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焦长征--长征中的毛泽东及三人军事指挥小组

6.遵义会议上，毛泽东当选为政治局常委；周恩来为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

　　在遵义会议上，王稼祥明确提出应该由毛泽东出来领导和指挥红军的建议，得到了大多数人的响应。

　　张闻天在王稼祥发言后马上表态，明确地支持毛泽东的意见，认为这些分析准确地指出了问题的症结所在。他强调，用马列主义解决中国革命问题，还是毛泽东行。建议必须让毛泽东出来领导。

　　在会议上，已“公开地倒向毛泽东”的周恩来也表示坚决支持毛泽东。他发表了下述的讲话：“昨天博古同志的报告，我也以为基本上是不正确的。在国民党军队的第五次‘围剿’中，红军的抵抗力是不能相比的，这是事实。由于党中央在指挥作战上的错误，使得我们接连失败，也是事实。不言而喻，面对优势敌军，采取正面阵地战，红军是很难取胜的。我完全同意毛泽东、洛甫、王稼祥、朱德等同志对党中央所犯错误的抨击。因此，作为指挥这场战争的负责人，我毫无疑问要承担责任。免去导致失败的指挥员，以获得胜利的指挥员取而代之，这是自然而然的事情。我请求撤换我的职务，让过去在战争中用正确的军事原则，巧妙击退敌人进攻的人来代替。我决心把军事指挥权交还给党，让党来重新安排。泽东同志无疑应该回到野战军的领导岗位上来，我请求中央考虑。”

　　周恩来全力推举毛泽东出来领导党和红军。他说：“只有改变错误的领导，红军才有希望，革命才能成功。”

　　遵义会议上，周恩来在关系党和红军命运前途的大是大非面前旗帜鲜明；解剖自己、检讨自己的错误则更是一针见血。他这种不计个人恩怨、不为自己开脱过关的光明磊落的态度，让每个人感动。

　　朱德是毛泽东在井冈山时期结成的亲密战友，他历来佩服毛泽东的战略远见和卓越指挥才能。他在会上严肃批评博古、李德排挤毛泽东，军事上瞎指挥的错误，质问李德：“有什么本钱，打什么仗，没什么本钱，打什么洋仗？”他完全支持拥护毛泽东重新出来领导红军，说着激动起来，一改过去宽厚慈祥的态度，声色俱厉地说：“如果继续这样的领导，我们就不能跟着走下去！”

　　红五军团政委李卓然从桐梓赶到遵义时会议已经开始，他来到了毛泽东的卧室。毛泽东当时正患感冒，发烧，头上裹着一条毛巾，但他仍然专注地听取李卓然的汇报。李卓然汇报了长征两个多月来红五军团部队的情况，在湘江战役中折损了整整1个师的兵力，指战员浴血奋战，连连失利，指战员怨声载道，责怪中央领导不力，等等。毛泽东说：“那你明天在会上讲一讲，好不好？”按照毛泽东的意见，李卓然在会议上就部队情况作了发言，对“左”倾军事路线进行了深刻的批判。

　　会议上大多数人反对“左”倾军事路线，拥护毛泽东的正确主张。但也有少数人坚持错误。凯丰坚决不同意对“左”倾军事路线的批判，反对毛泽东出来领导党和红军，他甚至狂妄地对毛泽东说：“你懂得什么马列主义？你顶多是看了些《孙子兵法》！”毛泽东反问他：“你读过《孙子兵法》没有？你知道《孙子兵法》一共有几章？”凯丰无言以对。他对会议持保留意见，会后一段时间仍坚持错误立场，他对博古说：“对路线错误的批判，我还是接受不了，中央的大印不能就这样交出去。”

　　凯丰，江西萍乡人，1927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大革命失败后被派往苏联，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30年回到上海，12月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32年到中央革命根据地，任共青团中央局书记。1934年1月在中国共产党六届五中全会上被选为中央委员、政治局候补委员。长征时任红九军团中央代表、军委总供给部政委。凯丰不仅在遵义会议上反对毛泽东，而且在会前、会中积极活动，找人谈话，支持博古、李德。聂荣臻曾回忆：“听说要解决路线问题，教条主义者也想争取主动，积极向人们做工作。在会前和会中，凯丰，即何克全，当时的政治局候补委员、共青团书记，三番两次找我谈话，一谈就是半天，要我在会上发言支持博古。我坚决不同意。我后来听说，凯丰向博古汇报说，聂荣臻这个人真顽固！”

　　博古在会上虽然没有完全彻底地承认自己的错误，但他顾全大局，讲党性，表示愿意遵守少数服从多数的组织原则，愿意遵守遵义会议决议。会后他同意把中央的印章和文件交给中央新的负责人，他说：“中央已经决定了，我们应该服从和执行。”后来经过实践的教育，博古和凯丰都转而拥护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在反对张国焘分裂主义等斗争中，坚决站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一边。

　　在遵义会议上，博古和李德被撤销了最高军事指挥权。博古后来说：“因为继续坚持错误，不承认错误，在这种情形下，遵义会议改变领导是正确的，必要的。我不但在遵义会议上没有承认这个错误，而且我继续坚持这个错误，保持这个‘左’倾机会主义的观点、路线，一直到1935年底1936年初瓦窑堡会议……”

