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泽

第15章 和章泽一起在东北团委

　　郑文1949年全国解放，东北团委初建立，那时人员很少，整个团委只有二三十人，章泽同志任秘书长，我任宣传部长，我们常在一起工作。秘书长的任务很重，要协助书记处理一切日常工作，他任劳任怨，连星期天也不休息。不久，全国要开两个大会，一是全国团代会；一是全国青年代表大会。东北选派代表的日常工作由章泽负责。他日夜研究，到东北各地了解情况，力争选出最优秀的代表。由于东北当时是全国解放最早、基础较好的工业区，因而必须选出最好的团员当代表去参加会议。在全国代表大会上，女火车司机田桂英、毛泽东号司机李勇这些优秀代表受到人们一致欢迎。当女拖拉机手梁军在全国大会上出现，更令人瞩目，掌声雷动，因为当时全国各地拖拉机手很少。著名重工业行业劳动模范王崇伦、赵国有均是这一时期在党和团的培养下成长起来的。这批模范人物的成长，有力地推动了工农业的发展，为党输送了大批优秀干部，也使团的工作引起了人们的重视。章泽负责选派代表的工作也受到大家的好评。

　　章泽同志在建团中，重视在青年中加强社会主义思想的教育，使青年认识到世界观改造的重要性。

　　他在一次会议上指出，我们的团是党的后备力量，团员一定要学习马列主义，要有为社会主义献身的精神，因而更要注意资产阶级思想和其他一切非无产阶级思想的腐蚀。有的同志认为团的工作可有可无，有的把青年团降低到抗战时期一般青年救国会的水平，不了解共青团是党的后备力量；也有的把团与党的作用等量齐观，章泽同志认为这两种观点都是不对的。有一次他对我说：“宣传部应写些文章，批判这两种思想，在团的会议上也要反复地讲，使干部对团的工作有正确的认识，才能做好团的工作，你以为怎样？”

　　我说：“你的意见很好，建团初期更要重视这一方面的问题，才能扎扎实实地做好工作。”

　　他又说：“除此外，在加强青年社会主义思想教育上，要多写些文章，宣传青年模范人物和先进事迹，同时要批评那些错误的思想。”按照他的指点，我们就不断在宣传工作上撰文，针对那些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严重、贪污腐化、崇拜尼采哲学等不良行为进行说理批判教育青年。

　　我们还根据章泽的意见，在团的报刊上选摘了一些文章，对青年进行教育。挑选一些文艺节目进行演出，并把延安时期的的抗战歌曲和新传唱的歌曲广泛宣传、歌唱，如《延安之歌》、《我们在太行山上》、《大刀进行曲》、《黄河颂》、《流亡三部曲》、《团结就是力量》、《我们工人有力量》、《社会主义好》、《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歌曲等。还在青年中开展歌咏比赛，并把《白毛女》、《血泪仇》等剧目重新搬上舞台，还编写了一些新的节目，如《董存瑞》、《赵一曼》等，进行传统教育，均收到良好的效果。

　　章泽同志还主张召开英雄、模范人物的报告会，用以启发教育青年，激励斗志。这件事我们也做了，不少先进人物的报告对青年很有启发。鞍钢孟泰的事迹就广为宣传，人们学习他的节约精神。后来在抚顺涌现出雷锋，雷锋的事迹受到毛主席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一致称赞，这和我们建团初期宣传英雄、模范人物是不可分的。雷锋英雄事迹也是受到董存瑞、赵一曼等先进人物影响而形成的。团委在章泽同志倡议下的英模报告会，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以至有十六七岁的少年在洪水中抢救儿童，有的小学生拾金不昧等事迹都不断地涌现。这对培养青少年的良好品德都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章泽同志善于做细致的思考工作，当他发现一些人妒嫉劳动模范人物的苗头后，经过调查了解，掌握了具体情况，便开团委会研究，在团员中讨论如何正确对待模范人物。对那些妒嫉英雄模范的人员进行组织批评、教育。章泽也经常找先进人物开会，了解他们的困难和要求，及时帮助。他经常到各地去，了解基层团组织存在的问题，并从那里发现新的经验，及时加以推广，对存在的问题也立即加以解决。如东北解放战争时期，沈阳、长春等地在国民党占领时，也有许多秘密的先进青年组织在活动，解放后如何对待这些组织，有人认为如果是自发的组织就不予承认。但章泽和许多同志则认为，如果他们的行动和所作所为是进步的，则应吸收入团，与其他先进组织同等对待。

　　在国民党军队进攻解放区时，这些地区有些青年已参加了党的各项工作，但国民党军队占领后，他们又返回沈阳去读书，有的在反对国民党军队镇压学生运动时表现很好。对于这些青年，有人认为他们在第一次解放沈阳等地后已参加工作，后来返回沈阳学习是错误的。在研究这些问题时，章泽同志认为对这些青年也要一律平等看待，青年人到敌人占领区学习没有什么不好，何况许多人以后又参加了反蒋的爱国运动，更应该鼓励。章泽同志的态度显然是对的。

