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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军委纵队、军团将领篇

  军委第一野战纵队司令员兼政委叶剑英 原名1897年4月生,广东梅县人。1934年10月参加中央红军突围长征,任军委第一野战纵队司令员。11月8日,叶剑英率第一野战纵队在湖南汝城以南之天马山至广东城口间,通过敌人的第二道封锁线。15日,在良田与宜章间通过敌人的第三道封锁线。

  突围行军中,他协助周恩来、朱德处理繁忙的军务,及时传达并贯彻执行中革军委的各种命令、指示,随时处理部队行军作战遇到的各种问题。他经常找负责人碰头,研究如何应付遭遇战和防止敌人空袭问题,组织部队克服各种艰难险阻。许多小事,他也非常细心。路过通道境内少数民族地区时,他住在老百姓的木板房里。这种木板房容易起火,他特意制定防火措施,防止发生火灾。

  在经过湘南的路上,他最关心的是掌握敌军的部署和动态。这时中共中央和地方党组织已失去了联系,有关敌人的情报来源主要靠两条:一是地面侦察,二是通过无线电台侦听,破译敌台情报。叶剑英精心组织电台的同志分几个梯队交替行军,昼夜坚持工作,保证通信联络畅通无阻,及时地为军委提供准确的敌我情况动态。电台的人员少,工作很辛苦,他常去看望大家,称他们是无名英雄,时时处处为他们着想,帮助解决各种困难。

  12月1日,他率第一野战纵队随主力红军渡过湘江,通过敌人的第四道封锁线。渡过湘江后,红军继续向湘桂两省交界的西延(资源)、龙胜山区行进。在一次敌机空袭中,叶剑英被弹片击中右大腿,但他仍带伤率部向通道进军。这块弹片就一直留在了身上。黎平会议时,中革军委决定将军委第一、二纵队合编为军委纵队,叶剑英改任军委纵队副司令员兼一局局长,负责指挥行军作战,屡立奇功,为夺取长征胜利做出了重大贡献。

  军委第一野战纵队干部团团长陈赓原名1903年2月生,湖南湘乡人。1934年10月参加中央红军突围长征,任军委第一野战纵队第四梯队即干部团团长。

  长征途中,他除了负责培训干部外,还要保卫中央机关的安全。在突破湘江封锁线、强渡乌江、土城战斗,以及再克遵义战斗中,他率部参战,做出了重要贡献。遵义会议期间,他率部担任警卫工作,保证了会议的安全。1935年5月率部抢渡皎平渡,使中央红军主力顺利渡过金沙江,取得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到达陕北后,任红一军团第一师师长,率部参加了直罗镇、东征、西征和山城堡等战役。

  军委第一野战纵队干部团政委宋任穷原名1909年7月生,湖南浏阳人。1934年10月参加中央红军长征,任军委第一野战纵队第四梯队即干部团政委。

  长征途中,干部团除了负责培训干部外,还要保卫中央机关的安全。在突破湘江封锁线、强渡乌江、土城战斗,以及再克遵义战斗中,他与团长陈赓率部参战,做出了重要贡献。1935年5月,他与陈赓率部抢渡皎平渡,使中央红军主力顺利渡过金沙江,取得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他旗帜鲜明地反对张国焘分裂红军的阴谋活动,坚持率团北上,受到党中央的高度赞扬。到达陕北后,任红二十八军政委。刘志丹牺牲后,他兼任军长,率部参加陕北根据地的反“围剿”、西征和追击胡宗南部等一系列战斗,功勋卓著。

  军委第二野战纵队司令员兼政委李维汉原名又名罗迈,1896年5月生,湖南长沙人。1934年10月,参加中央红军长征,任中革军委第二野战纵队司令员兼政委、总政治部地方工作部部长。

  军委第二野战纵队,除中央、国家机关外,还有一个庞大的运输队,负责运输大批机器、物资,其战斗部队是教导师和保卫团。为了避开敌人,部队日宿夜行,几万人马拥挤在崇山峻岭的羊肠小道上,走走停停,拖得十分疲劳。他晚上去查哨,常常发现哨兵打瞌睡。由于没有进行动员,他率领的第二野战纵队,跟在第一野战纵队的后面向前挪动,稀稀拉拉的。

  11月8日,中央纵队随红军主力通过敌人第二道封锁线,进入湘南地区。11日,他率部抵达湖南汝城附近的文明司。在这里,他接到中革军委主席朱德签署的命令:罗迈:(一)一、九军团后方部及二十二师于11日晚或12日晨到达文明司地域;(二)他们配置于现地第一纵队的宿营位置;(三)罗迈同志为文明司的卫戍司令并负责分配宿营地域及一般秩序。他立即按要求分配部队的宿营地,维持军队的秩序,进行军容风纪的教育。

  抵达宜章城时,李维汉就派人进城开展工作,给中共宜章县委送去了一些人枪,帮助宜章地方党组织建立游击队,开展游击战争。在宜章停留了几天,他率二纵队经临武、蓝山、道州向湘江前进。由于二纵队带着大量机器、物资,行动十分缓慢。12 月1 日凌晨,在一阵阵激烈的枪声中,他带着二纵队在漆黑中安全渡过湘江,同时,二纵队也不得不将一些重武器、印刷机、兵工机械,以及文件、钞票扔进了滚滚的河水中。

  他率二纵队翻越老山界时,敌人追得很紧。负责阻击敌人的红五军团催他率部快走,以便甩掉敌人。他赶到队伍前面一看,才知道是一纵队电台队的工作人员太疲倦了,边走边睡觉,影响了中央纵队行进的速度。李维汉催他们快走,奋力追赶一纵队,向湖南通道境内进军。

  黎平会议后,部队实行整编。一、二纵队合编为3 个梯队,李维汉改任中央机关梯队的队长。他坚决拥护遵义会议的决议,积极参加了反对张国焘反党活动的斗争。到达陕北时,他得知刘志丹等主要干部已被拘捕,立即报告中央,为纠正陕北苏区的肃反错误,加强党和军队的团结,起到了积极作用。

  军委第二野战纵队教导师师长张经武原名1906年7月生,湖南酃县(今炎陵)人。1934年10月参加中央红军长征,时任军委第二野战纵队教导师师长,负责保卫军委机关的安全。

  长征途中,教导师负责搬运大批机器、物资,行军速度比主力红军慢得多。部队昼夜赶路,每天只休息三四个小时,做一顿饭吃。夜间通过封锁线或有紧急情况时,张经武总是带领干部跑前跑后,以防战士因打瞌睡与部队失掉联络。

  在突破敌人第二道封锁线时,教导师奉命接替红一军团,在仁化以北阻击敌人,掩护军委纵队通过。张经武与政委何长工率第一团前去执行任务。在一天一夜的战斗中,教导师冒着粤军密集的炮火,连续击退数倍敌人的七八次冲锋,毙敌三四百人,缴获了30多支步、机枪,俘敌10 余人。黄昏前,敌人在强大的炮火掩护下,突破了教导师的前沿阵地。他指挥部队奋力反击,又将阵地夺了回来,保证军委纵队全部通过了第二道封锁线。

  向湘江挺进途中,往往几十里看不到一个村庄,粮食奇缺。教导师往往几天吃不上一顿饱饭,甚至见不到一粒粮食。他发动大家找野菜、树叶、草根,加上一把大米煮成稀饭汤,解决吃的问题。

  11月24日,张经武率教导师渡过潇水,又奉命阻击由灌阳向我侧击的广西之敌。他率部冒着大雨,按时赶到目的地。激战一整天,打退敌人四五次冲锋,毙敌100余人,缴获10余支步枪。完成掩护任务后,他率部渡过湘江,突破了敌人第四道封锁线。翻越老山界时,战士们紧紧地拉着骡马,小心翼翼,好不容易才安全通过这骇人的天险。瑶族人得知他们从山上下来,惊叹地说:“你们走的这条路,名叫鬼门关,我们一个人从来不敢走过,叫你们挑着担子,拉着骡马过来了,真是神仙保佑!”

