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泽

第6章 在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中

　　粉碎“四人帮”后，章泽以饱满的政治热情，投入新的工作，在揭批“四人帮”和“拨乱反正”中，作出了重要贡献。

　　1977年9月14日，章泽任中共陕西省委书记（设第一书记时），继续分管宣传、科教、文卫工作，大力进行拨乱反正。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章泽坚决贯彻执行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方针，自觉地在政治上同党中央保持一致。在多种场合先后发表了《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发挥理论工作的作用》、《思想政治教育要解决现实思想问题》、《实事求是，正确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加强党的建设，重视干部教育》、《加强党的建设，改善党的领导》、《发展和繁荣社会主义文艺创作》等十多次讲话，指导了陕西在思想理论和文艺创作上的拨乱反正。对陕西地区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重新回到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上来起了很大作用。

　　1977年，章泽自告奋勇抓科技教育方面的工作。邓小平第二次复出后，面对“文化大革命”后百废待兴的复杂局面，从科学和教育入手，进行了一系列强有力的拨乱反正。章泽作为多年分管陕西科技教育的领导，深知，对新中国十七年教育工作的两个估计，“四人帮”炮制的张铁生的白卷答案、马振扶事件、一个小学生的日记、朝农事件等错误典型给陕西科技教育带来的严重灾难。章泽根据党的十一大路线和邓小平的指示，按照省委的分工，勇敢地挑起了陕西科技教育和文化卫生战线拨乱反正的重担，做了许多扎扎实实、卓有成效的工作。当时，由于“左”的影响还没有完全消除，有些高等院校和科研单位在落实知识分子政策方面仍然存在不小的阻力。他深入这些单位，一家一家地摸情况、搞分析，做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有的单位矛盾复杂，甄别平反进展缓慢，他便重点去抓，不断地督促他们加快工作步伐，并亲自参加那里召开的平反大会。1977年11月，陕西省委召开了地市文教书记会议，章泽传达了邓小平关于科技教育拨乱反正的重要指示，并发表了《拨乱反正，振兴教育》的长篇讲话。对陕西科技教育拨乱反正进行了安排和部署，提出了具体要求。从这次会议到1983年3月，章泽在省委常委扩大会、省市文教书记会、大专院校党委书记会以及党校等各种场合和单位发表了20多次讲话。

　　这些讲话，大都收入章泽《教育改革十年》一书，并公开出版。其中《陕西高等教育要有一个大的提高和发展》、《揭批“四人帮”，把文教工作搞上去》、《贯彻三中全会精神，搞好学校工作的重点转移》、《努力办好中小学，发展农村教育事业》、《教育是发展国民经济的战略重点》等讲话，阐明了科教兴陕许多重要观点，符合陕西实际，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在章泽的倡议下，省委每年召开一次文教书记会议。每次会前，他亲自调查研究，进行充分准备，根据中央指示精神，结合陕西实际情况，确定会议议题和要解决的问题。会后，他及时总结经验，加强具体指导，不断检查督促，狠抓落实，务求取得实效。他十分注意解决教育工作中的实际问题，如呼吁增加教育经费，改善办学条件，提高教师的地位和待遇等。

　　章泽为教育改革倾注了大量心血，在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大力提高教育质量，加强学校思想政治工作，对青年教师进行马克思主义教育等方面，提出了不少好的意见和见解。这些意见和见解都是事先经过周密调查研究，并广泛听取有关专家、学者和干部的意见之后形成的，因而比较全面深刻，符合陕西实际，在指导教育改革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章泽不但对陕西高等教育的发展抓出了成效，而且对陕西中小学教育和职业教育的发展也多次提出了许多符合实际的见解，并为之付出了心血。早在1980年5月24日，他在陕西省地市文教书记会议上就提出：“陕西要从实际出发办好普通教育事业。”他在讲到陕西中等教育结构改革问题时指出：“‘文化大革命’前，全省中等教育的状况基本上是普通教育和职业技术教育两条腿走路，注意了适应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但是这种教育结构刚刚形成不久，在十年浩劫中遭到了破坏。”章泽认为：“我们办教育就是为四化建设培养人才。人才既包括高级的管理技术人才，也包括适应各行各业需要的中、初级管理技术人才，和具有一定文化科学知识、生产技能的劳动者”，如果“培养的学生只具有一般文化科学知识，缺乏职业技术训练，这对于学生的劳动就业和建设四化都是很不利的”。1981年11月22日，他又在全省文教书记会议总结讲话中指出：“改革中等教育结构，发展职业教育势在必行。中等教育单一化与国家现有的经济文化发展状况不适应。”在讲到原因时，他说：“道理也很简单，现在的初、高中毕业生，不可能都升入大学、中专。大学、中专每年的招生人数加起来，也只有应届高中毕业生的8%到9%，而90%以上的中学生要参加生产劳动，因此，必须发展职业技术教育。”同时，他认为：“发展职业技术教育，不只是现阶段应大力提倡的，将来也做不到每个学生都能升大学，起码20年内做不到。还会是一部分人上大学，一部分人进职业学校。”对此，章泽阐述了三点理由：一是从生产上看，高级、中级和初级技术人员是要有个比例的，不是都需要高级技术人员，还要有初、中级技术人员，要有工人。就是最现代化的工厂也是这样，农业上也是这样，至于从事基础理论研究的人员，那就需要的更少了。二是劳动者需要不断地补充更新，不能中断。现有工人大部分是二、三级技术工，而四、五、六级的技术工人很少。如果我们几百万中学生毕业后都去上大学，劳动队伍没人补充，那怎么行呢？就是经济发达的日本，高中升大学的比例也只有40%。三是劳动者本身的政治素质、文化素质要不断提高。我们工人、农民的文化素质、政治素质要一代比一代高。

