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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卢作孚接着说:“分段运输最适合长江枯水期。长江中上游河道情况复杂,如果用同一艘船直接从重庆到宜昌,时间长不说,很多船根本就无法向上到重庆。采用分段运输就是用不同的船在不同的河段航行,在中间设立中转站数个,一艘船仅负责一段的运输而非全程,如此一来可根据船只情况充分利用不同河道,实现最大运力。当前枯水期未至,但是我们也将采用分段运输的方法,此次运输分为三段:宜昌到三斗坪一带为第一段,三斗坪到万县一带为第二段,万县到重庆为第三段。此次分段还要依物资和人员的重要程度而定,最为紧要笨重的物资可由宜昌直达重庆,次等紧要的物资到万县为止,再次一等的物资和人到三斗坪一带。所有物资抢运出宜昌后再分批运至重庆。”

  卢作孚的一席话听得在座各位豁然开朗,原来民生公司采用的是这等灵活方便的运输方法,无怪乎“民生”能有今天之规模。按照当时的情况,轮船从宜昌至重庆,去时溯江而上,要走4天,返回顺江而下需2天,来回一趟共6天。将整个运输划分为三段航行之后则可以大幅缩短每艘船单程的航行时间。每艘船以吃水深度、马力大小为基本依据,用一部分船只先运货物至三斗坪,当即返回,再由公司调船运至万县或直运重庆;对重要物资和大型货物则由宜昌直接运至重庆,并在重庆满载出川抗日的士兵,再顺江而下。

  知晓了民生公司运输秘密的各轮船公司负责人无不表示赞同。照此方法运输,轮船往返时间势必大幅缩短,同时各种轮船都能得以充分使用,作为中转站的三斗坪和万县一带地处西南腹地,一来物资人员分散,日军无法集中进行轰炸,二来地势险要易守难攻,日军地面部队开展进攻无异于自寻死路。如此一来这分段运输法简直就是万全之策。

  运输方案既然已经确定,接下来就是实施运输。根据运输要求,各个需要参与运输的单位根据己方物资情况,将物资按重要性依次分类,先集中运输重要物资。

  由于长江三峡多激流险滩,要避开激流险滩保证船只安全,船只就只能在白天航行,在夜间无法航行。为了能够充分利用每一分钟,卢作孚决定让所有船只都在夜间装卸货物,充分利用白天的宝贵时间航行。一时间,混乱不堪的码头变得井井有条起来,多达三千人的装卸工人在统一的指挥调度下,有条不紊地将各种货物进行装卸。于是,人们就看到了这样的场景:“每晨宜昌总得开出五只、六只、七只轮船,下午总得有几只轮船回来,当轮船刚要抵达码头的时候,舱口盖子早已揭开,窗门早已拉开,起重机的长臂,早已举起,两岸的器材,早已装在驳船上,拖头已靠近驳船。轮船刚抛了锚,驳船即已被拖到轮船边,开始紧张地装货了。两岸照耀着下货的灯光,船上照耀着装货的灯光,彻底映在江上。岸上每数人或数十人一队,抬着沉重的机器,不断歌唱;拖头往来的汽笛,不断鸣叫;轮船上起重机的牙齿不断呼号,配合成了一支极其悲壮的交响曲,写出了中国人动员起来反抗敌人的力量。”这是卢作孚本人在《一桩惨淡经营的事业》中的深情回忆。12年后他在民生公司业务会议上回想起人声、汽笛声、机器运转声交融的这一幕,依然十分激动。

  为了能够及时高效地调度使用船只,卢作孚亲自审阅和批示所有与航运相关的电文。那时民生公司设在宜昌的办公室里有24小时不停机的发报机,时刻接收来自各个方面的电文。海量的信息通过电报机嘀嘀嗒嗒地传到宜昌,又从宜昌传出一条条卢作孚亲自批复的命令。堆到卢作孚案头的电文最多时可达一尺多厚,普通人单是看上一遍就得花费极大的精力,卢作孚不仅要看,还要一一批示回复,而且时间紧迫,不容耽搁。整个撤退结束后,卢作孚明显消瘦了,发亮的眼睛露出了疲惫,不久后大病一场。他的辛苦绝非常人所能体会和背负。

  在抢运期间,卢作孚不仅关心运输进度,也十分关心码头上的装卸工人。处理完白天的工作,他时常拖着疲惫的身体到码头巡视,慰问辛劳作业的码头工人。虽然他身兼交通部次长等政府要职,但是却没有一点官老爷的做派,在码头对装卸工人和船员嘘寒问暖,工人和船员深为感动,干劲愈加充足。

