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焦长征--长征中的毛泽东及三人军事指挥小组

5.王稼祥是教条主义中第一个站出来支持毛泽东的人，首先主张把李德、博古“轰下台”

　　红军自黎平会议后，挥师向遵义进军，一路宣传党的抗日主张、少数民族政策，所向披靡，进展神速，日下一城，1935年元旦前夕，中央红军各路大军已云集乌江南岸，为突破乌江天险做准备。

　　此时李德、博古仍不愿贯彻执行黎平会议决议，提出“完全可以在乌江南岸建立一个临时根据地，再徐图进军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错误主张。而当时蒋介石的中央军和湘军主力仍然部署在东北方向，在中央红军与红二、六军团之间的地带上。如果按此主张去做，中央红军仍然要去钻敌人的口袋，危险仍在。为此，元旦那天，在瓮安县一个叫猴场的地方，中共中央召开了政治局会议。毛泽东出席会议，重申红军应在川黔边地区先以遵义地区为中心建立新的根据地的主张。多数与会者赞同这个意见，再次否定李德、博古的错误主张，决定红军立刻抢渡乌江，攻占遵义。会议通过的《中央政治局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指出，主力红军渡过乌江后，“主要的是和蒋介石主力部队（如薛岳的第二兵团或其他部队）作战，首先消灭他的一部，来彻底粉碎第五次‘围剿’，建立川黔边新苏区根据地。首先在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地区，然后向川南发展，是目前最中心的任务”。并规定：“关于作战方针，以及作战时间与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做报告。”这在实际上取消了以往李德独断专行的军事指挥权。同时，在黎平会议后，重新任命被李德、博古派到红五军团当参谋长的刘伯承任总参谋长。

　　1935年1月2日至6日，中央红军全部渡过乌江，向黔北凯歌行进，但争论仍没有结束。正如周恩来所说：“从黎平往西北，经过黄平，然后渡乌江到达遵义，沿途争论更烈，争论的中间，毛主席又说服了中央许多同志。”

　　毛泽东此时能说服大家，是发生的事实让大家信服。长征开始以后，部队不断受到损失，大家情绪十分低落。首先在领导层中对当时的军事指挥错误有议论，早已酝酿着不满。湘江战役，进一步暴露了军事指挥上的逃跑主义错误。李德等人的所作所为，以及由此造成的严重后果，迫使人们苦苦思索面临的问题：为什么在临时中央和李德来到根据地以前，中央红军在毛泽东指挥下，能够以三四万人的兵力，粉碎了敌人第一、二、三次“围剿”，还扩大了根据地，发展了红军。周恩来等人指挥的第四次反“围剿”，继续按照毛泽东的军事思想作战，也取得了胜利。到第五次反“围剿”时，中央红军已发展到1 0万人以上，中央根据地更加扩大和巩固了。但是，在李德等人的指挥下，红军苦战1 年，结果反而是“兵日少地日蹙”，最后来了个大搬家，丧失了整个中央根据地不算，八九万大军只打剩了3 万来人，使党和红军面临绝境。惨重的失败、险恶的环境，使人们对李德那一套由怀疑到愤怒，许多指战员愤愤地说，过去几次反“围剿”，打了许多恶仗，不但没有这么大的消耗，还壮大了许多倍，现在光挨打，真气人！他们痛心地问：这样打下去，结果会怎么样呢？长征开始后。彭德怀曾经气愤地说：“这样抬着棺材走路，哪像个打仗的样子？”他批评李德等人“把革命当儿戏，真是胡闹！”事实教育了人们，王明等人自称“百分之百”的正确，却打了败仗，被他们批判排斥了的毛泽东的主张，却越来越被事实证明是正确的。人们在胜利时认识了毛泽东，在失败中又进一步地认识了毛泽东。

　　争论的持续也让大家思考一个问题：为什么不能让毛泽东出来领导？黎平会议虽然开始转变了我军战略方向，不再往敌人布置好的口袋里钻了，但领导问题不解决，我军就难以彻底地由被动变为主动。这是当时广大红军指战员思考的问题。这些问题已经提到中国革命的议事日程上来了！

　　王稼祥（当时任军委副主席、总政治部主任）首先倡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让毛泽东出来领导，把李德“轰下台”。