  张经武率部边战边走,到达通道境内时,一个7000多人的大师仅剩2000余人。尽管如此,大家依然斗志昂扬,一路上经常唱着歌,喊着口号,互相勉励。黎平会议后,教导师被撤销建制,人员分别编入各军团继续长征,他改任中央军委纵队参谋长。

  1935年10月,率部胜利到达陕北。

  军委第二野战纵队教导师政委何长工原名1901年1月生,湖南华容人。1934年10月参加中央红军长征,任中革军委教导师政委,与师长张经武一起,担负保卫中央及军委机关的任务。

  1934年10月初,根据毛泽东的建议,中革军委决定派他和潘汉年(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与粤军陈济棠部谈判。在瑞金,周恩来亲自交代任务和联络密语等事项。周恩来叮嘱说:“长工同志,这是中央给你的重任,望你勇敢沉着,见机而作。”10月5日,朱德亲自为他们写了一封介绍信。6日,他与潘汉年带着朱德的介绍信,赶往粤军独立第一师第二旅旅部驻地,与陈济棠部第一集团军总部少将参谋杨幻敏及黄质文等两位师长举行密谈。经过3天3夜的谈判,终于达成了5项协议:就地停战,取消敌对局面;互通情报,用有线电通报;解除封锁;互相通商,必要时红军可在陈的防区设后方,建立医院;必要时可以互相借道,红军有行动事先告诉陈,陈部撤离40 华里。红军人员进入陈的防区用陈部护照。

  中央红军开始突围时,红军总部根据“互相借道”的协议,通知陈济棠:有部分红军要借道。陈济棠即将同红军达成协议的内容要点传达到前线部队少将以上军官,要求各部队认真履行协议,让路与红军通过,并严令各部:“敌不向我袭击不准出击,敌不向我射击不准开枪。”这样,中央红军顺利地突破了曾被吹嘘为“钢铁封锁线”的敌人第一道封锁线,为突破敌人第二、三道封锁线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长征途中,他与师长率部与前堵后追的敌人激烈交战,边战边走,损失很大。黎平会议后,教导师被撤销建制,人员分别编入红一、三军团,他改任军委纵队第二梯队司令员兼政委。1935 年3 月,红军二渡赤水后,他大病初愈。毛泽东找他谈话,让他到红九军团任政委、党委书记。随后,他与军团长罗炳辉一道,率部离开主力,单独执行别动队任务,在黔北、滇黔边大造声势,迷惑、牵制敌人,掩护主力红军抢渡乌江、金沙江。5月,红九军团奉命接替红五军团担任后卫,坚守泸定桥,为掩护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发挥了重要作用。同年10 月,他率部胜利到达陕北。

  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原名1907年12月生,湖北黄冈人。1931年11月起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1934年10月参加中央红军长征,任红一军团军团长。他率部担负左翼前锋。

  在如何突破敌人第三道封锁线问题上,他与政委聂荣臻发生了长征途中的第一次争吵。当时,红一军团受领的任务是,派出一支部队控制粤汉铁路以东10多公里的制高点九峰山,防备粤军占领乐昌后向红军发动袭击和堵截,以掩护中央纵队从九峰山至五指峰之间安全通过。他决定率部绕开九峰山,走平路直奔乐昌。此举,遭到聂荣臻的强烈反对。

  11月6日下午3时,军团部抵达麻坑圩。林彪得到乐昌大道发现敌人的侦察报告。恰在此时,赖田民团团长打来电话,他马上以“中央军”的口气与敌人通话,得知粤军邓龙光部3 个团已到乐昌,1 个团正往九峰山开进。挂断电话,他改变主意,急令红四团立即行动,不惜一切代价抢占九峰山,并亲自率后续部队攻击九峰山西侧的茶岭,监视九峰圩之敌。掩护中央纵队和红九军团安全通过敌人的第三道封锁线。

  11月16 日,红一军团攻占临武,由左翼改走右翼,经蓝山、宁远向道州前进。为了掩护中央纵队安全渡过潇水,1 7日,他命令红二师长途奔袭占领道州,阻止零陵的薛岳部队向道州前进。道州,位于潇水西岸,是一个大渡口,通往湘江的咽喉要地。红二师立即行动,经一昼夜急行军,于18 日黎明,终于抢在敌人前面,控制了道州城。

  11月24日,他将红一师主力留在道州,负责在潇水西岸阻击敌人,掩护中央纵队和后续部队安全渡过潇水,亲自率红一军团大部经永安关进入广西灌阳。11月27日,红一军团先头部队控制了界首至脚山铺之间的渡河点。为了掩护中央纵队和后续部队过江,他率红一军团在湘江渡口与敌人激战5 天5 夜,损失惨重。

  湘江战役后,他率部翻越老山界,向湖南境内进军。12 月10 日,红一军团第二师攻占通道。通道会议一结束,他奉命率红一军团走右翼,改向贵州前进。12 月15 日,他指挥部队抢占黎平。遵义会议后,他率部一路艰苦征战,胜利到达陕北。

  红一军团政委聂荣臻原名1899年12月生,重庆江津人。1934年10月参加中央红军长征,任红一军团政治委员。

  在如何突破敌人第三道封锁线问题上,他与军团长林彪发生了长征途中的第一次争吵。林彪不想占领九峰山,企图一下子冲过乐昌,他表示强烈反对。他说:“我也估计敌人可能还没有到达乐昌。可是我们离乐昌还有段路程。我们的两只脚怎么能和敌人的车轮比呢?就算我们冲过去了,中央纵队怎么办?敌人把八、九、五军团截断了怎么办?”作为政委,他深知执行这一行动的严重后果。他强调说:“不执行军委命令,你是要犯错误的。我是政治委员,有最后决定之权。”为了缓和气氛,参谋长左权建议先派一个连到乐昌去侦察一下。他说:“侦察也可以,不侦察也可以,你去侦察时,敌人可能还没有到,等你侦察回来,敌人可能就到了。担任如此重大的掩护任务,我们可不能干这些没有把握的事。我同意派人去侦察,但部队继续前进,一定遵照军委的命令行事,一定要派部队控制九峰山。”他坚持原则,忠实地履行了一个政委的职责,保证了中央纵队和红九军团的安全通过。

  11月15 日,红一军团先头部队攻占临武。此时,中央决定调整行军路线,红一军团由左翼改走右翼,继续在前面开路,沿蓝山、宁远天堂圩向道州前进。11 月20 日,为了掩护中央纵队安全渡过潇水,他和林彪命令二师长途奔袭占领道县,阻止零陵的薛岳部队向道县前进;同时命令红一师,前出潇水西岸,阻击追敌周浑元纵队。红二师抢在薛岳部队的前面占领了咽喉要地——道州。24日晚,党中央、中革军委及后续部队从红一师控制的道州城和青口市之间渡过潇水。

  此时,他和林彪已率领红二师和红一师一个团从道州向湘江前进,留下一师主力守住潇水西岸,等待后卫部队红五军团。27日,红一军团先头部队抢占了界首到脚山铺之间的渡河点。由于中央纵队行动迟缓,红一军团在湘江浴血阻击,为掩护红军主力突破敌人的第四道封锁线做出了重大牺牲。

  过了湘江后,他被迫坐上了担架。由于过九峰山时脚被刺破感染化脓,经过血战湘江,就再也无法走路骑马了。在这段行军中,他有机会与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在一起。他们推心置腹,商讨着拯救全党全军的大事。他说:“事实证明,博古、李德等人不行,必须改组领导。”王稼祥说:“应该让毛泽东同志出来领导。”他表示:“完全赞成。我也有这个想法。而这个问题势必要在高级会议上才能解决。”

