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焦长征--长征中的毛泽东及三人军事指挥小组

6.张闻天毫不犹豫地支持王稼祥的提议

　　当时在要求撤换错误领导人问题上与毛泽东、王稼祥心意相通的，还有一个重要的人物——就是中央政治局常委兼书记处书记张闻天。

　　张闻天1943年12月在延安整风中写道：“长征出发后，我同毛泽东、王稼祥二同志住一起。毛泽东开始对我们解释反五次‘围剿’中，中央过去在军事领导上的错误，我很快接受了他的意见，并且在政治局内开始了反对李德、博古的斗争，一直到遵义会议。”

　　对于这一点，李德在《中国纪事》中是这样回忆的：

　　在这几次激烈冲突以后（指广昌战役等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争论），大家的情绪至少在表面上平静了一段时期。毛参加军事委员会的会议越来越少了，而在暗中却继续进行着宗派斗争。他把红军政治部主任、政治局和军事委员会委员王稼祥争取了过去，成了他最亲密的同盟者……毛泽东、洛甫和王稼祥组成了宗派的政治领导——“中央三人小组”。这个宗派为夺取党和军队的领导权，从这时开始进行着秘密的斗争。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把其他政治局委员，特别是军队指挥员拉到了他们一边。

　　李德把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反对“左”倾错误路线的斗争诬蔑为“宗派斗争”，把“中央队三人集团”形成的时间说成在长征开始前都是不对的，但有一点是正确的，即正是由于战争实践的教育和毛泽东的启发说服工作，使党和红军的高级干部首先觉醒，增强了识别错误路线的能力，毛泽东、王稼祥和张闻天三人的相互靠拢，逐渐形成“中央队三人集团”。

　　如前所述，由于有较深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在担任中央宣传部部长，在大约两年的上海中央工作期间，张闻天发表的文章大部分都是宣传“左”倾观点的。但是就在这一时期的文章中，也还是多少表现出了与王明观点的某些差别，特别是有少数文章如1932 年的《文艺战线上的关门主义》和《论我们的宣传鼓动工作》，提出了一些当时难得的正确见解。这就包含了他后来思想转变的一些因素。

　　1932年冬，临时中央在上海再也无法继续立足了，便决定迁到中央根据地。1933 年1 月中旬，张闻天到达瑞金。几天后，博古、陈云等也陆续到达，随即成立了新的“中共中央局”。张闻天被选为常委兼宣传部部长、党报委员会书记。中共中央局一成立，就面临着国民党对中央苏区发动的第四次“围剿”。中央领导人以一种狂热的态度来领导粉碎第四次反“围剿”的斗争，提出了“创造一百万铁的红军”、“借二十万担谷子”等过高过急的任务。为了推行“左”的政策，发动了所谓反“罗明路线”、反“江西罗明路线”的错误斗争，张闻天均参与了领导。但所有这些都是当时以“左”倾冒险主义为指导的必然结果。事实上，张闻天同毛泽东既未共事也无直接冲突，在个人关系上并没有什么恩怨。正如后来张闻天自己所说的：

　　我一进苏区，不重视毛泽东是事实，但并无特别仇视或有意打击他的心思，也是事实。在我未当人民委员会主席之前，我曾分工管理过政府工作，同他关系也还平常，他的文章我均在《斗争》报上发表。但究竟他是什么人，他有些什么主张与本领，我是不了解，也并没有想去了解过的。

　　第四次反“围剿”胜利后，中央苏区得到一个相对稳定发展的时期。在此期间，张闻天作为中央局常委分工管理政府工作，着重研究解决根据地中涉及的各种方针、政策问题。由于较多接触与了解实际情况，张闻天在理论与实践的碰撞中逐渐觉察到一些错误，开始思考，在实际工作中逐步摆脱“左”的桎梏，这就不可避免地同迟迟不能觉悟的博古产生分歧。

　　争论首先发生在对“共同抗日三条件”的理解上。张闻天与博古不同，认为“三条件”体现了统一战线策略的变化，“是宣传的，也是行动的号召”，不仅是对下层士兵与广大工农群众讲的，也是对上层军官讲的。

　　对于资本主义经济的政策主张也大相径庭。博古认为，民族资产阶级也是工农民主专政的目标，主张对资本主义系统限制，张闻天则主张利用私人资本主义发展苏维埃经济。

　　张闻天还对其他极左政策进行了一系列的批评。他批评了过左的劳动政策、停办学校和排斥知识分子现象，批评了肃反中乱捉乱杀，土地斗争中给新富农分坏田和侵犯中农的错误做法，后来又批评了党内斗争的过火。此外，他还尖锐地批评了“在苏区内部特别发展”的命令主义和宣传报道中的形式主义。

