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焦长征--长征中的毛泽东及三人军事指挥小组

1.毛泽东指挥的第一仗——土城之战失利。博古说：“看起来，狭隘经验论指挥也不成”

　　遵义会议之后，摆在中央红军面前的敌情仍然是非常严重的，仍然处在强大敌人的围追堵截之中。如何粉碎强敌的进攻，争取主动，实现战略转移的目的，这是摆在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面前最重要、最紧迫的工作，也是受命于危难之际的毛泽东时刻思考的问题。

　　毛泽东说：“战争的胜负，主要地决定于作战双方的军事、政治、经济、自然诸条件，这是没有问题的。然而不仅仅如此，还决定于作战双方主观指导的能力。军事家不能超过物质条件许可的范围外企图战争的胜利，然而军事家可以而且必须在物质条件许可的范围内争取战争的胜利。军事家活动的舞台建筑在客观物质条件的上面，然而军事家凭着这个舞台，却可以导演出许多有声有色威武雄壮的活剧来。”

　　遵义会议后的毛泽东导演的战争话剧循此道而行：在最初因敌我实力过于悬殊，初战土城并未大获全胜，毛泽东迅速调整方略后，指挥战争的艺术日臻完美，指导上演的剧目也越来越精彩，使对手完全陷入被动。

　　中央红军到遵义地区后，蒋介石对红军行动方向作出判断：一是东返湖南与贺龙、萧克的红二、六军团会合；二是北进入川与红四方面军会合。为此，蒋介石重点作了布防，以主力部署在防堵红军去湘西与北渡长江的道上。蒋介石的参谋团对红军入川作了三种估计：第一，向泸州、宜宾西进，这是上策；第二，东经酉阳、秀山、黔江、彭水，从奉节万县之间北渡，是中策；第三，直插重庆，这是下策。严令川军14个旅除沿江布防外，还前出贵州边境巡逻游弋。

　　为此，遵义会议期间，蒋介石对红军的围追堵截作了重新部署，调集了中央军和湘、桂、川、黔、滇地方军阀部队150 多个团，约40万人的庞大兵力，全力对付中央红军。东面，以湘军刘建绪的4个师进至乌江东岸沿河、思南一带布防，并渡过乌江参加“追剿”。

　　西面，以滇军参谋长孙渡率步兵、炮兵6个旅20个团2.4万人的兵力，布防于黔西毕节一带“堵剿”。南面，以中央军薛岳率领吴奇伟、周浑元2 个纵队部署于贵阳、清镇、修文、贵定地区，以吴奇伟部在贵阳待命，以周浑元部渡乌江进至黔西、大定（今大方）侧击；以黔军王家烈部渡乌江尾追红军；以桂军廖磊两个师进至黔南都匀地区；粤军3个师于1月11日从广州出发，准备经广西进入贵州参加“追剿”。

　　北面，蒋介石令其驻川参谋主任贺国光和四川军阀刘湘组织“川南剿总”，以潘文华为总指挥，进驻泸州，集中国民党二十一军可能抽集的兵力，在川南叙永、古蔺和赤水地区布置堵截，封锁长江。1月12 日，“川南剿总”组成，下辖12 个旅36 个团的兵力，布防长江沿岸，重点加强以叙永、泸州为中心的防御，阻止红军北渡长江。同时，蒋介石又令上官云相部2个师由鄂豫入川，速向黔北松坎布防，令徐源泉部急向黔江、澎水一带防堵。

　　1月19日，蒋介石下达“川江南岸围剿计划”，企图压迫中央红军于川江南地区，“合剿而聚歼之”。他命令薛岳部中央军、黔军和湘军大部速向遵义前进，担任“追剿”任务；命令川军、滇军和徐源泉一部，担任“堵剿”任务；以徐源泉部主力和上官云相部为预备军，待命出动。

　　蒋介石把堡垒主义当法宝，在整个“追剿”长征红军期间他始终抓住不放。为了堵截中央红军北渡长江，他严令各部抓紧修筑碉堡，并在这一方向构筑了两道封锁线：沿泸州、叙永、毕节为第一道封锁线；以横江场、盐津及安边场、宜宾间金沙江下段、宜宾与泸州间长江为第二道封锁线。

　　蒋介石把军队集中在川黔边境上，堵住了直通长江的近路，希望在川江南岸把中央红军一举歼灭。此时的中央红军仅有3万多人，相对于拥有比较先进的武器，有空军助威，有全国政权做后盾，粮食、被服、弹药供应充足、运输比较方便的国民党军队，红军武器落后，弹药不足，粮食、被服给养缺乏，没有根据地作依托，没有空军，没有汽车。敌强我弱形势非常明显。

