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作孚：民国一代船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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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队长，这里有两个革命党！”一个士兵对屋外喊道。

　　“把革命党都抓起来，不能让一个革命党跑了！现在都民国了，革命党革什么命？还要革民国的命吗？”说着，一个军官模样的人走进屋里。之前已有士兵上前把卢作孚和他的同屋五花大绑起来。

　　卢作孚心里明白，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眼下不能跟这些当兵的硬来，得顺着他们，否则他们随时可能开枪杀人。为革命而死是光荣的，但是，不明不白地死在这些官兵手里甚是可惜。看到官兵来捆绑自己，他也不做反抗，乖乖地让他们绑，只是柔声说道：“各位长官，我只是个穷学生，家在合川，因为家中有事要赶回家，没做过什么不法的勾当。”

　　“你老老实实地呆着，你是不是好人，审问过了才知道。”卢作孚的顺从让他们少了些火气，只是把他绑起来推了出去。但是与卢作孚同屋住宿的那个人表现就不同了。看到官兵来抓人，他甚是慌张，居然想要跳窗逃走。官兵看他要逃，直接冲过去把他摁倒在地上，又用枪托在他脑袋上狠狠地砸了几下，这人当即就失去了知觉。官兵不由分说，把他也捆绑起来，拉到屋外。

　　带头的军官听完士兵汇报，说这人要跳窗逃跑，当即大为恼火，宣布道：“此人乃革命党的死硬分子，想要颠覆我民国政府，被我们发现了还要逃跑，当真是罪大恶极，对于此等分子一律枪决！”说完，就让士兵把那个被打晕的人扔到地上，然后掏出随身佩戴的短枪，对着那人的脑袋“砰”的一枪，瞬间鲜血满地。

　　看到这一幕，卢作孚心中甚是恼怒，不经审问就直接枪决，这是什么“民国”！可是，愤怒归愤怒，眼下他也是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只得强忍着自己的愤怒。

　　当晚，官兵就押解着卢作孚回到县城的监狱里，由于天色已晚，辛苦了一夜的官兵也无暇审讯卢作孚，把他关在牢里后就不再理会。卢作孚虽然遭了牢狱之灾，不过暂时还不曾吃到皮肉之苦，甚是庆幸。

　　这一夜，身陷囹圄的卢作孚心中可谓是百味杂陈，一场宣称要实现民权的革命居然会是这样的结局。官府依旧在不分青红皂白地杀人抓人，百姓依旧浑浑噩噩茫然无知地生活，除了不再对皇帝三跪九叩之外，其他一切照旧。皇帝是被打倒了，但是人们心中的皇帝却仍然活着，孙中山的“民族民权民生”依旧只是白纸上的黑字。

　　所谓革命，绝不是单单赶走一个皇帝这么简单，必须要让人们知道革命的真正目的。苦思一夜，卢作孚暗暗有了打算。

　　第二天，卢作孚被带到公堂上审讯。主审官坐在正中，两侧则是一众陪审。这些陪审都是当地有名望的人物，其中不乏一些读过诗书良心未泯的人。这些陪审对于案件的判定，起着重要作用，如果他们都认定一个人有罪，那么即使没有人证物证，也能给一个人定罪；反之，如果他们觉得犯人有可宽恕之处，主审官也会依据他们的意见减轻处罚。

　　在公堂上，卢作孚强忍住满腔悲愤，据理力争，有条有理，谈吐不凡，举止得当，其才学让不少陪审暗暗赞扬。期间卢作孚一再表明自己只是个穷学生，返乡途中路过该地，被官兵误认为是革命党给抓了起来。

　　不少陪审看到卢作孚的胆识才学甚是爱惜，同时看他确实像个学生，就提议将他释放。主审官看到不少陪审都建议释放卢作孚，自然也就不好继续审讯，只得下令放人。就这样，卢作孚躲过这样一场无妄之灾。

　　离开公堂之后，卢作孚又换了一家客栈暂住。客栈老板心地善良，这些日子里看到不少读书人模样的人被抓进牢房，甚至当场枪毙，心里甚是怜惜，暗中给住宿在他客栈的人提供了不少帮助。这天卢作孚一进客栈，老板看见他一身书生气，就一阵紧张，赶紧上前招呼，把他安排到客房，以免时间一长又给官兵看见来抓人。

