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一场政治考试
普希金到达莫斯科，此时的莫斯科已为皇帝加冕庆典而装饰一新。可是，因为残酷镇压十二月党人，这里民心动摇不稳。他这次返回莫斯科，仿佛标志着沙皇俄国的历史和俄国一流诗人的传记即将开始一个新时代。
普希金回到莫斯科的消息不胫而走，并且迅速在社会上传开，成为社会上当时最大的新闻。他是9月8日回到莫斯科的，10日就在朋友家朗诵他的作品。12日，他到莫斯科大剧院观看古希腊喜剧。他刚一出现，就立刻成为剧院的中心，所有的目光都投向这位被流放过的诗人身上。
一位同时代作家在回忆录中记录了当时的情景。
剧场里尽是大臣、军人、文官和外交官，还有彼得堡和莫斯科的名流及显赫大人物。普希金走进剧场时，整个剧场一片沸腾。大家不停地重复叫喊着他的名字，所有的目光和注意力都被他所吸引。
散场时，有一群人围住了他。人们在远处就认出了他，因为他的浅色帽子很容易辨认。那时他的声望处于鼎盛时期。
另一位历史学家则记述了普希金走在大街上的情景：
密密麻麻的人群陪着诗人，有些人还欣喜若狂地喊道：“让我们看看他，让我们看看他！”
10月12日，是普希金回莫斯科后第一个难忘的日子。这一天，普希金要在维涅维季诺夫家朗诵《鲍里斯·戈都诺夫》。
从一大早，就有许多人聚集在这里，仿佛是来参加音乐会或听讲座，盛况空前。中午时分，普希金出现在客厅里。他穿戴整洁，神情庄重，用悦耳的声音开始了朗诵。一位当年在场的历史学家和作家回忆了当时激动人心的情景。
我对那天的朗诵会的情景难以言表。如今，尽管40年的光阴已经流逝，但每当想起那次朗诵会，我仍然感到热血沸腾。当时，我们期待这位艺术大师早日出现。
我们看见一位中等身材的人走进来，确切说是个比较矮小的人。他长发鬈曲，甩向脑后，目光炯炯有神，反应敏捷。
僧侣的故事和格利戈里的情节使大家惊愕。有的人身上发热，有的起鸡皮疙瘩。人们怒发冲冠，难以自制。有人甚至从座位上跳起来，有的发出叫声，有的满含泪水，有的则在微笑。诗终于读完了，先是一片寂静，然后是一片掌声。我们相互注视，然后涌向普希金。
数不清的拥抱、笑声、叫声、眼泪和恭维话，连成一片。香槟酒送来了，普希金看到他的诗歌能被那么多的有文化的年轻人所理解，无比激动。
我忘记当时是怎样告别、怎样回去睡觉的情景了。但那天夜里很少有人能入睡，因为我们的机体都被他的诗歌所震撼。
刚刚回到首都和文学界的普希金似乎生活得很开心，他出席各种欢迎会，四处朗诵自己的诗作。在此期间，普希金在莫斯科结识波兰大诗人密茨凯维奇。他们成为非常好的朋友，因为他们彼此都十分欣赏对方的才华，成为了志同道合的好朋友。
这样的自由的日子并不长久，当宪兵头子本肯多夫得知普希金常常在莫斯科的沙龙里朗诵《鲍里斯·戈都诺夫》时，立刻进行干预。他告诉普希金，他的任何作品在皇上没有审查批准之前不得发表或在公众面前朗诵。
这样，普希金只好把他的悲剧交上去审查。此外，对那首被人加上《十二月十四日》题名的诗的审查，又没完没了地纠缠着诗人。此时，普希金已经开始意识到：他依然处在沙皇的直接监视之中。
在加冕庆典结束之后，在宫廷和近卫军即将起程去彼得堡之前，普希金接到最高政治警察机关新设的机构“皇帝办公厅第三厅”长官宾肯道夫的公函。
这份公函表面上十分客气，里面却隐藏着刻薄的训诫和严厉的命令。宪兵队长官根据沙皇的旨意，给诗人举行了一次政治考试。这个所谓的考试内容就是让普希金写一篇《论青年的教育》的文章。
公函中既有诸如“卓越的才能”之类的恭维话，又有肆无忌惮的攻击：“这个题目将为您提供广阔的天地，因为您根据经验充分体会到不良教育体系所带来的恶果。”这才是沙皇新政权的最真实的意见，沙皇再也用不着假装仁慈，这就是用官方语气下的最严厉的命令。
在莫斯科的忙碌生活中，普希金无暇写这篇命题文章；他决定把这篇作业留到米哈伊洛夫斯科耶去写，因为他必须回去料理一下那边的事务，然后再彻底搬到莫斯科来。
论教育的文章只花几天工夫就写好了，既没拟定总的提纲，也没仔细考虑文章的结构和题目是否合乎逻辑的发展，更缺少普希金散文一贯具备的优美文笔以及精练有力的表述和优雅的文风。
