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焦长征--长征中的毛泽东及三人军事指挥小组

7.博古、李德蛮干的结果是，不得不放弃毛泽东、朱德等苦心经营多年的中央苏区，红军只剩下长征一条路

　　广昌战役失利后，前线的战局每况愈下，东线和北线都被突破，西线也更加困难。到1934年9月下旬，中央苏区仅剩下瑞金、会昌、兴国、宁都等几个县的狭小地区，敌人眼看就要四面合围。在这种情况下，在内线粉碎敌人的“围剿”显然已经不可能，但红军仍可利用敌人暂时还不敢长驱直入的弱点，突破敌人的包围圈，向敌后寻求战机，以粉碎敌人的“围剿”。因此，毛泽东再次建议：红军应“向湖南中部前进，调动江西敌人至湖南而消灭之”。

　　但是，博古、李德等人这时已被敌人的气势汹汹所吓倒，惊慌失措地决定放弃中央苏区，实行战略转移。毛泽东无比惋惜：“此计又不用，打破第五次‘围剿’的希望就最后断绝，剩下长征一条路了。”

　　战略转移最初的决定是于1934年5月的中央书记处会议上作出的。当时广昌已失守，国民党军队日益逼近中央苏区腹地，形势对红军十分不利，因此中央决定将主力红军撤离中央苏区，并将这一重要决定报告共产国际，请予批准。

　　不久，共产国际来电，同意转移，并于6月25日来电指示，“动员新的武装力量，这在中区并未枯竭，红军各部队的抵抗力及后方环境等，亦未足使我们惊慌失措”。还说：“关于斗争的前途及目前国际的情形以及红军灵活的策略，首先是趋于保存活的力量及在新的条件下来巩固和扩大自己，以待机进行广大的进攻，以反对帝国主义、国民党。”

　　对共产国际的来电，博古、李德并没有准确理解，也没有根据其精神并结合中国当时的具体情况作出正确的判断和决策。

　　为了准备出发，1934年夏，中共中央书记处决定成立由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三人团”，负责规划。实际是，政治上由博古做主、军事上由李德做主，周恩来督促军事准备计划的实行，并不能与闻所有的事情。随着历史的延伸，博古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这是一次重大失误。正像1943年11月13日博古在延安中央政治局会议发言时所谈到的：“长征军事计划，未在政治局讨论，这是严重政治错误……当时‘三人团’处理一切。”

　　中央红军决定突围实行战略转移，这是一项极其重大的决策，博古和李德却一直秘而不宣，只有中央领导核心的少数几个人知道，而在党内和红军指战员中却未进行宣传解释。

　　张闻天在他的延安整风笔记中曾提到：“当时关于长征前一切准备工作，均由李德、博古、周恩来三人所主持的最高‘三人团’决定，我只是依照‘三人团’的通知行事。”

　　9月29日，张闻天以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主席的身份在《红色中华》上发表了《一切为了保卫苏维埃》的文章，指出：“为了保卫苏区粉碎第五次‘围剿’，我们在苏区内求得同敌人的主力决战，然而为了同样的目的，我们分出我们主力的一部分深入到敌人的后方，在那里发动广大的群众斗争，开展游击战争，解除敌人的武装，创建红军主力与新苏区，以吸引敌人力量到自己的方面而歼灭之。”

　　这是第一个公开的信号。善于从字里行间揣摩中央意图的高级领导干部们，从这里得到了准备突围转移的信息。但是，他们不知往何处去。一些人猜去湖南，另一些人猜去江西的其他地方，也有一些人说是到贵州。

　　在10月上旬，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副主席项英、江西军区司令员陈毅才接到中共中央发出的关于红军主力转移、中央苏区广泛发展游击战争的训令。

　　直到突围开始行动时，红军总部才向部队发布突围命令，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和政治部的军事、政治命令也陆续下达到干部战士中。此时广大红军指战员才知道，他们将要离开中央革命根据地了。

　　李德在他后来写的《中国纪事》中写道：“政治局委托我草拟一个8—10月的新季度计划。这个计划像第一个季度计划一样，由周恩来重新加工以后，在政治局常委中讨论通过，并把它的大概内容通过上海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作了汇报”。

　　由此看来，关于西征的计划，是李德草拟的。

　　毛泽东作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中央临时政府主席，却被排斥在决策圈外。博古和李德在剥夺毛泽东的权力、限制他的影响时，曾经想把毛泽东送往莫斯科“养病”。在1934 年5、6 月份，博古等派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土地部长高自立到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并向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王明等报告了国内情况。高自立在报告中转达了博古的口信：毛泽东“大事有错，小事没有错的”；“毛、周想到苏联养病”。王明似乎不愿毛泽东到莫斯科，他说：“泽东能抓得大事”；“这大的人物来，谁保险？”如此才作罢。吴亮平回忆道：“后来一次中央会议讨论苏区财经问题，我参加了，毛泽东同志也没有参加。在会议讨论完毕时，博古同志读了一份共产国际的来电，说在现在这样的情形下，苏区离不开毛泽东，所以不同意毛泽东同志去苏联养病。”这说明即使是毛泽东的反对者也不能不承认他能力非凡，但最高决策者在苏区危急时却不想让他抓大事。

