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北民间文化广记（下）

第4章 民间文化的渊源

　　王永胜

　　民间文化是祖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水平后出现的文化历史现象。

　　传统文化实质就是宗教文化。当人们的思维理念和文化水平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已不仅仅局限于一般的感性观念，要去追问事物之间那些看不见的相互关系，探求自然之谜。自然界是千变万化的，日月运行，四时更替的运行规律引起了人们的好奇，人们便使用直接的思维方式用自身类比的方法来解释这些自然现象，认为自然界和人一样，同样也具有思想、意志和情感，也有灵魂存在，是灵魂支配着自然在进行着有规律的运动和变化。在原始人心目中，日、月、星辰、风、雨、雷、电都是神灵，天地山河也各有神灵主宰。总之，原始人认为，人死为鬼，大树顽石也有灵魂。万物有灵论是原始人最早形成的自然观和宗教观。但原始人的自然崇拜不是从来就有的，也不是无缘无故产生的，它是原始人认识自然，但又迷惑不解的产物。原始人对自然的崇拜具有神秘性，但人们崇拜自然的动机却并不神秘。万物有灵的自然观便是古人的原始真理，也是原始宗教的主题。

　　宗教有着悠久的历史。最早的宗教观念和信仰活动大约产生于旧石器时代的中期。这一时期的原始人已经开始重视与人们生活密切相关的出生、死亡和饮食这三个方面的问题了。并且由此产生了灵魂不死和死后的生活观念，同时也出现了与原始宗教有关的埋葬死者、敬畏图腾等仪式和习俗，形成最早的宗教崇拜活动。原始人又由灵魂不死观念衍变出物活论、万物有灵论、鬼魂论、祖灵论和神灵论等观念，并由此产生了对自然物、自然力、祖先、氏族神的崇拜活动，构成自然神、祖先神、氏族神信仰，以及相关的图腾信仰。原始宗教在这一时期已经是一种社会意识，而不是个人意识，其崇拜活动也是一种具有群体性的社会现象。

　　原始宗教的诞生与原始社会形态氏族制的形式直接相关。图腾就是氏族标志，它象征着社会整体和生命原则。当氏族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后，人们便开始探寻氏族的起源问题，这是原始人把注意力转向人类社会本身的一种努力。在母系氏族社会中人们普遍信仰图腾，许多氏族社会的原始人相信各氏族分别源于特定的物，这些物大多为动物，其次是植物，只有少数为动物的某一器官或无生物。原始人用图腾崇拜来维护并神化氏族制度及其社会本身，其氏族神便是社会整体的代表，氏族社会也集中表现在氏族神方面。原始人对祖先和氏族领袖的崇拜表明了人类已经进入到人格神和社会神化的阶段。在这种原始信仰中，人们的自然神观念就是揭示自然力量对人的支配能力，而氏族神则说明了社会力量对人的支配能力。这种对自然的崇拜和对祖先的崇拜是原始宗教的基本形式，并成为诸神观念的起源。

　　当氏族社会发展为部落联盟的社会制度时，氏族神灵也在演化过程中逐渐被演变或融合为部落神，它们作为部落的保护神与部落的生存发展密切相关。在原始社会解体后和民族国家形成中，氏族部落宗教就上升为民族宗教或国家宗教，各部落联盟原有的诸神在重构和融合中逐渐形成主神和次神两大类，并将原有的自然崇拜和祖先崇拜相结合后赋予主神神性，这种主神因而也就成了自然和社会属性兼备的大神。

　　在古代民族国家的宗教中所反映出的是民族存亡问题，所以，宗教中的至高神灵就是民族之神，也就是民族精神和民族本质的象征。因此，一个民族的宗教精神、宗教情操和宗教境界随时随地对该民族的文化发生作用。宗教在其文化意义上，即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是一个强调个人及群体灵性存在，寻觅终极意义，体悟升华意境，以虔诚笃信来超越自我的文化现象。

　　宗教的群体意义与人的社会生活环境密不可分。个人的宗教情感和行为往往在集体的宗教情感和行为中能够依属和归宿，在一定社会文化氛围内，社会的全部或大多数成员往往有着相同的宗教信仰和实践。这在人类处于原始时期的封闭社会时尤为典型。宗教也反映了相关群体的凝聚与团结。宗教在其影响范围中能够形成一种权威力量，其信仰观念和行为标准往往也是对该社会群体的规定和命令，人们是必须遵守和服从的。