　　客栈老板询问卢作孚的身份，卢作孚回答是个学生。老板就告诉他，现在读书人处境很危险，官兵随时可能来抓人。为了卢作孚的安全着想，老板建议卢作孚第二天不等天亮就走，到时他自会来给卢作孚开门。卢作孚听完老板的建议，甚是感激——世道虽说艰险，总还是有好心人。

　　次日早上天不亮，客栈老板果然开门送卢作孚离开。临别时，老板又告诉卢作孚，昨晚投宿到他店里的客商说，合川也在抓人，他让卢作孚千万不要回合川，建议卢作孚去重庆暂避，也许那里的风声不是太紧。

　　卢作孚接受了客栈老板的建议，转道去重庆。然而，重庆也不太平，抓人的官兵也是随处可见。最后，有友人推荐卢作孚到川南的江安县县立中学任数学教师，卢作孚接受了朋友的推荐，到了江安县县立中学，作为避祸的权宜之计。

　　逃过杀身之祸后，身心俱疲的卢作孚身体极度虚弱，大病了一场，几乎丧命。幸得一位老中医为他悉心诊疗，才渐渐恢复。而就是待在江安县县立中学的这一年，卢作孚开始系统研究教学的方法。

　　投身社会的选择——提笔救国

　　经历了辛亥革命的失败，卢作孚认识到暴力革命代价高昂而且收效甚微，轰轰烈烈的起义、流血和牺牲换来的只是没有了皇帝称谓的新皇帝，这个国家依然贫弱不堪，这让卢作孚不得不怀疑暴力革命能否达到预期目标。在辛亥革命之后，卢作孚开始尝试寻找新的救国之路。

　　初为人师

　　卢作孚开始从事教育的时期，正是民国初期教育改革的时期。

　　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于1912年1月9日将清朝的学部更名为教育部，统管全国教育工作，蔡元培被临时大总统孙中山任命为第一任教育总长。当时的教育部，下设三司一厅，即专门司、普通司、社会司和总务厅。各司设司长，总务厅设厅长，负责各方面的工作。地方上，教育行政并未统一，各省或为都督府的教育科，或为省公署的教育司总理全省教育事务，各县则仍沿用“劝学所”制，并于每县设“视学”1～3人，视察全县教育。

　　为了尽快改革旧式教育制度，革新教育内容，促使各级学校走向正规化，南京临时政府教育部于1912年1月19日颁布《普通教育暂行办法》，对清末的教育进行修正。其内容包括：从前各种学堂，均改为学校，监督、堂长应一律改称校长；小学废止读经；各种教科书需符合共和国国民宗旨，清学部颁布的教科书一律禁用；高等小学以上之体操课，应注重兵式；除高等师范一种外，允许私人举办各级各类学校；废止学校出身奖励制度；提倡社会教育等等。与此同时，教育部还颁布了《普通教育暂行课程标准》，规定了小学、中学、师范学校的课程设置及时数。小学设置修身、国文、地理、算术、体操等科目，高等小学则在此基础上增设外语、图画、手工、裁缝等课程，中学、师范学校在此基础上增设理化、音乐、家政等课程。

　　1912年4月，临时政府迁到北京后，在教育界进步力量的支持下，蔡元培继续对教育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7月，蔡元培主持召开临时教育会议，讨论通过了新的教育宗旨，并于9月2日颁布施行。新教育宗旨明确规定“注重道德教育，以实利教育、军国民教育辅之，更以美感教育完成其道德”。新的教育宗旨，很明显是在蔡元培的五种教育基础上提出的。所谓的“道德教育”，就是培养学生树立起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博爱的道德观念；所谓“实利教育”，就是发展资本主义生产的知识技能教育，不仅要学习科学理论，而且要注重生产实践的教育；所谓“军国民教育”，就是后来的军事体育教育，以培养青年学生的健康体魄，有利于保家卫国；所谓“美感教育”，就是美术、音乐等艺术课程教育，以此提高学生们的思想境界。

　　在民国元年一系列教育改革措施的推动下，民国初期的教育一度出现了蓬勃发展的新气象。民国教育部成立后，首先宣布废除清末学部颁布的教科书，要求新编的教科书“务合乎共和民国宗旨”。出版机构在很短的时间内，编辑出版了一些内容精简、文字浅显的教科书，如新中华教科书、实用教科书、新式教科书等。这些新式教科书的出版，对宣传民主思想，传播科学知识，推动教学改革起到了积极作用。

　　正是在这样的氛围中，卢作孚开始了他真正意义上的教育工作。在江安县县立中学的这一年，卢作孚开始系统地研究教学方法，经过他的刻苦钻研，他找到了一套有效的教学方法，“就是教学生如何去思想，并且如何把思想活用到数学上去”。