  离开通道城以后,他归队了,仍旧坐在担架上。12 月15 日,他与林彪指挥部队抢占贵州黎平。18日,在往剑河前进的途中,他在红一军团师以上干部会议上,负责传达了黎平会议的决定。遵义会议上,他在发言中,完全支持毛泽东的意见。之后,他与刘伯承率部抢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为夺取长征的胜利做出了突出贡献。

  红一军团参谋长左权原名1905年3月生,湖南醴陵人。1934年10月,中央红军突围长征,时任红一军团参谋长。

  作为军团首长的第一助手和代理人,他既要善于体察军政首长的战略意图、战术方针,还要据此组织作战、监察实施。红一军团是先头部队,走在全军的前头,侦察、探路,遇敌战斗,逢山开路。因此,他的工作更加繁忙,即便到了宿营地,别人可以休息了,他还要布置警戒,了解部队行军、宿营、战斗情况,而且加以汇总,向军委发电汇报情况,还要考虑、安排第二天的行军、作战计划。

  11月6日,正当部队向宜章方向前进时,军团长林彪和政委聂荣臻对是否走九峰山发生了分歧。在两人激烈争论时,他积极协调,建议说:派红二师师长陈光带一个连去乐昌侦察,看敌情如何,同时一部出击九峰山。左权认为,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选择有利于我们的地形尤为重要,山地敌人防守薄弱,红军选择走九峰山,可以利用九峰山的重峦叠嶂,居高临下的地形,构成一道坚不可摧的防线,保障红军在通过封锁线的行动中不被敌人迂回分割。他的建议,得到了军团首长的赞成。

  他立即派陈光前去侦察乐昌敌情,同时,指示刘忠带领军团侦察部队和保卫分局便衣班化装成国民党部队,向九峰山及其以南侦察前进,并控制这一地区,保障攻占九峰山部队的侧翼安全。侦察报告:九峰山附近发现敌情。他与军团首长深感情况紧急,立即命令部队抢占九峰山,攻占九峰山侧翼之茶岭、大源、小园、麻坑等地,监视九峰圩和乐昌敌人,掩护军委纵队和红九军团安全从九峰山以北地区西进。

  11月11日,他和军团首长率军团主力到达宜章的白石渡附近地域,进入湘南。在白石渡停留期间,他亲自率领指战员带着没收地主豪绅的粮食和财物,挑着粮油、干菜和衣被救济贫困工人和群众,粤汉铁路的数百名筑路工人纷纷要求加入红军,红一军团得到了补充,士气大增。13日,他和军团首长遵照中革军委指示,命令红十五师赶至宜章城及罗家观等地接替红三军团第六师的警戒任务,红一、红二师留在白石渡、香花树下、塘村地域警戒,掩护红军主力通过第三道封锁线,同时派红二师为先头部队前出临武,侦察前进道路和敌情。11 月15 日,中央红军主力全部通过敌人的第三道封锁线。

  11月16日,红二师先头团攻占临武县城。左权一进临武城,立即命令侦察科长刘忠带领侦察分队携带电台,化装为国民党部队前出蓝山、江华、永明、道州一线,侦察敌情,查明道路,查清潇水、湘江各个渡口情况,及时报告军团司令部。他勉励刘忠和侦察分队要发扬吃大苦和连续作战的精神,真正成为全军名符其实的“千里眼”、“顺风耳”。他不断地收到刘忠和各方面的侦察情报,并及时调整部署,下达作战命令。他和军团首长决定:红一师迅速进占蓝山,并派得力步兵掩护工兵在舂陵水架桥,以保障野战军主力通过;命令红二师迅速抢占道州。红二师急行军近100公里,于11月18日拂晓赶至潇水东岸,攻占道州城。乡亲们纷纷议论,红军真神了,昨天还远在百里之外,今天就来到道州城。

  11月23日,左权率军团司令部进至道州城,为保证大部队通过潇水,他要求红二师寻找更多的船只,广泛地收集架桥材料,再架设些浮桥,还指示军团直属队2个工兵连配合红二师架设浮桥。左权亲自指导并与工兵连一起架桥,他认真地检查了每一道浮桥,直到感到大部队可以安全通过时,他才放心地离去。24日晚,他奉命率军团先头部队迅速向全州方向急进,抢占渡河点。湘江战役中,他组织指战员浴血阻击,为掩护主力和中央纵队渡江做出了重大贡献。通道会议后,左权率部继续走在全军的前头,担负开路先锋,多次带领部队攻坚啃硬,屡建赫赫战功,为夺取红军长征的胜利做出了重大贡献。

  抗战爆发后,左权历任八路军副参谋长、八路军前方指挥部参谋长等职,协助朱德、彭德怀等筹划指挥了百团大战等重大战役,为华北抗战立下了不朽功勋。1942年5月,他在掩护北方局和八路军总部直属队突围时,不幸以身殉国,成为中共在抗战中牺牲的最高级别的将领。

  红一军团第一师师长李聚奎原名1904 年12月生,湖南涟源人。1934年10月参加中央红军长征,时任红一军团第一师师长。

  红一师进抵粤汉铁路时,与敌人在粤汉路以东接火交战。军团首长紧急命令,要他带一个团在前头开路,掩护整个部队通过粤汉路,而且动作要快,不得延误。他与政委谭政商量后,当即命令红一、二团继续抗击粤省敌人的进攻,他率领红三团跑步到全军前头开路。

  途中,在一个小山坳的路旁,他发现了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几位中央领导同志。周恩来把一张五万分之一的地图摊开在石板上,向他打了个手势,要他走过来,然后指着图上画好的箭头,告诉他应该向哪里打,部队前进中,哪里要放一个排,哪里要放一个连,以担负两侧警戒。周恩来特意嘱咐他说:“一定要保证全军安全通过!”毛泽东也指示说:“你们师在前面开路,任务艰巨,动作要迅速。”“大路能走就走大路,不能走,就走小路,如果小路也不能走,就爬山。总之,你们在前头开路,由你们决定,不要等指示,以免耽误时间。”

  他率红三团很快冲到部队的前头,开辟了道路,与兄弟部队一起掩护中央及军委纵队安全通过粤汉铁路线。

  随后,他又率部继续向嘉禾、蓝山前进。不久,他接到中革军委来电,令红一师除派少量部队监视嘉禾、蓝山两县城之敌外,主力不要停留。11月21日,他率部进入道州,扼守宁远、道州交界的咽喉要地——屋脊岗,执行中革军委消灭追敌周浑元纵队的任务,同时架设浮桥,在潇水西岸修筑工事,阻击敌人抢渡潇水。24 日晚,党中央、中革军委及后续部队从红一师控制地段渡过潇水。25日,他带领红一师两个团与红三军团第六师,负责在潇水西岸40里正面阵地上阻击敌人。3天3夜,打退了敌人一次又一次的进攻,将一批又一批过了江的敌人消灭在岸边。潇水成了敌人不可逾越的障碍,敌人只能望河兴叹!