  据说一天晚上,卢作孚处理完白天的工作后,照例到码头上巡视指导运输工作。这时正巧有一个报关行的经理人打扮的人在场,这人一身西装革履,脚下皮鞋一尘不染,与码头上满身污渍的装卸工人格格不入。当他看到一个貌不惊人,身穿粗布衣的小个子操着四川口音发号施令指挥装卸时,他心中甚是疑惑:这是何人,敢在此处发号施令?于是就上前质问:“喂,贵姓?”卢作孚随口答道:“卢作孚。”那人大吃一惊,连声说:“哦哦,你就是卢次长,你就是卢次长!”他难以掩饰尴尬,边说边退,眨眼之间就挤进人群里不见了。

  最终,经过40天的紧张运输,以民生公司为核心执行团队的抢运任务基本完成,民生公司担负了超过90%的运输量,40天内运走了全部人员和重要物资。又过了20天,当长江水位降到没法组织大规模运输时,沿江剩下的只是一些零零星星的废铁。

  有关资料显示,到宜昌沦陷前,民生公司运送部队、伤兵、难民等各类人员总计150余万人,货物100余万吨,其中包括2万吨空军器材和广东炮厂的物资。

  从宜昌大撤退抢运出的部分单位有:兵工署22厂、23厂、24厂、25厂、金陵兵工厂、兵工署陕西厂、兵工署河南巩县分厂、兵工署河南汴州厂、湘桂兵工厂、南昌飞机厂、宜昌航空站、航委会无线电厂、航委会安庆站、扬州航空站、钢铁迁建委员会、上海钢厂、大鑫钢铁厂、周恒顺机器厂、天元电化厂、新民机器厂、中福煤矿、大成纺织厂、武汉被服厂、武昌制呢厂、武汉纱厂等,还有国民政府机关、科研机构以及大量的学校设备、珍贵历史文物等。

  在撤退人员中,还包括大量因战争失去家人的难童。1938年3月10日,战时儿童保育院在兵荒马乱的汉口成立后,先后共收容了16000多个来自战区的流离失所的难童。随着武汉会战的失利,撤离这些难童也成为了一项重要的任务。紧要关头,宋美龄、邓颖超联合社会各界妇女发出“欲救中国,必先救儿童”的呼吁。在二人的努力下,大量难童开始从武汉撤退到宜昌。对于从武汉转运来的难童,卢作孚第一时间进行了安置。

  当第一艘满载着物资和人员的轮船启航,开出宜昌港时,几百名难童在卢作孚的亲自护送下第一批上船。对这些难童,卢作孚一概免票。登船以后,孩子们扒在栏杆上放声高歌,他们摇着小手向卢作孚告别的情景,令岸边观者无不为之感动。

  后来,有人曾对此评述道:“那些抢运入川的物资,很快被用来在西南建立起一系列新的工业区,尤为重要的是,以重庆为中心的兵工、炼钢等行业,构成抗战时期中国的工业命脉。正是这些撤退运输到大后方的工矿企业成为抗战的坚强后盾,生产出大批枪炮,为前线的将士们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杀敌武器,为战争的最后胜利提供了有力的保证。”

  公司账目

  随着大撤退接近尾声,有人开始怀疑卢作孚的用心了:他的民生公司几乎独揽西撤任务,这一个多月下来,他得赚多少钱?在外界怀疑卢作孚趁机发国难财的同时,民生公司内部却在评估西撤期间的损失。难道说他卢作孚没有赚到钱?真会有人做赔本的买卖?

  事实上,在西撤期间,卢作孚的民生公司可以说是损失惨重。当时外国轮船公司由鄂入川的费用每吨需要300—400元,维持这个收费标准才能实现稳定的盈利。然而在西撤的特殊时刻,许多公司根本无力担负如此高昂的运输费用。而且外国轮船公司为了保持“中立”,不敢运输中国物资。其他中国轮船公司运力太小,根本无法承担这样的任务。此时,卢作孚的民生公司成了西撤的绝对垄断者,他完全可以以垄断者的身份确定价格,如果不通过民生公司运到四川,就只能沦为日军的战利品。

  然而,让很多人意外的是,他卢作孚非但没有借机涨价反而降价。当聚集在宜昌等待船只撤退的人们看到民生公司公布的运输价格时,一个个欣喜若狂,这价格居然比正常年月的价格还要低!卢作孚收取的费用极为低廉,兵工器材每吨只收30—37元,其他公物40元,民间器材也只收每吨60—80元。这样的价格不要说赚钱,连公司的运营成本都不够。仅1939年,民生公司航业部分的损失就高达400万元。

  宜昌大撤退后,民生公司的船仍在抢运物资,作出了极大贡献。整个抗战期间,民生船只运送出川的军队共计2705万人,武器弹药等30多万吨。卢作孚不顾危险,常常亲临现场。1939年以来,民生有9艘轮船被炸沉、6艘被炸坏,包括最大的“民元轮”。此外,政府征用用于阻塞水道5艘,损失2028吨;自行凿沉和敌机炸毁等16艘,损失11460吨;军工运输受损失5艘,损失4188吨;被日寇劫持5艘,损失2662吨,这还不含趸船和驳船,仅损失的轮船就有20338吨,船员共牺牲117人,伤残76人。