诗人仿佛通过这篇文章的写法本身表示了对皇上强迫他写文章的强烈不满。他自己既然不认为这篇报告在创作上有什么价值，因而从来未想在报上发表。所以，他并不是很用心地完成这次考试。
然而，普希金写的这篇命题作文也并不是一无是处。文章中也阐述了一些切合实际、颇有价值的见解。他热烈拥护“教育”的作用，赞扬兰卡斯特学校，主张在学校教学过程中应该取消体罚制度，学好俄国历史。他号召教师“不要耍花招，不要歪曲共和理论”。文章作者的基本政治观点同他近年来形成的思想是一致的。
这种思想就是要创造历史就必须充分考虑到现有的力量和实际的可能性。他的这种思想只是在这里表述得更为尖锐，有些类似于正式声明。
普希金要写这篇政论类文章，也并不容易。因为他于1826年11月23日在离开米哈伊洛夫斯科耶之前，清楚而坚决地表示要摆脱官场的礼节，关起门来写作。
我一旦离开京城和宫廷，
躲开令人讨厌的喧哗，
逃到荒无人迹的柞树林
或无言的流水的岸边，
便感到莫大幸福。
但是，生活戾气打破了他的这些梦想。普希金刚写完《论国民教育》的报告，便收拾上路，11月底到达普斯科夫。在这里，他从阿德尔卡斯手中接到宾肯道夫的来函。
实际上这是训斥，责备诗人没有回复第三厅厅长9月的来函和在莫斯科当众诵读《波里斯·戈都诺夫》。普希金为了答复宾肯道夫和为自己辩解，便把“保持当时朗读的原样”的悲剧手稿给他寄去，以便由当局来决定这部作品的命运。
北方穷乡僻壤的颠沛流离，给普希金的诗歌带来了新的题材——俄国的漫长旅途。在他19世纪20年代末和30年代所写的抒情诗、短篇小说和长篇小说中，开始出现旅途之苦的景象：乘坐马车，沿着被冲坏的马路走去，沿途是带条纹的路标，由残废人看守的拦路杆和由任人欺凌的驿站长管理的驿站。还有冬天旅行的暴风雪，给“旅途之苦”这一讨厌的题材增添了突如其来的戏剧性。
他在著名的《鬼怪》一诗中，极其有力地表达了遭遇暴风雪的旅人的苦难和惊惧万状。车夫信口讲述民间迷信情节：
这一群群妖魔鬼怪，
在无际的天空中狂奔，
它们尖利的怪叫和哀号，
一声声撕裂我的心。
鬼怪之类可怕的情节，是普希金对民间创作的幻想形象进行加工并成功的尝试之一。这个幻想形象是以北方平原常见的冬景为背景展现出来的，到了结尾则变成国家的可怕象征。
普希金回到莫斯科的消息不胫而走，并且迅速在社会上传开，成为社会上当时最大的新闻。他是9月8日回到莫斯科的，10日就在朋友家朗诵他的作品。12日，他到莫斯科大剧院观看古希腊喜剧。他刚一出现，就立刻成为剧院的中心，所有的目光都投向这位被流放过的诗人身上。
一位同时代作家在回忆录中记录了当时的情景。
剧场里尽是大臣、军人、文官和外交官，还有彼得堡和莫斯科的名流及显赫大人物。普希金走进剧场时，整个剧场一片沸腾。大家不停地重复叫喊着他的名字，所有的目光和注意力都被他所吸引。
散场时，有一群人围住了他。人们在远处就认出了他，因为他的浅色帽子很容易辨认。那时他的声望处于鼎盛时期。
另一位历史学家则记述了普希金走在大街上的情景：
密密麻麻的人群陪着诗人，有些人还欣喜若狂地喊道：“让我们看看他，让我们看看他！”
10月12日，是普希金回莫斯科后第一个难忘的日子。这一天，普希金要在维涅维季诺夫家朗诵《鲍里斯·戈都诺夫》。
从一大早，就有许多人聚集在这里，仿佛是来参加音乐会或听讲座，盛况空前。中午时分，普希金出现在客厅里。他穿戴整洁，神情庄重，用悦耳的声音开始了朗诵。一位当年在场的历史学家和作家回忆了当时激动人心的情景。
我对那天的朗诵会的情景难以言表。如今，尽管40年的光阴已经流逝，但每当想起那次朗诵会，我仍然感到热血沸腾。当时，我们期待这位艺术大师早日出现。
我们看见一位中等身材的人走进来，确切说是个比较矮小的人。他长发鬈曲，甩向脑后，目光炯炯有神，反应敏捷。
僧侣的故事和格利戈里的情节使大家惊愕。有的人身上发热，有的起鸡皮疙瘩。人们怒发冲冠，难以自制。有人甚至从座位上跳起来，有的发出叫声，有的满含泪水，有的则在微笑。诗终于读完了，先是一片寂静，然后是一片掌声。我们相互注视，然后涌向普希金。
数不清的拥抱、笑声、叫声、眼泪和恭维话，连成一片。香槟酒送来了，普希金看到他的诗歌能被那么多的有文化的年轻人所理解，无比激动。