  11月28 日,他率部昼夜兼程,追赶主力。在脚山铺地区,他率红一师浴血抗击,为掩护红军主力渡过湘江做出了重大贡献。

  湘江战役后,他率部继续担任护卫中央红军的开路先锋,抢渡乌江,强渡大渡河,为夺取长征的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中革军委调他到红四方面军担任红三十一军参谋长。西路军渡过黄河时,调任红九军参谋长。西路军遭到失败,他“讨饭千里”,露宿荒野,终于回到红军的行列。

  红一军团第一师政治部主任谭政原名1906年6月生,湖南湘乡人。1934年10月参加中央红军长征,时任红一军团第一师政治部主任,后任第一师代政委。

  长征开始后,红一师作为长征的开路先锋,面临着很多的困难。他与师长李聚奎配合默契,带领师政工干部深入连队,及时做好战士们的思想政治工作,为胜利进军打下了重要思想基础。

  当红一师进抵粤汉铁路时,湘、粤两省敌军向红军夹攻而来。情况十分危险。红一军团首长紧急命令,由李聚奎带一个团到前头开路,掩护整个部队通过粤汉路;谭政带领红一、二团继续抗击粤军的进攻,负责在后收容掉队人员。11月13日,谭政率师部与红一、二团进抵宜章,与在前头开路的红三团会合,继续马不停蹄地向嘉禾、蓝山进军。在指挥进军的途中,他不顾军旅劳顿,撰写了《新田夜间战斗政治工作》,及时地总结了红一师夜袭新田政治工作的成功经验,为红军早期政治工作的创立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这时,中革军委电令红一师除派少量部队监视嘉禾、蓝山两县城之敌外,主力不要停留,继续西进。

  11月21日,红一师抵达潇水西岸,奉命阻击追敌周浑元纵队。24日晚,党中央、中革军委及后续部队从红一师控制的道州城和青口市之间渡过潇水。当红一师准备往湘江赶时,发现红五军团的警戒部队还没有跟上来。为了不给敌人留下空隙,经彭德怀协调,谭政和李聚奎带领红一师两个团与红三军团第六师,负责在潇水西岸阻击敌人。谭政带领师政治部几名干部穿梭活动在40里江岸正面阵地上,进行思想动员,鼓舞战斗士气。面对敌人的猛烈进攻,红军凭着机关枪、手榴弹拼命抵挡。3 天3 夜,红一师指战员是在战火中度过的,几乎没有吃过一顿饭。激战中,全师伤亡很大,可战斗意志不减,共产党员、青年团员带头与敌人拼搏,许多战士负伤不下火线,就连平时思想落后的战士也不甘落后,有些在与敌人肉搏中牺牲。血战湘江,红一师谱写了惊天动地的悲壮一幕。

  在向湖南通道挺进途中,谭政不顾征途疲劳,一边指挥行军,一边赶写了记述红一师激战湘江的文章《最后的一道封锁线》,这篇战地通讯刊登在邓小平主编的《红星报》上,生动地再现了红军战士的英雄事迹。1935年1月2日,他与师长率部强渡乌江。红军一渡赤水后,谭政担任红一师政委。他与师长率部参加了强渡大渡河、夺取泸定桥等战斗。

  红一军团第一师第一团团长杨得志原名1911年1月生,湖南株洲人。1934年10月参加中央红军长征,任红一军团第一师第一团团长。

  长征途中,他带领红一团担负先遣任务,逢山开路,遇水搭桥,率部突破乌江,为夺取遵义创造了有利条件;组织“十七勇士”强渡大渡河,为红军顺利北上抗日开辟了道路。对此,毛泽东、周恩来都给予了充分肯定。毛泽东说:“红一团在这次大转移中是立了功的,你们一直走在我的前面。”周恩来称赞红一团是“天下第一团”。到达陕北后,他率部参加了直罗镇、东征、西征、山城堡等重大战役,为巩固、保卫陕甘宁根据地出了大力。

  红一军团第二师师长陈光原名1905年2月生,湖南宜章人。1934年10月参加中央红军长征,时任红一军团第二师师长。红二师与红一师轮流在全军前头开路,担负中央红军的左前锋。

  红二师进抵粤汉铁路时,湘、粤两省敌军向红军夹击攻来。军团首长为是否控制九峰山发生了激烈争论。他奉命带一个连前往乐昌侦察,发现乐昌大道上已有敌军,当即向军团首长报告了这一重要情况,并立即命令红四团不惜一切代价,抢占九峰山,打退了敌军多次进攻,掩护中央纵队和红九军团安全通过敌人的第三道封锁线。

  随即,他率红二师经临武、蓝山一线,继续向西挺进。到达蓝山祠堂圩时,接到军团首长抢占道州的命令:“薛敌(即薛岳)率5师之众在我野战军后尾追,湘桂两敌向道县、蒋家岭前进,企图配合薛敌截我于天堂圩、道县间……着你部立即由此地出发,经天堂圩,限明日相机占领道州县城,并拒止由零陵向道县前进之湘敌。”他马上展开地图,将抢占道州的任务交给红四团,命令红五团迂回策应,全师日夜兼程向道州急速开进,沿途向群众了解潇水和道州城的情况。

  午夜,他率部进抵道州龙江桥,马上给红四团团长耿飚打电话:“道州城内只有敌军1 个连和一些民团,无扼守准备,估计拂晓前会向蒋家岭方向逃窜,你们要积极进攻。浮桥没有了,搜集船只架设浮桥。我已命令五团在潇水上游架桥北渡。你们也要立即行动,勿失战机!”他说话的湖南乡音很重,下达命令不慌不忙,给人以沉着稳重的感觉。

  红四团立即进入战斗位置,迅速占领了河西渡口,架好了浮桥。红五团也由潇水上游进入道州城。敌人向蒋家岭方向溃逃。天明时分,他率师部移驻道州城。红二师成功奔袭道州,为突破敌人的第四道封锁线抢占了机动地域。

  11月中旬,红一军团首长召集师以上干部开会,通报了敌情。回到师部,他与政委刘亚楼商量决定:师参谋长李堂萼带红五团率先出发,抢渡湘江,阻止右翼湘军南下;红四团渡过湘江,攻占界首,阻止左翼桂敌北上;红六团暂作预备力量,全师向湘江急速开进。11月29日,他率部开始在脚山铺浴血阻击敌人进攻,为掩护红军主力过江付出了重大牺牲。

  湘江战役后,陈光率部仍担任前卫,肩负开路先锋的艰巨任务。12 月11 日,攻占通道县城。随后,他率部抢占黎平、智取遵义、攻占娄山关、飞夺泸定桥、攻坚腊子口等,机动灵活,为夺取长征的胜利做出了贡献。

  红一军团第二师第四团团长耿飚原名1909年8月生,湖南醴陵人。1934年10月参加中央红军长征,任红一军团第二师第四团团长。

  红二师是红一军团的前锋,红四团又是红二师的前卫,肩负开路的重任。11月17日,耿飚在祠堂圩接到师部抢占道州的命令,立即率部踏着泥泞崎岖的山路,急速向道州挺进。

  黄昏时分,他和政委杨成武率红四团占领潇水东岸的水南街后,通过电话向师部报告了情况。说:“潇水河河面宽阔,水流很急,浮桥已经没有了,部队正在林中休息,听候命令。”师长陈光命令红四团立即行动,搜集船只架设浮桥,勿失战机!

