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长征在湖南画史

一、中央、军委、政府领导人篇

　　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总负责人博古原名原名秦邦宪，1907年6月生于浙江杭州，祖籍江苏省无锡市人。1926年11月赴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30年5月回国。1931年4月任共青团中央书记，9月任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负总责。1933年初进入中央苏区。1934年1月，在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被选为总负责人。主持临时中央工作期间，犯了严重“左”倾错误，听信军事顾问李德错误军事指挥，导致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1934 年10 月参与指挥中央红军长征。为最高“三人团”成员之一，并负主要责任。长征初期，继续坚持“左”倾错误方针，采取大搬家和消极避战的战略战术，红军虽然勉强通过了敌人四道封锁线，但遭受重大损失。面对这一状况，他痛心疾首，感到责任重大，无法向党交待，可又一筹莫展。渡过湘江后，常拿着一把小手枪，朝自己乱比划，心情极度苦闷。在痛苦思索中，他开始对以前的做法、主张有了一定反省。1935年1 月，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会上，首先由他作关于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他虽然也看出了当时的形势，对军事错误作了一定检讨，但是更强调许多客观原因，为临时中央和自己的错误辩解。他的报告遭到大家反对。最后，他承认了自己军事路线的错误是失败的主要原因。会议期间和会后，个别坚持“左”倾错误的同志让他顶住，并不让他交权。他却表示“应该服从集体的决定”，交出了自己的指挥权，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应有的品质。

　　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原名原名奥托·布劳恩，又名华夫，1901年生，原为奥地利人，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奥地利属德国统治的奥匈帝国。1920年因参加德国共产党革命活动被捕入狱，后越狱秘密逃往苏联，入莫斯科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1932年被共产国际派到中国担任军事顾问，1933年9月从上海进入中央苏区。他虽然是顾问，但因身份特殊，实际上成为中共中央的最高权力者，大小事情全由他一人说了算。在第五次反“围剿”期间，由于他没有指挥大兵团作战的经验，军事知识主要来自于苏联军事学院课堂上的教材，加上不熟悉中国情况而又盲目自信，同当时的“左”倾错误领导者一起，在军事上实行了一系列错误的战略战术，使红军受到重大损失，最后被迫率中央红军离开苏区进行长征。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开始长征时，他是最高“三人团”成员之一。在最初的两个月里，他和博古继续采取错误的战略战术，特别是大搬家式和消极避战的做法，使红军在突破敌人四道封锁线时遭受了巨大伤亡。在12月召开的通道会议上，李德不顾当时不利于我的情况，仍然机械地要向二、六军团地区推进，但会议采纳了毛泽东的正确主张，改向贵州进军，使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开始受到严峻挑战。1935年1月召开的遵义会议，正式撤销了他的军事指挥权。遵义会议后的一个个胜利，使他渐渐地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态度开始转变，红军长征至四川巴西地区时，他被调到新组建的红军大学当教员。

　　1939年秋天，他离开中国前往莫斯科，结束了在中国的军事生涯。

　　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周恩来原名1898年3月生，江苏淮安人。1928年7月起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1934年10月参加中央红军长征，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革军委副主席，是最高“三人团”成员之一，负责督促长征中军事计划的实行。

　　长征前夕，他接受毛泽东的建议，派何长工、潘汉年与粤军陈济棠部进行谈判，双方达成了就地停战、必要时可以互相借道等5 项秘密协议。由于陈济棠部信守诺言，没有堵截，因此，中央红军在很短的时间内顺利地通过了敌人的两道封锁线。

　　当红军到达乐昌地区时，湘军、粤军从两侧夹击过来，蒋介石的嫡系部队也尾追迫近，情况十分危险。红一军团命令红一师到全军前头开路。周恩来亲自向红一师师长李聚奎交代任务，嘱咐他：“一定要保证全军安全通过”。

　　11月8日，中央红军进入湘南地域。周恩来赶到作为先头团的红一师三团，与该团直属队一起行动。在急行军中，他很少骑配给他的黄骡子，经常将骡子给害病的战士骑或驮武器。在行军小休和防空时间，他同战士拉家常，讲战史；大休时，他边吃饭边回答干部战士提出的各种问题。部队一宿营，他总是找机会到连队看一看，问候一下战士们的思想、生活情况。到了团部，他总不忘告诫团领导及时查看地形，研究敌情，规定紧急集合场地，调查行军路线。一回到自己的住房，参谋人员又送来了电报、文件，他必须迅速、准确地处理。团干部半夜起来检查警戒时，看到他屋里的小油灯还在亮着。这期间，他经常通宵达旦地工作，尽管双眼布满血丝，却看不到他一丝一毫的倦意。

　　这时，摆在红军前面的是敌军重兵设防的第四道封锁线——湘江。毛泽东不断地提出自己的真知灼见，他都及时地将这些建议转告博古、李德，但均遭到拒绝，致使红军多次失去了转败为胜的机会。湘江战役中，中央红军与敌人展开了浴血激战。周恩来一直坚守在湘江东岸的渡口，指挥各个部队抢渡。他焦急地询问毛泽东渡江没有。当他看到毛泽东大步走来时，立刻迎上去，请毛泽东迅速渡江。毛泽东说：咱们一起过江。他说：你先过，我还要在后面交代任务。由于突破了湘江封锁线，红军终于跳出敌军的重围，但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湘江战役后，敌人已判明红军的行动意图，在通往湘西的路上部署了重兵。如果仍按原定计划进军，无异于往敌人设好的口袋里钻，可能导致全军覆没。这时，政治上做主的博古不知所措，军事上做主的李德灰心丧气，部队的指挥实际上已由周恩来担当起来。红军中越来越多的人感到再也不能这样打下去了，必须下决心有一个根本的转变。

　　在这个危急关头，毛泽东力主放弃原定计划，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12月12日，中共中央在湖南通道召开紧急会议。李德仍坚持朝二、六军团的方向北进。他和大多数人都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会议决定红军改向贵州前进。12月18日，中央在黎平召开了政治局会议。周恩来主持会议，会上经过激烈争论，否定了博古、李德的主张，采纳了毛泽东的建议，决定中央红军不去湘西。会后，剥夺了李德对红军的指挥权。在1935年1月召开的遵义会议上，周恩来就军事问题作副报告，他指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军事领导上的战略战术的错误，并主动承担了责任，作了诚恳的自我批评，同时批评了博古和李德，并和与会的绝大多数人一道支持同意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提出的提纲和意见。会议决定增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军事上由朱德、周恩来指挥，而周恩来是“党内委托的对于军事指挥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从此，他与毛泽东密切配合，为夺取长征的胜利做出了杰出贡献。

　　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人民委员会主席张闻天原名又名洛甫，1900年8月生，上海浦东人。1934年1月起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人民委员会主席。1934年10月参加中央红军长征。

　　从第五次反“围剿”后期开始，张闻天在实践中逐步认识到了“左”倾错误的危害，并与受到“左”倾中央排挤、身处逆境的毛泽东逐渐走到了一起。在1934年4月讨论广昌战役的军委会议上，在指导思想和战略战术上与博古、李德发生了尖锐对立。反“围剿”失败和长征初期红军遭受巨大损失的血的教训，使张闻天终于站到了坚持正确主张的毛泽东一边。

