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投资30年

第三节 投资结构调控问题

　　为保持宏观经济的平稳、健康发展，熨平经济增长的大起大落，对作为最终需求的投资总量进行宏观调控是十分必要的，也得到学术界和管理层的广泛认可，但对固定资产投资进行的结构性调控，则似乎一直存在较大争议。

　　由于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和行业发展的内在规律性，导致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的结构性特点十分明显，即使在全国总体上呈现投资过快增长甚至过热的时期，不同地区和不同行业之间的“冷热”程度却往往表现出很大的差异性。很可能是一些地区出现投资过热趋势，而另外一些地区并不存在投资过热的问题，同时在部分行业出现投资过热的时期，另外一些行业的投资则可能相对不足和发展滞后。反过来，即使在全国投资并没有出现过热的时期，也同样存在部分地区和行业投资快速甚至过快增长的现象——而这种现象显然不应该被视为一个宏观经济层面的“问题”。以2006年的分地区投资增长情况为例，当年全国投资增速达到23.9%，呈现出明显过热的态势，但同时北京、上海、浙江、广东、海南和宁夏6个省市的投资增速不足全国平均增速的70%或16.7%。

　　更进一步地说，在全国经济和投资出现过热趋势、需要实施投资宏观调控的年份/时期，一些投资过热的地区或行业，很可能是此前投资不足的地区或行业（因为此前投资基数低）；而同期/同年一些投资增速相对缓慢的地区或行业，又很可能是刚刚完成投资快速甚至过快增长的地区和行业（因为此前投资基数高）。这也是经济运行中的一般规律。

　　正是由于投资过热在不同地区和行业呈现出的结构性特点，引发了人们对投资结构调控以及投资调控政策措施“一刀切”问题的极大争议。支持投资结构调控的观点认为：落后地区需要加快发展，即使落后地区投资出现过热，中央也不应采取“一刀切”的做法，否则落后地区将难以赶上发达地区的发展步伐；同时，在投资出现过热的时期，要实行“有保有压”的结构性调控政策，重点治理和调控投资过热的行业领域，同时加大发展滞后行业领域的投资力度。

　　我们认为，投资过热的结构性特点不能作为投资结构调控的理由，通过宏观调控抑制投资过热就是对经济和投资总量的调节，显然应该是要“一刀切”的。政府出台的相关调控政策措施，应该着力于投资总量而非调整结构，其原因主要有以下三方面：

　　第一，从理论上讲，在投资过热或过冷时期，实行结构调控政策实际上就是追求所谓的短期最优，但从长期看，却未必是最优的，甚至是很差的。比如，在1999～2000年间，我国经济发展和投资处于相对低谷时期，有关部门对电力行业投资实施结构性调控政策，减少审批新开工电力项目。从当时看，压缩电力新开工项目投资规模似乎是顺应了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但到了2003～2005年间，随着我国经济步入新一轮的增长周期，电力出现了严重短缺，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主要“瓶颈”，从而反过来证明1999～2000年间控制电力新开工项目投资规模非常不合适甚至是错误的。

　　第二，市场经济的核心就是同一市场中同一商品的价格（如利率、汇率和税率）要相同，因为它反映的是同一稀缺资源在全社会内部的机会成本。如果在总量调控政策的基础上，再加上结构性的调控政策，无疑扭曲了市场经济的这一客观要求。

　　第三，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结构的合理与否取决于资源和要素的自由流动，而不是政府的调控，如果政府在宏观调控中试图实行结构性的调控政策，尤其是针对不同行业或地区出台差异化的调控政策，则很可能是政府代替企业作出投资决策或干扰企业的已有决策，虽然可以很快见效，但是从宏观上和长期看不可能会有效率。因为被政府调控的所谓过热行业，很可能是前期发展滞后，需要尽快赶上的行业。如果宏观调控中过于强调地区之间发展的不平衡状况，看似有利于落后地区发展，但很可能会干扰各类资源和要素在空间上的布局，同样影响资源和要素的总体利用效率。

　　诚然，“一刀切”的投资总量调控政策，对不同行业和不同地区的影响程度是不一样的，在很大程度上“伤及无辜”甚至抑制发展滞后行业领域或地区恐怕也是难免的，但决不能据此强调投资结构调控的必要性和可行性。通过调整投资结构来优化产业结构和经济结构，尽管出发点是好的，也容易找到调控的着力点，但由于对所谓的最优或合理的投资结构缺乏科学准确的计量（实际上即便是最优或合理的结构，也总是随着经济发展环境和发展阶段的变化而变化），更无法把握调控的“量”与“度”，结果难免事与愿违。

　　总之，实施投资结构调控，尤其是对一些行业领域实施直接的行政性干预乃至不审批或核准项目（违法违规项目除外），应慎之又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