  他马上命令四团集合,将会凫水的工兵排排长、副班长等迅速组成了一只夺船队伍,准备泅渡过河,把小船弄过来。他与政委杨成武亲临潇水河边,研究泅水夺船的时机和加强火力掩护等具体细节。夜深了,他命令部队进入战斗位置。工兵排长率领3名战士,跳入了潇水河,向对岸游去。在解动小船绳缆的过程中被敌军发觉了。敌军“啪啪”地射出一排子弹。红四团早就作好掩护准备的几挺机枪,同时吐出了强大的火舌。几只木船在工兵排长等人推动下,缓缓靠近了东岸。

  18 日凌晨,浮桥架好了,突击部队过了河。红四团迅速从东、北两门冲进城去,占领了天主教堂。红四团成功奔袭道州,为红军主力突破敌人第四道封锁线抢占了机动地域。随后,他率部随红一军团主力进军湘江,为掩护中央纵队渡过湘江付出了重大牺牲。遵义会议后,他任红一师参谋长,在随后的长征路上率部英勇作战,1935年10月,胜利到达陕北。

  红一军团第十五师师长彭绍辉原名1906年7月生,湖南湘潭(今韶山)人。在中央苏区第四次反“围剿”作战中身负重伤,被截去左臂。1934年4月伤愈后,出任少共国际师师长,同年10月参加中央红军长征,任由少共国际师改编的红十五师师长。

  长征开始后,他和政委萧华奉命率红十五师掩护红三军团转移。三军团刚一行动,敌人就追上来了。为了阻击追敌,十五师在石城大脑寨一带摆开战场,他和萧华亲临前沿阵地指挥,战士们英勇顽强,不怕牺牲,打退了敌人一次又一次进攻,胜利完成阻击任务,然后撤出战斗。在连续突破第二、三、四道封锁线时,为了掩护中央纵队行动,他率部一路急行军、夜行军。特别是在抢渡湘江战斗中,红十五师奉命在延寿圩一带抗击敌人4个团的追击,以一个团配合红五军团牵制全州之敌,另以两个团和尾追的敌人死打硬拼,保卫湘江界首地段渡口。12月1 日,红十五师面临被敌人切断的危险。激战中,他赶快收缩兵力,率主力从咸水圩跑步渡过湘江。黎平会议后,红十五师改为红三师,归红一军团建制。遵义会议后,为了加强主力部队,将三师分散编入第一、二师,他调任一军团司令部教育科长,又调回红三军团任教导营长。他坚决服从组织安排,说:“只要是干革命,什么工作都行。”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他任红四方面军第三十军参谋长,做了大量争取团结四方面军干部的工作,与张国焘分裂主义错误进行了坚决斗争。红二、四方面军会师后,他任红二方面军第六军团参谋长。

  红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原名1898年10月生,湖南湘潭人。1934年10月参加中央红军长征,任红三军团军团长。他与政委杨尚昆率领的红三军团作为全军的右前锋,与左前锋红一军团并肩齐进,杀出一条血路。在关键时刻,他直言上谏,提出自己的见解,可惜未被采用。

  10月30日至11月11日,彭德怀率红三军团连克敌军第二、第三两道封锁线,为中央红军西进打开了通道。进入湘南后,红三军团遇到了何键的湘军在汝城设置的第二道封锁线。彭德怀将红三军团前锋分成两路,向汝城包抄,发动全面进攻。湘军依托着碉堡工事,负隅顽抗,红三军团的几次攻击均未得手。彭德怀十分焦急,他来到第一线,亲自操炮射击,摧毁了敌军阵地上的碉堡据点。红三军团的战士们顿时士气大振,乘势冲了上去,与敌军展开了激烈的肉搏战。但彭德怀并不一味作莽夫之战,见汝城县城碉堡坚固,山炮不能征服,地下作业又无时间,遂上报放弃攻城,改为派一部兵力监视和钳制,转而抢战汝城县土桥、苏仙岭,迫敌退守县城,1 1 月6 日胜利掩护红军主力通过。7 日,根据前锋情报,彭德怀准确判断“我应迅速坚决突破宜、乐、郴间封锁”,是日11 时,彭德怀、杨尚昆以万万火急电上报中革军委主席朱德。16 时,朱德回电批准。彭德怀率红三军团,在连日阴雨,道路泥泞的艰难情况下,以夜行60公里的速度,迅速赶至敌军第三道封锁线上的重要据点——宜章城下。彭德怀指挥红三军团,对宜章城发动了突袭,打了敌军一个措手不及,11日凌晨顺利占领宜章城,突破湘粤军在粤汉铁路沿线设置的第三道封锁线。红三军团连破敌二、三道封锁线表现出来的神奇的勇猛作战精神,得到了中革军委通电嘉奖:“赞扬三军团首长彭(德怀)、杨(尚昆)同志及三军团全体指战员在突破汝城及宜、郴两封锁线时之英勇与模范的战斗动作。”

  虽然顺利突破敌两道封锁线,彭德怀却心急如焚。敌湘、粤、桂、黔军和中央军从四面追逼而来,欲一举将中央红军歼灭在湘江以东地区;而红军依旧捧着坛坛罐罐行进在南岭山区,行动极其缓慢。彭德怀看出,红军如果继续向湘江行进,形势将十分危险,会陷入敌军的重围之中。虽然长征之前,第五次反“围剿”失利后,彭德怀就因对博古、李德的“左”倾错误指挥不满,与他们公开冲突过,痛斥李德“崽卖爷田心不痛”。但在这种情况下,高度的责任心还是驱使他再次致电博古。他建议以红三军团乘敌不备,改变行军路线,向湘潭、宁乡、益阳挺进,威胁长沙,在灵活机动中抓住战机消灭敌军小股,迫使蒋军改变部署,阻击、牵制敌人;同时我中央率领其他兵团,进占溆浦、辰溪、沅陵一带,迅速发动群众创造战场,创造根据地,粉碎敌军进攻。否则,将被迫进入湘桂边界之西延山区,同桂军作战,其后果是不利的。然而,彭德怀的建议再次被“左”倾机会主义领导者否定,中央红军仍然按原计划进军湘西,准备与红二、六军团会合。中央红军蜗牛式的行军为桂军、湘军、粤军、中央军的赶到提供了时间,国民党军已经在湘江布下了一个口袋阵,红军只有夺路而走了。

  11月25日,中革军委下达了作战命令:我军分兵两路渡过湘江,渡河地点选在界首和凤凰嘴之间。根据命令,红三军团的任务是坚守界首、新圩等要地,阻击由南面北上的广西军阀白崇禧的第七、第十五军,保证红军的左翼安全,保护中央、军委纵队过江。26日红四师攻占界首,过江控制了渡口。27日红五师奔赴新圩,阻击桂军的进攻。彭德怀深知任务的艰巨,为此,他下达了铁的命令:不惜一切代价,全力坚守3至4天!红三军团是在地势开阔的平原一带进行防御作战,既无有利地形可依托,也来不及修筑工事,只有靠广大红军战士的血肉之躯和顽强的毅力来抵挡国民党军的进攻了。彭德怀亲自指挥、部署作战,给广大红军战士以巨大的鼓舞。处于劣势的红三军团,从28日至30日,在新圩坚守了3天2夜,为后续部队的赶到赢得了时间。红五师伤亡很大,达2000多人,将近全师的一半。红四师第十团伤亡400多人。主力红军渡江后,留下与后卫部队红三十四师移交阵地的红十八团,由于敌军推进很快,未能渡过湘江,大部壮烈牺牲。

  在红军损失惨重过湘江后,彭德怀站在了毛泽东正确路线的这一边,始终坚定地反对“左”倾错误领导。通道会议后,中央红军由湘入黔,彭德怀也告别了湖南。在此后的长征路上,彭德怀所率红一、三军团和干部团成为红军的一只铁拳头,在攻占娄山关、二进遵义城、四渡赤水、南渡乌江的战斗中立下了赫赫战功。被誉为“红军之狮”。毛泽东对彭德怀卓越的军事才能和大无畏的作战精神十分赞赏,在吴起镇战斗胜利后,兴奋地赠诗彭德怀:“山高路险沟深,大军纵横驰骋,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

  红三军团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原名1906年5月生,湖南邵东人。1934年10月袁国平参加中央红军长征,任第三军团政治部主任。他与军事领导彭德怀、邓萍合作,与杨尚昆形成军团政治工作的坚强领导,为作为前锋的红三军团的冲锋陷阵,提供了坚强的政治保证。长征到达陕北后,任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后方办事处政治部主任、教导师政治委员等职。毛泽东曾说:“袁政治开展,经验亦多。”