　　长征出发后，他被编在第一野战纵队，与毛泽东、王稼祥结伴行军，一起宿营。这给他们3人提供了经常在一起讨论问题的机会。其间他们的话题集中在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原因及其经验教训上，3人在思想观点上取得了共识，这为遵义会议的胜利召开奠定了基础。

　　在湘江战役中，红军损失惨重，陷入了困境。张闻天和毛泽东等感到，对中央的错误领导再也不能保持沉默了。

　　中央红军突破湘江以后，取道广西北部越城岭山区，再入湖南境内，向湘西北方向挺进。正是从这时起，张闻天同毛泽东、王稼祥一道，在政治局内部公开批评中央军事指挥的错误。他们明确指出：五次反“围剿”以来的失败，是由于军事领导上战略战术的错误造成的。此次撤出苏区的突围又成为惊慌失措的逃跑以及搬家式的行动，一路避战，对孤立疲惫之敌也不主动反击。

　　12月上旬红军部队前进到湘西通道境内时，中共中央得到情报，蒋介石已经识破了中央红军将到湘西同二、六军团会师的战略意图，遂在湖南洪江、芷江，贵州石阡、铜仁、松桃一带集结了五六倍于红军的强大兵力，设置了四道防线，形成一个大口袋等红军去钻。对此，博古、李德却视而不见，继续坚持到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方针。他们在12月9日给各军团首长的命令中重申“总的前进方向不得改变”，硬是要往这个口袋里钻。就在这危急时刻，张闻天立即找毛泽东，向他通报敌人的部署，商量解救危局的对策。据亲眼目睹此事的罗明回忆，张闻天与毛泽东谈话长达一个多小时，内容是军事问题。当张闻天向毛泽东请教应该怎么办时，毛泽东明确指出不能再照原计划去与二、六军团会合，而应该向敌人兵力薄弱的贵州进军。

　　随后，张闻天将毛泽东的这一意见转达给了周恩来。12月12日，中共中央领导人在通道召集了临时紧急会议，中心议题是讨论解决处于危机情况下的红军进军方向问题。张闻天在会上坚决支持毛泽东提出的向贵州进军的建议，强调应该按照已经变化的情况来改变自己的行动与方针。会后，中革军委发布了红军入黔命令。

　　12月18 日，在黎平召开了中央政治局会议。会上，张闻天和毛泽东一起同李德、博古等进行了激烈的争论。最后会议进行表决，作出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否定了博古、李德等要中央红军在湘西与二、六军团会合，在湘西建立根据地的方针，也否定了在会上曾经提出的折入黔西的主张。

　　黎平会议后，中央红军继续西进，准备渡过乌江北上。李德、博古仍不甘心放弃他们的错误战略方针，主张回头东进同红二、六军团会合。张闻天对此极为焦虑。他意识到，让李德、博古继续掌握军事指挥大权，错误指挥就很难避免。他和王稼祥都在考虑变换军事领导人的问题。当行军途中停下休息时，他俩议论到当时的形势时，都感到忧心忡忡。王稼祥提议开个会，让毛泽东出来指挥。张闻天十分赞成，认为还是要毛泽东出来，毛泽东打仗有办法，比我们有办法。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在遵义召开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张闻天作了反对中央领导单纯防御军事路线的报告，又称“反报告”。在会议的参加者中，张闻天在党内的地位仅次于博古。他首先站出来旗帜鲜明而又系统地批评第五次反“围剿”和西征途中错误的军事领导，是他从“左”倾的中央领导集团中分化出来，同“左”倾错误路线决裂的标志。事实上，他所作的“反报告”，是根据会前与毛泽东、王稼祥共同商量的意见提出的，成为遵义会议上的主导意见，得到了周恩来（除博古、李德、凯丰外）等多数领导人的“完全同意”。会议最后决定：增选毛泽东为常委；指定张闻天起草决议；取消长征前成立的“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德、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而周恩来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从而正式撤销了李德的军事指挥权。张闻天在遵义会议之前及会议上所作的大量工作，为挽救党和红军，实现党的军事路线的根本转变，作出了重要贡献。

　　遵义会议后不久，张闻天代替博古在中共中央负总责，主持过中央日常工作。

　　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红军总司令朱德

　　1886年12月生，四川仪陇人。1931年起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1934年10月率中央红军主力开始长征。

　　由于“左”倾错误领导者的暗中排斥，朱德对于长征前的准备工作未能参与筹划和决策，直到临走时才得到通知。他说这“使我伤心”。尽管如此，他还是怀着对革命事业的赤胆忠心，竭尽全力来做好自己应该做而又能够做的工作。长征开始后，朱德不仅对部队的行军和作战作了周密部署，而且时常亲临前线，进行战争动员和作战指挥。当时，组织上给少数中央领导人配备了担架、马匹和文件挑子。朱德虽然年龄较大，但为了节省几名强壮士兵去充实作战部队，既不要担架，也不要文件挑子，只要了两匹马，一匹驮文件、行李，一匹骑乘，而这匹骑乘的马常常是随他的夫人康克清在队伍后面供收容伤病员用。朱德和指战员一起步行，充满了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为了鼓舞大家情绪，总是谈笑风生，风趣幽默地摆四川“龙门阵”，逗得大家忘记了疲劳。

　　长征初期的两个月，“左”倾中央领导人并没有摆脱第五次反“围剿”的那一套做法，实行军事上的教条主义，不懂机动灵活地作战，一味强令部队往前冲杀，掩护庞大的中央纵队行军，致使红军遭受到很大损失。特别是在湘江战役中，红军打得十分艰苦，人员、物资损失都巨大，中央红军锐减为3 万余人。面对这一惨重损失，朱德十分痛心，他总结教训说：长征就像搬家一样，什么都搬起来走，连印刷机、兵工机器都搬出来，结果一个直属队就有一万多人，所以需要的掩护部队也就多了，部队行动起来很慢。为了改变这一状况，他和周恩来、王稼祥发布了《后方机关进行缩编的命令》，要求将不必要的物资立即抛弃或毁坏，使部队轻装前进。

　　过了湘江，红军进入峰峦叠嶂的广西西延、龙胜山区，翻越长征途中第一座高山——老山界后，再入湖南境内。这一带是少数民族聚居地，处理好民族关系十分重要。朱德在通道牙屯堡一块茶油山地里，向中央警卫团的干部作了民族政策的报告。他告诫大家，在这里和进入贵州后都是少数民族地区，大家既要遵守群众纪律，又要执行民族政策。少数民族受压迫最深，生活最苦，是红军的依靠力量。但是少数民族的礼俗不尽相同，红军是各族人民的子弟兵，在少数民族地区，要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六项注意，特别要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团结少数民族，共同反对国民党反动派和反动军阀。为了动员受国民党反动宣传而躲进深山的瑶、苗同胞回来，他下了两道命令：一，全体指战员必须认真贯彻党的民族政策，严格遵守红军纪律，在群众没有回村以前，不准进入民房，一律在树下、坪地或屋檐下露营。二，各部必须积极开展政治宣传，做好群众工作。他还亲自带领两个警卫员走村串寨做宣传工作。在红军大力宣传以及严明纪律、打富济贫行动感召下，通道等地的苗、瑶族群众热情地邀请红军住到自己家里，并精心地看护伤病员，送药送水，有的还献出了祖传秘方。

