束后，卢作孚并没有立即启程回国，而是在美国完成了一次穿越之旅。他从美国东海岸出发，横穿北美大陆，到达西海岸。对于这次穿越之旅，卢作孚的目的依旧是考察。他横穿美国，重点考察了美国的造船厂、钢铁厂和机器厂，并研究为战后的民生公司在美国造船的可行性。

　　早在19世纪末，美国的工业产值已经成为世界第一。美国集天时地利人和，建立起了完善的工业体系，卢作孚最为关心的造船业也居于世界领先地位。

　　美国的造船业发展较早，早在美国独立以前，北美殖民地的造船业就已经具有相当的规模，18世纪50年代，已有船厂100多家，主要是建造小型木帆船，每年可造船300多艘。美国独立以后，造船业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开始建造一些较大型的军舰，如当时著名的战舰“宪法号”，排水量达到1500多吨。到18世纪末19世纪初，经美国国会批准，一批海军造船厂得以建立，这些海军造船厂不但建造了许多海军舰只，而且推动了造船技术的发展。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是美国造船工业的重要发展时期。当时，美国又兴建了一批舰船建造厂。1915—1919年，美国钢船建造厂从42家增加到72家。有名的托德船公司于1916年建成，诺福克造船和干船坞公司也在1915年成立。

　　从1914年至1918年的5年中，美国舰艇产量由65万吨发展到137万吨，已能建造万吨级战列舰等各种舰船，商船年产量也由13万总吨发展到167万总吨。

　　第一次大战期间，德国潜艇的威胁一度使美国及其协约国的船舶损失惨重。仅在1917年，德国潜艇就击毁协约国共计650多万吨的船舶。为了补充海上船只的损失和对付德国潜艇，1917年5月，美国国会批准建造250艘驱逐舰和400艘猎潜艇的计划。同年8月，美国航运局又从私营船厂紧急征集正在建造的431艘、计300万吨船舶。同时，又很快在大西洋沿岸建立不少新的船厂，先后建成造船台94座，生产能力达150万吨。

　　至1918年11月，美国舰队已是一支由143艘、325万吨舰船组成的海上力量。在美国建造的驱逐舰的增援下，美国和协约国的船舶损失大为减少，从而扭转了第一次大西洋之战的反潜作战形势。战争结束时，美国已有2000余艘舰艇。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大量的军事订货和大规模的战时动员，使美国舰船工业出现新的发展机会。仅在1941—1943年，美国船厂建造的战斗舰艇共333艘、112万吨；各种快艇和潜艇1274艘、近20万吨；其他军辅船161艘、61万吨。

　　至1943年末，舰船工业的从业人数达到165万人，比1939年增加了16倍。拥有长100米以上船台的船厂，从1939年的38家增加到1944年的84家。1943年建成各类舰船2449艘、250万吨。尽管由于战争的损失和对同盟国的支援，至1943年中，美国海军仍拥有各类舰船13000艘、45万吨，其中大型战斗舰艇有600多艘，总排水量超过200万吨。

　　为解决战时的物资供应，美国商船生产也加快步伐，1943年的商船产量达到了1661艘、12485万吨，比1939年增长50多倍。1944年是美国舰艇产量最高的一年，达到286万吨。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造船工业第一次广泛采用部件预制法建造标准化的商船，因而使船厂本身大多成为总装厂。当卢作孚到美国造船厂参观时，他对美国人的这种做法深有感触。这次考察，使卢作孚对美国的工业有了全新的认识。他感觉到，美国工业的最大“特质”，就是专业化，也就是分工细化。

　　他发现，美国的造船厂并不像中国造船厂那样什么都是自己造，美国的造船厂实际上只是一个组装工厂，所有的零部件都是由其他工厂供应的，供应厂商多达数百家，甚至上千家。

　　这些专业的零部件厂，与许多造船厂、汽车厂、飞机制造厂都有紧密的合作关系。美国各种工业已经结成了一种彼此之间既有分工，又有合作，谁也离不了谁的紧密关系。

　　卢作孚还看到，美国的企业之所以能达到这样和谐的合作局面，是在于它们有确切的工业标准，各家都按同样的标准生产产品，同类配件可以互换，一丝不差。美国是一个极端讲究经济自由的国家，这种标准化并不借助于政府法令，而纯粹是由市场规则在起作用，既利人又利己，这就不能不令人叹服了。

　　卢作孚认为，这样默契的合作之所以能形成，是缘于美国人显然有一种公共承认之共同做事的原则办法，大家都自觉遵守。不像我们中国，每个当权者都有自己的一套特别办法，当权者一换，所有的办法也要随之改变。

　　归根到底这显示出了人治国家和法治国家的差距。在美国这种法治国家，行事标准是成文的法令。一项法令一经签发，往往会几十年不做大的改动，只会对不足进行修补。如此一来就有了形成共同准则的基础。

　　而在中国这样的人治国家，行事标准不是法律条文，而是执政者的个人意志。执政者根据个人的判断发布命令，而一旦执政者结束执政，那么他在位时所发布的命令往往也会失效。而下一个接任者则依旧会按照个人的意志发布命令，用一套与之前不同的标准行事。如此一来，自然会发生朝令夕改的现象。由于行事的标准不断改变，所以执行命令的部门也必须不断改变执行的方法。这样的环境也就不可能建立统一的标准了。

　　相比之下，他痛感中国还根本没有建立起现代的管理制度，缺乏专业化的分工。他认为，在一个现代社会里，与现代工业体系相配套的业界规范和商业伦理不可或缺。

　　卢作孚这次出国，对他个人的生活习惯也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在出国前，卢作孚向来生活简朴，在着装方面，他一直都是穿民生公司的工作制服，即使身兼政府高官时也是如此，从来不穿讲究的服装。这次到美国开会他依旧保持之前在国内的风格。

　　对于他这一身装扮，有人给他提了个醒。当时他的一个好友也在美国出差，看到卢作孚的这身装扮不由得皱起了眉头。他好意提醒卢作孚，美国人在公共场合都很注意着装，像他这样的穿着在美国人看来是不礼貌的，很有可能会吃亏。

　　听到这个建议，卢作孚也意识到了着装的重要性，而且，他还要和美国的造船厂谈造船的事，更是不能马虎，当即就找到了当地的裁缝店，定制了一套西服。为了节省开支，在选择西服面料时，他选择了最普通的材料，以便能省下经费在美国考察更多的企业。

　　除了服装的建议之外，卢作孚的这位好友还对卢作孚的“发型”给出了建议。在此次卢作孚出访之前，他一贯是极短的头发，接近光头。这样的发型节省了不少打理头发的时间，对他来说这些时间累积起来就能做不少的工作。这次在美国，卢作孚的好友告诉他，这样短的头发可能会被外国人认为他是和尚呢！

　　听了朋友的这两次建议，卢作孚随后对自己保持了几十年的习惯进行了“改革”，此后，他开始学习穿西服打领带，并且把头发留了起来。他这样的改变并非为了讨好洋人，而是因为他要开始学习走向国际社会，他需要在各个方面与国际接轨，更好地融入这个全新的环境。

　　当时，在卢作孚看来，战后的民生公司走向世界是必然的选择，不仅民生公司，整个中国的工商业都要走向世界。卢作孚有这样的自信，一来是因为中国即将成为战胜国，二来是中美在战时缔结的盟友关系。美国对中国的援助，会使中国的国际环境得到很大的提升。

　　借款造船

　　在美国期间，卢作孚一边考察，一边为民生公司在战后的新船做打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