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作孚：民国一代船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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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7年7月28日，为了阻遏日本海军从东北长驱南下长江，蒋介石在南京中山陵孝庐主持最高国防会议，决定采用“以快制快”、“制胜机先”的对策，利用日本关东军与日军其他部队的行动暂未统一的有利时机，抢在敌人大部队向长江流域发动大规模进攻之前，选定长江下游江面最狭窄的江阴水域，在江中沉船，堵塞航道，再利用海军舰艇和两岸炮火，将长江航路截断。这样，一方面可以阻止日舰沿长江西进，另一方面可以将长江中上游九江、武汉、宜昌、重庆一带的70艘日军舰船和6000多日海军陆战队队员围而歼之。

　　国民政府海军部长陈绍宽于1937年8月1日奉令构筑江阴封锁阻塞工程，当晚即率“平海”、“宁海”等中国海军主力舰艇连夜驶抵江阴备战。12日抢干一天，即将事先驻此备用的逾龄陈旧舰艇8艘一一自沉于江底。它们是炮舰“大同”、“自强”、“德胜”、“威胜”、“武胜”；练习舰“通济”；鱼雷艇“辰”、“宿”；还有征用的商轮20艘；旋又增沉趸船8艘。9月25日，复将陈旧的“海圻”、“海容”、“海筹”、“海琛”4艘巡洋舰沉做辅助阻塞线。前后共沉大小舰艇、船舶43艘，达63800吨。又向各地征用民船、盐船185艘，装石子3000方填补空隙，工程浩大，构成具有国防意义的江阴阻塞线。

　　然而，由于汉奸间谍出卖机密情报，日本海军陆战队抢先一步，连夜东行。就在蒋介石的命令刚刚下达、封锁江阴要塞长江水面的行动即将展开之前，所有在长江中上游的日本军舰和商船于8月6日、7日两天全部飞速驶来，冲过江阴江面，撤往长江口，日本侨民也都随船撤离，封锁江阴要塞的军事计划就这样破产了。

　　江阴位于长江下游，江流至此宽不到2000米，水深流急，地势险要，扼长江咽喉，为南京之屏障。南京国民政府战前即对江阴进行整建，总计装要塞炮21门。为了监视阻塞线和保卫这一国防堡垒，海军遂集中主力舰艇驻泊江阴。

　　然而，日军拥有绝对的海空优势，日军航母舰载机轮番袭击江阴要塞。最终，中国海军以第1舰队、第2舰队全线拼光的代价，阻遏了日军沿长江西进的企图，粉碎了日军三个月灭亡中国的迷梦，保护了长江下游军政机关、工矿企业向四川大后方的安全转移，为国民政府以空间换取时间之持久抗战的最后胜利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在随后的武汉保卫战中，国民政府又在马当进行了第二次沉船，筑起了著名的“马当防线”。1937年12月开始构筑，1938年3—6月，再次加强马当工程。先后征用轮船13艘、趸船6艘、码头船2艘，共21艘，30207吨，沉塞于马当江中。另外又在沉船间加构水下暗礁，设置钢丝拦江缆和钢丝浮水线，加强封锁力量。在敌机投弹、扫射下，施工人员不畏艰险，冒死抢筑，冯玉祥将军等曾来工地视察，深表嘉许。

　　经过两次施工，在江心建成一条拦河坝式的阻塞线，只在长江南岸留有仅可通行一条船的狭窄航道，并在两岸山峰险要处设有炮台、碉堡、战壕等工事。水面布置3道水雷防线，前后共布雷1500余枚，同时配置重兵防守。

　　由于海军已经全军覆没，此次沉船由商船完成。1937年12月20日，国民政府征集上海招商局“江裕”、“新丰”、“永胜”等商船和安庆等地趸船18艘，大小木船100余艘，载石块沉塞于马当江段。沉船时，附近江面上停满了大小船只，船上压着厚重的青石块和水泥墩，人们用碗口粗的麻绳将各种铁、木船拴在一起，然后将船底凿穿，依次沉下。为了彻底封锁江面，以后的日子，国民政府又组织人员在此抛下大量的石块，前后共进行了50多天。

　　由于卢作孚的据理力争和高瞻远瞩，国民政府在征集船只时对船只进行了限制：一是只征集不能进入内河行驶的大轮，如此一来就为西撤留下了宝贵的运输船只；二是尽量征集船龄较大的船，这样也就保存了一批新造的轮船。