　　12 月11 日，红军占领通道县城后，博古、李德仍准备按原计划，北上与湘西红二、六军团会合。然而这时国民党军队在通往湘西的必经道上布下了相当于红军五六倍的重兵，张网以待。在关系到红军命运的关键时刻，毛泽东力主放弃原定计划，改向敌人兵力较为薄弱的贵州进军。在12日召开的通道会议上，朱德极力赞成毛泽东的正确主张，会后遵照中央指示，向各军团、纵队发出了“迅速脱离桂敌，西入贵州，寻求机动”的电令。

　　12月18日，中央政治局在黎平举行会议，再次讨论转变战略方针的问题。会上争论十分激烈，朱德坚决赞成毛泽东提出的放弃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意见。会后，他和周恩来联名向全军发布《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关于执行中央政治局十二月十八日决议的决议之通电》，对中央红军的行动计划作了重新部署，并指挥红军长驱入黔，连克10 个县城，于1935年1月7日攻占遵义。在随后召开的遵义会议上，朱德继王稼祥、张闻天之后发言，表示坚决支持和拥护毛泽东的正确主张。据伍修权回忆，历来谦逊稳重的朱德，这次发言却声色俱厉地追究临时中央的错误，谴责他们排斥毛泽东，依靠外国人李德弄得丢掉根据地，牺牲了多少人的命。他说：这样的错误如果继续下去，红军就不能再跟着走了。由于他在党和红军中的重要地位和他在会上的鲜明立场，在当时激烈的军事政治斗争中，无疑对遵义会议集中解决军事组织问题起了重要促进作用。

　　会议根据多数人意见，改组了党和红军的组织领导，取消由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的党中央关于军事指挥的决策机构“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长官朱德、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推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协助周恩来指挥军事。实际上形成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的正确领导。遵义会议后，朱德和毛泽东、周恩来协力配合，指挥红军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飞夺泸定桥，摆脱了国民党几十万军队围追堵截，取得了战略转移具有决定意义的重大胜利。

　　1935年6月，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在懋功会师后，将中央红军、四方面军混合编为左、右两路军，分别由朱德、毛泽东率领北上，途中发生了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的事件，朱德与事后北上的任弼时、贺龙等一起，对张国焘的分裂行为进行了坚决斗争，并历尽千辛万苦，于1936年10月率红二、四方面军到达甘肃会宁和静宁一带，实现了三大主力红军的胜利会师。朱德经历了红军长征的全过程。毛泽东对他同张国焘闹分裂的斗争给予高度评价，称他“临大节而不辱”，“度量大如海，意志坚如钢”。

　　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原名1893年12月生，湖南湘潭人。1934年10月，中央红军突围长征时，他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主席，被编在中革军委第一野战纵队，随主力红军一道长征。

　　红军进入湘南时，面临着前有堵敌、后有追兵的严峻局势。尽管他已被排挤在中央领导核心之外，但却时刻为全军的安危操心，及时提出自己的真知灼见。他认为，尽管敌人大军合围，但蒋介石与各省军阀间历来的猜忌及错综复杂的矛盾，造成此时湘南敌人力量不强，宜章至湘江地区又属于无堡垒地域，加上在湘南地区共产党的影响较大，群众基础较好，便于红军机动作战。因此，他建议，乘各路敌军正在调动之际，薛、周两部尚未靠拢之时，组织力量进行反击，来一个回马枪，寻歼敌一路或一部，以扭转战局，变被动为主动。

　　红军到达宁远地域时，他又提出：红军主力不要过潇水，不要攻道（县）江（华），应沿潇水东岸经保和圩、黎家坪等地，攻占零陵的栗山铺，再向东北攻祁阳，过湘江，在两市镇（今属邵东）或宝庆（今邵阳）一带与敌决战。然后，再返回中央革命根据地。

　　红军占领道州（今道县）后，毛泽东再次提出自己的主张：红军应沿潇水西岸北上，攻板桥铺、镰涛湾、华江铺、双牌、富家桥，再向西攻零陵，过湘江向北取冷水滩，越过湘桂铁路，进军宝庆，诱敌决战，夺取反“围剿”的胜利。然而，博古、李德一再拒绝了毛泽东的建议，丧失了在湘南歼敌的良机。

　　这期间，与他坐担架同行的，还有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主席张闻天和被敌机炸伤的中央政治局委员、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毛泽东抓住机会同他们一路交谈，坦陈己见，取得了他们的支持，并与他俩一道在政治局内公开批评中央的军事路线，认为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失败是由于军事领导上、战略战术上的错误造成的。此外，一路上，他也经常去找周恩来做工作，使其支持他的主张。他还找政治局和军委其他同志交谈，如朱德、刘伯承、彭德怀等，得到了大家的支持。

　　当红军越过都庞岭进入广西时，他又一次提出改变进军方针的建议：“红军从文市北上攻占全县后，不要渡灌水，也不要在界首渡湘江爬越城岭，而应该在黄沙河过湘江，经庙头，攻白牙市（今属东安），沿扶夷水东岸北上直取宝庆。接着可以向东北攻两市镇、永丰，也可以继续北上攻酿溪（今属新邵），再穿过湘中丘陵，攻打蓝田（今属涟源），并在此摆开战场进行决战。等粉碎‘围剿’之敌后，或在湖南中部建立革命根据地，或返回中央苏区去”。然而，博古、李德又一次拒绝采纳他的建议。

　　湘江战役，是关系中央红军生死存亡的关键一战。中央红军苦战5昼夜，终于粉碎了蒋介石围歼中央红军的狂妄计划，但由于博古、李德的错误指挥，红军也为此付出了极其惨重的代价，由长征出发时的8.6万多人锐减到3万余人。

　　中央红军向通道进军途中，他与王稼祥、张闻天开始批评中央的军事路线，同时，鉴于去红二、六军团的道路上蒋介石已设置重兵，红军已失去到湘西的先机，他向周恩来提出：放弃去湘西同红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到川黔边建立根据地，得到周恩来的赞同。

　　12月12日，中共中央负责人在通道境内举行临时紧急会议，参加人有博古、周恩来、张闻天、朱德、毛泽东、王稼祥和李德等。会议由周恩来召集，讨论战略行动方针问题。会上出现了激烈的争论。李德坚持北上湘西会合红二、六军团的原定计划。博古支持李德的意见。毛泽东从座位上站起来，表示不同意李德的意见，说明红军主力现时北上湘西，将会陷入敌军重围，后果不堪设想。他又根据破译敌台的电报材料指出：国民党军队正以五六倍于红军的兵力构筑起4道防御碉堡线，张网以待，“请君入瓮”！建议改向敌军力量薄弱的贵州西进。他说：“我们何不来个避实就虚，甩掉眼前的强敌，到贵州。为什么一定要去钻口袋？大路朝天，各走一边嘛！”他的主张，得到与会大多数人的赞成。李德因为自己的意见被否定而提早退出会场。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意见，通过了西进贵州的主张。当天下午7 时半，中革军委向各军团、纵队首长发出了西入贵州的“万万火急”电令。长征以来，中革军委的进军命令都是朱德署名发布的，以军委集体名义发布命令，这是第一次。