　　章泽还强调，对一些参加过国民党三青团或国民党，也应视为一般问题，不要看得过重。那时这些人中也有为此而背上了沉重思想包袱的，章泽和有关同志研究，认为这些青年主要是教育问题，只要认清三青团等组织的反动性，提高认识就好了。何况当时在敌占区一些学校往往是受当局强迫集体参加三青团或国民党，责任更不能由他们来负，有些青年当时年纪很小，对什么是三青团也弄不清楚，不能过份地责怪这些青年学生。

　　由于章泽处事时刻考虑党的政策，使团的工作沿着正确的方向发展，生气勃勃，团的工作发展很快。他对人热情，能团结同志共同工作，对同志的困难也尽力帮助。1952年章泽调任团中央书记处书记一职，据我所知，在反右扩大化的时期，他知道这种做法是不对的。但那时这股风暴是难以制止的，他仍然尽力帮助那些意见正确但却遭到不公正对待的同志，尽力使他们不被划为右派，避免遭到不幸的命运，从而挽救了一些同志。他鄙视那些只为个人私利乘人之危、对他人落井下石的家伙。

　　1961年5月，正是三年灾害期间，章泽同志调任中共陕西省委书记处书记，开始分管科技和教育工作，他经常到科研部门和学校、与科学家和教育工作者谈心，研究科教工作的发展，使这些工作有了新的发展，大学也一个个地建立起来。在秦川道上、华山侧畔，到处有他的足迹。科研工作不但使工业发展，也使农业插上翅膀。陕西是西北重地，古老的西安不但在科技、教育方面有了新的面貌，在文化古迹的发掘上更使世界惊奇，兵马俑更是震动了世界。

　　章泽在晚年不幸因脉管炎而截肢，这对他是个巨大的痛苦。当他退出第一线任省顾委主任时，仍忘不了工作。如东北地区研究青运史时，他以伤残之躯仍然到会，在兴城、丹东等地与当年从事青运工作的战友以及青年同志共聚一堂，总结经验。

　　可是当我打算再去西安看望他时，他却因心脏病发作去世了，这使我非常悲痛。章泽同志是一位老战士，一生为党的事业作出了不少成绩，他谦虚，谨慎，平等待人，与事和群众商量，工作又有创见，是党的好干部。他虽然离开了我们，但他的影子却永远留在人们心中。为悼念他的离去，我写了如下诗句：

　　战火生涯五十载，几经风雨炼此身。

　　延河边上共举步，宝塔山畔笑语巅。

　　硝烟弥漫战火灭，日夜争斗汗淋淋。

　　霸陵道上留身影，秦川千里献赤心。

　　惊信传来令人悲，哀君逝去泪湿巾。

　　青山巍巍埋忠骨，革命浩气化长虹。忆章泽同志二三事

　　王慎之本文作者王慎之曾任中共北京市文联党委副书记。1949年8月，我调到东北团委宣传部工作，当时，章泽同志是东北局青委副书记、东北团委副书记。1951年，韩天石同志调鞍山党委工作，章泽同志继任团委书记。

　　1950年抗美援朝，我调任东北团校，先是天石同志兼校长，后改由章泽同志接任兼校长。这期间，我与章泽同志工作上接触较多。

　　1952年章泽同志调任团中央书记处书记。1954年各大中央区撤销，我们许多同志也调到团中央，我被分配到《中国青年报》社。在报社，有相关的事去找章泽，他必定给予多方面帮助和支持。如组织时传祥等劳模英雄人物跟读者群众见面、作报告的活动，只要有空，他一定欣然参加。

　　由于是老上级、老领导，除了工作上请示汇报外，我节假日有时还经常去看望章泽和他的夫人陈凯大姐。而每次谈话，他都诚恳直言，使我获益匪浅。1961年章泽同志任中共陕西省委书记处书处，我又调到西北局宣传部工作，陈凯同志也在西北局工作。同在一个城市，更有机会经常来往。从相识到他谢世这50多年间，一直没中断联系。即使在十年浩劫大家都以各种方式接受“审查”时，也没有“划清界限”。骤闻噩耗，悲痛不止！