　　尽管国民政府再次耗费大量人力、物力、财力来构筑马当防线，但是防线依旧没能挡住日军的进攻，到1938年10月，武汉也落入敌手。

　　雪中送炭

　　随着武汉战事吃紧，大量聚集在武汉的搬迁企业需要再一次搬迁。然而，不少企业最初的搬迁计划是到武汉为止，并没有为入川做必要的准备，此时他们多数已无力继续西迁，只能落入日寇之手。作为交通部常务次长，同时兼任军事委员会下属的水陆运输委员会主会的卢作孚对此事自然是心知肚明。当各家无力西迁的企业负责人正在为如何继续西迁忧虑时，卢作孚也在为这些企业做打算。

　　这天，卢作孚到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翁文灏家里商谈公务，谈话间偶遇中福煤矿总工程师孙越琦。中福煤矿公司原址在河南焦作，豫北战事吃紧，中福煤矿不甘落入日寇之手，便举全公司之力携公司诸多采煤设备南撤至武汉。然而，谁曾想武汉也是岌岌可危，不得不继续西迁，但是公司最初的打算只是撤到武汉，不曾为西迁入川做准备，此时公司已无力西迁。为此，孙越琦来找行政院院长为煤矿诸多设备求西迁之策。

　　卢作孚见此人甚是焦虑，便与之攀谈，谈话间卢作孚了解了中福煤矿的处境，颇为同情。两人商谈不过5分钟，即谈妥由民生公司负责，将中福公司的全部设备运往四川，与北碚天府煤矿公司、北川铁路公司合作，成立新的天府矿业股份有限公司。这个新公司，是战时大后方的最大的煤矿企业，后来为抗战作出了极大贡献。

　　上海大鑫炼铁厂也是撤到汉口后无力再搬。民生公司就将其主要设备运至重庆，与之合资经营，更名为渝鑫钢铁股份有限公司。新公司资本50万元，大鑫钢铁厂以西迁机器和五金原料作价25万元作为股本，民生公司则以运费7万元、现金18万元作为股金。

　　这些长江下游的民营企业，激于民族大义毅然西迁，不肯沦于敌人之手，但终究实力有限，撤退至武汉后，就没有了继续后撤的资金，更何论重建？民生公司在他们危难之际及时伸出援手，以不损害他们利益的合作方式，达成互利双赢的局面，使这些企业绝路逢生。

　　民生公司对这些企业只给予投资支持，作为新公司的股东，实施财务监督，而不要求经营权、不更换原任董事长和总经理。新组建的合资公司是独立企业，属于民生集团的投资企业，而不是民生集团的下属企业。民生的这种宽厚的合作姿态，在当时实属难得。

　　后来，渝鑫钢铁厂生产了大批钢、锡、锰铁、火砖、炭精等产品，同时还能制造大型轧钢机，成为大后方举足轻重的重工业企业。此外，还有武汉的周恒顺机器厂、常州的大成纺织厂，也都在危急时刻求助于民生公司，以同样的模式与民生公司结盟，顺利完成了重建。

　　与民生公司的慷慨相比，此时以“四大家族”为首的官僚资本集团却开始大发国难财。1935年底全国官营、民营工厂资本总额中，官营部分只占11%，然而到1943年，官营资本已占资本总额的69%。从国民政府1937年9月设立工矿调整委员会起，官僚资本开始在抗战的背景下全面扩张，不断吞并民营工业，实行国家垄断。最终，国进民退，四大家族所代表的垄断官僚阶级占有了中国人民创造的大量财富。

　　四大家族官营工业主要有隶属于资源委员会和军政部兵工署的两大直属系统。1944年，资源委员会下面有105个单位，兵工署下面有数十个单位。此外还有各省所办的官营工业，如贵州企业公司、四川川康兴业公司、湖南实业公司等。1943年国民政府经济部的某份报告说明了官营工业的垄断地位。在国统区3700余家工业中，官营的600余家，民营的有3100余家。但官营的占资本总额的69%，民营的只占31%。

　　四大家族除官营工业外，还有所谓商办形式的私营工业，这类工业著名的有：以孔家为主的中国兴业公司，1939年7月成立时的资本额为1200万元，到1943年增为12亿元，为后方资本额最大的公司，它共有13个厂，经营的主业是钢铁。在宋家控制下的雍兴实业股份有限公司，1940年成立，1942年5月己完成及未完成的有18个单位，其中绝大部分分布在陕西、甘肃两省，主要经营纺织业。除了资源委员会主办的各厂外，它是西北最大的垄断企业。1942年，它的已开工纱锭占大后方全部纱锭的1/4.陈家的有大华企业公司、华西建设公司、中国工矿建设公司等，都是规模很大的垄断企业。