　　通道会议开得十分短促，但却是从第五次反“围剿”开始以来，毛泽东第一次在中央有了发言权，也是他的意见第一次得到了中央多数领导同志的赞同。通道转兵，打开了中央红军转败为胜的通道。12月18日，在黎平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博古、李德仍然坚持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毛泽东则坚决主张继续向黔西北进军，到川黔边建立根据地。经过激烈争论，毛泽东的意见得到多数人的赞成，会议决定中央红军西进渡乌江北上。在1935年1月召开的遵义会议上，毛泽东作了长篇发言，对错误军事路线作了切中要害的批评，阐明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指明了今后正确的方向。他的意见得到与会大多数同志赞同和拥护，并在会上增选为政治局常委。会后不久，中央成立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三人军事指挥小组，统一指挥红军行动。从此，结束了王明“左”倾错误理论在中央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的领导地位，挽救了红军，挽救了党，挽救了中国革命。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在毛泽东亲自指挥下，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抢渡大渡河，翻越雪山草地，于1935年10月胜利到达陕北。毛泽东为夺取长征的胜利做出了最卓越的贡献。

　　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革命军事委员副主席、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原名1906年8月生，安徽泾县人。1931年4月起，历任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主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外交部部长。1934年10月，随中央红军长征，编在军委第一野战纵队。

　　因第四次反“围剿”时负重伤，长征途中，王稼祥是坐着担架随军行动的，恰好与因病坐担架的毛泽东同行，两人得以有机会深入进行交谈。长征进入湘南地区后，他俩经常利用宿营地休息时间，一起商谈党和红军前途等重大问题。通过交谈，加深了相互了解。正如王稼祥在后来的回忆中说：“一路上，毛主席同我谈了一些国家和党的问题，以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道理来教导我，从而促使我能够向毛主席商谈召开遵义会议的意见，也更加坚定了我拥护毛主席的决心。”

　　湘江战役之后，面对红军的惨重伤亡和所处的危险处境，王稼祥不无忧虑地对毛泽东说，如这样下去红军就不行了。要改变目前危急的局面，必须纠正军事指挥上的错误，改变中央错误的领导。毛泽东十分赞同他的想法。

　　红军到达通道后，面对敌人调集40万军队正准备围歼预定向湘西转移的中央红军这一危急情况，中央中央领导人于12月12日在通道召开临时紧急会议，讨论了红军的战略行动方针问题。王稼祥参加了会议，并与周恩来、张闻天、朱德等一道支持、赞成毛泽东提出的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进军的正确主张，使中央红军会后由湘入黔，甩开了敌军的合围，开始扭转长征以来被动挨打的局面。

　　12月18 日黎平会议后，红军突破乌江天险，向黔北进军。快到遵义时，王稼祥向毛泽东提出：“前面快到遵义了，这样下去不行，该把李德轰下台了，开个会总结经验。”毛泽东表示同意，并说：“应该开个会，还要多做些会前的活动工作。”

　　于是，从黎平到遵义，一路上，王稼祥利用自己在党内军内都有一定的说话地位的条件，主动做了许多工作，使毛泽东的正确主张，逐步为中央多数同志所拥护。他先是把自己的想法和毛泽东的观点同张闻天进行了交谈，取得了一致意见。这时，红一军团政委聂荣臻因脚伤坐担架，随中央军委纵队行动。王稼祥有机会与他在一起交换意见。他们一路走，一路扯，共同认为博古、李德等人不行，主张请毛泽东出来领导，把李德他们“轰”下来。王稼祥还利用各种机会，找其他负责人如周恩来、博古等商量，取得他们的同意和支持。这样，遵义会议的召开就决定下来了。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在遵义召开了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集中解决了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问题和组织问题。王稼祥在会上旗帜鲜明地支持毛泽东的正确意见，对确立毛泽东在中央的领导地位起了重要作用。他当时是坐着担架去开会的，并在会上发言，直截了当讲了三点意见。第一，完全赞同张闻天、毛泽东的发言；第二，红军应该由毛泽东这样富有实际经验的人来指挥；第三，取消李德、博古的军事指挥权，解散“三人团”。

　　王稼祥为遵义会议的召开立下了汗马功劳，所以在遵义会议后不久，中央决定由毛泽东、王稼祥、周恩来组成三人军事指挥小组，作为当时红军的最高统帅部，指挥中央红军胜利完成战略转移任务，于1935年10月到达陕北。毛泽东多次讲到王稼祥对遵义会议的贡献。1945年党的七大期间，毛泽东说：“如果没有洛甫和王稼祥两个同志从第三次‘左’倾路线分化出来，就不能开好遵义会议。同志们把好的账放在我的名下，但绝不能忘记他们两个人。”“他们两个人是从第三次‘左’倾路线分化出来的，作用很大。从长征一开始，王稼祥同志就开始反对第三次‘左’倾路线了。”“没有他们的赞助，遵义会议的成功是不可能的”。“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又一次说：“遵义会议王稼祥投了关键的一票”。

　　中央政治局委员、红六军团军政委员会主席、红二军团政委任弼时

　　1904年4月生，湖南湘阴（今汨罗）人。1931年1月起当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1933年4月被派往湘赣苏区任湘赣省委书记兼军区政委。1934年8月，根据中共中央、中革军委7月23日下达的准备突围《训令》，以他为中央代表和主席，与军团长萧克、政委王震组成红六军团军政委员会，率红六军团撤离湘赣根据地，先行突围西征。

　　8月7日，在以任弼时为首的军政委员会领导下，9700多将士从江西遂川横石突围西征，拉开了长征的序幕。西征途中，任弼时根据新的情况，及时作出正确的决策。按照中革军委指示，红六军团西征最初的计划是到湘南建立根据地。后因敌情严重，任弼时果断调整战略，转向贺龙、关向应指挥的红三军活动地区前进。任弼时等率领红六军团经过80多天的艰苦转战，途经湘、粤、桂、黔四省，纵横5000多里，付出重大代价——全军减至3300多人，于10月24日到达黔东根据地，与贺龙领导的红三军（会师后恢复红二军团番号）在印江木黄会师，胜利完成了党中央赋予的战略转移任务，为中央红军的战略转移起到了侦察、开路的先遣队作用。