我忘记当时是怎样告别、怎样回去睡觉的情景了。但那天夜里很少有人能入睡，因为我们的机体都被他的诗歌所震撼。
刚刚回到首都和文学界的普希金似乎生活得很开心，他出席各种欢迎会，四处朗诵自己的诗作。在此期间，普希金在莫斯科结识波兰大诗人密茨凯维奇。他们成为非常好的朋友，因为他们彼此都十分欣赏对方的才华，成为了志同道合的好朋友。
这样的自由的日子并不长久，当宪兵头子本肯多夫得知普希金常常在莫斯科的沙龙里朗诵《鲍里斯·戈都诺夫》时，立刻进行干预。他告诉普希金，他的任何作品在皇上没有审查批准之前不得发表或在公众面前朗诵。
这样，普希金只好把他的悲剧交上去审查。此外，对那首被人加上《十二月十四日》题名的诗的审查，又没完没了地纠缠着诗人。此时，普希金已经开始意识到：他依然处在沙皇的直接监视之中。
在加冕庆典结束之后，在宫廷和近卫军即将起程去彼得堡之前，普希金接到最高政治警察机关新设的机构“皇帝办公厅第三厅”长官宾肯道夫的公函。
这份公函表面上十分客气，里面却隐藏着刻薄的训诫和严厉的命令。宪兵队长官根据沙皇的旨意，给诗人举行了一次政治考试。这个所谓的考试内容就是让普希金写一篇《论青年的教育》的文章。
公函中既有诸如“卓越的才能”之类的恭维话，又有肆无忌惮的攻击：“这个题目将为您提供广阔的天地，因为您根据经验充分体会到不良教育体系所带来的恶果。”这才是沙皇新政权的最真实的意见，沙皇再也用不着假装仁慈，这就是用官方语气下的最严厉的命令。
在莫斯科的忙碌生活中，普希金无暇写这篇命题文章；他决定把这篇作业留到米哈伊洛夫斯科耶去写，因为他必须回去料理一下那边的事务，然后再彻底搬到莫斯科来。
论教育的文章只花几天工夫就写好了，既没拟定总的提纲，也没仔细考虑文章的结构和题目是否合乎逻辑的发展，更缺少普希金散文一贯具备的优美文笔以及精练有力的表述和优雅的文风。
诗人仿佛通过这篇文章的写法本身表示了对皇上强迫他写文章的强烈不满。他自己既然不认为这篇报告在创作上有什么价值，因而从来未想在报上发表。所以，他并不是很用心地完成这次考试。
然而，普希金写的这篇命题作文也并不是一无是处。文章中也阐述了一些切合实际、颇有价值的见解。他热烈拥护“教育”的作用，赞扬兰卡斯特学校，主张在学校教学过程中应该取消体罚制度，学好俄国历史。他号召教师“不要耍花招，不要歪曲共和理论”。文章作者的基本政治观点同他近年来形成的思想是一致的。
这种思想就是要创造历史就必须充分考虑到现有的力量和实际的可能性。他的这种思想只是在这里表述得更为尖锐，有些类似于正式声明。
普希金要写这篇政论类文章，也并不容易。因为他于1826年11月23日在离开米哈伊洛夫斯科耶之前，清楚而坚决地表示要摆脱官场的礼节，关起门来写作。
我一旦离开京城和宫廷，
躲开令人讨厌的喧哗，
逃到荒无人迹的柞树林
或无言的流水的岸边，
便感到莫大幸福。
但是，生活戾气打破了他的这些梦想。普希金刚写完《论国民教育》的报告，便收拾上路，11月底到达普斯科夫。在这里，他从阿德尔卡斯手中接到宾肯道夫的来函。
实际上这是训斥，责备诗人没有回复第三厅厅长9月的来函和在莫斯科当众诵读《波里斯·戈都诺夫》。普希金为了答复宾肯道夫和为自己辩解，便把“保持当时朗读的原样”的悲剧手稿给他寄去，以便由当局来决定这部作品的命运。
北方穷乡僻壤的颠沛流离，给普希金的诗歌带来了新的题材——俄国的漫长旅途。在他19世纪20年代末和30年代所写的抒情诗、短篇小说和长篇小说中，开始出现旅途之苦的景象：乘坐马车，沿着被冲坏的马路走去，沿途是带条纹的路标，由残废人看守的拦路杆和由任人欺凌的驿站长管理的驿站。还有冬天旅行的暴风雪，给“旅途之苦”这一讨厌的题材增添了突如其来的戏剧性。
他在著名的《鬼怪》一诗中，极其有力地表达了遭遇暴风雪的旅人的苦难和惊惧万状。车夫信口讲述民间迷信情节：
这一群群妖魔鬼怪，
在无际的天空中狂奔，
它们尖利的怪叫和哀号，
一声声撕裂我的心。
鬼怪之类可怕的情节，是普希金对民间创作的幻想形象进行加工并成功的尝试之一。这个幻想形象是以北方平原常见的冬景为背景展现出来的，到了结尾则变成国家的可怕象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