　　卢作孚的教学方法所秉承的乃是“授人以鱼，不如授之以渔”的原则。在卢作孚的课堂上，他所教授的往往不是某一道题目如何解答，而是一整套成体系的方法，而这些方法正是他在自学时期总结出来的。掌握了这些方法之后，学生不仅仅能够应对各种题目，更能根据个人的具体情况，自主进行学习。

　　不过，这些方法虽然有诸多益处，却不是轻易就能掌握的，很多学生一开始根本就不知道他们的卢老师究竟是在做什么，这样的教育方法他们以前哪里经历过呢？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学生们开始逐渐明白了卢作孚的良苦用心，也都尝到了这种新方法的甜头。

　　当掌握了这种新的学习方法之后，他们甚至开始抛开学校安排的教学进度，主动学习更高一级的课程而且效果极为显著。有时候一些自学了高年级课程的学生会主动找到高年级的学生“挑战”，结果高年级的学生居然解不出一个低年级学生拿出的题目，这令那些高年级学生“或瞠目不能答”。

　　卢作孚说：“要做到这个地步，并不困难，只要告诉学生五个秘诀：（1）看清楚；（2）听清楚；（3）想清楚；（4）说清楚；（5）写清楚。这样，使数学上的一字一句，都弄得十分明了，十分透彻，不许有丝毫模糊，将来应用于做事，也能如此，自然是事半功倍。”

　　在江安县县立中学当数学老师的日子应该是卢作孚一生中最安宁的日子。这一年他远离纷争与喧嚣，专心于教书育人传业授道，着实是一个优秀的教师。然而，他并没有因为安逸的生活而淡忘国家和民族的不幸。

　　这一年，国内大大小小的军阀为了各自的利益纷争不断，神州大地，战火不绝。1913年7月，在孙中山的号召下，被袁世凯免职的江西都督李烈钧，从上海回到江西，在湖口召集旧部成立讨袁军总司令部，正式宣布江西独立，并发表电告讨袁。7月15日，黄兴抵达南京，组织讨袁，宣布江苏独立。推举江苏都督程德全为南军司令，但程德全弃职，逃遁上海。随后安徽柏文蔚、上海陈其美、湖南谭延闬、福建许崇智和孙道仁、四川熊克武亦宣布独立。随即又一场战争爆发。最终，在北洋军的进攻下，各地反袁运动相继失败。

　　在各地的讨袁军相继失败后，袁世凯指“黄兴、陈其美、钮永建、何海鸣、岑春煊”五人为这次战乱的一等犯，其余如“孙中山、张继、李烈钧、柏文蔚、谭人凤、陈炯明”等人也都在通缉之列。在此之前或之后，孙中山、黄兴、李烈钧、柏文蔚、陈其美、居正等人也都先后亡命日本，重新开始了他们的流亡生涯。

　　政局的动荡进一步加剧了普通百姓生活的艰辛，众多贫苦百姓因为战争流离失所无家可归，战火所到之地无不化为一片焦土。发动战争的众多将军取胜的继续作威作福，战败的也可一走了之，唯有那些贫苦不堪的百姓，遭受着别人带来的痛苦。

　　这些不幸与灾难让卢作孚常常寝食难安，为什么革命之后形势反而逆转？百祸之端清政府垮台了，为何换来的只是军阀混战、民不聊生？革命的成果是如何丧失的？革命的出路何在？中国的希望何在？这些问题，苦苦缠绕着他。每天，他都要仔细阅读在江安能弄到的所有报刊，了解全川和全国的大势，渴望从中找到时局变化的转机。但是，茫茫九州，到处是愁云惨雾。他看不到一线曙光。

　　后来他得知，有许多侥幸逃脱的革命党人，都纷纷去了上海，便也萌生了去上海的念头。上海是个国际大都会，经济发达，信息灵通，他相信，在那里他能够学到新的知识，能够找到新的救国办法。1914年夏，他辞去江安中学的教职，回合川辞别了父母，然后从重庆乘坐“蜀通轮”东下。

　　川江如练，三峡如削，一路极目都是大好河山。这是他第一次乘船在长江上航行，也是他第一次踏上出川之路。此一去，便注定了：他的人生舞台再不会仅仅局限在巴山蜀水。

　　他要走向的，是大上海，是全中国，是浩瀚的海洋！

　　§§第二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