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作孚：民国一代船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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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识名流

　　在上海期间卢作孚结识了两位著名人士，一位是著名教育家黄炎培，另一位是有“交际学博士”之称的黄警顽。

　　黄炎培是中国近现代著名的爱国主义者和民主主义教育家，是中国近代职业教育的创始人和理论家，他以毕生精力奉献于中国的职业教育事业，为改革脱离社会生活和生产的传统教育、建设中国的职业教育，作出过重要贡献。

　　1878年10月1日，黄炎培出生在今天的上海地区，早年父母双亡。1887年随外祖父发蒙，接受传统教育。迫于生计，尚未成年的黄炎培即在家乡任塾师。1899年时在松江府以第一名取中秀才。1901年入南洋公学，选读外文科，受知于中文总教习蔡元培。1902年后又中江南乡试举人。

　　1903年黄炎培返乡兴办小学堂。期间，开始接触严复翻译的《天演论》等新学书籍。次年在乡办校，因鼓吹反清被逮捕，一度入狱，在江苏巡抚“就地正法”批文到达前一小时，由基督教外籍牧师保出，逃亡日本，一年后事息归国，继续兴办学校。

　　1905年参加同盟会。辛亥革命前，先后创办和主持广明小学和师范讲习所、浦东中学，在爱国学社、城东女学等新教育团体和学堂中任教，并参与发起江苏学务总会。辛亥革命后，任江苏都督府民政司总务科长兼教育科长，后任江苏省教育司长，全力以赴改革地方教育，全面规划建设了省立高、中等学校和县立小学，先后担任省教育会副会长，上海申报馆旅行记者。

　　民国以后，他主要从事教育工作，这期间影响巨大，就连蒋介石也慕名把他的两个儿子蒋经国、蒋纬国送到黄炎培的学校读书。新中国成立后，黄炎培破“不为官吏”的立身准则，欣然从政。1949年9月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副总理兼轻工业部部长﹑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委员会主任委员等职。1965年12月21日病逝于北京。

　　当时的黄炎培已经有了相当高的社会声望，许多人都想要结交他，借他的名望提升自己。然而，这些人不学无术的态度、追名逐利的动机让黄炎培甚为不满，并对其嗤之以鼻。

　　黄警顽生于1894年，比卢作孚小一岁，上海人，是著名的出版人、“交际博士”。黄警顽14岁就参加商务印书馆第一届学徒考试。当时和黄警顽一起应试的人员中，还有中国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陈云。在此次考试中，两人均被录取。

　　黄警顽被录用后，调到发行所专做服务工作，成为了有名的“交际博士”。他自称：“我在店里从1913年一直奔走到1946年，前后33年，变成一张会说话的活动柜堂，一本没有字的人名大字典，一具商务印书馆的活广告。”

　　黄警顽为人豪爽，乐于助人。早年徐悲鸿从四川到上海谋求职业，当时是一个穷途落魄的青年，一下子在上海找不到工作。徐悲鸿酷爱读书，自己买不起书，便常去“商务”的书店去“站读”，日子久了，便与营业员黄警顽相熟了，两人从交谈到互相了解，不久就产生了友谊，素不相识的黄警顽对徐悲鸿热情相助。徐没有地方住，曾住在黄家。后来黄警顽又引见《小说月报》的主编恽铁樵给徐悲鸿认识，而恽铁樵就介绍徐悲鸿为商务印书馆小学教科书画插图。

　　1947年，应徐悲鸿之邀，黄警顽去北平工作。徐悲鸿于1953年去世后，黄警顽留在了中央美术学院从事工会工作。在1957年那场政治风波中，黄警顽被错划成了“右派”。接着又被迫退职，回到上海。此时他家中仅有12平方米一间房，住着妻子、儿子和外孙女三人。他无处容身，只得在公用过道上暂住。

　　1978年，中央美院纠正了他的“右派”错案，并由全国政协恢复了他的经济补贴，分给他一套住房。一年后，黄警顽因病去世。

　　当时，每天早早地赶到图书馆，读起书来如饥似渴的卢作孚，引起了同样常去图书馆的黄炎培的注意。黄炎培注意到，这青年阅读的书籍，既不是情意绵绵的爱情故事，也不是打打杀杀的武侠小说，而是涉及教育等诸多社会领域的专业书籍，正是他当前从事的领域。一个青年如此关心这样的社会问题，这让黄炎培很是意外，于是上前和他交谈。这样一次谈话，让两人都有了相见恨晚的感觉。两人对很多问题的观点都有着惊人的一致，而且各自都有自己的见解。后来，两人成为莫逆之交，直至终身。

