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作孚：民国一代船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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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年，民生公司的船只总数量增加到19艘，总吨位为7000吨，职工人数翻了一番，增至1071人。至此，与公司刚成立时相比，轮船总吨位已增长100倍，职工人数增长80倍。此时距小小的“民生轮”初航，仅有6年时光。经过6年的奋斗，民生公司就成为长江上游实力最强的一家航运公司了！长江宜昌之上的水域，处处可见带有“民生”两字的菱形图旗帜，迎风招展！

　　卢作孚对民营轮船公司的兼并总体而言还是相当顺利的，大多数华商轮船公司都支持他的行动。但是激流之下也有暗礁，那就是掌握在军阀手里的轮船公司。这些隶属军阀的轮船公司及轮船，俗称“军轮”。民生公司兼并“军轮”的过程，颇为坎坷。

　　当年，四川各派军阀见搞水运有利可图，便竞相投资航业。他们依仗军事和政治实力，在经营上享有种种特权，竭力打击和排挤那些没有背景的民营轮船公司。比如，他们在自己地盘内，让自己的轮船公司垄断本地货运，不允许其他公司承运；在自己的地盘上设立关卡、敲诈勒索过往民营船只。当时从重庆到宜宾，要经过四个军阀的地盘，船只每过一地就要纳一次税，令船主苦不堪言。

　　由此，这些军轮的经营条件，先天就要优于普通的民营公司。他们货源充足，无苛捐杂税之苦，无军队骚扰之痛，也无人敢敲诈勒索。卢作孚痛感，这个不平等的“游戏规则”如不废除，“统一川江”就难竞全功，“民生”也难于在川江上顺利发展起来。于是，他下决心要兼并这些“军轮”。

　　卢作孚的这个想法无异于虎口夺食，但无论如何，也要把它拿下来！他亲自出面，“向各军阀陈说利害，劝其合并”。

　　其时，卢作孚在四川已享有很高声望，人人皆知他一心为民谋福祉，即便像刘湘、杨森、刘文辉这样的军阀，也对他公而忘私的高尚人格十分感佩，将他视为四川的一个了不起的人才，凡事都乐于相助。

　　这次，在卢作孚的说服下，各军阀都表示愿意支持。他们之所以同意“让利”，并不是良心发现，而是各有自己的打算。川江的航运，当时在总体上已呈衰颓之势，他们乐得有民生公司接手过去，以保住自己当初投下的本钱。特别是刘湘，早就厌烦部属热衷经营航运而涣散了军心，所以一说就通。

　　但在具体接洽并购时，却颇不顺利。原来，这些军轮公司的经理们，全是军阀的三亲六故，他们经营这一行已尝到了大大的甜头——“亏本有东家，油水归自己”。这样的好买卖哪里去找？卢作孚要拿走，怎么舍得？

　　卢作孚在洽谈过程中，做了很大让步，出价很高，且婉言相劝。他后来说：“当时要收买的船，无论如何我总是主张不要惜钱，他要多少，我就给他多少。”他看得明白：在搬开了“军轮”这个绊脚石后，“民生”的发展空间将会非常大，收购军轮的投资在这之后一定可以轻松收回。

　　其中，合并最快的是杨森属下的“永年轮”，当年就卖给了民生公司。进展较慢的是刘湘等人拥有的“永丰”轮，直到1935年2月才卖给民生公司。而操作最困难的，是刘文彩属下的“蜀通”、“南通”、“昭通”三轮。

　　刘文彩是四川省大邑县人、四川军阀刘文辉之兄，曾任川南税捐总局总办等职，负责为刘文辉搜刮军费。他虽在1949年10月就已病逝，但在20世纪60年代的“忆苦思甜”浪潮中，被当成“中国地主阶级的总代表”，其恶名家喻户晓。