  1941年8月22日,“民俗号”从巴东运送伤兵和旅客时遭遇7架敌机的轰炸,船被炸沉,船员死亡70人(其他乘客死亡180人)。民生员工在这次轰炸中的表现,更是惊心动魄、可歌可泣,民生档案中保存了一份《通、俗等轮被炸经过报告》:

  加油工人邱宝定在机舱值班工作时,弹片穿破腹部,流血不止,叫他赶快离去,他却回答:“死就死吧,绝不能走!”仍扪腹忍痛工作,毫无畏怯,竟与船舶共存亡。船将倾倒,机舱人员尚望开车挽救,然而机器已被炸停,可是全体值班人员均未离去,仍照常工作。加油杨培之,看炉工罗绍修等,均随同船舶被炸沉而英勇殉职。水手长龙海云,当船将倾覆沉没时,仍屹立船头,继续工作,努力挽救船舶。船长数次催其逃生,他却慨然回答:“船长不走,我怎能离去!”船又一次被炸时,龙海云腹部中弹牺牲。三引水王炳荣奉船长之命执舵被炸伤,船长改命徐鸿章执舵,叫王速离船逃生,但王仍坚守岗位不肯离去,后随船沉没殉职。大副李晖汉,当船被炸沉时,他急赴驾驶室将航行日记簿、船舶证书及其他重要文件抱于怀中,忽一弹片飞来,削去嘴脸,即倒于血泊中牺牲。报务员陈志昌,当船被炸沉时,已不能再发电报,但仍保护着电报机而不离去,终被炸死殉职。护航组长申志成,茶房头脑唐泽民、袁文彬,当敌机临空投弹扫射时,乘客骚乱,他们却不顾个人安危,冒着枪弹,照样维持秩序,企图保持船身平稳,但敌机不断地轰炸,扫射,弹如雨下,袁、申被炸惨死,唐被炸断其臂,昏倒于血泊中,英勇牺牲。船沉没后,幸存水手辜华山,仍不顾个人安危,急泅水至岸,抢推木划筏,在惊涛骇浪中救起伤兵和旅客数十人。其余未被炸死的船员均积极抢救浮于江上呼救之客人。

  面对这样巨大的损失,卢作孚对公司员工说:“我们要以事业报效国家,我们要以身尽瘁事业。我们虽然不能到前方去执干戈以卫社稷,拿起武器打敌人,当就本身职责,努力去做一员战士,以增强抗战力量。”

  卢作孚是商人,但是此时的卢作孚并没有从一个商家的角度去看待这场撤退,而是把自己当作了一名抗击外敌、保卫家园的战士。他的所为与生意无关,是一种纯粹的爱国举动。

  据经济部调查,在这40天里抢运进川的兵工厂和民营企业的机器设备,每月仅手榴弹就可以造30万枚,迫击炮弹7万枚,飞机炸弹6千枚,十字镐20多万把。

  1939年元旦,国民政府授予卢作孚“杰出服务勋章”,以示表彰。1939年2月7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传令嘉奖参与宜昌大撤退的轮船。1940年10月再次嘉奖民生公司。徐盈在1948年出版的《当代中国实业人物志》中说:“没有卢作孚,(就)没有民生公司,没有民生公司,(就)没有它在抗日战争中的种种牺牲和创造。”

  “基督将军”冯玉祥称民生公司是“爱国的公司”,1943年7月6日给卢作孚写信称他是“最爱国的,也是最有作为的人”,“贵公司人才之多,事业之大,有功于抗战,均为其他公司所少有,敬佩万分”。

  这些荣誉和功绩正是对“民生精神”最好的赞扬,其中包含了敬业、无私和牺牲的精神,包含了员工之间相互信赖和团结的精神,这一切比任何有形的规章、资本都来得可贵。他们不是职业军人,只是一家民营轮船公司的员工,他们在面临国之大义时的慷慨从容却一点也不让于浴血战场的将士。

  卢作孚说:“公司的基础不是在百余万资本上,几桩事业上,几十只轮船上,乃在这种精神上。”“民生精神”是他在1933年正式提出的,他在纪念民生公司10周年时又进行过解释:“我所见着的还在这些事业的背后,在撑持这些事业的险阻艰难者,为了事业忘却了自己,为了增加事业的成功,忍受个人的困苦。如果整个公司的人有这一种精神,就可以建设一桩强固的事业;如果整个民族有这一种精神,就可建设一个强固的国家。”

  一个有着如此丰功伟绩的卢作孚,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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