　　卢作孚与黄警顽的相识也是在书店。当时卢作孚由于经济原因，只能到书店看书，几乎从来没有买过。而黄警顽则是书店的服务员，其职责是向读者介绍书籍，也附带观察读者在店堂内的举动，什么人来看书，什么人买书，买什么书，以及防范“孔乙己”式的穷书生。

　　虽然卢作孚经常来蹭免费的书看，但是黄警顽并没有因为卢作孚只看不买而心生不满，他既没有冷言冷语对卢作孚进行挖苦嘲笑，也没有气势汹汹地赶卢作孚出去，而是友好热情地和卢作孚交流。当卢作孚找不到要看的书时，他就帮忙找到。

　　正是源于这样的热情、信任与尊重，卢作孚和黄警顽这两个在当时而言是小角色的人物，建立起了深厚的友谊。

　　卢作孚在上海的这一段时间萌发了他教育救国的理想。暴力革命的失败让他深刻意识到当前唤醒民智才是革命成功的最大保障，而唤醒民智最有效的手段无外乎教育。教育既可以是在正规学堂的教育，也可以是借助报刊的教育。找到了方向，卢作孚便开始行动起来了。

　　当卢作孚还在上海的时候，黄炎培推荐他去商务印书馆做一名编辑，以卢作孚的才学，自然可以胜任。而且，当时商务印书馆的编辑待遇很是丰厚，许多人都竞相争取，一旦成功，养家糊口就轻而易举。但是，卢作孚却婉言谢绝了，因为他已经另有打算，他要回家乡，从最基础做起，尝试教育救国。这时已是1915年秋，卢作孚在上海已经一年。

　　牢狱之灾

　　卢作孚的计划是到合川县立中学当数学老师，然而诸事进展不顺。最初，卢作孚在上海联系到了合川县立中学的校长刘极光，刘校长对卢作孚的才学极为欣赏，很快就答应让卢作孚担任学校的数学老师。得到答复的卢作孚也不敢耽搁，立刻收拾行装上路。可是，在上海一直以给报纸投稿维持生计的卢作孚，一时间竟然凑不出钱买一张到重庆的船票。找黄炎培、黄警顽等借款未尝不可，只是生性好强的卢作孚不愿意为了区区路费向友人开口。无奈，他只好买了到湖北宜昌的船票，然后再由宜昌由陆路徒步回到合川。

　　谁知这一路旅程甚是艰难。乘船到达宜昌之后，卢作孚便上岸开始了徒步的旅程。这一路先后经过施南、利川回到重庆，等由重庆到达合川时，已是初冬。此时刘校长等待卢作孚已有月余，学校的学生又要赶课程，而卢作孚一路走来通信又诸多不便，不得已，刘校长只好不再等待，另聘他人代替了卢作孚的位置。

　　然而，此时卢作孚家里的境况也是不容乐观，一家10余口人每日都在与饥饿抗争。为了贴补家用，卢作孚再次拿起笔给报纸写稿，可是稿费终究是时有时无，生活依然没有保障。直到1916年3月，由友人推荐，卢作孚到成都的《群报》担任记者兼编辑，此时才有了稳定的收入，虽然每月只有14元，但是勉强可以维持家人最基本的生活开销。

　　卢作孚在《群报》担任编辑记者时虽然薪水有限，但是这并不妨碍他仗义执言。他敢于批评时政，替劳苦大众大声疾呼。但是，正是因为直言不讳，他还遭遇了一场牢狱之灾。

　　当时，卢作孚的哥哥卢志林任《群报》在合川的特约通讯员。1916年春，合川县发生一起人命案，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合川县长徇私舞弊，贪赃枉法，此举引来民众极大不满，但是这县长置民意于不顾，肆意妄为，为非作歹。卢志林出于公理和正义，公正客观地报道了这件事。虽然报道中没有直接提及县长的名字，但是其中的内容很容易就能看出来具体所指。

　　于是，气急败坏的县长看到报纸报道他的恶行后，立刻下令逮捕卢家兄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