　　章泽同志是我尊敬的老领导，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对马克思主义的忠诚，毕生刻苦学习，竭力宣传，身体力行，付诸实践。我在东北团委宣传部工作时，一天埋头于团的业务，编写一些团的知识、团的工作经验的小册子。一次，章泽同志来到我们宣传部那间大办公室，对工作指示了些什么我已记不起了，但印象极深的一点是，他要求我们要好好学习政治经济学。他在兼任团校校长期间，多次亲临团校指导工作。随着团的工作的发展，培训团干部的工作更加需要，他要求团校扩大教研室机构，重视抓教学干部的学习，强调大家少看那些第二手、第三手的解释马克思主义的小册子，鼓励大家多读原著。他说：“只有读原著才真正有味儿。”十年浩劫中，章泽同志被“军管”数年，连家人都不能见面，家人只能间接送点东西。他仍然要求家里给他送去大量的马克思主义的书籍。在漫长的失去自由的日日夜夜，在狭小阴暗的斗室中，他孜孜不倦地逐字逐句通读马列原著。可以想见，即使身处逆境，他对革命仍然充满信心。1974年8月，我列席了一次西安市革委会扩大会议，这时，章泽同志刚被“解放”出来工作，当时的省革委会常委有九个人，章泽同志排在第九，他的孩子们戏称他“老九”。会议闭幕那天，省革委会的几位领导，逐一作了“指示”。鼓吹“四人帮”者有之，表扬造“反派者”有之，借倡导老中青三结合攻击老干部者也有之。惟有这位“老九”唱的是反调，大讲解决党内问题，要按照毛泽东同志倡导的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不能搞王明那套残酷斗争无情打击；要出于公心，从党的事业、革命事业出发，不能夹杂个人主义杂念等等。特别强调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事求是的原则，通篇讲话，回顾党的历史，强调理论上思想上的建设。几个同志听了悄悄议论，这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水平。

　　章泽在真正完全的恢复工作之后，他身体力行，特别注重调查研究。纵使从一线退下来后，仍带着重病残肢，经常去陕北，陕南等艰苦地方，跋山涉水，下乡调查。他去世前不久，我听说他还写了一份关于农村工作的调查报告，受到中央领导同志的重视，并应邀前去北京座谈。我还听到一位也是与他相交甚久的老领导说，章泽同志去得太突然、太早了，本来是还可以做不少工作的。

　　章泽同志另外使人印象极深的是，他作风平易近人，很能联系群众，讲原则，信任和爱护干部。1949年12月，韩天石和章泽指示我起草一份东北团委《关于改进学校中青年团工作的指示》，经讨论修改后发出。这份文件的要点看来没有什么问题，但是据说因为没有提及党的领导，受到东北局的批评，两位领导人作了检讨。为此，我很惭愧、内疚。可是，我却没有受到领导的任何责备，仅仅告诉我以后加以注意就是了。在东北团委、东北团校工作期间，我们可以看到章泽同志经常到各个办公室找干部交谈，到宿舍和群众谈心，他没有架子。大家把他当成长者，愿意和他唠嗑，甚至开开玩笑。东北团委机关当时只有一辆又老又旧的黑色小轿车，供领导使用。有一次，在五马路附近举办一个晚会，我们前去参加，章泽同志上车后，又招呼其他同志上车，一直挤上了10个人。蹲着的、坐在别人身上的、哈腰顶着车顶的、嘻嘻哈哈挤到了目的地。好在那时候大家都年轻，个子也小，交通规则也不那么严。

　　章泽同志对处于困境的同志更是乐于相助，从不歧视。我在西安工作期间，听到陕西很多干部评价说章泽同志从不整人。曾任东北团校副教育长的张震同志，1957年受到不公正的待遇，身处逆境的他一次来西安，对我说，想看看老领导章泽同志，不知方便不方便。我当即给章泽处打去电话，此时，恰逢章泽同志不在西安，我便安排张震同志到出版局招待所住下。谁也没有料到，到了晚上9点多钟，章泽同志回来听说此事，竟然马上派车要接张震同志见面，等我带路去到招待所时，张震和他的同事已经睡下了。他听说章泽派我来接自己，一轱辘从床上爬起来，便随我乘车直奔章泽同志家。此后，张震同志多次谈及此事，总是念念不忘。饱受世态炎凉之苦的他，倍觉章泽待人之情，感人至深，真如唐代戴叔伦诗中所写的那样：“却是梅花无世态，隔墙分送一枝春。”其他相同境遇的人，章泽同志也同样对待，只要来了，他定抽出时间，热情接待。

　　在我书架上摆有一本已故西北大学中文系教授傅庚生的《杜诗析疑》。这位在医院偶识的老学者，每每向我叙说主管文教的省委书记章泽同志怎样到他家去看望他，怎样以友人相待的情景时，无不流露出对章泽的敬佩之情。

　　至于对待我本人，章泽同志和陈凯大姐更是多方照应，使人终生难以忘怀。在西安的20年中，每逢年节，陈凯大姐必定打来电话，说：“老章请你们全家来吃酸菜粉。”于是，我便带上三个孩子去他家“闹火”一场。年年如此，几成惯例。困难时期，市场上缺东西，他们那里偶然有点桔子什么的，陈凯大姐便给我和孩子们带一些。1964年我去陕南西乡县参加社教工作整整七个月，三个小孩在保育小学上学，平日住校，到了假日没有着落，都是住在章泽家中。给他们添了不少麻烦。二位长者从来都是那样慷慨无私，乐于助人。

　　我离休前，任北京市文联副书记一职，章泽每次到北京，总是约我相见，畅叙。章泽同志去了！给人们留下了无尽的哀伤和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