　　两军会师后，结成了一支强大的战略突击力量，为配合中央红军的战略转移和发展湘鄂川黔边区的革命斗争打下了坚实基础。虽然两军并没有建立统一的领导机关，但实际上形成了以任弼时、贺龙、关向应为核心的集体领导。这期间，任弼时团结两军团领导人，在配合中央红军战略转移的明确目标下，灵活机动地贯彻中央指示，大胆决策，表现出了高超的领导艺术和军事才能。在庆祝两军会师大会上，任弼时特意把贺龙介绍给六军团指战员，说：“他就是两把菜刀闹革命，南昌起义的总指挥，我们红三军的军长贺龙同志！”对贺龙的推崇之意溢于言表，为加强两军的团结作出了表率。之后，任弼时和两军团领导人根据实际情况，作出了两军联合行动、进军湘西的决策，并从组织上、军事上进行了充分的准备工作，加强了红二军团党的建设和领导力量，任弼时兼任红二军团政委，并从红六军团选调大批政工干部到红二军团做政治工作，还先后主持召开了两军团领导人会议和红二军团党的积极分子会议，领导红二军团全面开展了党、团登记和党组织的恢复工作，并发展了几批新党员，重建了党团组织，恢复和健全了各级政治机关，使红二军团政治精神面貌焕然一新。10月28 日，红二、六军团在任弼时、贺龙等指挥下，发动了著名的湘西攻势。首先占领永顺县城，取得了十万坪大捷——歼俘敌3000余人的重大胜利，接着又攻克桑植、大庸两县城，进袭沅陵，占领桃源，包围常德，进而威胁长沙，打乱了蒋介石围追堵截中央红军的部署，吓得湖南省政府主席何键急调正在湘南截击中央红军的3个师兼程北上，并向蒋介石频频告急求援，有力地策应了中央红军的长征。

　　湘西攻势的胜利，为湘鄂川黔边根据地的形成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任弼时等指挥红军不断取得军事胜利的同时，着手建立和发展湘鄂川黔边根据地。11月26日，在大庸成立了中共湘鄂川黔省委、省军区和省革命委员会，任弼时任省委书记兼省军区政委。12月10日，湘鄂川黔省委机关等移驻永顺塔卧，至此，以永顺、大庸、桑植、龙山为中心的湘鄂川黔根据地正式形成。在此后的一年时间里，肩负重任的任弼时，领导根据地军民开展各项建设，建立政权、发展党的组织、进行土地革命、扩大红军和组织地方武装，取得了反“围剿”战争的伟大胜利。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蒋介石调集重兵向湘鄂川黔根据地发动了新的更大规模的“围剿”。在强敌逼近、根据地形势日益严峻，并与党中央、中革军委失去联系的情况下，任弼时主持召开了省委和军分会联席会议，根据实际情况，果断地作出了主动撤离湘鄂川黔根据地、实行战略转移的正确决策。11月19日，他与贺龙等率领红二、六军团主力1.7万人从桑植刘家坪、瑞塔铺开始突围长征。此后，任弼时和红二、六军团将士们挺进湘中，转战湘、黔、康、川边，并在红四方面军策应下，渡过金沙江，翻越大雪山，于1936年7月与红四方面军在甘孜会师。根据中革军委电令，红二、六军团改编为红二方面军，贺龙任总指挥，任弼时任政委。此后，与张国焘分裂主义错误进行了坚决斗争，为维护党的统一领导和红军团结作出了重大贡献。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在甘肃境内胜利会师，结束了历时两年的长征。

　　中央政治局委员、红五军团中央代表陈云原名1905年6月生，江苏青浦（今属上海市）人。1934年10月，参加中央红军长征，时任中央政治局常委，红五军团中央代表。红五军团负责殿后，担负掩护整个部队突围的任务。

　　当时，红五军团下辖两个师，即十三师和三十四师，计12000余人。陈云立即深入到部队中去传达中央精神，了解情况。10月20日午后，陈云来到陈伯钧任师长的第十三师，向各团负责人报告目前形势和突围西征的任务，以及当前几项紧要工作，并亲自率各团首长去考察渡河点。

　　红军进入湘粤边界时，面对的是崇山峻岭，由于带着大量的辎重物资，行军速度非常缓慢，后卫部队往往落后先头部队达10 天的距离。先头部队打下一个地方就要停下来，等后面部队到了再走。这样，既丧失了宝贵的突围时机，也使主力部队损失很大。

　　红五军团走在所有部队的最后面，殿后掩护的任务更为艰巨。长征途中，既要击退紧跟在后的国民党追兵，还得设法解决部队的伙食供应。走在前面的部队还可以弄些蔬菜等东西吃，走在后面的常常什么也没有了。陈云后来回忆说：“五军团打后卫，天天有战斗。”“我有责任设法保障后卫部队不落后，有时6 天6 夜不能睡觉。”

　　这时，部队减员和开小差的现象十分严重。11月4日晚，陈云再次到红五军团十三师指导工作。他“召集了各团政委、总支书开会，讨论今后政治工作问题”。第二天，他又深入连队了解战士开小差现象增多的原因，认为这种现象主要是由政治动员不够和连队支部工作不健全等原因造成的。陈云利用行军间隙机会，同师领导召集有关干部专门研究这个问题。在接着的10多天内，陈云同十三师指战员们一起行军和战斗，深入做部队的思想政治工作，使开小差的现象大为减少。11 月15 日，红五军团冲破敌人第三道封锁线后，陈云才回到军团部。

　　中央红军主力进入湖南潇水、湘水地区时，蒋介石已调集40万重兵设置第四道封锁线，企图将红军消灭于湘江东岸。当红一、三军团在湘江与敌人激战时，陈云率红五军团梯次布置在湘江东岸掩护全军。由于中央及军委纵队负载太重，行动迟缓，1 1 月3 0 日，红五军团被围追的敌人切断，在前后夹击中打了一天，掩护全军过江。深夜12点多，陈云急写便信交刘伯承派人送往第十三师，说“这是紧急关头，关系中国革命的命运，希望你们下最大的决心，赶快拉过湘江”。陈伯钧立即率部连夜急行军60 多里，抢在敌人合围前渡过湘江。然而，担任红五军团后卫的第三十四师被追击之敌截住，大部壮烈牺牲。为等部队，陈云始终守在渡口。

　　湘江血战后，陈云随红五军团翻越老山界。这是红军长征途中遇到的第一座高山，山势连绵，道路崎岖，气候瞬息万变。陈云在第六连的前面走，“队伍越走越慢了。走几步，停5 分10 分钟，既不像走路，也不像休息。实在太疲倦了，不管地下是湿是干的，大家就横七竖八地倒在地下把被单往身上一盖就睡。”对这段经历，他曾假借被俘的国民党军医撰写了《随军西行见闻录》，书中作了生动详细的描述。

　　12月12日，中共中央在通道召开紧急会议。由于随后卫部队行军，离中央所在的先头部队还有几天路程，他没有参加会议。通道会议后，博古打电话约见陈云和刘伯承，通报通道会议情况。中革军委还根据他和李卓然反映的情况，决定把八军团编入五军团，将军委第一、第二纵队合编为军委纵队。陈云改任为军委纵队政委。在以后几天内，他和刘伯承协助红五、八两个军团进行整编。“决定以两日行军间隙时间做宣传、鼓动、解释工作；以一天时间实行编制。”

　　黎平会议后，中革军委下令将中革军委第一、二纵队合并为军委纵队，由刘伯承任司令员，陈云任政委。他参加了1935年1月在遵义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发言时坚决支持了毛泽东等人的正确主张。会后，他根据中革军委决定到各军团干部会议上传达会议的决议，并为此写了著名的传达提纲。1935年6月，陈云奉命离开中央红军赴上海，恢复白区党组织。同年9 月赴苏联莫斯科，参加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工作。

