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作孚：民国一代船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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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入学堂

　　卢作孚的求学路可以说是充满了艰辛，谁能想象这个当过教书先生，做过报纸主笔的船王居然只是小学毕业！

　　1899年，6岁的卢作孚进入私塾接受启蒙教育。带着对知识的渴望，卢作孚满怀激情地投入到了全新的学校生活。卢作孚所在的这家私塾是一所由宗族捐钱办的塾馆，专为本乡本族的贫寒子弟而设。这里的教育水准一般，主要目的无非是要让贫寒子弟认识一些常见字，算得了一些简单账目，能应付日常生活之需足矣。教书先生也没有想过要培养一位多么伟大的人物出来。因而所开设课程也是旧时最常见的内容，从《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读起，而后是《四书》、《五经》，最后训练做八股文。

　　对于很多孩子来说，这样的内容实在是枯燥无聊，从众多描写那个时期私塾的文学作品中，我们就能略知一二。不过卢作孚却是个例外，当其他孩子听得昏昏欲睡时，他却精神抖擞地听得津津有味。卢作孚的勤奋再加上其过人的资质，使得他只用了两年时间就把先生要教的课本全部学完了。这么好学且有天分的孩子，教书先生教了这么多年书，还是第一次遇到，他心里突然萌发了一个念头：或许他这学堂里也能出个人物吧？不过，当他了解了卢作孚的家境之后，不由得摇起来头，这样贫寒的家庭，哪里来的钱财供这孩子一直读书呢？可惜啊，可惜！一阵感叹过后，教书先生也就忘了这个命运已定的孩子。

　　不过，卢作孚的父亲却并没有轻易给自己的儿子下定论，当他看到儿子过人的读书天分时，心中甚是欣喜，他决定即使自己再辛苦，也要让自己的儿子有书读。于是，在1901年，他把自己的儿子送到了当地最有名的瑞山书院。当时的瑞山书院已经不再是按照传统方式授课，而是开始引入新式教育，实际上已具有了部分现代小学的雏形。在1904年，瑞山书院就改称瑞山小学了。

　　清末实行的新政其中很重要的一项就是改革教育。中日甲午战争唤起了民族的觉醒，对“国民性”的关注和对“新国民”的呼唤已经成为战后一个时代主题，于是，肩负提高国民素质重任的“小学教育”成为了历史的选择，正如著名历史学家陈旭麓所说：“晚清新政中，最富有积极意义而有极大社会影响的内容，首推教育改革”，而这种教育主要就是指小学教育。

　　在统治阶层，许多开明官绅也深刻意识到了教育的重要性，纷纷推行教育改革：出钱办学校，聘请有新知识体系的教师，采用新式教学方法，教授全新的课程。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中，卢作孚有机会跳出封建传统教育的束缚，在全新的知识体系里初步认识这个社会和国家。

　　在瑞山小学，卢作孚受到了诸多现代科学启蒙，这其中，他对数学尤为热衷。对于许多在传统私塾读过书的学生来说，数学几乎就是个完全陌生的东西。数学抽象，又不能照书死背，如果不理解其规律，即使背下教材，也是无济于事，老师只需稍加改动，学生要面对的就是完全不一样的东西。在这些不曾学过数学的孩子看来，数学甚至比四书五经都要枯燥。但是，卢作孚却凭借勤奋与天赋，很快就在数学这门课程上出类拔萃。他在数学方面的天分远远超出同龄人，后来，他甚至以一个小学毕业生的身份去给中学生教授数学。

　　在瑞山小学读书期间，卢作孚的聪颖好学得到了应有的回报，各科成绩名列前茅，全校师生为之瞩目，甚至有老师特意对他进行单独辅导。在瑞山小学接受的现代教育为卢作孚辉煌的未来和成功的人生打下了必要的基础。

　　正是在瑞山书院的学习经历让卢作孚对国家和民族有了初步的认识，国家和民族正在遭受的苦难深深刺激了卢作孚小小的心灵，对他的一生产生了重要影响。

　　辍学后发奋自学

　　成绩优异的卢作孚小学毕业后并没有去读中学，因为他当时的家境已经无力支付中学的学费。当时，有当地乡绅看到卢作孚的天资，愿意出资资助卢作孚继续读书，但是卢作孚的父亲并不愿意接受别人的施舍，他觉得哪怕再穷，都不能没有骨气。就这样，卢作孚此后再也没有机会接受正规的学校教育了。不过，辍学并不意味着不能继续学习，离开学校以后，卢作孚开始了艰难的自学过程。他自学的第一个目的地就是成都。