  袁国平一生,对军队政治工作提出了很多好的主张,指出:“建军必须建人,建人必须建脑”;“要把党的政治主张变成一种实际的物质力量”,“变成人民自己的主张”;“教育工作的基本原则只有一个,即理论和实践的一致”。1939 年,他任新四军政治部主任时,主持起草了《新四军政治工作组织纲要草案》,4 月颁布实行,使新四军政治工作更加系统化、条例化和制度化。

  1941年1月19日,袁国平在皖南事变突围中牺牲。

  红三军团第四师政委黄克诚原名1902年10月生,湖南永兴人。红军长征出发前,黄克诚敏锐地察觉到了这次转移的不寻常。为此,他急忙跑到红三军团医院,动员伤病员立即出院归队。当时对形势一无所知的伤病员们大多数不想或不能出院,只有极少数人跟着黄克诚离开医院回到了部队。这其中有张震、甘渭汉、钟伟等名将。而绝大多数未出院的红军将士们不久之后几乎全成了烈士。

  1934年10月黄克诚参加中央红军长征,任红三军团第四师政治委员。红四师是当时全军的先锋师。突破第一道封锁线时,师长洪超牺牲。黄克诚强忍悲痛,带军行进至汝城,新来的师长张宗逊赶到。黄克诚主动向他介绍说:“四师是平江起义后由红五军改编成长起来的一支老部队,能攻善守;以后打仗方面的事,请你负全责;我视力不好,尤其夜间什么也看不清,其他的事,我尽力多管,一定全力配合你。”张宗逊则谦虚地说:“我新来乍到,对情况不熟悉,大事主要靠你!”两人坦诚相待,一见如故,共同担负起了彭德怀安排的“周密组织,坚决打过去,为军团开路”的任务。黄克诚与张宗逊紧密配合,率红四师顺利突破敌第二道封锁线。

  湘江之战,红四师先随红三军团在灌阳一线与桂军作战,后赶至湘江南岸布防,阻止桂军侧击。桂军很快赶到,红四师与桂军的恶仗打了两天两夜,红十团在一天内竟先后牺牲了沈述清、杜中美两位团长,全团损失400多兵力,战斗异常惨烈。在红四师的浴血奋战下,湘江南岸阵地坚持到12 月1 日,阻击任务完成。然而,不知是失误还是疏忽,上级竟然没有下令红四师撤离。黄克诚对张宗逊说:“我师的阻击任务已经完成,你指挥部队撤退”,张宗逊犹豫:“没有接到上级命令,不能撤”。这时候的黄克诚果断决定:“现在不撤,过一会儿想撤也撤不走了,我们会被敌人吃掉的。你迅速指挥部队撤退,快去追赶主力部队,一切责任由我来负”。那时候,部队中的政治委员有最后的决定权。正是黄克诚的这一决策,让红四师避免了被全歼的危险。

  红三军团第四师第十团政委杨勇原名1913年9月生,湖南浏阳人。1934年10月参加中央红军长征,任第三军团第四师第十团政治委员。红十团是红三军团突破敌人一、二、三道封锁线的前卫部队。在极为艰苦的湘江战役中,杨勇和团长沈述清受命率团先过湘江,与红五师一道执行掩护中央纵队和红九军团、红五军团渡江的重任。红三军团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在交待任务时,还特别强调了一句,没有命令不能撤退。11月28日,杨勇和团长沈述清率部渡过湘江,立足未稳,立刻遭到桂敌七军独立团的疯狂攻击。红十团将士在杨勇指挥下,奋起还击,英勇作战,死守阵地,打了一天多,把敌人顶了回去。桂敌七军独立团又联合十五军第四十五师围攻上来,顶着敌人疯狂的炮火,面对敌我力量悬殊的局面,红十团又拼命坚持了一天,损失惨重,血染湘江。团长沈述清中弹身亡,师参谋长杜中美代理团长,又壮烈牺牲。杨勇右大腿被弹片击中,血流如注。他一咬牙将腿上的弹片拔了出来,撕一块布片扎紧伤口,组织部队与敌人展开白刃战,打退了敌人。在一封又一封命令坚持的紧急电报中,杨勇率红十团与数倍的敌人血战两昼夜,付出牺牲400多官兵的代价,完成了掩护中央纵队过湘江的任务。

  不久,杨勇奉命率部进入贵州。长征途中,杨勇率部在执行一次保护毛泽东的任务时,表现十分出色,不仅使毛泽东认识了他,从此开始了他们将帅之间40年的交往,而且还让杨勇有机会护卫和陪伴着毛泽东一直到达陕北。诚如毛泽东对他所说的“你真是员猛将,在关键时刻有那么一股子虎劲!”杨勇后来数十载金戈铁马,浴血征战,功勋卓著,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著名高级将领。

  红三军团第五师政委钟赤兵原名1914年12月生,湖南平江人。1934年10月,参加中央红军长征,任第三军团第五师政治委员。他与师长李天佑率红五师担任红三军团前卫,掩护军团主力突破敌第一道封锁线;参与了围攻汝城一战,突破了第二道封锁线;攻占良田、宜章,为军团主力前进打通道路,突破了第三道封锁线。面对敌人设在湘江东岸的第四道封锁线,钟赤兵、李天佑受命率红五师的十四、十五团,赶赴广西灌阳的新圩,阻击桂军。国民党军桂系夏威指挥的两个师又一个团的兵力,沿着通向江边的公路向红五师扑来。面对数量和装备都占绝对优势的敌人,钟赤兵、李天佑毫无惧色,指挥部队英勇抗击,逐个山头与敌人展开激烈争夺,一天打退了敌人几十次冲锋。在离前沿不到1公里的指挥所里,沉着坚定地调整部署的钟赤兵,被弹片击中头部,血流如注,他却全然不顾,仍果断地指挥部队坚守阵地。直到卫生员赶来包扎,他才坐在凳子上休息了一会儿。战斗激烈的程度是罕见的,十四、十五团都伤亡了几百人。师参谋长胡震,十四团团长黄冕昌先后牺牲;十五团团长白志文、政委罗元发负重伤。经过两天两夜的阻击,国民党桂系军阀的部队未能前进一步。钟赤兵率红五师保证了红军向湘江前进的通道左翼安全,掩护中央机关纵队渡过了湘江。

  遵义会议后部队缩编,钟赤兵任红三军团第四师十二团政委。1935年2月26日他在娄山关战斗中右腿负重伤,三次在无麻药情况下手术,被截除右肢。他爬雪山,过草地,独腿走完长征路,成了闻名中外的解放军“独腿虎将”。

  红五军团军团长董振堂原名1895年生,河北新河人。1934年10月参加中央红军长征,任第五军团军团长。他率红五军团担任后卫,一路与国民党军频繁作战,所部牺牲很大,尤其湘江一战,红三十四师全军覆没。在董振堂率领下的红五军团,圆满完成了阻击国民党军的任务,所部因此荣膺“铁流后卫”的光荣称号。1935 年6 月第一、四方面军会师后第五军团改称第五军,董振堂任军长。1936年10月,他率部西渡黄河作战。1937年1月12日,奉命坚守甘肃高台县城,与数倍于己的敌人浴血奋战近十日。20 日,在一次激战中,董振堂壮烈牺牲,为革命流尽了最后一滴血。

  中共中央在宝塔山下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毛泽东深情地说,“路遥知马力”,董振堂是“坚决革命的同志”。

  红五军团政委李卓然原名1899年生,湖南湘乡人。1934年10参加中央红军长征,任第五军团政治委员。红五军团在长征中担任全军的后卫任务。五军团全体将士每天边打边走,吃不上饭,睡不上觉是常事。仗打得非常激烈,敌人有时甚至冲到了军团部里。湘江战役中,为保卫中央机关和其他红军部队安全撤离湘江,李卓然和军团长董振堂率领军团将士们浴血奋战,付出重大伤亡,三十四师全军覆没,完成了阻击任务。军团的重大损失让指战员们对“左”倾领导人的错误指挥产生了怀疑。