　　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红八军团中央代表刘少奇原名1898年11月生，湖南宁乡人。1931年1月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31年9月起任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成员、中共中央职工部部长、全国总工会党团书记。1933 年后，进入中央苏区后，任全总苏区中央执行局委员长、福建省委书记。1934年10月随中央红军主力长征。

　　长征开始后不久，在冲破国民党军队设置的第一道封锁线时，即10月22日，刘少奇接到周恩来和博古的电令：“少奇参加中央红军第八军团领导工作，任中共中央代表。”红八军团是长征出发前夕即9月21日在江西兴国县崇贤镇成立的，由新编红二十一师、二十二师合编而成，周昆任军团长，黄甦任政治委员。每师下辖3个团，全军团约7000人，大多是中央苏区后期入伍的新兵，没有打过仗，战斗力较弱。长征途中，红八军团随红三军团作为右翼队，掩护中央纵队进行战略转移。由于不少战士对部队生活不适应，当突破敌人第一道封锁线向湖南进军时，干部战士中出现了许多思想问题。刘少奇接受任务来到红八军团后，一边参与指挥部队行军作战，一边与军团领导人一道大力加强部队思想政治工作。行军途中，他不仅要求共产党员和各级干部按决议去做，而且身体力行，和战士们走在一起，做他们的宣传鼓动工作，鼓舞士气。尽管战斗一次比一次残酷激烈，红八军团将士们却始终保持昂扬斗志，为突破敌人设置的一道又一道封锁线、掩护中央纵队前进付出了巨大牺牲。特别是在突破第四道封锁线时，为了掩护中央纵队抢渡湘江，红八军团随红九军团之后，在敌强我弱、四面受敌情况下，一面同追击的敌人激战，一面前进，付出了血的代价。渡过湘江后，全军团减员很大，只剩下1000 多人。红军渡过湘江后，部队实行轻装，丢弃多余物资。刘少奇以中央代表身份，及时组织部队清理并烧毁所带的多余文件，丢弃多余物资，减轻部队负担，增强部队的战斗力。12月23日，根据中共中央政治局黎平会议决议，中革军委对部队进行整编，撤销了红八军团建制，人员编入担任全军后卫的红五军团。刘少奇也随同到了红五军团，任红五军团中央代表。1935年1月，刘少奇参加了遵义会议。他在会上坚决支持毛泽东的正确意见。会后回到红五军团，同军团长董振堂一起到各团传达贯彻遵义会议精神。他在传达中指出：最近我们红军遭受了不应有的损失，这都是“左”倾机会主义路线造成的。现在好了，毛泽东同志又回到中央来了，我们红军有希望了，我们党有希望了，中国革命有希望了。此后不久，刘少奇调任红三军团政治部主任。1935年7月红军到达四川松潘地区后，为了筹集粮食准备过草地，中共中央决定成立筹粮委员会，由刘少奇任主任。1935年10月，随中央红军到达陕北。

　　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红二军团副政委关向应原名1902年9月生，辽宁金县人。1931年1月在党的六届四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随后以中央代表身份派往湘鄂西根据地工作，任红三军政委。1934年10 月，红二、六军团会师后，任红二军团副政委，与任弼时、贺龙一道统一指挥红二、六军团的行动，发动湘西攻势，为策应中央红军长征和开辟湘鄂川黔根据地做了大量工作。11月，当中共湘鄂川黔省委等领导机构成立时，他任省委委员、军分会委员。

　　1935年10月，蒋介石调集重兵围攻湘鄂川黔边革命根据地，妄图将红二、六军团压缩消灭在龙山、桑植、永顺一带狭小地区内。他和贺龙、任弼时等研究决定：率领红二、六军团突出重围，向湘黔边境作战略转移，争取到黔东石阡、镇远、黄平一带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11月19日，他和贺龙、任弼时统率红二、六军团主力1.7万余人从桑植出发长征，出敌不意连续突破澧水、沅水封锁线，兵分三路挺进湘中地区。他与任弼时率领的红二军团军团部、红军学校及第六师作中路，渡过沅水后，取道电垭、高坪，经文昌坪、马底驿、方子垭等地，2 6 日进入溆浦让家溪，2 7 日进占溆浦县城。随即在辰溪、溆浦、浦市镇等地开展扩红宣传、筹款筹粮等活动，他在许多群众大会上都发表讲话，宣传党的抗日救国主张和打倒蒋介石的道理，受到群众的欢迎。

　　红军在湘中活动一周后，达到了调动吸引敌军并筹集了大量物资后，决定按照原定计划撤离湘中地区。为了尽量调动和疲劳敌人，关向应和贺龙、任弼时领导红二、六军团继续采取“声东击西”策略，连续10 天向南急进，把追击的敌人全部吸引到湘南。然后又挥师西进，在芷江、晃县之间的便水，与追敌李觉部主力大战一场，歼敌近千名，迫使敌人停止追击。1936 年1 月9 日，红二、六军团进入黔东，离开了湖南。7 月，红二、六军团到达甘孜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后，根据党中央指示，关向应任新成立的红二方面军副政委。10 月，到达陕北，胜利完成长征。抗日战争爆发后，关向应任八路军一二○师政委，与贺龙、萧克、王震等率部开赴华北抗日战场，开辟了抗日战争的新局面。1946年7月，在延安病逝。

　　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政治保卫局局长邓发原

　　原名邓元钊，省港大罢工时改名邓发，1906年3月生，广东云浮人。1931年11月在第一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并任命为国家政治保卫局局长，由于王明“左”倾错误路线的影响，他领导的保卫局执行了肃反扩大化的错误，给革命事业造成了严重损失。1934年1月在党的六届五中全会上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同年10月参加中央红军长征，任中央军委第二野战纵队副司令员，参与指挥中央纵队的行军工作。同时担负领导国家政治保卫局工作，负责侦破国民党反动派的破坏活动，保卫党中央的安全。长征行军途中，他十分关心大家的困难，积极做好思想政治工作，常将自己的马匹让给病号骑，把仅有的一点食品转送给有病的同志吃。为了同志们的安全，他不顾自身的危险，同保卫大队同志一起，严防敌人的追踪袭击。每到宿营地，总是不顾疲劳，亲自清点人数，查问病号。他以模范行动带领大家战胜困难向前进。1935年1月，参加了在遵义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拥护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和领导，并于会后到国家政治保卫局传达会议精神，根据部队整编决议，将政治保卫局分别编入红一、三军团。长征到达陕北后，任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粮食部长，1936年赴苏联向共产国际汇报，并参加中共代表团工作。1939年秋，任中央党校校长兼中共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1943年至1945年兼任中央民运委员会书记。1946年4月8日，与王若飞、秦邦宪、叶挺等乘飞机返回延安途中不幸遇难。

　　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红九军团中央代表凯丰原名又名何克全，1906年2月生，江西萍乡人。大革命失败后，被派赴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30年冬回国，1931年冬起任共青团中央局书记。1932年进入中央苏区，任共青团中央局书记。1934年1月在党的六届五中全会上被选为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同年10 月参加中央红军长征，任红九军团中央代表及军委总供给部政治委员。1935年1月参加遵义会议，坚持“左”倾错误意见，但不久接受了中央的批评。长征到达陕北后，仍任共青团中央局书记。