　　6 月下旬，毛泽东在会昌接到中共中央的通知，回瑞金出席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由博古主持，讨论红军在作战不利形势下的对策。毛泽东发言时提出：在内线作战陷于不利的状况下，中央红军应该转移到外线作战；至于转移的方向，中央红军已不宜向东北，可以往西。会议没有接受这个主张，只是决定派红七军团6000多人作为抗日先遣队北上，派红六军团从湘赣苏区到湖南中部去发展游击战争并创立新的苏区。这两支部队在7 月间出发，用周恩来的话说：“一路是探路，一路是调敌。”但由于转到外线去的兵力单薄，没有能起到吸引国民党军从中央苏区调出的作用。

　　国民党军队不断地向中央苏区腹地推进，他们的飞机不时地来瑞金沙洲坝轰炸，局势越来越紧张。7 月间，中央政府和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迁到瑞金以西的背梅坑，毛泽东也搬往高围乡云石山一个大庙里居住。古庙大门两侧镌刻有一副对联：“云山日永常如昼，古寺云深不老春。”

　　毛泽东在左厢房住下来，经常在大樟树下的青石凳上读书写作。依据共产国际关于主力转移时开展游击战争以配合的指示，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布置他写一本关于游击战争的小册子。他花了将近1个月的时间，写成约3万字的《游击战争》一书，共分三章：第一章《概论》，论述游击队组织以及游击队如何发展成为红军。第二章《游击战术》，论述游击队战斗动作的要则、袭击驻扎和行动的敌人、破坏敌人的后方、对付敌人的“围剿”和追击、关于行军宿营给养卫生等事项。第三章《游击队的政治工作》，论述游击队政治工作的目的、游击队部队内的政治工作、游击队在地方居民中的工作、游击队破坏敌人部队的工作等。到红军大转移时，这本书下发到各部队。

　　在此，毛泽东意外的收获是与住在右厢房的张闻天成了好朋友。危险的时局成为他们共同的话题，在交谈中，毛泽东知道了更多的中国共产党决策内幕，张闻天则更多地了解了毛泽东的主张。

　　在这段时间内，毛泽东的弟弟、国家人民银行行长毛泽民，来找他商量搬“秘密金库”的问题。这个金库是1932年4月毛泽东率领东路军在漳州缴获大批金条、银元等后建立起来的。毛泽东问道：“你们准备搬到哪里去？”毛泽民回答：“想搬到兴国一带去。”毛泽东说：“敌人已经到了藤田、东固、黄沙岭一带，你搬到兴国去怎么行？”停顿一会后又说，“我看还是立即分散，让部队自己管起来更好。你们研究研究看行不行？”后来在转移时，毛泽民把金库中的大部分分给各军团保管使用，一部分专门组织连队押运，保障中央后备机关的使用，在长征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毛泽东密切关注战局，形势的恶化让他心急如焚，他向中央书记处要求到赣南省去视察，得到了同意。9 月中旬，他带着秘书、医生和警卫班抵达赣南省委、省苏维埃政府、省军区所在地于都。

　　此时，中共中央已着手准备西征到湘鄂西同红二、六军团会合，但没有向毛泽东透露。博古、李德原本是不打算让毛泽东参加长征的，但由于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威信很高，影响很大，留下来又实在不妥。于是，只好勉强允许他随红军一起西征，毛泽东自己说，直到最后一刻，他才接到撤离的通知。红军突破敌人第一道封锁线后，他的警卫员吴吉清去军委物管处领取供应物品时发现毛泽东的名字没有编入行军序列。请示后，临时才将毛泽东编入中央纵队第三梯队。这个梯队除了毛泽东和他的警卫班以外，其余都是勤杂人员。

　　担任李德翻译的伍修权回忆说：

　　“最初他们还打算连毛泽东同志也不带走，当时已将他排斥出中央领导核心，被弄到于都去搞调查研究。后来，因为他是中华苏维埃主席，在军队中享有很高威望，才被允许一起长征。如果他当时也被留下，结果就难以预料了。”

　　后来的事实证明，“三人团”决定毛泽东随主力西征这一决策是正确的。不管“左”倾领导犯了多大错误，决定毛泽东随队西征是有历史意义的。

　　毛泽东刚到于都，就接到周恩来的长途电话，要他着重了解于都方向的敌情和地形。他立刻召开各种会议，请各界人士座谈，收集情况，还找那些从敌占区或刚被敌军占领地区过来的商人和其他人员详细了解敌人的动向。

　　9 月20 日，毛泽东急电报告周恩来：“信丰河（下）游从上下湾滩起，经三江口、鸡笼潭、下湖圩、大田至信丰河沿河东岸十里以内一线，时有敌小队过河来扰，但最近一星期内不见来了。”

　　电报最后说：“于都、登贤全境无赤色戒严，敌探容易出入。现正抓紧西、南两方各区建立日夜哨及肃反。此复。”