　　宗教与社会的统一最早体现在原始文化中，原始文化本质上就是一种宗教文化，因为原始社会的一切文化活动就是宗教活动，其社会制度就是一种宗教制度。原始氏族社会依靠共同的宗教信仰维系本氏族的生存和发展，所以，原始宗教在原始社会中占有绝对的统治地位。

　　宗教作为文化形态与其他社会形态，如政治、经济、道德、艺术、科学、法学、哲学等，既有联系又有区别，构成边缘又叠合或交叉互渗的复杂关系。它们有界定文化的某些共性，却又保持着各自独立的特性。宗教与这些文化领域不属于同一文化层次，而是处在更抽象、更超越的地位，但宗教是包罗万象的。由于宗教与文化同源，甚至是一些文化的渊源，而且影响着社会与文化的发展，因此，它是人类文化历史的产物。

　　当人们的思维理念和文化水平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后，就会将宗教的意识形态和文化生活方式在社会生活中表现为个人思想和群体传统风俗与信仰，形成民间宗教和习俗，渗透到民间的各个方面，在民间社会中广泛流行和传播，进一步发展民间文化，最终与宗教文化和官方文化并存，形成独立的文化体系。

　　当原始宗教发展到“河洛文化”时期，人们对自然和社会的认识水平大大提高了一步，将“河图”称为“先天本体宇宙图”，或叫“广义宇宙图”，也叫“先天八卦”。以“天生地成”、“地生天成”的演算法则来解释宇宙万物的生衍过程；将“洛书”称为“后天宇宙图”，或称“狭义宇宙图”，也叫“后天八卦”，以方位运行来演算相生相克，以顺自然规律。先天八卦主“生”，人的衣、食、住、行、生、老、病、死、养殖种植、冶炼金属等生态、生产方面的事务都是由先天八卦来演算的。后天八卦主“克”，人的祭祀活动、婚丧嫁娶、修造营为等事务都是由后天八卦来演算的。

　　“河图”与“洛书”是我国最古老的术数规则，它是揭示宇宙奥秘的朴素方法。从“河图”到“洛书”之间又出现了神农时期的《连山易》和黄帝时期的《归藏易》，在后来的周文王时期又出现了《周易》，它们共同构成了我国特有的八卦理论，不仅是我国传统文化的理论基础，《周易》又以其论述天人之道的哲学思想成为我国哲学的主题思想，一直影响着我国哲学史和文化史的进程，以至后人将中国文化亦称为“河洛文化”。

　　祖国传统文化从人们一开始以认识自然为目的创始的“万物有灵论”到“河洛文化”和“三易文化”的发展中可以看出它所具有的神秘与深邃的特点，在其影响下，形成的民间文化必然要打上其深深的历史印记，朝着自己的文化方向发展。

　　传统文化是在民族国家制度建立以后逐渐形成的，受到宗教思想的极大影响。

　　从商周以来，我国已经形成了以“敬天法祖”为核心信仰的宗教内容，这为儒教的形成和儒教信仰打下了基础。在经历了历代社会的改造充实后使这一信仰更加完善，最终成为儒教的核心内容和核心信仰。