　　1908年，15岁的卢作孚满怀求知与报国的理想离开家乡合川，前往成都。由于家境贫寒，卢作孚无力支付前往成都的路费，他只能步行前往成都。这一路他经铜梁、大足、安岳，走上了蓉渝之间的驿道——东大路，一走就是十几天。对于一个年仅15岁的少年而言，连续10余天的徒步行走，其艰辛可想而知。为了换取一点生活费，他还带上一批当地的著名特产——合川桃片，准备到成都以后卖掉。

　　从合川到成都的这10余天旅程，可以说是卢作孚人生中的第一次“见世面”。一个15岁的少年带着好奇心和求知欲踏上了这段崭新的路途。一路上，卢作孚见到诸多不同的人，不同的事，不同的风景。但是在诸多“不同”中，他也见到了相似的东西——贫苦。他一路走来，随处可见的都是穷苦的人家，他们身上穿的都是破烂不堪的衣服，他们住的都是不遮雨不避风的草屋。而与这些贫苦人家不同的是各地的乡绅富豪，只见他们住在高墙大院，食衣无忧，好不自在。这些景象深深地印在他的心灵，让他不得不思考：为什么到处都是这样的贫苦？为什么乡绅富豪却又这样奢华？

　　带着种种困惑，卢作孚终于到达了成都。到达成都后卢作孚栖身何处？试想一个小小的少年来到这陌生的省府，举目无亲、无依无靠，他的生活该有多么艰难！不过，卢作孚并没有流落街头，轻而易举地，他就找到了落脚地——合川会馆。旧时的通都大邑，都有各地士绅出资设立的“会馆”，凡是本乡本土滞留于此的人，都可免费住宿。会馆的作用，起先是为了保护本土商人或移民的利益，后来演变为一种能量相当大的联络、维权与商会机构。这是得益于会馆这样的场所，卢作孚才不至于无处可去。

　　卢作孚到成都后，他就直奔合川会馆，会馆的管事对他的情况稍加了解后，很快就给他安排了住处。虽然住处甚是简陋，但是却无需流落街头，也省去了一笔住宿费用。这样的情况对于卢作孚这种既无亲友可以投奔，又无钱财打点的人而言，已经是最好的情况了。这样一来，卢作孚就可以省下钱来买更多的书了。

　　起初，卢作孚参加了一些收费低廉的补习学校，但是，在这些学校听过一些课程之后，他对课程的浅显极为不满，老师所教授的课程远不及他已经掌握的知识那么丰富和深奥。他当即决定全面自学。于是，卢作孚就在合川会馆里有计划、有目的地开始了系统自学。在合川会馆，每天来往的人员甚是复杂，但是这样嘈杂的环境并不能影响卢作孚刻苦自学的决心。他毅力坚定，不受环境干扰，把生活花销降到最低，节省的钱都拿来购买各种书籍。

　　他的自学能力实属惊人。在会馆闭门苦读几个月，便把当时在图书馆能看到的中文数学书籍全部读遍。他觉得还不满足，便决定进一步研修英文版的数学著作。为了能实现这个愿望，他又开始自学英文，然后再读英文版的数学书籍。前后不过半年时间，他不仅读完了一大批中英文数学书籍，还解出了大量的数学难题。

　　在成都滞留日久，家中有时也托人给他捎一点儿钱来。卢作孚心里非常不安，为了不给家中增添额外负担，他便开始勤工俭学，招收了一批中学补习生，收一点授课费，以解决生活的费用。刚从小学毕业一年半的卢作孚，就这样奇迹般地教起了中学生。那年，他才16岁！

　　这个奇特的经历，可以被视作是卢作孚从事教育工作的开端。他采取的是启发式的教学方法，教学态度非常认真。无论学生什么时候来找他，他都会立即放下自学的书籍，投入讲课。私人授课的实践，使他对自己的成长充满信心。这期间，他总结了自学和授课的经验，居然编写了专供中学生使用的教材《代数》、《三角》、《解析几何》、《应用数题新解》等，以“卢思”为笔名，在成都提学使署（教育与出版管理衙门）立案。只可惜，这批书稿，迟至1914年夏秋才交由重庆中西书局准备出版，后又因资金困难，仅有《应用数题新解》一书获出版发行。

　　攻下了数学的堡垒之后，卢作孚信心大增，又开始投注全力自学古文、历史、地理、物理和化学——这些知识，既然命运不能赐予，那么就要自己去争取。他还酷爱古典诗词，对许多名篇倒背如流，通晓作者的生平，熟知作品的写作年代、背景及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他特别喜欢韩愈的文章，曾经花了三年时间，逐字逐句地研习《昌黎先生集》（即韩愈文集），对每一章每一节都做了批注。这些基本功的训练，打牢了他知识结构的基础。

