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作孚：民国一代船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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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共产党根据地，完全是另一番景象。走群众路线发动群众抗日的共产党，得到了群众的拥护，在极其困难的环境中，共产党不仅没有被日军和国民党顽固势力消灭，反而越战越勇，不断发展壮大。在抗战结束时，共产党已经发展成为拥有120万正规军的强大力量。

　　战后，各党派都在为和平建国积极奔走，而国民党当局却继续坚持一党独裁专政，手握大权试图以武力镇压各界的反抗。中国共产党方面对“和平建国”表现出了充分的诚意，愿意和各民主党派一起，组建各方共同参与的联合政府，毛泽东则亲自赴重庆商谈相关事宜。然而，国民党当局对权力的贪恋使得一切努力都付之东流。两党不同的政治主张以及作风，使得“和平建国”成为幻梦，又一场战争即将在华夏大地爆发。

　　对于抗战后的“和平”局面，卢作孚满怀希望。他认为，随着战争的结束，中国军阀割据混战的局面将彻底结束，国家将实现真正的统一。中国大地上将不再有林立的关卡，不再有蛮横的兵痞，不再有贪婪的官僚……这样一个统一而全新的中国，是他和民生公司最需要的中国。有了这样的环境，他有十足的把握为民生公司开创更加辉煌的未来。

　　胜利来之不易，政客们却毫不怜惜。1946年，国、共两党的军队在中原地区（湖北、河南交界）爆发了大规模的武装冲突，长达三年多的全国内战就此开始。卢作孚对将来的规划，也就此终结。

　　参加国际会议

　　1944年，全世界的反法斯西战争形势逐渐明朗，同盟国在各个战场都转入了反攻阶段，德日法西斯的灭亡指日可待。尽管战争尚未结束，但是对于战后世界的安排已经被提上议事日程。这其中既有政府方面的各种协商会，也有民间的会议。

　　1944年11月10—17日，由美国的四大商业团体——国际商会美国分会、美国全国商会、美国工业协会和美国国外贸易协会发起，在美国纽约召开了一个民间性质的“国际通商会议”。

　　这次民间的商业会议涉及范围极广，有42个国家的代表参加了会议。这42个国家在当代不到全世界1/5，但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全世界大量地区被几个欧洲国家侵占成为殖民地，只在欧洲和美洲才有一些真正的独立国家，中国也只是有名义上的独立主权。这42个国家几乎代表了当时的全世界。

　　不仅参会范围广，这次会议的内容也涉及战后国际社会的方方面面。会议共有9个方面的议题，即：私人企业的维持、各国的商业政策、各国间的货币关系、投资的奖励与保护、新兴地区的工业化、海运政策、航空政策、全球原料供应和大型商业联合体等问题。这样的一场民间会议，其结果势必会对战后的国际形势产生重要影响。

　　对此，中国方面给予了高度重视。经过全国各工商团体的推荐，最后国民政府选定了6名工商、金融业著名人士作为参会代表。即：张公权、陈光甫、范旭东、李铭、贝祖诒和卢作孚，他们都是当时中国各个行业的翘楚。此次会议由他们分别代表我国的金融业、化工业、进出口行业和交通运输业参加。

　　这6名代表中，其他5位都是高学历出身，有两位留日、一位留美，还有一位是大学本科学历，只有卢作孚一人是小学毕业。这样规模的国际会议，卢作孚还是第一次参加。

　　虽然之前并没有参加大型国际会议的经验，但这并不妨碍卢作孚在会议上的表现。参加这次会议，卢作孚是带着十足的自信的，他并没有因为自己没有参会经验，就抱着只是去看看听听的态度。

　　参会前，卢作孚就给参加此次会议确定了明确的目标。他打算在会议期间达到三个目的：第一，与各国代表积极接触、交流，使外部世界更加了解中国，体会到中国的伟大，同时也知道中国的困难处境；第二，与美国的实业界特别是航业界人士广泛交流，考察并学习美国企业的先进技术与管理方式；第三，寻求在国外订造世界一流船舶的可能性，为战后民生公司的发展铺路。