　　针对博古对于第十九路军与福州事变采取的关门主义方针，张闻天写文章加以批评。

　　然而张闻天与苏区“左”倾中央主要负责人之间出现明显裂痕，则是在1934年同博古就广昌战役失败问题发生的一场“公开冲突”。曾经参加那次争论会议的伍修权清楚记得，洛甫在会上同博古争得面红耳赤，说这是一种拼消耗的打法，使红军主力遭受不应有的损失。博古不但不接受批评，反过来指责张闻天这是普列汉诺夫反对1905年俄国工人武装暴动的机会主义思想。

　　张闻天则反驳道：“我们中国的事情不能完全听李德的，我们自己得有点主意。”两人在会上争执起来，结果不欢而散。

　　会后，博古传达李德的意见，说中国的事情还要从莫斯科回来的同志办，用宗派情绪笼络张闻天，但张闻天不加理会。

　　从那以后，博古开始把张闻天视为“异己”加以排斥，一些重大问题包括红军长征这样的重要决策，也不再同这位临时中央政府的人民委员会主席商议。于是，张闻天“感觉到我已经处于无权的地位，我心里很不满意”。张闻天的这种不满情绪随着第五次反“围剿”战争的失败与日俱增。

　　张闻天是在全苏二大上当选为人民委员会主席的。张闻天搬到沙洲坝人民委员会工作，同毛泽东在一处办公，住的院子也紧靠在一起，这就增进了他对毛泽东的了解。张闻天同毛泽东在思想上、感情上逐渐接近起来。

　　1934年4月，中央苏区出版了张闻天、毛泽东合著的《区乡苏维埃工作》一书。这是毛泽东的《乡苏维埃怎样工作》和张闻天的《区苏维埃怎样工作》的合集，当时被誉为“苏维埃工作经验的结晶，宝贵的指针”。这本书的出版，是张闻天和毛泽东开始合作的一个标志。当时，有人称赞他们合著的这本小册子，对苏区政府工作起了很好的指导作用。对此，张闻天高兴地说：“我这是效法毛泽东同志的办法啊！”

　　在实际工作中，张闻天十分尊重毛泽东，他主动找毛泽东长谈了好几次，倾听毛泽东对工作的意见。他还曾经分别关照政府的11个人民委员会的工作人员，要和毛泽东搞好团结。

　　在生活上，张闻天对毛泽东也十分关心。长征出发前，毛泽东得疟疾，昏迷不醒，张闻天接到消息后即派傅连！星夜赶去抢救，才缓解了病情。

　　与“左”倾中央领导人的裂痕，也促进了张闻天对“左”倾冒险主义的怀疑及进一步的否定。除了对错误的军事作战方针不满之外，到长征前夕，张闻天在其他某些重要问题上开始有所觉悟，他在长征前夕发表的两篇重要文章可以说明这一点。1934年7月发表的《反对小资产阶级极左主义》的文章，突出而又鲜明地将极左主义作为党内的一种特别危险和有害的倾向公开提了出来，向人们指出“不要惧怕而又鲜明地将极‘左倾革命家’的威吓”，并且郑重地号召全党同这种极左主义“做最坚决的斗争”。文章所批评的“极左主义”虽然还不是指“左”倾路线，但是将“左”作为一种党内的倾向如此尖锐地提了出来，并且加以反对，这在当时不能不说是一个重大的觉悟。另一篇文章是同年9 月发表的《一切为了保卫苏维埃》。这篇文章提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即中国革命战争的长期性问题。文章明确指出：“国内战争是整个时期的长期的死战，而不是几天几月甚至几年完成的。”文章接着指出这一问题乃是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

　　从以上情况可以看出，在军事问题、党内反倾向问题以及革命战争长期性问题等这一些重大问题上，张闻天在长征之前实际上都已经表现出不同程度的觉悟。而这种觉悟也就构成了他在遵义会议转变的思想基础，这种转变是在自身实践和体验基础上的一种自觉的转变。

　　在长征出发的前一天，张闻天终于敞开心扉，把自己心中对“左”倾领导人的不满向毛泽东谈了。按张闻天自己的话说：“我把这些不满向他坦白了。从此，我同泽东同志接近起来。”的确，张闻天和毛泽东的这次坦诚交谈，使得他们对中国革命的许多问题达成了共识。

　　长征开始后，张闻天同毛泽东、王稼祥一起行军，一起宿营，被称为“中央队三人集团”。通过行军路上的交谈、讨论，张闻天对毛泽东的军事思想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对李德、博古军事领导的错误认识就更加清楚了。