　　红五军团参谋长、中革军委参谋长刘伯承原名1892年12月生，重庆开县人。1930年从苏联回国后不久，协助中央军委书记周恩来处理军委日常工作，1931年1月起任中共中央军事部参谋长，1932年1月进入中央革命根据地，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总参谋长。1934年2月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参与指挥了第四次反“围剿”。在第五次反“围剿”作战中，面对军事顾问李德的瞎指挥，他敢于站出来进行斗争，告诫李德：“如果我们不停止这种拼消耗的战术，采取机动灵活的方针，根据地将会丧失，红军将会拼光，我们将变成千古罪人。”他的正确意见不仅未受到重视，反而被免去了总参谋长的职务，调任红五军团参谋长。

　　1934年10月刘伯承与军团长董振堂、政治委员李卓然率红五军团参加中央红军长征。因为第五军团担任的是后卫任务，1 0月2 0日开始行动。出发时，刘伯承正患疟疾，发烧到摄氏三十九度，骑马不行，坐担架随军行动。刘伯承经验多阅历深，经过大的阵仗，红五军团在行军作战上非常倚重他。刘伯承对军团长和政治委员非常尊重，积极出主意，想办法。刘伯承从一开始就发现了问题。红五军团作为全军的后卫，做的工作是保护着骡马、辎重，在山中小道行进，拥挤不堪，常常一天只翻一个山坳，非常疲劳。而敌人走的是大道，速度很快。军团怎么也摆脱不了追敌，一路频繁作战，虽然出色地完成了后卫任务，但损失不小。中央红军一路行进采取逃跑主义，迭次失利，湘江战役更是遭受巨大伤亡，刘伯承深刻地认识到，这是排斥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路线、贯彻执行了错误的路线所致。广大干部中也明显地滋长了怀疑不满和积极要求改变领导的情绪。红军在惨痛的失败中开始总结教训，黎平会议后，中央重新启用刘伯承为中革军委参谋长。不久，又让他兼任军委纵队司令员。会议还讨论了部队整编的方案，决定中央纵队和军委纵队合编，红五、八军团合编为第五军团，教导师补充各军团。1935年1月，红军打下遵义之后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刘伯承与会并坚决支持毛泽东的正确意见。毛泽东主持中革军委工作之后，刘伯承的军事道路渐入顺境，在长征途中，每遇关键时刻，他总是亲临前线指挥。智取遵义城、巧过大凉山、强渡大渡河、巧过少数民族区域、飞夺泸定桥等一系列战争奇迹都是刘伯承指挥先遣队创下的。他为红军长征胜利立下了不朽的功绩。

　　红军总政治部代主任李富春原名1900年5月生，湖南长沙人。1934年2月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1934年10月参加中央红军长征。

　　长征前夕，李富春临危受命，代替因伤重休养而不能领导政治部工作的王稼祥，出任红军总政治部代主任，直接参加了红军长征的具体领导工作。他和夫人蔡畅都编在中央第二野战纵队。长征出发前后，李富春虽然对这次突如其来的转移行动缺乏思想准备，但仍然按照临时中央的指示精神，迅速投入到繁重而艰巨的政治动员和宣传工作中去。为了鼓舞士气，振奋军心，他于10月9日、10日分别签发了《总政治部关于巩固部队，准备长途行军与战斗，加强政治军事训练及群众等工作的指令》、《总政治部关于突破敌人封锁线和加强战时政治工作的命令》、《总政治部关于目前进攻战斗的政治工作训令》，要求“各级政委及政治部必须迅速的适合战斗环境的转变，坚决改变政治工作的方式，必须正确的估计到由阵地性质的战斗突然转变到长途行军与运动的时候，可能发生的恐惧、迟缓、不习惯行军、大批落伍、失掉联络、抛弃武器公物与发生疾病的现象，必须预先采取有效的克服办法”，并对红军政治思想工作提出了新的任务和要求，号召全体红色战士和政治工作人员，高举工农红军的光辉红旗，突破敌人封锁线，粉碎堡垒主义，实行坚决地反攻，彻底粉碎敌人五次“围剿”，保证国内战争和苏维埃运动顺利地发展。

　　突破敌人第一道封锁线后，长征部队进入白区行军作战，后勤保障困难重重。李富春马上考虑红军在白区作战，如何筹集粮草，保证部队供应等重要问题。10月22日，他批准公布《总政治部关于没收捐款暂行细则》，指出红军“筹款及征集资财的工作，主要的是从没收地主反动分子财物，向富农及城市商人捐款等方法进行”。各级政治机关在进行这一工作时，应严格执行阶级路线，不许丝毫损害工农群众的利益，以及无组织的乱没收行为。

　　11 月底，部队渡过湘江后，经湖南、广西边境的苗、壮族居住的越城岭山区，向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前进。红军总政治部又适时发出了《关于瑶苗民族工作的原则指示及对苗瑶民的口号》，阐明了党和红军关于瑶苗民族政策，要求全军模范遵守，从而得到了苗瑶民的信任和帮助，使红军能够迅速地通过越城岭，向湘西南进军。

　　夜行军是红军长征中的一段艰苦历程。红军进入湖南境内后，为避开敌人飞机的侦察与轰炸，多半走山路，采取夜行军，隐蔽行动。李富春开始对夜行军很不习惯，觉得很吃力，但行走多了，也就渐渐习惯了。夜行军途中，他和邓小平、陆定一、潘汉年、李一氓等人常常摆开了龙门阵、故事会，大家一路走一路谈，上下古今，天文地理，侃到兴之所至处，索性连马也不骑了。他们将这些生活趣事冠之为“徒步吹牛皮”，生动地反映了红军将帅藐视困难的乐观主义精神。

　　1934年12月通道转兵进军贵州后，李富春拥护毛泽东的正确主张，根据中央的决议精神，及时签发了《关于实现创立川黔边新苏区根据地的训令》，要求各级政治机关及政治工作人员立即动员起来，以一切方法深入到军队中去，依照政治部的教育材料，参照部队的情绪，对中央的决定进行详细的解释，务使每个红军战士了解行动的总方针与当前的任务。在1935年1月召开的遵义会议上，李富春严厉批判了中央军事路线的严重错误，支持毛泽东的正确意见。从此，在毛泽东正确领导下，李富春领导红军总政治部积极贯彻执行毛泽东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根据长征途中的紧迫任务及出现的各种问题，及时签发了一系列加强政治工作的重要文件，为做好长征中的政治思想和宣传鼓动工作，保证红军艰难奋战而不溃散，夺取胜利，发挥了巨大作用。由于他“脾气好，非常随和，对人热情，工作非常细致”，被大家亲切地称为“富春大哥”。

　　红军总没收征发委员会主任、总供给部部长林伯渠原名1886年3月生，湖南临澧人。1934年2月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任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财政部部长、国民经济部部长。同年10月，随中央红军长征，任红军总没收征发委员会主任和总供给部部长。他被编在军委第二野战纵队，是参加长征的著名“四老”之一（另三老为董必武、徐特立、谢觉哉）。