　　李德受到了批评，对博古的批评很大一部分其实是批评李德的。他在会上情绪低落，一支接一支地抽烟，并为自己的错误辩护，说自己本来只是作为军事顾问提提建议，是中国同志自己搞坏了，把责任推在别人身上。他完全不同意对他的批评。会后，他要求随红一军团行动，以体验实际生活。他在很长时间内一直对遵义会议极为不满，对会议只讨论军事问题而没有同时讨论政治问题的做法表示极大不满。甚至到20 世纪70 年代初期，他在《中国纪事》中谈到遵义会议时，仍然充满愤懑，说：“在遵义，人们根本就不把我看成是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代表。”但他事后曾向前来采访的埃德加·斯诺承认“中国同志比我们更了解他们本国打革命战争的正确战术”。

　　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改变黎平会议以黔北为中心来创造根据地的决议，一致决定红军渡过长江在成都之西南或西北建立苏区根据地，理由是四川在政治上、军事上、经济上都比黔北好。后来由于情况变化，改在川滇黔边发展。

　　遵义会议最后还作了下列决定：

　　（1）增选举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

　　（2）指定洛甫起草决议，委托常委审查后，发到支部中去讨论。

　　（3）常委中再进行适当的分工。

　　（4）取消“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德）、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而周恩来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

　　遵义会议后，毛泽东进入了党中央的领导核心。政治局常委进行分工，以毛泽东为周恩来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

　　遵义会议采取的是逐步解决问题的办法，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的确立经历了一个过程。毛泽东被选为政治局常委，在中央有了发言权。由于周恩来在党和红军中享有崇高的威望，在当时最重要的军事领导上仍确定以周恩来为首，毛泽东是作为周恩来的“帮助者”，但此后的军事行动，周恩来却处处尊重毛泽东的意见。因此，可以说在遵义会议上实际上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

　　遵义会议对一些问题的解决一直延续到会后将近两个月的时间，都是到了水到渠成、瓜熟蒂落的时候才解决的。3 天的遵义会议，集中批判了错误的军事路线，作出了《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并在组织上作了一些调整，作了“常委中再进行适当的分工”的原则决定，有步骤地推迟了一些问题的解决。会后18天即1935年2月5日左右，在云、贵、川三省交界处的鸡鸣三省一带，常委再进行分工，才决定由洛甫代替博古负党的总的责任。在遵义会议上，博古没有完全彻底地承认自己的错误，会议没有决定要他立即交出职务，而是予以等待。

　　3月初，红军二占遵义，张闻天相信毛泽东领导战争的能力，“提议要毛泽东同志去前方当前敌总指挥”。3月4日，红军在遵义成立前敌司令部，毛泽东任政委。

　　会后52 天，即3 月11 日，中央成立“三人军事指挥小组”，全权指挥军事。在当时的战争环境中，三人军事指挥小组是中央最重要的领导机构。毛泽东进入三人军事指挥小组，表明了毛泽东在中央的领导地位在全党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也标志着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取得决定性的胜利。至此，遵义会议所涉及的军事路线的问题获得了圆满的解决。

　　遵义会议是一次非常成功的会议。

　　遵义会议胜利结束了统治党中央达4 年之久的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开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领导，在最危急的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生死攸关的根本转折点。

　　遵义会议开始形成的由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组成的党中央集体领导核心，领导中国革命达40年之久，为中国革命建立了伟大的历史功勋。洛甫起草的遵义会议决议，体现了毛泽东关于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思想，是毛泽东军事辩证法思想的光辉篇章。

　　在毛泽东的引导下，遵义会议对犯错误的同志采取帮助团结的方针，这是正确解决党内矛盾的一次光辉实践。过去，在党内存在着过火斗争和单纯强调组织处理的偏向，不重视从思想上解决问题。对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所犯错误的处理便是如此。毛泽东曾形象地揭露了这种现象。他说，一声吼，陈独秀不见了，但陈独秀路线的思想影响还在；一声吼，李立三不见了，但李立三路线的思想影响还在。特别是王明教条主义宗派集团更是“不准人家改正错误，不准革命”。他们对持不同意见的同志，动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他们要求对“哪怕是极微小的刚萌芽的倾向，都要给以残酷的无情的斗争”，采取简单粗暴的方式追究个人责任，作组织处理，甚至“一棍子打死”。毛泽东没有“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会上实行了党内斗争的正确方针，着重从思想认识上解决问题。会议认真开始了批评与自我批评，斗争是比较激烈的，但没有搞过火斗争，没有搞惩办主义。对于博古，因为他不懂军事，纵容李德瞎指挥，对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和长征初期的严重损失负有主要责任，会议取消了他的最高军事指挥权，但仍然让他参加中央集体领导，没有把他排斥在外，而且仍然让他有职有权地开展工作。对于持保留意见的凯丰，没有歧视打击，而是让他继续工作，等待觉悟。对于曾经执行过“左”倾错误路线并已觉悟的同志，会议未予批评，而且委以重任。如王稼祥在会上被增选为政治局委员，后又成为党中央三人军事小组成员。张闻天不但在会上未受批评，在会后还让他取代博古，在党中央负总的责任。周恩来曾十分清楚地谈及这件事：