　　在遵义会议上，毛泽东分析了形势：针对湘军重兵在湘黔交界处严阵以待，红二、六军团自己还处在打开局面阶段的情况，中央红军仍不能去湘西；黎平会议原定以遵义为中心在川黔边创建新根据地的计划也很难实现。因为贵州地瘠民贫，人烟稀少，少数民族多，我党在贵州没有工作基础，红军处在两江（乌江、长江）之间，回旋余地有限，而且敌人重兵围追，因而在贵州建立根据地是非常困难的。于是，会议接受刘伯承和聂荣臻提出的建议：打过长江去，到川西北去建立根据地。

　　从全局和长远的观点看，这一战略计划大方向是正确的，如能实现，我两个方面军有川陕革命根据地可以接应，既可向东向南发展，赤化全川，又可以集结红军主力北上陕甘，进而东指晋冀，瞰制中原；四川是西南首富，人烟稠密；四川军阀派系众多，矛盾重重；蜀道崎岖，交通不便，蒋介石向四川大量调兵不容易；四川在政治上、军事上、经济上都比黔北好，建立根据地的有利条件较多。因此遵义会议一致决定中央红军渡过长江在成都之西南或西北建立根据地。

　　根据遵义会议决议，中央军委立即部署中央红军离开遵义地区北进，准备北渡长江，预定的渡河点是宜宾到泸州一线，即在由黔北地域经过川南，渡江后转入新的地域协同红四方面军由四川西北方面实行总的反攻，并争取四川赤化。同时也作了两手准备：在沿长江为川敌所阻，不得渡江时我野战军应暂留于川南地域进行战斗，并准备渡过金沙江，经叙州上游渡河。

　　l935 年1月l9 日，红军主力分左、中、右三路从遵义、桐梓、松坎地区向土城、赤水方向前进，揭开了摆脱敌人包围的序幕。

　　万里长江逶迤而来，上游为金沙江，中段为川江，湖北一段称荆江，以下称扬子江。红军要北渡的长江正是四川境内的川江。川江由西南而来，东北向直奔重庆，又转向东穿越崇山峻岭，形成举世闻名的长江三峡。红军由遵义出发，拟从重庆上游渡江，可以称为北渡长江，也可以叫西渡长江，因为长江在遵义的西面和北面。从遵义地区撤离的红军正是循此思路行军的。

　　密切的战略协同作战，是克敌制胜的重要因素。毛泽东是非常重视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红二军团、红六军团的战略协同的。1月20 日，中央军委制定的《渡江作战计划》中，要求“红二、六军团在川、黔、湘、鄂之交界活动，来钳制四川东南‘会剿’之敌，配合此反攻以粉碎敌人新的围攻”。1月22日，中央政治局和中央军委发出了《为红军主力入川给四方面军电》指出：“为选择优良条件，争取更大发展前途计，决定我野战军转入川西，拟从泸州上游渡江，若无障碍，约2月中旬即可渡江北上，预计沿途将有许多激烈的战斗。这一战略方针的实现，与你们的行动有密切关系。为使四方面军与野战军在蒋敌尚未完全入川实施‘围剿’以前，密切地协同作战，先击破川敌起见，我们建议，你们应以群众武装与独立师团向东线积极活动，牵制刘（湘）敌，而集中红军全力，向西线进攻。”“你们宜迅速集结部队，完成进攻准备，于最近时期实行向嘉陵江以西进攻。”

　　受命于危难之际的毛泽东，拄着木棍行走在黔北雪后泥泞的山路上，双脚沾满泥浆，却日夜思虑在惊涛骇浪中杀出一条生路，把中央红军引向胜利的坦途。

　　1月24日，中央红军右路纵队红一军团进抵土城。左路纵队红三军团从懒板凳出发，经李梓关、花秋坝、兴隆场等地，也于1 月27日抵达土城。

　　此时，情报显示刘湘的模范师郭勋祺部已渡过长江，从綦江方向南下，企图阻击中央红军北上，其先头部队已进至温水，距离我军仅一天路程。

　　在进军土城途中，毛泽东边走边察看沿途地形，发现道路两边都是山谷地带，如果敌军孤军深入，我军就可以利用两边山谷居高临下的有利地形，集中优势兵力，合围歼灭敌人。

　　1月26日晨，红一军团红一师在赤水县城（属贵州省）西约l5公里处的黄陂洞与川敌章安平旅遭遇。中午，川敌达风岗旅赶来增援。红军与章、达两敌展开激烈的肉搏战、拉锯战，血染山冈，草木为之滚平。入夜，红军在一日激战之后沿着赤水县城西南的丛林撤走。