  作为政治委员的李卓然,因为中央在长征前未做长征的思想动员工作,一方面要尽政治委员之责,安抚稳定将士的情绪,另一方面,他也同广大指战员们有意见建议一样,在深入思考中央红军自长征以来遭遇的种种困难,是不是跟中央的指挥有关,是不是可以避免的。经过这样的独立思考,遵义会议前夕,他跟毛泽东反映了将士们的思想状况。在第二天的正式会议上,李卓然发了言,讲了部队一路的情况,用大量的事实批判了王明“左”倾错误路线带来的危害,支持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拥护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军队中的领导地位。遵义会议是中国革命从挫折走向胜利的一个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转折,李卓然作为会议的参与者,作为正确路线的支持者,是功不可没的。

  由于政治思想工作出色,李卓然后来调任红四方面军前敌政治部副主任。他协助朱德总司令与张国焘的分裂行为进行了坚决斗争,为后来红四方面军的重新北上做了大量工作,终于促成红军三大主力在西北的胜利会师。

  红八军团军团长周昆原名1902年生,湖南平江人。1934年10参加中央红军长征,任第八军团军团长兼第二十一师师长。红八军团是1934年8月在江西兴国的集贤圩组建的。军团长为周昆,黄甦任政委,参谋长为张云逸,政治部主任为罗荣桓。仅两个月后,八军团就奉命撤离兴国县,开始长征掩护中央纵队进行战略转移。由于这支7000余人的新组建的队伍没有打过大仗,不少战士对部队生活不适应。周昆在战斗激烈的时候,身先士卒,带领警卫人员和机关干部直接投入战斗,鼓舞士气。尽管战斗一场比一场残酷,7000余人的队伍只剩下2000余人了,部队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血的代价,但红八军团将士们斗志不减,信心不衰,突破了国民党大军的重重封锁,胜利地完成了掩护主力红军转移的任务,并抢在敌人前头渡过了滔滔湘江。到达陕北后,周昆任红军学校校长等职。1938年2月间,周昆离开红军。

  红八军团政治部主任罗荣桓原名1902年11月生,湖南衡山(今衡东)人。1934年10月参加中央红军长征时,罗荣桓任第八军团政治部主任。罗荣桓扎根于基层,和士兵打成一片,善于根据士兵的思想实际进行耐心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长征途中,他和红军战士朝夕相处,生死与共。正因为罗荣桓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因此他能准确地掌握部队的思想脉搏,特别是在历史转变的重要关头,他能及时根据新形势下出现的新问题,正确制定政治工作的方针和政策。长征以来,红八军团损失很大,罗荣桓心里很难受,在与军团将士的不断谈心中,他了解到大家同他一样,对“左”倾领导的错误指挥产生了不满与怀疑情绪。

  1934年12月中旬,损失巨大的红八军团随着红五军团,翻过连绵起伏的五岭山脉,进入了湖南通道境内。在通道,罗荣桓从中央采纳毛泽东建议这一件事上预感到这可能是一个转机。黎平会议休整期间,罗荣桓听了上级传达会议精神,知道中央已经采纳了毛泽东向贵州进军的建议,感到十分欣慰。他预感到毛泽东可能要重新走上红军的领导岗位了。几天来,罗荣桓同直属队的干部们一见面就谈毛泽东的建议。他对电台政委袁光说:“毛主席这个建议十分英明。现在蒋介石有两怕。一怕我们同二、六军团会合,二怕红军重新返回中央根据地。他把主力都摆在这两个方面,等着我们撞到他的网上去。可是,毛主席看透了他的五脏六腑,偏偏要打到贵州去。这一着是蒋介石始料所不及的。我军进入贵州,北可与川陕根据地的四方面军呼应,东可与二、六军团配合,四面都有回旋余地,战争的主动权又转回到我们手里了。”罗荣桓一向沉静稳重,长征以来由于部队伤亡很大,心情不好,更是不苟言笑。但当他谈起毛泽东的建议时,却不禁爽朗地笑起来。周围的同志听他一讲,也都眉飞色舞,顿觉眼前豁然开朗。遵义会议召开后,罗荣桓在听取会议精神的传达时,他的眼睛不禁湿润了,一面听一面摘下眼镜用衣襟缓缓地擦着……这时,他的欣慰的心情更甚于在黎平的时候。在遵义,这一预感终于成为事实。罗荣桓从切身经验中得知,毛泽东重新走上红军的领导岗位,这就意味着革命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曙光就在前头。

  罗荣桓是在党内较早认识毛泽东的作用和毛泽东思想的作用的高级干部之一。

  红九军团军团长罗炳辉原名1897年12月生,云南彝良人。1934年10月参加中央红军长征,任第九军团军团长兼第三师师长。蒋介石对他十分忌惮,开出了“生擒八万元,献首级五万元”这样仅次于毛泽东、朱德、徐向前三人的赏格。

  长征中,红九军团与红三军团为右翼,与左翼红一、八军团,后卫红五军团一道,掩护庞大的中央纵队转移。10月21日至23日,红军在古陂、新田间突破敌第一道封锁线。红九军团在大庾黄龙阻敌,付出了很大伤亡。11月3日至5日,红军从汝城、仁化间突破敌第二道封锁线。红九军团在文明司阻敌,激战6小时。11月13日到15日,红军突破敌第三道封锁线。罗炳辉率红九军团21日克湖南江华县城,开仓济贫,扩红150 多名。25 日,罗炳辉率红九军团克永明(今江永)。26 日,罗炳辉以一部佯攻湘桂边界上的龙虎关,迫使桂敌李宗仁、白崇禧放弃兴安、灌阳湘江防线,调恭城、富川防堵。调敌成功后,罗炳辉命令前锋为后卫,连夜折回永明(今江永),复大踏步北上,克永安关,越都庞岭入桂,造成了桂敌更大慌张。29 日,红军掩护中央机关在界首等地强渡湘江,突破第四道封锁线。12月1日,红军经浴血奋战,渡过湘江。至此,红军已由出发时的8.6万余人锐减为3万人。

  通道会议中共中央采纳了毛泽东的正确主张,改向贵州进军。黎平会议后,红九军团和红一军团为右路。罗炳辉率红九军团在黔、滇、川省单独行军4000 华里,途中屡担重任,巧渡金沙江,激战泸沽,过泸定,扶病克天全,表现出高超的指挥艺术,为长征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

  解放战争时期,罗炳辉任新四军第二副军长兼山东军区副司令员。在山东虽有病在身,罗炳辉仍亲临前线部署作战。到峄县时他重病复起,高烧不断,数次昏迷。因峄县医疗条件差,转回临沂治疗。途经兰陵镇时罗炳辉突然病情恶化,抢救无效,于1946年6月21日逝世。罗炳辉用毕生的精力实现了自己的诺言“人生最快慰的是真正勇敢地牺牲个人的一切利益,最热诚努力地为民族独立、自由解放而斗争,尤其要为劳动大众的解放和利益,以真理、正义、公道为人类的幸福而斗争。”“戎马三十载,将军滇之雄”是对罗炳辉将军一生最好的评价。

  红二军团军团长贺龙原名1896年3月生,湖南桑植人。大革命失败后,参与领导创建了湘鄂西根据地,并任红二军团总指挥。但由于“左”倾错误路线的影响危害,丧失了洪湖根据地,红二军团也遭受重大损失,改编为红三军,在贺龙等率领下转战湘黔边。1934年10月,与任弼时、萧克领导的红六军团在贵州木黄会师,恢复红二军团番号,他任军团长,并与政委任弼时、副政委关向应负责统一指挥红二、六军团的行动。