　　当时博古再继续领导是困难的，再领导没有人服了。本来理所当然归毛主席领导，没有问题。洛甫那个时候提出要变换领导，他说博古不行。我记得很清楚，毛主席把我找去说，洛甫现在要变换领导。我们当时说，当然是毛主席，听毛主席的话。毛主席说，不对，应该让洛甫做一个时期，毛主席硬是让洛甫做一做看。人总要帮嘛。说服了大家，当时就让洛甫做了。

　　张闻天非常谦虚。他在延安整风时的笔记中这样回顾遵义会议：

　　遵义会议在我党历史上有决定转变的意义。没有遵义会议，红军在李德、博古领导下会被打散。党中央的领导及大批干部会遭受严重的损失。遵义会议在紧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这是一。第二，遵义会议改变了领导，实际上开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领导中心的中央的建立。第三，遵义会议克服了“左”倾机会主义，首先在革命战争的领导上。第四，教条宗派主义开始了政治上组织上的分裂。这个会议的功绩，当然属于毛泽东同志，我个人不过是一个配角而已。

　　对于李德，会议批评了他的错误，取消了他的最高军事指挥权，但对他仍然尊重，会后毛泽东经常征求他的意见，他提出的有益建议仍然被采纳，对他的生活照顾一如往常。遵义会议由于采取了正确的党内斗争方针，因而达到了总结经验教训，拨正航向，团结起来，一致对敌的目的。

　　伟大的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开始。

　　李德曾说：“遵义会议召开时与外界隔绝，从共产国际方面，既不能得到忠告，也不能得到帮助，所以，毛泽东能不顾马列主义的干部的反对而畅行无阻。”他是想借“共产国际”这块金字招牌来否定遵义会议。这从反面证明了中国共产党的独立自主精神。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即成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党的纲领、路线、方针和政策，在很大程度上依靠共产国际的指导，“先生讲，学生听，由先生抓着手学写字”，纲领和中央全会的决定都依赖共产国际起草。这是党处在幼年时期的特征。而遵义会议，则是我党在失掉和共产国际无线电联系的情况下，在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虽然参加了遵义会议，但他在会议上处于被批评的地位，再也不能对我党发号施令的情形下，运用马列主义普遍原理，从中国革命战争的实际出发，正确地总结了中国革命战争的经验教训，独立自主地确定自己的路线，独立自主地选择自己的领袖，以保证中国革命事业沿着正确的道路前进。我们党把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独立自主地决定自己的问题，走自己的路，这是我们党从幼年走向成熟的标志。而毛泽东则是最早实践这个结合的伟大旗手。毛泽东说：“我们得到一条经验，任何一个党的纲领或文件，只能由本国党来决定，不能由外国党决定。”又说：“中国人不懂中国情况，这怎么行！真正懂得独立自主是从遵义会议开始的。”

　　中国共产党“走自己的路”，始于遵义会议的自觉。

　　遵义会议，是中国革命转危为安的根本转折点，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最具伟大意义的转变。

　　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1935 年1 月党中央政治局在长征途中举行的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使红军和党中央得以在极其危急的情况下保存下来，并且在这以后能够战胜张国焘的分裂主义，胜利地完成了长征，打开了中国革命的新局面。这是党的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遵义会议是毛泽东一生中的重大转折点，毛泽东的思想和路线开始被全党所接受。遵义会议后，张闻天在党中央负总责，处理中央日常工作，但党的政治领导主要由毛泽东负责。邓小平曾指出：“遵义会议以后，毛泽东同志对全党起了领导作用……尽管名义上他没有当什么总书记或军委主席，但实际上他对军队的指挥以及重大问题上的决策，都为别的领导人所承认。”这表明实际上他被确立了在全党和全军的领导地位。

　　列宁在《我们运动的迫切任务》一文中说：“历史上，任何一个阶级，如果不推举出自己善于组织运动和领导运动的政治领袖和先进代表，就不可能取得统治地位。”毛泽东就是这样善于组织运动和领导运动的政治领袖和先进人物。

　　毛泽东也在实践中成熟。贺子珍说：遵义会议后，毛泽东对我感叹地讲：“办什么事都要有个大多数啊！”她清楚地觉察到：“毛泽东在遵义会议以后，有了很大的变化，他更加沉着、练达，思想更加缜密、周到，特别是更善于团结人。”

　　毛泽东在遵义会议及其前后所表现出来的雄才伟略、人格力量，人所共仰。毛泽东的名字与遵义会议紧紧连在一起。

　　伟大的遵义会议从它的酝酿到胜利举行有一个过程，毛泽东在这整个过程中始终起了主导和决定的作用。但是，毛泽东的杰出作用是离不开他的战友的合作的，力促遵义会议这一重大转折成功的还有一串光辉的名字：周恩来、朱德、张闻天、王稼祥、陈云、刘少奇、聂荣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