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焦长征--长征中的毛泽东及三人军事指挥小组

4.蒋介石要让毛泽东成为“第二个石达开”

　　毛泽东把中央红军安全地带到了长江之北，但是仍有爬不完的山，过不完的河。

　　中央红军飞越金沙江后，蒋介石急忙飞往昆明，策划对红军实行新的围追堵截。

　　蒋介石一到昆明，龙云就向他献计，建议像清军在大渡河边消灭石达开一样，把红军消灭在大渡河边。蒋介石立即调兵遣将，部署大渡河战役，妄图在大渡河畔聚歼红军。

　　此前，蒋介石判断中央红军可能向大渡河前进，深入四川腹地，与红四方面军会合。他制定了一个把红军封锁于金沙江以北，大渡河以南，雅砻江以东地区，予以“根本歼灭”的作战计划。他除了令薛岳率军尾追外，急电四川军阀刘湘派兵堵截。他命令以川军第二十军全部及第二十一军之一部归杨森指挥，火速至大渡河北岸防堵；令刘文辉将第二十四军大渡河以南的部队（约5个旅）统归刘元璋率领，受薛岳指挥，堵截我军北上，掩护薛岳部主力北进；令第二十四军主力布防大渡河北岸，严密封锁，并指定杨森、刘文辉到汉源指挥。蒋介石又给大渡河南北各军去电，大肆鼓吹“大渡河是太平天国石达开大军覆灭之地，今共军入此汉彝杂处，一线中通，江河阻隔，地形险峻，给养困难的绝地，必步石军覆辙，希各军师长鼓励所部建立殊勋”。蒋介石还两次从昆明乘飞机到川康边境前线视察，向各部队前线指挥官空投“手令”，进行督战。

　　蒋介石部署大渡河会战的总兵力为15万至20万人，其中中央军10余万人，川军5 万至6 万人。

　　当时，驻在川康边区的为四川军阀刘文辉的部队。刘文辉为国民党第二十四军军长，辖第二十四军3个师和川康边防军2个师，共2万人。

　　红军渡过金沙江后，蒋介石致电刘文辉，一方面打气，“大渡河天险，共军断难飞渡”；一方面严令他“严密防守，务将共军彻底消灭于大渡河以南。如所部官兵敢有玩忽职守，致使河防失守者，定以军法从事”。

　　蒋介石还派其亲信到雅安、汉源，对刘文辉部队进行监视。

　　刘文辉对形势却不乐观，认为：“红军目前力量虽不算强大，但扫平川康这点部队，却游刃有余”；“自己力量脆弱，和红军硬打是打不赢的，逃避也是逃避不了的。”他希望“薛岳追军早到，石达开覆军历史重演”。他的对策是“固守金沙江、大渡河待援，力求保全实力，保住地盘”。他的部署是：以川康边防军司令刘元璋指挥5个旅12个团以上兵力，并发动地方反动势力，负责扼守金沙江，确保宁属地区（今凉山彝族自治州）防务。以第二十四军主力，并发动大渡河沿岸反动势力，共同确保大渡河防务，堵截红军过大渡河。刘文辉的军部率警卫旅及直属单位驻雅安，统一指挥堵截红军的军事行动。

　　刘元璋明白了刘文辉的指导思想，但认为守江不如守城稳当，自己兵力不足，金沙江江岸线很长，不易防守，一处被突破，可能全线崩溃。而守城只要能坚持几天，追兵薛岳部大军一到，红军就会离去，城市就会解围。因此，他把兵力在会理、德昌、西昌摆成三线，而没有把重兵摆在江沿岸。刘元璋这种部署，为红军北渡金沙江，向大渡河进军，提供了有利条件。

　　红三军团渡过金沙江围攻会理未下，军委即确定了一条方针：在红军前进路上的西昌、冕宁、越西等地，如有敌人重兵防守，用不着进攻，也不一定占领，主要是争取先机渡过大渡河。