　　儒教是我国古代国家所信奉的以儒家学说为思想基础的宗教，它是传统宗教信仰和儒家学说相结合的产物，同时也是我国传统文化的基础。

　　儒教信奉“天”。天、上帝、理，是儒教同实异名的概念。儒教认为，天地人之间都应遵照天的意念，天意最重要的内容就是在地上建立和谐的社会秩序。社会秩序和谐的前提就是每个人都要按照自己的社会地位所确定的名分尽自己的社会职能，用这样的思想来约束每个社会成员，也称为“名教”。名教中的名分以最重要的君臣、父子、夫妇三组关系中的君、父、夫处于统治的、支配的地位；臣、子、妇处于被统治的、被支配的地位。后者必须服从前者，这样的原则被称为“三纲”。与“三纲”相配、相辅的仁、义、礼、智、信五条道德规范被为“五常”。三纲、五常原则中最重要的是君臣、父子。君臣关系中的根本原则是“忠”，父子关系中的根本原则是“孝”。儒教认为，一个能够尽孝的人决不会犯上作乱，因此，孝也成为治国的重要原则。儒教认为，三纲、五常是天意的表现。因此，遵守这些原则会受到天的表彰和庇护，反之，会受到天的批评和责罚。天对君主的批评和表扬一般是通过降灾异或降祥瑞来表达的，最严厉的责罚是让一个王朝倾覆。儒教认为，人间君主的善恶一定会引起天的反应，被称为“天人感应”。天对一般民众的赏赐是让他能够富贵长寿和子孙众多，责罚是让他贫贱夭折和子孙断绝，被称做“天道报应”。

　　儒教发展到宋代，形成了更为完善的宗教理论。宋儒认为，天地之间有一个“理”，或叫“天理”。理是自然法则，也是社会秩序。当气聚成人时，理就构成人的本性，因此，三纲、五常等道德原则是人与生俱来的本性。遵守三纲、五常等道德原则不是对人的一种束缚，而是本性的内在要求，是人之作为人应该履行的一种职责。遵守三纲、五常也不是为了寻求善报，而是为了体现自己的本性。每个人都具有这种善的本性，但这种本性又往往被欲望所障蔽，正如《三字经》中所云：“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为了教化百姓，天选择那些能够体现自己本性的人作为百姓的君和师，以帮助百姓体现他们自己的本性。“苟不教，性乃迁”，正是教化的一种体现。

　　从魏晋到宋明时代的儒者认为，天不会事事对人实施干涉。他们认为，天降生人就像降生一粒种子一样，种子会自然地依据自己的本性来发芽、长叶、开花和结果。所以，人也就应该按照自己的本性自然地遵守三纲、五常等道德规范。按照天理，人的本性行动不是为了有一个好的报应，而是为了有更高的追求，要成为圣人。所以他们不把苦难看做恶报，而是将其看做是对自己的考验和锻炼。宋代儒教把全部宗教归结为灵性修养，他们认为，社会由人组成，只要每个人都能够认真修养自己的心，就会达到天下大治。天下大治正是天、上帝、天理所要求的。

　　儒教的组织就是国家的组织系统，皇帝乃天之子，代表天在人间行使主宰权，上对天负责，下对黎民百姓安抚，以达天人之道。皇帝对天负责是通过祭天来完成的。祭天既可以秉承天意，又可下达百姓。因此，祭祀也是儒教的重要内容，从君主到各级官吏，除了施政的职能外，还担负着祭祀职能。国家还设有专门负责祭祀的机构。祭祀活动是古代国家最重要的政治活动，祭祀制度也是古代最重要的礼仪制度。祭祖是儒教的重要祭祀活动。君主祭天时往往以自己较为亲近的父祖配享。一般官吏和庶民只能祭祀自己的祖先。儒教规定，平民只能祭祀自己的祖先，祖先也只能接受自己子孙的祭祀。认为祭祀死者可以使死者与生者相感通，因此，祭祀是绝对必要的。儒教把死者不能接受子孙的祭祀看做是最大的不幸，同时也是子孙对祖先犯下的最大的罪过。

　　由“天理”衍化出来的“三纲”、“五常”，由三纲、五常衍化出来的“忠”、“孝”，以及祭祀制度，是儒教的核心思想，也是古代国家的根本制度。传统文化就是建立在这一基础上的文学体系。

　　东汉时期兴起的道教也时刻影响着传统文化的发展。道教是把古代的神仙思想、道家学说、鬼神祭祀以及占卜、谶纬、符箓、禁咒等巫术综合起来的产物。由于道教所包含的内容庞杂，所以古人说“道教之术，杂而多端”。

