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焦长征--长征中的毛泽东及三人军事指挥小组

1.长征之初，“左”倾领导者只想把“家”搬到湘西去，与红二、六军团会合，因此红军最初的转移行动被称作“西征”，并带走了苏区的“坛坛罐罐”

　　中央红军开始踏上征程时并不知道“转移”之路将有多长，那时对外的公开说法是“北上抗日”，内部的说法叫“西征”，“长征”是后来才有的名称。

　　总政治部关于目前进攻战斗的政治工作训令中指出：“目前我们正处在紧急转变关头，英勇无敌的红军，正担负着重大的军事的政治的任务，在战斗上，正由短促突击的阵地战转到广大区域的运动战；在行军上，正由苏区转到长途行军与作战的白区；对地方居民的关系上，正由发动与依靠苏区群众的参战积极性，转到由赤化广大国民党统治区域，发展新苏区”。并且提出“坚决实行反攻”，“首先打击南面敌人，突破敌人封锁线”等宣传鼓动口号。

　　红军主力为什么要退出中央苏区？这次转移去哪里？发下来的军政命令中没有明确的解释。

　　李德说：“突围的目的，只限于冲破敌人对中央苏区越来越紧的包围，以获得广阔的作战区域；如果可能的话，还要配合由第六军团加强了的第二军团，在华南的湘黔两省交界地区创建一大片新的苏维埃根据地。”

　　这就是说，中央红军西征的归宿是到湘西边界地区与贺龙、萧克等领导的红二、六军团会师，开辟新的苏区。

　　“左”倾领导者选择的突围方向是向中央根据地西南，沿着赣粤湘桂边界的五岭山脉前进。

　　本来，中央红军从内线作战转到外线作战，可以抓这个有利时机，出敌不意，集中优势兵力，打几个歼灭战，扭转被动挨打局面。红军开始转移时，蒋介石并不清楚红军的意图。9 月底蒋介石曾认为围攻江西中央红军的大势已定，胜利在望。他多次与随员高谈阔论：“湘鄂赣边红六军团是在西路军围攻下站不住脚才不得已而西移的，孔荷宠投降是红军瓦解的先声。”10月上旬，蒋介石就偕宋美龄离开庐山前往华北。但是，“左”倾领导者不懂得军事辩证法，他们习惯于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并没有把转移作为一次变内线作战为外线作战，以打破敌人“围剿”的积极的战略行动，实行的是进攻中的冒险主义、防御中的保守主义、转移中的逃跑主义。他们想的是到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后，放下行装，再举反攻，消灭敌人。

　　红军长征的最初阶段还算顺利。这是由于红军的突围行动出乎蒋介石的意料，来不及部署阻止红军转移的行动。另一个原因是，红军突围之前，即10月6日周恩来、朱德派何长工和潘汉年赶往江西寻乌，与陈济棠的代表谈判，达成了就地停战、互通情报、解除封锁、互相通商、必要时可以互相借道等五项协议。中央红军进行集结准备开始突围时，红军总部根据“互相借道”的协议，通知陈济棠，有部分红军要借道。陈济棠得知这一情况后，即将同红军谈判达成秘密停战协议的内容要点传达到前线部队少将以上军官，要求各部队认真履行协议，让路与红军通过，并严令各部：“敌不向我袭击不准出击，敌不向我射击不准开枪。”因此，中央红军与粤军稍作接触，于10月21 日在赣南从王母渡、韩坊及新田、龙布间顺利地突破了敌人号称“钢铁封锁线”的第一道封锁线。这也为后来中央红军顺利地突破敌人第二、三道封锁线提供了有利条件。

　　然后转道向西，直向湘赣边境进发。

　　红军突破第一道封锁线的情报，立刻传送到了正在华北地区视察的蒋介石手中，在他看来，红军这一行动非同寻常。但对于红军的真正意图，他没有得到更加可靠的证据，一时摸不清楚。蒋介石马上重返南昌行营，召集他的高级幕僚进行分析。蒋介石得出以下的判断：红军突破第一道封锁线后，或许南下广东，或许西入湘南重建苏区，也可能进入湖南后出鄂皖苏区继续北上，当然也不排除由湘西入贵州、四川，尔后北上的可能性。但蒋介石认为后一种可能性不大，他认为，“这是石达开走的死路，他们走死路干什么？如此走路，消灭他们就容易了”。

　　经过分析，蒋介石亲自调兵遣将，布置对红军的追堵行动。在此以后不长的时间里，蒋介石调动了包括他嫡系的中央军、粤系、桂系及西南各军阀派系的数十万大军，先后在湘粤边境、粤汉铁路南段的湖南境内以及湘桂边境的湘江东岸布下了第二、三、四道封锁线，意欲最后消灭红军于湖南境内湘江以东地区。

　　由于第二道封锁线仍然由粤军防守，为国民党粤军余汉谋部，因此红军在这里遇到的仍然只是象征性的阻击，未经大的战斗，2 5日全部渡过了信丰河（桃江），接着占领大余、贤女埠。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遂决定向汝城、城口方向进军。

　　10月30日，蒋介石即判明中央红军不是战术行动，而是战略转移；不是南下，而是西进，遂迅速电粤军陈济棠、何键部火速出兵，在湖南桂东、汝城至广东城口间设置阻截红军的第二道封锁线。同时，令北路军薛岳、周浑元各率4 个师分由古龙冈、兴国地区西进，协同南路军、西路军追击红军。

　　但是当时湘军还来不及向湘粤边靠拢，只是次第集结于衡阳、郴州间，在汝城守备的是湘军第六十二师陶广所部的一旅；驻守城口的只有粤军李汉魂、叶肇部的部分军队，其他守军多为敌人的保安队。11月4日晚，红一军团的先头部队以奇袭的方式夺取了城口。5日至8日，中央红军后续部队即由汝城南部之天马山、城口之间越过了敌人的第二道封锁线。

　　在这种情形下，如果中央红军能轻装前进，迅速进至湖南中部，是可以争取主动，调动敌人，各个歼灭，打破“围剿”的。可是当时党和红军的主要领导人把向外线转移变成了一次根据地的“大搬家”。因此，这次行军不仅仅是险象环生、激战不息的军事突围，而且就如埃德加·斯诺所说的那样，是“一个国家的迁移”、一次“大搬家”：他们把所有的“坛坛罐罐”，诸如印刷钞票和宣传品的机器、野战医院的X光机，需要几十人抬的笨重制造机器等都统统被带上了。在8万多人的红军队伍中，军委和中央纵队就有1万多人，行动队伍中夹杂着1000多副担子。按李德的设计，行军时，以三军团和八军团为右翼，一军团和九军团为左翼，五军团殿后，从两翼和后面掩护中央纵队和军委纵队。这种“甬道式”的队形，不适合打仗，而像是镖局的保“镖”队伍。这样的军事部署，把自己的手脚完全束缚起来了，根本谈不上机动灵活开展运动战，只能是被动挨打的掩护战。起初，为了隐蔽免遭敌机轰炸，采取了两个办法，一是夜行军，二是爬大山。这支庞大的队伍，沿着险峻崎岖的五岭山脉向西艰难缓慢蠕动，平均每天只走三四十里路，有时一夜翻越一个山头，一天才走十几里，或二三十里。

　　脱离了根据地的主力红军，在“左”倾领导的瞎指挥下，就宛如“盲人骑瞎马”，面临着更危险的境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