　　过德昌，刘元璋的一个旅长许剑霜率1个团又1个营在此布防，据险扼守，防堵红军北上。许是刘伯承在川军时的老部下，曾参加过顺庆、泸州起义。刘伯承亲自写信，追述旧谊，晓以大义，希望他不阻止红军北上抗日。因此红军未遇抵抗，进入德昌县境。民国修订本《西昌县志》卷九《兵寇志》记载，红军一路“洋洋而来，如入无人之境”。

　　在德昌至西昌之间，是彝族土著地主武装邓秀廷部。刘伯承利用自己是川中名将的声名，致信借道，信中说：红军系北上抗日，路经贵防，不以彝民为敌，彝民打枪我不还击，但路是一定要过的。请邓考虑。

　　邓慑于刘伯承和红军的军威，眼看着红军通过，未敢主动出击。几个彝民打了十几枪，亦被邓制止。

　　西昌是宁属地区统治中心，红一、五军团通过侦察获悉西昌城高3丈，且很坚固，城内有守敌4 个团和部分彝族士兵的情况后，决定绕过西昌，除派部分警戒部队监视该城守敌，防其出击外，主力从西昌西南15 里的马道子直插西昌北，经过礼州，直奔泸沽。在城内坐卧不安、以亮城为名烧街道、烧民房的刘元璋，也未敢妄动。

　　5 月中旬，中央红军风驰电掣地继续北上，一路上越过西昌、冕宁数县。

　　然而，摆在红军面前的任务还是十分艰巨的。

　　从会理到大渡河计程约500公里。从泸沽到大渡河有两条道路可走：一条是经登相营、越崔（今越西）到大树堡渡河，对岸是富林（今汉源），这是走雅安、成都的大路；另一条是经冕宁、大桥、拖乌到安顺场，这是一条险峻崎岖的小路，而且要经过彝族聚居区。蒋介石判断红军必走第一条路，因而把兵力重点部署在富林方向。

　　军委组成了两支先遣队：第一先遣队由红一军团第一师第一团组成，刘伯承为司令员，聂荣臻为政委；第二先遣队由红一军团第二师第五团组成，由左权、刘亚楼指挥。先遣队原定经越西向大树堡前进。

　　正当先遣队整装待发之时，中共冕宁地下党主动派人到泸沽，向刘、聂首长汇报敌情，红一团侦察组亦汇报了两条行军道路的里程、居民、给养和敌军布防情况。刘伯承认为，敌人显然已判定我军将走西昌富林大道，把富林作为防守的重点。我军如从富林渡河，正遇敌人主力，不易成功，建议军委改变行军路线走冕宁、安顺场小路。聂荣臻同意刘伯承的意见，并提出让左权、刘亚楼带第五团往越西方向佯动，迷惑和钳制敌人。当即由刘伯承起草电报，发给军委，因军委在行军中，电台联络不上。刘、聂果断决定，红一团先开冕宁，到冕宁后再与军委联络。

　　21 日凌晨，红一团到达冕宁，与军委取得联络。军委和毛泽东完全同意刘、聂的正确建议，出敌不意，红军主力改经冕宁，直插安顺场，把攻击点选在敌人的薄弱部。同时还充分利用和扩大敌人的判断错误，再次“示形于东而击于西”，让红五团则继续经越西北进，向大树堡前进，摆出一副由此渡江直取雅安、进逼成都的态势，以吸引、迷惑并钳制大道上正面之敌。军委强调必须“绝对保守改道秘密”，“严密搜捕敌探”。于是，第一先遣团在刘伯承、聂荣臻的率领下，以日行120 里的速度，从小路向安顺场进发。

　　这次红军改道走小路向安顺场前进，充分体现了红军高级指挥员实事求是、主动创造的精神，又充分体现了毛泽东在军事指挥上一贯的民主作风。将帅协和，机动灵活，团结一致，集思广益，这是红军长征胜利的重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