　　王稼祥本是教条主义营垒中的一员，却是教条主义阵营中第一个站出来支持毛泽东的人。

　　王稼祥1906年生于安徽泾县厚岸村。在家乡小学毕业后又入教会中学。1925 年入上海大学附中，并加入共青团。同年10月赴苏联，先后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和红色教授学院学习。1928年，他由团员转为党员。

　　在苏联期间，他对马列主义有深入的研究。因没有参加过党内的实际工作，他曾拥护王明的教条主义见解。不过，他为人正派，鄙视小集团活动。回国后，在中共中央宣传部任干事，随后任党报委员会秘书长。1931 年4 月，王稼祥同任弼时、顾作霖一起，作为中央代表团被派往江西苏区工作，实际上就是贯彻王明“左”倾路线的“钦差大臣”。到苏区后，他担任红军总政治部主任。同年11 月，他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军委副主席和外交人民委员。

　　刚到中央苏区时，由于教条化、神圣化的偏见，他曾对毛泽东有误解和隔膜，认为“毛泽东对马列的态度不对”。但他是一个光明磊落的人，从不把“困惑和疑虑”隐藏于心里，而是诚恳地向毛泽东提出。

　　由于王稼祥具有深厚的马列主义理论功底，所以他能在复杂的斗争中辨别是非。他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系统地学习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经典著作和政治经济学、哲学、中国问题等基础课，加上他精通英语、俄语，能直接阅读马列原著，这使他的政治理论修养略胜人一筹。当毛泽东向他解释学习马列主义必须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才是唯一正确的学习态度时，他马上接受意见，勇于改正错误，服从真理。他虚心听取毛泽东关于中国革命的主张，尤其尊重毛泽东关于武装斗争的丰富经验，用心钻研毛泽东的军事理论，对他的军事指挥才能深为钦佩。

　　宁都会议集中火力对毛泽东进行了无情的打击。但对中国革命已有充分认识的王稼祥旗帜鲜明地支持毛泽东：

　　众所周知，我也是四中全会后由中央派来苏区的，我对中央指示也一直是服从和执行的。但是我从几次反“围剿”的胜利中，以及从攻打赣州的教训中，逐步认识到毛泽东同志的思想主张是符合红军和苏区实际情况的，他提出的战略思想和战术原则，已经被实践证明为行之有效的，他的指挥决策也一再被证明是正确的。红军和苏区之能有今日，是与毛泽东同志的正确领导分不开的。

　　因此，王稼祥主张：“大敌当前，不可换将；指挥重任，非他莫属！”

　　此言一出，语惊四座。

　　为缓和气氛，王稼祥又进一步说明：

　　大家知道，我与毛泽东同志并非旧交，相识不久。倒是与王明、博古等同志是老同学、老同事甚至同乡，我不赞成王明等同志的做法，反而支持毛泽东的主张，相信不会被人认为是什么“小团体”或“宗派主义”。因此，我请大家撇开个人意气，郑重考虑我的意见。

　　王稼祥力排众议，明确表示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虽然不能改变毛泽东被解除兵权的命运，但王稼祥的态度，却奠定了他与毛泽东密切合作的基础。从此，王稼祥首先从“左”倾路线中分化出来，成为毛泽东正确主张的坚定支持者。

　　在第四次反“围剿”中，王稼祥曾与朱德、周恩来一起坚持毛泽东的战略战术原则，抵制了“左”倾军事冒险主义。不幸的是于1933年4月在前线遇空袭被炸穿了肠子。在没有麻药的情况下，忍着剧痛经历了8小时手术，当时人称胜过关公刮骨疗毒。因无法取出弹片，只好采取保守疗法。同年秋，他腹部插着橡皮管子、坐着担架参加了长征。

　　在长征路上，重伤未愈的王稼祥和大病初愈坐担架的毛泽东同行，朝夕相处，有机会交谈对于以往问题的见解和中国革命未来命运的看法。他们共同商谈有关党和红军的前途问题，总结探讨第五次反“围剿”的经验教训。