　　对于此次出国参会，卢作孚准备得非常充分。首先是安排好国内的事物。一方面他要处理民生公司如何重振精神，加强管理，应对严重通货膨胀的问题。另一方面还参与谋划国家战后建设问题，策划建设三峡水电站和四川长寿龙溪河水电站的问题。

　　此次参会，卢作孚所代表的不仅是他自己和民生公司，还要代表中国工商界。为此，他还召开了工商各界参与的国内会议。会议重点研究国际通商会议将要讨论的9项议题，并提出了有针对性的建议，以供参会代表参考。会议还邀请了经济部、财政部、社会部、各银行和有关部门的主管长官参加。出席座谈会的都是经济界的佼佼者，见解不凡，气氛非常热烈。

　　10月5日，卢作孚启程赴美。

　　当时，欧洲和亚洲战场上战事尚未平息，从中国到美国的跨洋旅行并不轻松。受到飞机航程影响，飞机不能直接飞越太平洋，只能在沿途各处中转。为此，他们先是飞到印度加尔各答，再转到北非，由北非再飞往美国。

　　这样来回转机，直到10月17日才到达美国，用了12天的时间。在这12天的旅程中，卢作孚也没有丝毫闲暇。每到一处中转飞机，卢作孚就到当地参观考察当地的建设项目。期间，卢作孚参观了当地的码头、仓库、铁路、起重设备等设施，看得非常用心。

　　在途经北非卡萨布兰卡时，卢作孚对美国人在卡萨布兰卡的经营情况印象极其深刻。他在一封信中写到：“沿途皆可见美国人往来，及在站上（指机场）服务。美国人在这次大战中，不仅表现其强力在战场上，尤其表现在服务上。吾辈服务之事业，即须以此与敌人斗争，亦须以此与友人比赛也。”

　　代表团这次提前了20多天到达纽约，目的就是想事先多了解一些外界情况。中国的工商业界历来封闭，在抗战前从未步入过“国际俱乐部”的大门，此次出国等于初出茅庐。若想自己的发言有分量，就要多了解一些情况才好。

　　11月26日，会议如期在纽约召开，各国代表齐聚一堂商讨战后国际通商事宜。中国工商界代表也第一次在国际舞台上亮相。

　　在议席上，卢作孚就战后全球航运业的问题做了发言，他提出三点主张，全力维护中国和不发达国家的经济利益。他指出：

　　第一，中国在二战中是经济损失最严重的国家，尤其沿海一带，被日军破坏殆尽，因此要求国际组织提供物资和技术帮助中国，恢复沿海和内河航运；

　　第二，为了防止德、日、意的军国主义复活，建议盟国在德国和日本投降后，严格限制其航运力量和造船能力；

　　第三，为了帮助不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要求在战后消除国际上设置的各种航运障碍。

　　这三点意见，因“见解深湛、议论精辟”，深获美方有关人士的好评，并获得与会代表的一致通过。

　　会议期间，中国代表团表现极佳，随行人员称卢作孚“确是里面的台柱”。代表团出席了两个小组会议，一个议题是原料与粮食，另一个议题是交通运输。这两个题目，都是卢作孚谙熟的业务领域，所以他提出的意见极受重视。在两个小组会的议程中，他的意见几乎占了一半的分量。不过，战后特殊的国际格局让卢作孚的建议无法执行。

　　在这次会议上，尽管中国代表团成员以个人的才干和胆识赢得了各国的认可和尊重，但国际间的交往归根结底还要看国家的实力。一个软弱的国家是不可能真正受到强国的尊重的。近代中国，始终都有一批杰出的中华儿女在国际舞台上为国奋战，然而近代中国的积贫积弱却让他们的努力大打折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