　　四大家族是最大的高利贷主。根据在15个省展开的某次调查，在农民借款来源中，受四大家族操纵的银行、合作社、合作金库所占比重，1938年为26%，1940年为38%，1942年为59%，1944年为25%。1937年9月，国民政府设置了农产调整委员会作为控制和垄断农业生产的机构。抗战时期棉花、蚕丝、茶叶、猪鬃、桐油等由国民政府统购统销。在征购征借的措施下，大量的粮食纳入四大家族的直接掌控之中。四大家族还直接占有大量农村土地，陈家的华西垦殖公司、蒋经国的新赣南国民经济建设公司都是这类机构。

　　除了控制工矿企业以外，官僚资本还利用其掌握的政治权力大肆搜刮民脂民膏。

　　1938年至1944年，国民政府财政部发行内债18种，有的按法币和关金计算，有的按英镑、美元计算。总计法币15192万亿（民国政府共发行法币总量在660万亿以上），关金100000000，英镑20000000，美元210000000.此外，还有谷麦粮食债券。除1937年的救国公债在民间“劝募”外，其余都不公开发行，而以总预约券的方式向银行抵押，再由银行垫款给国民政府。银行则利用它作为发行纸币的权力，发行不兑现的钞票。官僚资本既发了公债财，又发了法币财。

　　由于工业、商业发达的沿江沿海地区相继沦陷，关税、盐税、统税三税收入大为减少。国民政府便通过扩大征税范围和增加税率的办法，来弥补减少的税收。国民政府将统税扩大为货物税，形成几乎无物不税的状况。1943年10月开征食盐附加税，开始每斤征3元，到1945年1月增至60元。由于通货膨胀，从1941年下半年起，实行田赋征实，按田赋的正税和附加税的税额，每元折征稻谷2市斗，1942年增至4市斗。从1942年起普遍实行粮食随赋征购，征购价格远低于市价，而且多数不付现款，只付粮食库券或法币储蓄券。1943年普遍实行粮食征借，既不付利息，还本也只是空话。从1941年起到1945年6月，国民政府通过“三征”，共实收稻谷和小麦24亿多担。这是对广大农民最直接最厉害的掠夺。

　　抗战开始后四个月，国民政府决定用增发纸币的办法弥补财政赤字。法币发行额，据官方公布的数字，1937年底为16亿元。1945年底为10319亿元。8年中增加了738倍。实际上还不止此数。滥发钞票使四大家族的财富迅速集中，而广大人民则越来越贫困。

　　国民政府从1938年3月起实行外汇管制。从此，官价外汇被垄断，黑市交易随之而起。伴随法币的贬值，官价与黑市价之间的差额越来越大。抗战期间，外汇中美元与法币的兑换率一直是1∶20，而黑市1943年12月为1∶854，1944年12月为1∶5422.四大家族利用特权，以官价买进大量外汇和黄金，以黑市价格抛出，转手之间，牟取暴利。

　　1941年4月，国民政府成立专卖事业管理局。从次年初开始，先后对食盐、糖、卷烟、火柴、茶叶、酒等六类物品实行专卖。这一制度，使国民政府收入大增。增收数额，1942年为478亿元，1943年为1747亿元，1944年为18亿元左右。这一制度大大加重了人民的负担。国民党官员和有关机构乘机营私舞弊，套取专卖品转投黑市，从中牟取暴利。

　　1937年9月，在国民政府之下成立贸易委员会，该会下设复兴公司、富华公司、中国茶叶公司三大公司，对国统区的丝、茶、桐油、猪鬃等主要出口物资，实行统购统销。钨、锑、锡、汞等主要出口矿产品，则由资源委员会统购统销。1942年2月，成立物资局，对棉纱实行统购。在统购统销政策下，国民政府实行低价强购，利用买卖之间的差价获取重利。以桐油为例，1942年收购价比内销市场价每担差100元，1943年差1100元。

　　官僚资本在抗战期间的种种作为让人甚是不齿，面对国家和民族危机，他们非但没有伸出援手救助陷于困境的民营资本，还落井下石，伺机大肆吞并、侵占民营资本。卢作孚作为一个民族资本家，国难当头不以利为先，处处考虑国家长久大计，极尽个人之所能，帮助一大批遭遇危机的民营企业渡过难关。这样的气魄和胸襟才是中华民族真正的风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