　　不该失败的失败

　　1909年，卢作孚打算报考官办学校，进而再争取出国留学的机会。经过自学后，卢作孚先后考取了四川优级师范学校、陆军测绘学堂、军医学校、藏文学校。但发榜后，卢作孚思考再三，总觉得这些学校所学的专业有局限性，不能实现自己的远大志向，因而最后都放弃了。

　　1909年，他在报考四川陆军测绘学堂插班生的时候，报名者有700余人，可谓人才济济，有许多投考者还是其他学堂的在读生，卢作孚是考生当中年纪最小者。他原以为自己肯定会名落孙山的，却不料仅录取40名，就有他一个！

　　卢作孚对于留学满怀憧憬，到了民国初年的1912年，在几位归国留学生朋友的鼓励下，他又在成都报考了刚刚建立的清华学堂（后改名为清华学校，为留美预备学校），准备留学。

　　近代中国众多的知名人士都有留学的经历，他们胸怀救国救民的理想，远赴重洋学习先进的知识，学成后回归祖国，用自己的才学为国家作贡献。在留学的人员中，很多都是通过官费来实现留学的。

　　最早的官派留学生可以追溯到1870年，为了“洋务运动”的需要，两江总督曾国藩﹑直隶总督李鸿章联名上奏，请求选派学童去美国留学。经过短期筹备，从1872年到1875年，每年派遣30名学童(年龄规定为12岁至16岁，个别年仅10岁)，四年共派出120名。这些学童原本计划在美学习15年，由小学﹑中学到大学，“学习军政﹑船政﹑步算﹑制造诸学”。然而到1881年，在守旧派官僚

　　“适异忘本”﹑“治其恶习”的攻击下，清政府决定裁撤留美生，下令留美学生全部撤回。归国留美学生只有詹天佑和欧阳庚完成学业，获得了学士学位。

　　派遣学生留美后不久，洋务派又向欧洲派遣留学生。1873年，福建船政大臣沈葆桢奏准选派船政学堂学生分赴英法学习造船﹑驾驶技术。在1877年﹑1881年﹑1886年、1897年，先后四次派出留英学生34名﹑留法学生49名(其中9名艺徒)﹑留德学生2名，共85名。这些留学生回国后，成为中国造船工业﹑海军建设等方面的重要骨干，著名人物有严复﹑刘步蟾﹑林泰曾﹑叶祖珪﹑萨镇冰﹑魏瀚﹑刘冠雄等。

　　此外，19世纪末期，清政府还派遣了少量的“使馆学生”。1890年，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奏准驻英法俄德美五国公使每届任期内可常留学生2名，共10名。1895年，又奏准派赴英法俄德留学生各4名，共16名，留学费用也由使馆拨给。

　　从1901年起，清政府开始大力提倡青年学生出国留学，并许诺留学归来分别赏予功名﹑授以官职。1905年清廷又宣布废除科举制度，出国留学遂成为知识分子的一条出路。

　　卢作孚报考的是清华学堂，当时清华学堂的学制分为甲乙两等，甲等强化学习半年英语后，即可赴美就读；乙等则需在京读完四年大学课程，然后赴美进修。甲等学制的特点是入学门槛高，但成本很低，只需在京的半年费用，整个学业可以速成。乙等的特点是入学门槛低，学业循序渐进，但是四年的学费很可观，大约需要300多块银元。卢作孚受困于经济条件，根本不能设想报考乙等，只得报考甲等。他的国文、数学、史地考试均获高分，可惜因英语未及格而落选。

　　第二年，他改变了策略，经过充分准备，打算报考乙等。学费方面，他是这样考虑的：学堂有规定，如果第一年成绩全优，就可拿到后三年的全额奖学金。卢作孚对此信心十足，只要筹到第一年的学费，去读清华学堂就不是梦想。可是这一年，清华学堂在成都不设考场，考生要到北京去投考。于是他急忙徒步赶回家乡，筹集学费。在家人和亲友的帮助下，卢作孚好不容易凑足学费，兴冲冲地赶到重庆，准备搭船去武汉，再由武汉乘火车沿京汉铁路北上。

　　不料，当他抵达重庆朝天门码头时，却被告知，去汉口的客船“蜀通”轮已于当天早上拔锚开走了。那时重庆至汉口的客轮，一个月内仅有几班，误了这班船，就无法如期赶到北京。这一次的“误船”，使卢作孚的命运再次发生改变，否则，他很可能如愿进入清华学堂，最终成为一位科学家或外交家。他本人，对这次误期所得出的教训是：凡事要“决而即行”。一旦决定，就不应迟疑。自此，他彻底放弃了留学的打算。这个不该失败的失败，却为他提供了另一种生活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