　　毛泽东和张闻天、王稼祥之间的讨论，被索尔兹伯里称为担架上的“阴谋”。但不久之后，这种“阴谋”就变成了“阳谋”。

　　在突破敌人第四道封锁线的湘江战役中，错误指挥使红军遭受惨重损失。过老山界时，—路上只是在担架上同张闻天、王稼祥交谈问题的毛泽东，这时再也不能听任博古、李德瞎指挥，开始批评博古、李德，明确提出要讨论失败的原因。当毛泽东坚定地举起了反对博古和李德为核心的中央错误领导的旗帜时，他已得到了张闻天和王稼祥的支持。毛泽东不再孤立无援，“中央队三人集团”一起在政治局内公开批评中央军事指挥的错误。

　　在“中央队三人集团”中，论年龄，王稼祥最小，他最早认定毛泽东是正确的，对毛泽东十分尊敬；论职务，张闻天最高，他是刚从“左”倾路线中分离出来的重要领导人，当时三人中唯一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兼书记处书记。仅此一点来看，这对于配合当时还不在中央核心的毛泽东进行纠正错误的斗争，其重要作用是不言而喻的。但他崇尚真理，此时他认定真理在毛泽东一边，真诚地拥护毛泽东，所以毛泽东成为“中央队三人集团”中的灵魂人物。

　　罗明在对红军过湘江之后在湖南通道地区转兵情况的一段回忆中记载，在他到达通道后的第二天去见毛泽东时，碰巧遇上了毛泽东正在同张闻天谈话。他们的谈话长达一个小时，谈话的内容是军事问题。先是张闻天谈了 红军通过四道封锁线后严重损失的情况，同时也将敌人已经发现我军要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意图，正在调集大量兵力包围红军的情况报告了毛泽东。张闻天最后向毛泽东请教了应该怎么办。而毛泽东在答话中明确指出不能再照原计划去与红二、六军团会合，而应该向敌人兵力薄弱的贵州进军。

　　当王稼祥提出撤换博古、李德，改由毛泽东指挥军事时，张闻天毫不犹豫地支持王稼祥的提议。

　　毛泽东从长征一开始，还常与许多红军的高级将领接触，阐述他的见解。事实上，红军的高层指挥员们如总参谋长刘伯承、红一军团和红三军团的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等人，对于李德独断专行和脱离战场实际的瞎指挥，早就愤懑不已。所以毛泽东的主张，实际上代表了他们长期压抑在心头的意见，受到了他们的普遍赞同。

　　对此，李德十分不满。他在《中国纪事》中写道：

　　他不顾行军的纪律，一会儿呆在这个军团，一会儿呆在那个军团，目的无非是劝诱军团和师的指挥员和政委接受他的思想。他用这种办法把不稳定的因素带进了领导之中，使它逐渐分裂。

　　李德只看到了现象。问题的实质是，这一个给中国革命带来极大灾难的领导集团不应该再存在下去了，只有促使其分化以至改组，才能挽救革命。张闻天、王稼祥就是从这个领导层中率先杀出来的人物。周恩来也不愿意再按照李德的行动法则办事了。改组以博古、李德为核心的中央最高“三人团”，尽早解除李德的军事指挥权，挽救中国革命和濒临毁灭的红军已势在必行了。

　　毛泽东重新执掌军事指挥权的形势日趋成熟。

　　从1934年l 2月中旬起，通道会议同意毛泽东转兵贵州的建议，黎平会议则实际上解决了当时最为紧迫的红军进军方向问题，实现了通道会议提出的转兵任务，猴场会议坚决执行了黎平会议的战略方针，巩固了黎平会议的成果，并从组织上限制了“三人团”的最高指挥权，恢复了政治局应有的集体决策的权力，在稍后的行军路上，又停止了李德对红军的指挥。

　　这一切都为遵义会议的召开奠定了很好的基础。

　　1972 年6 月，周恩来在中央召集的一次会议上说：“在长征中，毛主席先后取得了稼祥、洛甫的支持，他们是那时在中央工作的主要成员。经过不断斗争，在遵义会议前夜，就排除了李德，不让李德指挥作战，这样就开好了遵义会议。”

　　§§三 伟大转折

　　遵义会议，是中国革命转危为安的根本转折点，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最具伟大意义的转变。在遵义会议上，毛泽东确立了只谈军事不谈政治的基调，抓住了主要矛盾，争取了绝大多数，保证了会议的成功。周恩来一手推动了“讨论失败原因”这个动议，在会上谦虚自责、主动承担责任；从王明“左”倾错误营垒中分裂出来的张闻天，作了否定“左”倾错误的军事领导的反“报告”，重炮轰击“左”倾军事路线；王稼祥第一个站出来支持毛泽东的发言，投下的是“关键的一票”，从而使遵义会议解决了军事路线问题，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挽救了红军，挽救了党。“只有到了遵义会议以后，党才彻底地走上了布尔什维克化的道路。”中国共产党人“走自己的路”，始于遵义会议的自觉。

　　遵义会议也是毛泽东一生中的重大转折点，毛泽东的思想和路线开始被全党所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