　　道教上承中国古代文化并加以发展，它与中华民族的文化有着广泛的联系，具有承前启后的作用。占卜、天文历象、堪舆是道家以其术数为内容的文化思想。道教还推崇修炼术、方术，内容很多，如服食、导引、行气、辟谷、存神、诵经等。其中最主要的是炼丹，也将这种修炼方法称为“丹法”。道教将丹法分为外丹和内丹。外丹是用丹砂、雄黄等矿物质在炉鼎中烧炼，炼成“金丹”后服用。据道教外丹法称，服食金丹可以成仙。但这些矿物质往往是有毒的，服食金丹不仅不能成仙，反而会因中毒死亡。外丹术的失败给内丹术的发展提供了机会。内丹术以人体为炉鼎，以精、气、神为大药，用神运炼精气，结而成丹。它是吸取了中国古代医学、气功的知识后加以发展，并与道教的修炼结合起来，主张性命双修，炼精化气，炼气化神，炼神还虚，复归于道。炼丹服丹可以成仙虽是道家的荒诞之说，但炼丹术是一种科学实践，外丹黄白术给人们积累了科学的经验教训，推动了古代化学和药物学的发展。

　　道教的服食、修炼、导引、行气等，在气功养生学上有重大贡献，特别是道教所创太极拳、八段锦，不仅在我国影响广泛，而且是人们强身健体的修炼术。火药原本是道家用来服食后以企成仙的，没想到却成为后世发展科技事业的物质。道教文化在中国文化史上也有深远的影响，神仙思想曾构成“游仙诗”、“步虚词”、“青词”等文学体裁。以道教故事为题材的戏剧小说很多，戏剧《八仙庆寿》，小说《封神榜》都是流传很广的文学作品。绘画如门神、灶君、财神、灵官、天官、寿星等，对民情民俗等都有非常广泛的影响。

　　佛教传入我国以后，“无常”、“无我”、“不净”、“苦”，这些根据善恶行为而有“轮回报应”、“因果报应”的思想理念对传统文化的影响极大，尤其是“地狱”观，更是人们所熟知的。

　　民间文化与传统文化是一脉相承的，与宗教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金代，被道教奉为“北五祖”之一的王重阳所创全真道融摄儒、释、倡导三教合一，于是，儒、道、释三教并存成为我国宗教史上的一个显著特点。三教为我国古代国家所尊奉，为民间所信仰，三教思想便成为我国传统文化的基础思想。

　　民间文化对三教思想各有取舍，而又兼容并蓄。将儒教的“天意”引而用之为“天理”，为人处世不得违抗“天理”，否则便会招来“天理难容”的后果。三纲、五常成为人们的正统思想，人们常以简单的一句俗语将其概括为“家国一理”，认为治家与治国同为一理，所追求的都是“和”与“兴”。因此，古代一些名门望族常将治国方略运用到治家当中，实施家教，培育家风，以引导家族成员正确的思想理念；制定家规、家训来规范家族成员的行为；制定家法以惩戒家族成员的违规行为。以国理晓家理，以家理效国理，以此来鼓励家族成员报效国家、振兴家门。将儒教的祭礼运用到祭祖当中，以企“报本思远”。将道教学说中的鬼神祭祀、天文历象、阴阳五行、占卜、谶纬、符箓、禁咒、巫术、堪舆运用到民俗活动中，形成民间鬼神信仰观念，祝由医学理论、预测天文气象知识，堪舆择吉方术，这些已成为民间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将佛教的“因果报应”思想运用到民俗文化中以劝世，生死轮回和地狱观在民间文化中具有深远的影响。总之，民间文化对三教思想是各有侧重的，但以道教思想为最多，儒教思想为最崇上，佛教思想为辅佐。