　　在身受重伤不得不长期在后方治病的那段时间里，作为总政治部主任的王稼祥，目睹了中央红军在博古、李德的错误指挥下节节败退，直至被迫放弃中央苏区举行长征的种种事实，对这种由冒险主义的进攻、到保守主义的防御和逃跑主义的退却路线早就深怀不满。这种不满一直积郁在心间，到了长征路上，才有向毛泽东宣泄的机会。一直处在被批判和被排斥地位的毛泽东，对博古和李德的一系列错误不满。毛泽东认为，李德根本不了解中国，却到处发号施令，尽干蠢事。要不是因为李德独断专横，支持王明路线，也许不会丢失掉苏区，被迫长征。他的观点引起了王稼祥的共鸣。

　　迢迢长征路，悠悠担架情。王稼祥成为了毛泽东的忠实拥护者，成了毛泽东的亲密战友和助手。这使得毛泽东在后来的遵义会议上在与博古、李德的斗争中，获得了最为重要的支持。

　　对此，胡耀邦有一段总结：

　　1931年夏，稼祥同志和任弼时、顾作霖同志被派到中央革命根据地工作，不久就委以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的重要职务。在这个关系他一生的关键时刻，他善于把握自己，逐步摆脱了“左”倾教条主义错误。他努力亲近毛泽东同志，虚心听取毛泽东同志关于中国革命的主张。他尤其尊重毛泽东同志关于武装斗争的丰富经验，用心钻研毛泽东同志的军事理论，他对毛泽东同志的军事指挥才能深为敬佩。这时，稼祥同志以崭新的姿态开始向成熟的马列主义者奔进，这是毛泽东同志对他积极的影响，也是他自己善于独立思考的结果。因而当1932年错误路线决定解除毛泽东同志的军事指挥权时，他是积极反对者之一。可以说，那时他就同王明路线划清界限了。

　　毛泽东被解除军权后，王稼祥不仅没有疏远而且进而增强了同毛泽东的革命友谊。长征开始后，毛泽东孜孜不倦地说服当时中央的很多同志改变错误的军事路线，王稼祥一直坚定地站在毛泽东的正确路线一边，并且帮助毛泽东做了许多说服工作。

　　在黎平会议后不久，王稼祥向毛泽东坦率表示了自己对当前形势的忧虑，认为再这样下去不行，应该把李德等人“轰下台”，开个会总结经验教训。

　　毛泽东认为这是个好主意，建议他先找张闻天通通气。王稼祥与张闻天聊自己的想法，张闻天明确表示领导中国革命还是毛泽东行。他找周恩来商量，周恩来同意。

　　与脚伤坐担架的聂荣臻交谈，提出应该让毛泽东出来领导。聂荣臻说：“我完全赞成，我也有这个想法。”

　　王稼祥找到博古，他也同意在遵义开会总结。

　　这样，在王稼祥倡议下，遵义会议的召开就决定下来了。

　　伍修权在回忆录中作了记载：

　　促成遵义会议的召开，起第一位作用的是王稼祥同志。他当时是军委副主席、总政治部主任，因为负过较重的伤，身体很不好，在长征的行军途中，只是每天坐担架，同毛泽东同志在一起，在行军休息和宿营时，经常商讨当时的军事路线问题。经过不断交谈，王稼祥同志赞成了毛泽东同志的意见，随后他又同张闻天等同志交换了意见，周恩来、朱德同志本来就很尊重毛主席，当然也是支持的。加之党内、军内普遍感觉到中央的军事路线有问题，所以在长征行军途中，已为后来的遵义会议作了思想准备，毛主席得到大家的支持并不是偶然的。王稼祥同志第一个促成了会议的召开。

　　关于长征路上特殊环境中的这段担架情，王稼祥在延安接受斯诺采访时是这样回忆的：“长征开始，毛主席有病坐担架，和我同行，每当到宿营地休息时，经常在一起交谈。由于我对毛主席丰富的武装斗争经验和第一、二、三次反‘围剿’取得的伟大胜利十分敬佩，所以，我向毛主席坦率地表示了对当前形势的忧虑，认为这样下去不行，应该把博古、李德‘轰’下台。主席很赞同我的看法，并针对现实情况，说了中国的革命不能靠外国人，不能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必须同中国的革命实践相结合的道理，给了我很大的启示，也使我更加坚定了支持毛主席的决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