  在贺龙等指挥下,红二、六军团发动了凌厉的湘西攻势,取得了一系列军事斗争的胜利,成功开辟了湘鄂川黔根据地。1934年11月湘鄂川黔边省委、省军区和省革命委员会成立时,他任省委委员、军区司令员和革委会主席。不久又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湘鄂川黔分会主席。在近一年时间里,他指挥红二、六军团取得了陈家河、桃子溪、忠堡、板栗园等重要战役的胜利,粉碎了20 多万敌人的大规模“围剿”,牵制进攻中央红军的敌军,有力地策应了中央红军的战略转移。

  1935年11月,与任弼时率红二、六军团从桑植刘家坪出发长征,以高超的军事指挥艺术,指挥红军取得了长征路上一个又一个胜利。

  面对敌人130 多个团的包围,要转移到黔东去,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贺龙认为,如果直奔贵州,后面跟着咬得很紧的10多万敌军,红军将处于十分被动的地位。因此他建议先到湘中,威胁长沙,调动敌人大批兵力追往湘中,打乱敌人的“围剿”计划,然后再抛开敌人,转入贵州,取得主动权。这一提议得到了任弼时等军团领导人的一致同意。于是,红军以神奇的速度连续突破敌人的两道封锁线,第二天突破了澧水封锁线,第四天又突破了沅水封锁线,消灭了一批敌人,出其不意地直奔敌人力量空虚的湘中,占领了辰溪、浦市、溆浦、新化、蓝田(今涟源)和锡矿山,控制了湘中广大地区,并迅速开展了宣传发动群众抗日救国、打击土豪劣绅、组织抗日游击队和筹集物资经费等活动,取得很大成绩,还扩充了5000多名新战士。当敌人调集7个师追过来,企图将红军消灭在湖南中西部地区时,贺龙在红二、六军团领导人会议上再次建议:“敌人追来了,我们再拖他们一阵。我们兵分两路向东南兜个大圈子,索兴把这帮敌人全部吸引过来,让他们跟在我们P股后头追,弄得他们人困马乏,我们再掉头去贵州。”他的意见得到大家的赞同。此后,红二、六军团连续9 天向东南急进,大量敌人穷追不舍,涌向湘东南。突然,贺龙率红军转向西北。时已隆冬,大雪纷飞,在贺龙等指挥下,红军在崇山峻岭中忍受着寒冷和饥饿,兼程疾进,于1936年1月1日进到芷江冷水铺一带,把各路敌军远远甩到了后面。随即在新晃境内组织了便水之战,给尾追之敌以有力打击。1 月9 日,红二、六军团进入黔东。7 月,率红二、六军团在甘孜与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任新成立的红二方面军总指挥。他对张国焘的拉拢予以坚决拒绝,并和任弼时、朱德、刘伯承等一起,同分裂党和红军的错误进行了坚决斗争,坚定地拥护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10月,率部与中央红军在甘肃会宁地区会师,胜利完成长征。

  红二军团政治部主任甘泗淇原名原名姜凤威,1903年生,湖南宁乡人。历任中共湘赣省委宣传部长、省军区政委等职。1933 年受“左”倾错误打击被撤销领导职务。直到任弼时到湘赣工作后,才重返部队。1934年8月参加了红六军团西征,时任红六军团第十八师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同年10月到达黔东,红二、六军团会师后,任整编后的红六军团政治部主任,在任弼时、贺龙等领导下,积极投入到创建湘鄂川黔根据地和反“围剿”作战中。其间,他改任红二军团政治部主任。1935 年11月参加红二、六军团突围长征。进入湘中地区后,他积极领导红二军团政治部开展群众工作,宣传发动群众,进行扩红筹款。长征到达甘孜时,在贺龙、任弼时等领导下,与张国焘的反党分裂行径进行了坚决斗争,为长征的胜利作出了贡献。

  红二军团第四师师长卢冬生原名1908年3月生,湖南湘潭人。跟随贺龙参加了创建和发展湘鄂西根据地的斗争,任红三军第七师师长。1934年10月,红二、六军团在木黄会师后,任整编后的红二军团第四师师长。在任弼时、贺龙等领导下,率部参与了策应中央红军长征和创建湘鄂川黔根据地的斗争。红二、六军团从四川南腰界出发进军湘西,占领湘西北重镇永顺后,于 11月13日主动退出永顺,向北转移,设伏于永顺城北90里的十万坪地区。卢冬生率红四师留在最后和敌人保持接触,且战且退,引敌人上钩。敌人大摇大摆进入红军埋伏圈。红军趁敌不备,从四面八方向敌人发起猛烈攻击,战士们居高临下,猛冲猛打,经过两个小时战斗,歼敌1000余人,俘敌2000 余人,缴获大量物资。这一仗,给陈渠珍以歼灭性打击。红二、六军团乘胜出击,取得了一系列战斗的胜利,开辟和发展了湘鄂川黔根据地。根据地反“围剿”期间,在鸡公垭战斗中,担任正面主攻作战的红四师在卢冬生指挥下奋勇作战。战斗中,他亲临阵地前沿观察敌情,不幸腿部中弹。由于当时医疗条件差,他的腿虽然保住了,却留下了坐骨神经痛的残疾。

  1935年11月19日,红二、六军团从桑植出发长征,卢冬生率红四师担任前卫,实行突围。红军连续突破澧水、沅江两道封锁线,挺进湘中,进行了一周的宣传群众和扩红筹款工作后,迂回转战湘西南地区,牵着敌人向南绕了一个大圈后,忽然转弯西向,进军黔东。1936年10月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卢冬生被派往苏联养病和学习。1945年8月,从苏联回国,到达长春。12 月,在进军哈尔滨时,不幸在混乱中被苏军中的败类枪杀。

  红二军团第五师师长贺炳炎原名1913年1月生,湖北松滋人。1935年11月参加红二、六军团突围长征,时任红二军团第五师师长。

  12月22日凌晨,红军行至武冈与绥宁之间的瓦屋塘时,与敌陶广纵队的两个师遭遇。瓦屋塘是红军入黔的必经之地,总指挥部决定迅速击溃该部敌人,不料敌人炮火十分猛烈,红军正面部队进攻受阻。这时,贺龙与任弼时商量决定,调五师从左翼加入战斗。贺炳炎立即率部迅速赶赴前沿,指挥部队向敌人发起全线猛攻。他不顾警卫员的劝阻,右手提一支冲锋枪,与战士一道,冲向敌阵,边跑边喊:“冲啊,把敌人压下去!”正在这时,一颗迫击炮弹落在他的身旁。“快卧倒!”警卫员喊着把他推了一把,可是警卫员还没有来得及把炮弹踢开,炮弹就爆炸了,刚刚卧倒的贺炳炎被炸断了右臂。由于五师投入战斗,红六军团又从后面很快攻上来,敌人被迅速击溃。

  贺炳炎被抬到总指挥部卫生部,右臂只剩一点皮连着,血流不止,若不立即截肢抢救,就有生命危险。可部队马上就要撤退,怎么办?贺龙、关向应得到消息后,当即决定部队推迟转移,马上进行手术。这时,由于手术锯已分散各处,医生只得用修器械所用的钢锯给贺炳炎截骨,然后用钢锉将截面锉平。因为麻醉药少,手术时,医生把一块毛巾塞在贺炳炎口里,让他咬着忍痛。手术完毕时,那块毛巾已经被贺炳炎咬得稀烂了。由于没有镇痛的药物,贺炳炎伤口的剧烈疼痛实在无法忍受。为了减轻他的痛苦,医生只好用吗啡止痛,有时一天要用十几次。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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