　　民间文化主要体现在礼仪规范方面，而礼仪规范是根据人们的社会实践活动来制定的，它的产生也说明人们的信仰实践经验的积累已经达到了对巫术、祭祀、祈祷、禁忌、礼拜、朝觐等宗教行为规定标准的程度。这样，礼仪就在其所处的文化氛围中成为一种人们公认的社会习惯，为其提供社会共存所需的道德伦理规范、价值意义标准，并具体制定出人们的生活方式所必须依据的行为准则和时空法规。说明伦理道德、礼仪规范这种社会共同体或综合体在世俗社会中的重要性。这些伦理道德被人们制定成相应的礼仪规范和制度，表现为外在因素和形体构成来体现思想意识和实践行为的规范和制度化、标准化。这些信仰和崇拜行为反映出传统文化的沿革和社会文化背景，由此构成人们相沿成俗，并逐渐形成固定的具体礼仪程式，以及相关的道德标准和社会行为规则，成为民间文化的主体部分，在民间传播流行。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也是一个多种宗教并存的国家，地域辽阔、经济与文化的不均衡是其显著特点。这些状况无不影响到人们的思维理念、意识形态的形成，决定着文化发展的方向。在这一历史背景下形成的各具地方特色和民族特色的民间文化有着很大差异。在文化形态上有外来文化和本土文化；在文化内涵上有宗教文化、传统文化、地方文化；在民族上有汉民族和其他少数民族；在信仰上有儒教信仰、道教信仰、佛教信仰以及基督和伊斯兰信仰；在地域上有南北差别和东西差别。即使是在同一民族或同一文化区域，也因文化水平的差异、经济状况和社会地位的差异，仍然会出现不同的文化现象，这是因为任何一种文化都是建立在一定社会基础之上的。文化现象是人类对社会与自然的人文总结与概括，它不可能摆脱基础而孤立存在。尽管如此，民间文化仍然有其共性，差别才是区分地方文化的重要标志。

　　陕北地处我国北方，与北方游牧民族相毗邻。历史上有党项、蒙古、鞑靼、突厥、柔然、契丹、女真诸多北方游牧民族与陕北人民杂居相处，有的民族曾经入主过这里，各民族之间在文化思想、伦理道德、风俗习惯、宗教信仰方面互相影响，共同发展，形成文化互补的发展趋势，但又各有保留，形成各民族之间既有区别又有共同之处的各自文化体系。

　　早在北宋时期，东京城里的勾栏艺人在演出中已经采用了“诸宫调”。诸宫调是黄河以北的文化产物，基本上是以传唱于我国北方的民谣小曲为主，这些民间小曲被归入宫调后形成“北曲”系统，与此后形成的“南曲”相对称谓。诸宫调在后来又掺入了文人所作词曲，成为我国古代歌舞曲调。诸宫调是我国北方包括陕北人民在内的各民族共同创造的“黄河文化”，诸宫调中的“北曲”系统将中国文化艺术推向了巅峰，成为当时的文化主流，使中国艺术呈现出辉煌的文化景观。

　　在金邦统治我国北方一百多年的时间里，曾经与南宋休战三十余年。在此期间又产生了以诸宫调为主的说唱故事的演唱形式。这一形式不仅在金邦的燕京一带广为流行，还传入了南宋势力范围内的南京临安，南方民众在诸宫调的基础上结合南方文化的特点创造了“南宫调”，形成“南曲”系统，与“北曲”一南一北遥相呼应，一时，诸宫调成为我国普遍流行的演唱曲调。在元政权统治我国九十多年的时间里，又衍化发展出了“元曲”。元曲基本上是根据当时流行于民间的民谣小曲和能够说唱民间故事的唐、宋时期的文化人创作的词和声腔发展而来的。此后又出现了元杂剧，元杂剧在声腔方面使用诸宫调的北曲。

　　“黄河文化”是我国文化史上的一颗璀璨明珠，不仅在它产生和发展的时代里显示出无穷的魅力，时至今日仍然闪耀着它的艺术光辉。

　　在我国文化史上能够出现“黄河文化”现象，是我国北方各民族共同努力的结果，也是我国北方各民族之间文化交流结出的硕果。我国北方各民族之间长期以来杂居相处，金政权又允许女真人与汉人通婚，使得各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更加广泛，有了一个宽泛的发展机会。所以，在那一时期出现了汉族语言中杂有外来语和各民族之间通行的文字现象。汉族文化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北方各少数民族的文化发展，各少数民族的文化也渗透到汉文化当中，这是文化互补，共同发展的契机。“黄河文化”在这样的环境下才能产生，成为文化奇迹。所以，金、元时期在北方流行的民谣小曲、民歌小调在北方各民族之间的差异并不是很大。

　　陕北文化就是在这样的文化历史背景下，既继承了传统文化，又吸收了北方各少数民族文化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种文化现象，一个文化体系。

　　陕北人民是黄河文化的共同创造者，陕北文化是黄河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在黄土中发育成长，在黄河中流淌吟唱，承载着黄帝彪炳史册的丰功伟绩，传颂千古，世代沿袭。陕北文化是“三黄文化”的集中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