　　为了收购刘文彩的轮船，卢作孚曾经亲自去与刘文彩面商，希望以一个公平的价格收购他的三艘船。但刘文彩不愿交出，对他而言，这几艘船可是摇钱树。

　　卢作孚只得转赴成都，与刘文辉商讨。刘文辉早就不同意他哥哥经营航业，于是电令刘文彩：无条件合并于民生公司！后来，刘文辉又当面严厉斥责刘文彩：“你们纵容底下的人办轮船，这事是那样简单能办好的吗？应该交给卢作孚，凑合一个朋友，办成一桩事业。”

　　但刘文彩仍不买账，对其弟的命令阳奉阴违，一直拖到爆发了“二刘之战”（刘湘、刘文辉之战），这三艘船落入了刘湘之手，才由刘湘将三艘船租给民生公司使用。

　　在整合华商轮船公司和兼并“军轮”的同时，民生公司也在积极兼并外商轮船公司。从1931年并购日籍“长天丸”起，陆续收购了几条英美籍船，到1935年，更是一口气收购了美籍捷江公司的7条船。

　　这样，从1930年到1935年间，民生共计收购华轮28艘、外轮15艘。至此，长江上游的几十家中国轮船公司，全部成功地整合在“民生”的旗帜下，形成了航运界声威赫赫的“中国航母”！四川境内凡有可通航河流的地方，就有“民生”的船在行驶。

　　1935年，可谓卢作孚一生事业最辉煌的顶点。他回首“民生”艰难的成长史，放眼当下的川江，豪气顿生：“这时除了英商太古、怡和，日商日清，法商聚福及华商招商、三北而外，差不多没有旁的轮船公司了。”

　　与外国公司的竞争

　　统一川江上的中国轮船公司，只是卢作孚宏伟计划中的第一部分，在完成第一步计划的基础上，他还要更进一步，凭借一家公司的力量，赶走川江上的外国船只，收回中国的内河航运权。

　　贫弱的中国主权严重被破坏，国门大开，列强肆无忌惮地随意出入中国的国境，中国的内河已经成了“国际河流”，外国轮船通行无阻。卢作孚对此深感不安，国家没有足够的武力与列强对抗，无法赶走列强，那么就让自己以一己之力来收回国家的内河航运权吧！

　　民生公司刚成立时，在川江上的列强轮船公司并不以为意。对他们而言，新成立的民生公司如同虫蚁，只要他们稍微一用力，立刻就能让这家可怜的小公司赔个血本无归。那时像“民生”这样的小公司在川江上实在太多了，外国轮船公司根本就不屑一顾。

　　然而，当卢作孚开始大规模在川江上实行兼并时，外国的轮船公司开始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当初他们不屑一顾的小公司如今已经成了一个不可忽视的对手，正在以极快的速度占领川江航运市场。

　　当时，具有相当眼力的外国人开始在报刊上发表关于民生公司的文章，虽然字里行间充满了对中国人的敌意和污蔑，但是他们却很准确地看到了民生公司的意图。有一位英国人卡尔，在上海的英文杂志《航业周报》上发表文章，题目是《垄断川江货件之企图》。此人预测到了民生崛起后长江航业的未来，对之忧心忡忡。而他在文章中泼妇骂街式的用语，又宣泄了列强势力对此前景的不甘心。

　　他说：“有一华人之组织，侵入外人所经营之企业。”这说的就是民生公司。他把民生公司说成是“垄断者”，惊呼：“由重庆至合川、及由重庆至岷江上之乐山两段，已为垄断者所把持。所有货件，悉被独揽，外商船只之行驶于此两段者，或被吸收，或自动撤退。”

　　接着，他就破口大骂：“此中国八足动物之触角，现已伸长，行将达于宜昌”，如此下去，“向下推移，直达沙市，过去川人排外之精神，或将采‘中国货只装中国船’之方式，暴发于省外”，“此种排斥异己之进展，在长江上将推广及于巨大之区域，而自宜昌以上至川江最远之通航口岸，亦将不容外轮涉足矣”。

　　外国人很快就把他们的担忧变成了实际行动。川江的老资格“霸主”太古、怡和与日清等外国轮船公司意识到了民生公司对他们的威胁。他们看到民生公司绝不是偶然兴起，这家新兴的轮船公司管理先进，战略得当，还深得当地中国人的欢迎。这一系列因素让他们认定，如果任由民生公司发展壮大，那么这家新崛起的公司在不远的将来必定会取代他们在川江上的地位。对此，他们当即展开了对民生公司的反击。