　　1月27日下午，中央军委到达土城镇，红五军团进入土城东北地域。

　　土城是个依山傍水的小镇。在土城，毛泽东获悉尾追之敌2 个旅4个团正向土城方向扑来，遂决定集中红三、五军团和干部团，占领土城镇以东2至4公里处的青杠坡地区有利地形，歼灭尾追之敌郭勋祺师，打通北渡长江进入四川的通道。在红军总部研究敌情、部署战斗的会议上，毛泽东形象地说：“现在敌人有几路来追击我们，我们要消灭他们，但不是一下子能消灭的。我们吃东西要一口一口地吃，先吃少的，后吃多的。胃口太大了，想一口是吃不下的。”于是，他命令红一军团继续北上，夺取赤水城；以红三军团和红五军团占领土城镇以东2至4公里处两侧有利地形，给川敌先头部队以迎头痛击。为了打好这一仗，朱德和刘伯承亲临前线指挥。

　　1月28日晨战斗打响。红三、五军团向青杠坡地区之敌发起猛攻。敌军拼命顽抗，战斗异常激烈，敌人遭到重大打击，红军勇敢冲锋，一度占领了敌人阵地——银盆顶，也付出了不小代价。但红军连续奋战三四个小时，未能扩展战果，敌人越打越多。

　　红军在战斗中抓住了敌军一批俘虏。毛泽东发现俘虏中有四个以上团的番号，觉察到情报有误，原来以为敌人是2个旅4个团，约六七千人，这时发现是6个团1万多人，而且增援部队陆续到达。同时发现对川军的战斗力估计不足，原来以为川军的战斗力与黔军“双枪兵”的战斗力差不多，实际上川军的武器装备和战斗力都比黔军强得多，并且红一军团已于上午沿赤水河右岸奔袭赤水城，分散了兵力，没有形成打歼灭战的拳头。

　　毛泽东发现问题后，立即通知红一军团急速返回增援。

　　敌人猛烈反扑，红五军团阵地被敌军突破，敌人抢占山头，步步向土城镇进逼，一直突进到镇东面白马山的中央军委指挥部前沿。前有敌人猛攻，山后就是赤水河波涛滚滚，若不能顶住并击退敌人的进攻，将面临严重后果。

　　朱德决定亲临火线最紧张地段指挥作战。毛泽东没有立即表态。朱德诚恳地说：“得啰，老伙计，不要光考虑我个人的安全。只要红军胜利，只要遵义会议开出新天地，区区一个朱德又何惜！敌人的枪是打不中朱德的！”毛泽东终于点头了。朱德来到了前沿阵地亲自指挥，红军指战员士气大振。

　　下午，敌人向红五军团阵地发动了连续猛攻，战斗更加激烈。红军子弹和手榴弹即将告罄，战士们拣起石头砸。连续击退了敌人的四次冲锋。敌人发动了更猛烈的第五次冲锋，一度突破红军阵地。被红军战士以刺刀、大刀砍了回去。第六次冲锋也被红军战士杀退。

　　在情况最紧急的时刻，毛泽东立即命令军委干部团发动反冲锋。干部团的成员多数是富有战斗经验的年轻连排干部，战术思想明确，战斗作风过硬，军事技术好，战斗力强。在团长陈赓、政委宋任穷指挥下，干部团以猛虎下山之势、雷霆万钧之力，一个猛冲，把敌人打得仓惶溃退。

　　下午2时过后，红一军团第二师跑步返回增援，到达白马山阵地，与干部团协同作战，击退了敌人的进攻，巩固了红军的阵地。

　　当天，川军潘文华在报告中说：“午刻，共军一、三、五军团向我部猛攻，激烈甚烈。郭部第八团阵地，地势低下，受敌瞰射，该团官兵伤亡过半，士兵伤亡更重，阵地几不有守。”

　　聂荣臻同志回忆这次战斗时说，“我们与郭勋祺师激战了一整天。虽然给他以重大杀伤，但未能消灭敌人，自己却受损不小。”

　　毛泽东及时掌握战场形势的变化，鉴于在战场的敌人比原来侦察的要多，而且援军即将赶到，在战场阵地巩固以后，决心撤出战斗。他说：“土城不能打：一、地形不利于我们，河流多；二、敌人的援军已快要赶到，敌人的兵力都集中到这里来了；三、这一仗再打下去，就是一个消耗战，会使我军损失太大。”

　　土城之战，据敌川军总指挥潘文华的电报称：“往复冲锋数十次，匪我伤亡甚大，激战至晚，匪受创颇巨”，“此役击毙匪2000余”。国民党方面难免有夸大之辞，但土城之战失利倒是事实。1956年9月，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八大预备会第二次会议上历数他的失误时，提及“长征时候的土城战役是我指挥的”。可见土城战役对毛泽东影响之深。遵义会议把李德“轰下台”，大家都希望毛泽东协助周恩来，打一两个胜仗，扭转被动局面。没想到土城一仗就失利，北渡长江的战略计划未能实现，这对毛泽东的威信无疑是一个打击。博古当时就说：“看起来，狭隘经验论指挥也不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