　　长征途中，年近半百的林伯渠，每天带上他的五件宝——棍子、草鞋、粮袋、马灯和军包，和同志们一起坚持艰难的行军。组织上给他配有一匹马，他很少骑，经常用来驮辎重或供伤员使用。夜晚遇到特别难走的路，他一手提着小马灯，一手拄着拐杖，照顾其他同志。为了筹款筹粮，保证部队供给，他不辞辛苦地做了大量艰苦细致工作。黄镇当时为他画了一幅《长征中的英雄》，画中林老提着小马灯，雄姿焕发，阔步朝前，生动形象地表现出了长征中老英雄的精神面貌。

　　10月21日，中央红军突破敌人第一道封锁线后，进入白区，不能再用苏维埃钞票买东西，林伯渠立即组织拟出了《关于没收捐款暂行细则》，以总政治部名义发布各部队执行。《细则》规定：各部队在白区行动中，应发动所属士兵尤其是党团员在驻地附近调查地主、富农及反动分子，进行没收工作，将没收的金钱、军用品、资料等集中团供给处，送交给没委会，米谷、衣服、日用器具等的分配，由没委会规定原则，“由供给处负责商同政治处，分配给部队及群众”。并且还规定：“一切没收、征发、捐款等工作，均集中由进城部队之最高政治机关及其没收委员会统一进行，各部长不得单独进行，以免造成无组织的混乱现象。”

　　艰巨繁重的没收捐款和后勤保障领导工作压在了林伯渠肩上。但他毫无怨言，在中革军委和总政治部领导下，经常每到一地，就召开会议和找人商谈，研究部署筹集与分配粮款等问题。

　　12月初，中央红军突破敌人第四道封锁线进入湘桂边境的越城岭山区后，山高路陡，桂系军阀又胁迫老百姓坚壁清野，不但行军日益艰难，部队的供应也越来越困难。为了保证部队的供应，有时林伯渠亲自带领战士和干部去打土豪。由于这一带多是苗族、壮族居住的地区，在没收和征集粮食的工作中，林伯渠十分重视党的民族政策。他经常教育干部战士：“我们是革命的队伍，我们是保卫劳动群众和少数民族的，只能打土豪，不能伤害劳动群众和少数民族。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得到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有一次，他和部属一起去筹粮，当地的老百姓因受国民党反动派的宣传，把粮食藏起来，人都跑光了。他们走了好几个村庄，才在一户人家草席下面的坑里，发现了200斤玉米。同志们正要往口袋里装，林伯渠却强调要弄清物主是谁。他说：如果是地主，我们按政策没收，将没收委员会的告示放在此地，如果是一般老百姓，则要按市价收买，并留言我们是红军，是帮助穷人打土豪分田地的。后来，经过调查分析，认定物主是一户中农，大家按林伯渠的指示，把信和钱压在坑边，才将粮食背走。

　　为了严明革命纪律，林伯渠还对部属约法三章：一切缴获要归公，该分配给群众的分给群众，该留给部队的留给部队。个人不能私分一点物品，不准吃土豪家的东西，也不准在土豪家煮东西吃。

　　1935年1月遵义会议召开后，中国革命重新走上了正确的发展道路。林伯渠热诚拥护遵义会议的决议，拥护毛泽东的正确领导。2月20 日，总政治部决定取消各级没收委员会，改为在各级政治部地方工作部下设没收征发科，负责指导与计划没收征发工作。但林伯渠仍然担负着这方面的工作，特别是军委纵队的没收征发工作继续由他直接负责，直至同年10月长征到达陕北。

　　《红星报》主编、中共中央秘书长邓小平原名1904年8月生，四川广安人。1934年10月，参加中央红军长征，任总政机关报《红星》报主编，被编在军委第二野战纵队随军行动。

　　长征途中，报社工作人员用两条扁担，挑着4个铁皮箱子，里面装着办报的全部设备。急行军时，邓小平等和红军战士们一道风尘仆仆地赶路，一到宿营地，铁皮箱子就是办公桌，他们经常是在敌机轰炸的情况下，支起摊子坚持工作。《红星报》共编了70 多期，开辟了10多种副刊和专栏。它及时传达中革军委有关作战行动的计划与部署，宣传红军将士冲锋陷阵的感人事迹，传播中共的方针政策和红军的宗旨、任务，深受广大指战员的欢迎，被称为“红军党的工作指导员”。如：11 月11 日、14 日，《红星报》发表文章，及时报道了红军突破敌人第二、三道封锁线的“捷报”。11 月25 日，又在头版头条刊发了《以勇敢坚决的战斗消灭当前敌人》的社论。邓小平说，《红星报》许多没有署名的消息、新闻、报道及一些重要文章、社论，都是他亲自撰写的。当时，《红色中华报》和《斗争》杂志均已停刊，《红星报》便成为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的惟一喉舌和红军战士的精神食粮，对于鼓舞士气，提高部队的斗志起了重要作用。

　　1934年12月底，邓小平离开总政宣传部，调任中共中央秘书长。1935年1月，他出席了在遵义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并与大多数同志一道支持拥护毛泽东等人的正确意见。此后，他与毛泽东、张闻天一起长征，爬雪山，过草地，在与张国焘的斗争中表现出“高度的政治觉悟”。1935 年10 月到达陕北后，他与彭德怀、聂荣臻、左权率领红军西征，迎接红二方面军北上会师。

　　中华妇女联合会主任蔡畅原名1900年5月生，湖南双峰人。1934年2月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同年10月中央红军突围长征，她是被中央批准参加长征的30位女红军之一。

　　长征途中，蔡畅被编在中革军委第二野战纵队，先是在工作团，后在地方工作部，主要负责部队宿营时驻地的群众工作。

　　由于职务关系，组织上给她配了一匹骡子，可她却很少骑，总是用来给体弱的同志驮东西。遇到有人生病，她就把骡子让给病号骑，自己跟着大家一起步行。每天一到宿营地，她和身边的同志一道安排和整理床铺。能借到门板时，就和警卫员一道抬门板，支床铺；找不到门板时，就帮着大家铺干草，打地铺。

　　长征路上，她总是不忘关心周围的同志。有一次，当她发现身材娇小的刘英打着赤脚走路，心疼地询问原委，才知道她的脚太小，实在无法找到一双能穿的鞋子。当部队到达一个地方宿营时，总政治部征收了一批土豪劣绅的资财，她偶然发现里边有一双小布鞋，有心的她急忙按规定向主管物资分配的总政治部主任李富春请求把这双鞋批给刘英，看到蔡畅渴求的眼神，李富春同意了。这时，恰逢刘英安排完工作后专程跑来看望蔡畅和李富春，蔡畅便把那双布鞋送给了刘英。刘英对此深受感动，激动地对蔡畅说：“大姐，你真好！”勤务员曹昌年纪小，文化低，她就在行军间隙给他讲革命道理和苏联的革命斗争故事，启发他的阶级觉悟，还想方设法教他认字，学文化。长征路上连本书也找不到，她就用红军长征路上写的标语、口号作教材，一字一句教他念，教他写。正是在她的关心帮助下，曹昌学会了识字写字。

　　对女同志来说，一路辛苦跋涉已经相当艰苦了，而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