　　与中国轮船公司相比，外国轮船公司最大的优势就是资金充足。这些外国轮船公司不仅仅在经营川江航运，他们还在长江中下游有大量的航运业务。他们通过庞大的规模获取可观的效益，即使在某条航线上出现亏损，也可以通过其他航线上的盈利来弥补。而川江上的轮船公司则不然，他们只经营川江航线上的业务，除此之外再无其他经济来源，一旦川江上业务出现问题，整个公司也就危险了。针对这样的情况，“太古”、“怡和”与“日清”等外国轮船公司当即决定利用己方的优势痛击对方的短处，给“民生”致命一击，让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中国公司迅速因为资金的问题破产关门。

　　他们打击民生公司最直接的方法就是降价。这些外国轮船公司或是联合制定降价策略，或是各自决定降价，把他们所经营的川江航运业务价格降到了极致，直接亏本经营。他们认为只要自己降价，一定就能获得更多业务，如果民生公司不降价，那么“民生”就会因为没有业务而无法正常营运，进而破产；如果民生公司也参与到降价大战，那么赔本的航运价格也能迅速让资金有限的民生公司快速破产。

　　英商太古公司为打压“民生”，故意放低运价，由上海运至重庆的棉纱，每包运费由原来的25元降到8元。这个价位，仅相当于每包装运起卸的人力报酬。“怡和”不久也加入降价行列，竟然与“太古”联手，把棉纱运价降至每包2元。其他如药材每100斤原运价为6元，他们降至12元；一担海带，只收025元。这样的运价，还不够船上的燃料费，等于免费运输。

　　外国轮船公司不仅在货运领域通过降价来打击民生公司，他们还通过免费坐船，坐船送礼品等方式抢夺民生公司在客运领域的业务。日清公司规定，凡在宜昌至重庆段乘坐他们的船，可以不买船票，船上还另送日本洋伞一把。免费坐船，在利润为王的资本主义市场，日清公司来这一手，堪称空前绝后。

　　通过价格优势抢夺民生公司的业务只是外国轮船公司打击民生公司的手段之一，除此之外，他们还有更加卑劣的手段：撞击民生公司的轮船。在他们看来，如果民生公司的轮船接二连三地出现事故，一来乘客会因为民生公司的安全没有保障而不坐民生的轮船，二来在船只方面的损失也会让民生公司的实力受损，加速民生的破产。对他们而言，他们的船只较大，而且即使损坏也能快速补充，根本就不担心这些问题。

　　为此，他们在川江上收买地痞恶霸的船只，让他们去撞击民生公司的轮船。不仅如此，他们还利用自己的大船撞击民生公司的船只。1936年2月3日，民生公司的“民主轮”从宜昌驶往重庆，行至太洪岗，忽有日清公司的“嘉陵轮”紧随其后，距离过近，“民主轮”立即减慢速度避让，“嘉陵轮”非但不礼让，反而两次横撞“民主轮”船头。幸亏“民主轮”船长技术高超，才未造成惨案。

　　外国轮船公司咄咄逼人的攻势让卢作孚心中着实焦急，可以说他们反击民生的策略非常准确，他们攻击的正是民生的短板。在他们反击的最初阶段，民生公司的正常业务受到很大干扰，外界人士看到这样的情况，便有人预言，1935年川江上必将有两家轮船公司破产，一个是只经营川江业务的美国籍捷江轮船公司，另一个就是新崛起的也只经营川江业务的民生公司。川江上激烈的价格战会使得没有其他收入来源的轮船公司根本就无力应对。

　　此时，民生的财务状况也急剧恶化，在连续一年多的并购中，民生的资金已显紧张，融资渠道也不是很通畅，并购中还承担了其他公司的一些债务，到1934年底的时候，公司负债已达70多万元。有人据此说“民生”要倒闭，倒也不是危言耸听。

　　民生公司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