　　这个电报为中央下决心长征开始时从于都方向突围，起了探路的作用。后来中央红军就是按照毛泽东选定的路线，架设浮桥，顺利地渡过了于都河。

　　连续的紧张工作和难以驱散的忧虑，使毛泽东病倒了，而且病得很重，高烧达41 度，呼吸急促。连续不退的高烧让毛泽东周围的工作人员束手无策。毛泽东的秘书和警卫员急忙打电话给中央政府，张闻天派红军医院院长傅连！连夜骑马赶到，经观察诊断，确定为恶性疟疾。这种疾病夺去了许多人的生命。在傅连！的精心治疗及工作人员的细心护理下，毛泽东的体温才恢复正常，逃脱死神的威胁，能躺在担架上开始远征。

　　虽大病初愈，毛泽东却闲不下来。他告诉身边的战士多打草鞋，多准备干粮，自己则动手仔细清理文件。当得知有30名女同志被批准参加转移，其中包括妻子贺子珍时，马上派警卫员到云石山通知贺子珍，让她抓紧时间安顿好儿子小毛。

　　尽管处境不佳，但毛泽东仍非常挂怀战友的去留人选。王稼祥身受重伤，博古曾想留他在老百姓家养伤。毛泽东知道后，认为王稼祥是军委副主席、政治部主任，重任在身，应随军行动。其他人也提出相同建议，博古同意用担架抬着走。这才有后来索尔兹伯里所说“担架上的‘阴谋’”。

　　瞿秋白，时任临时中央政府教育部长，“左”倾领导不喜欢他，他希望随红军参加战略转移。毛泽东去说，不顶事。张闻天也向博古提议，也没有得到同意，后来牺牲在敌人屠刀下。

　　何叔衡、刘伯坚、古柏、陈正人、周以栗、毛泽覃、贺昌等大批战友都留在了苏区，生死难以预料。离愁别绪郁结在毛泽东的心中，挥之不去。

　　1934年10月10日，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了长征命令。中央红军开始集结行动了。10月中旬，毛泽东在于都谢家祠召开赣南省委省、县、区三级主要干部大会，这是毛泽东在中央苏区召开的最后一次会议，出席大会的有200多人。毛泽东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他动了感情。他说：“现在国民党反动派采取步步为营的堡垒政策，从四面封锁红区，妄想‘断水捉鱼’，扼杀我红色政权，扑灭革命的火种。因此，我们红军主力就要‘顺水而出’，冲到敌人的后方去，打击敌人，消灭敌人。”

　　“同志们，你们不要怕。不要以为红军主力部队走了，革命就失败了。大家要坚定革命的信心，要看到长远，不要只看到暂时的困难。革命是有希望的，最后胜利是属于我们的。”他语重心长地说：“同志们，如果红区全部被敌人占领了，你们也不要怕，要时刻想着党，相信党，依靠党，要坚信红军是一定能回来的。你们是贫苦工农的带头人。革命不能动摇，一定要坚持秘密工作。不能公开活动，就搞地下活动。你们一定要树立信心，艰苦奋斗，经受困难的考验，要有不怕牺牲的精神，为了苏维埃流尽最后一滴血。”

　　1934年10月18日傍晚，在夕阳下，毛泽东凝望着自己亲手创建的根据地的山山水水，告别在河边送行的战友和乡亲们，踏上浮桥，跨过残阳如血的于都河，开始万里征程。

　　走了一程，在萧瑟秋风中伴着战马嘶鸣的歌声仍清晰可闻：

　　九送红军上高山，一阵北风一阵寒。

　　问一声啊红军哥，几时人马再回还？

　　§§二 力挽狂澜

　　哈里森·索尔兹伯里说，长征“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行军，不是战役，也不是胜利。它是一曲人类求生存的凯歌，是为避开蒋介石的魔爪而进行的一次生死攸关、征途漫漫的撤退，是一场险象环生，危在旦夕的战斗”。

　　西去的红军将走向哪里呢？

　　长征前夕，“左”倾领导者并没有把转移作为一次变内线作战为外线作战，以打破敌人“围剿”的积极的战略行动，他们想带走所有的“坛坛罐罐”，到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放下行李安下家再打仗。如此，长征最初的3 个月，在敌人的围追堵截中，中央红军由8.6万人锐减到3万余人，折损过半，濒于覆灭的边缘。在国民党军队张网以待、“请君入瓮”的紧急形势下，毛泽东力挽狂澜，坚决反对“左”倾领导者引导红军自寻绝路，主张“大路朝天，各走一边”，应该改变路线，不去湘西，折向贵州。他取得了正在为红军的出路苦苦思索的王稼祥和张闻天的积极支持，一起说服多数人赞成这一建议。“三人团”成员之一的周恩来接受毛泽东这一正确主张，开始由通道转兵。接着，在黎平均数会议上，用正式决定的形式否定了博古、李德坚持北上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错误主张，肯定了毛泽东关于在川黔建立新苏区的战略方针，决定向遵义进发，这样一下子就把十几万敌军甩在湘西，争取了主动，实现了长征中的战略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