　　在这个总结讲话中，章泽还从国家用工制度的改革和待业青年就业门路的现实出发，以生动朴实的语言阐述了发展职业教育的迫切性。他讲到：“现在，我们一方面待业人员多，另一方面社会上很多该办的事却没人办。西安市，电视机发展不少，可修电视机的人少；藤椅不少，会修理藤椅的人少；尼龙袜子人人穿，破了没人补……，你这里没人抓，外面的劳动力就进来了，江苏、河南、安徽等好多外省人来给你修电视机、收音机，补袜子、做衣服。应该看到人民生活在起变化。可是商业上光想卖原料，不愿卖成品。我们的服装行业很落后，食品工业也是这样，不能满足人民生活的需要。人们爱喝的啤酒，却供应不上；大面包方便，又没有，只有一种两个耳朵似的甜面包。人口构成变化了，南方人很多，需要的食品也多样化了，还停留在羊肉泡、糊辣汤的水平是不行的。要发展这些行业，就需要很多技术人才，可以安排很多人就业。”

　　章泽还指出：劳动制度再改，并不是要给每一个经过职业训练的人都发个“铁饭碗”。希望有个“铁饭碗”的保证，然后才来改革中等教育结构的想法，是不现实的。改革劳动制度，改革中等教育结构，不是要保“铁饭碗”，这点应当向干部、青年讲清楚。办职业学校应适应经济结构的改革，不能把职业学校办成培养工程师的学校，而是培养有一技之长的劳动者，使学生毕业后能解决生活、工作出路问题。章泽在20多年前，多次强调发展职业教育的思想，至今仍然有着现实的意义。

　　与此同时，章泽还十分重视农村扫盲和成人教育。经他推荐，总结推广了渭南地区扫盲工作经验。他对职工教育也十分重视，主张按照适应“四化”要求，按照大力发展、全面安排、突出重点、灵活多样、讲求实效、统一领导、通力合作的原则，对广大在职职工实行全员培训。

　　那时，农村许多地方还比较穷，有些农村学校是典型的“黑屋子”（教室和伙房在一个屋里，长年烟熏火燎，故有此称）、“土台子”（没有课桌椅，就在泥垒的台子上听课学习），教学条件极差。章泽很焦急，多次动员省地县各有关方面想尽办法从速解决，仅对他身边工作人员就多次指示，要亲自到情况较严重的商洛地区去现场督促办理。城市居民的生活比农村要好一点，温饱问题勉强能过得去，可住房却破旧简陋，拥挤不堪，这使章泽牵肠挂肚，成了多年的心病。他曾反复调查思考，多次建议可否用群众集资、政府资助的办法来解决群众住房问题。

　　章泽十分关心陕西省科技事业的发展。他收集了国外一些科技人员的分布情况，对比说明我国科技人员同国民经济的发展存在着不适应的状况。从有些地区、有些部门看，这种不适应的状况更趋严重。对尽快改变这种状况，他提醒大家要有足够的认识。

　　章泽还多次强调，科学研究要为经济建设服务，对科研单位和研究人员要给予热情的支持和帮助。省科技馆的建设和一些学会的建立，他都付出了很大的努力。他十分赞赏和支持省科协关于继续发挥离退休科技人员作用的意见，要求迅速把老年科技协会建立起来，使全省5万多名离退休科技人员有用武之地。对一些学术活动，他都积极参加，鼓励理论工作者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方针，积极研究发展和改革中的新问题。

　　1978年，在一次省委常委扩大会上，章泽为今后八年我省科学技术的主攻方向提出了四条意见：（1）扎扎实实地为农业大发展提供系统的科研成果，近期内特别要在发展水利、肥料、农机三个方面作出显著成绩，积极为打好农业这个基础服务；（2）工业方面要着重发挥机械制造、纺织和电子三个方面的技术优势，填补钢铁、石油化工两个方面的技术缺口。各行各业都要大搞生产过程的自动化；积极发展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新产品，大搞革新挖潜，多途径开辟原料来源，大大提高生产率；（3）以发展大规模集成电路和电子计算机为重点，努力加强电子计算机、激光、超声、红外、低温超导等现代化技术的研究与应用，用以装备和改造国民经济的各个方面；（4）努力发展国防科学技术。按照上述主攻方向，科研规划的基本部署是：八年跨两大步。第一步：前三年，以现有科研力量为主，充分发挥潜力，加强组织协调，分工合作，实现三年大治，治中有赶。第二步：后五年，加快赶超步伐，使队伍来个大发展，全省专业科研机构的科学技术人员，由现在的22000人发展到42000人，积极地有计划地扩建和新建一批科研机构。到1985年，基本形成具有陕西特色、学科专业基本配套、设备仪器基本齐全、实行科学管理的科学技术体系，为以后更大的发展打好基础。这些意见完全切合陕西当时的实际，也是以后大发展的指导思想。

　　1981年11月上旬，章泽出席了陕西省科学技术协会第二次代表大会，并作了重要讲话，强调要充分发挥科协组织在“四化”建设中的作用，认真贯彻科技工作要为经济建设服务的方针，振奋精神，鼓足干劲，为发展陕西科技事业做出贡献。在这次大会上，章泽当选为陕西省科协名誉主席。

　　章泽在分管科技教育工作中，很具有战略眼光。他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十分关心和爱护知识分子，即使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也没有改变态度。1977年11月7日，在陕西省地市文教书记座谈会上他曾经讲道：“新中国建立28年来，知识分子拥护党，拥护社会主义，努力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著作，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努力改造世界观，政治上、思想上都有了显著进步，在工作上取得了很大成绩，为人民做出了巨大贡献。”1980年1月，章泽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让知识分子在新长征中发出更大的光和热》一文，在社会上、教育界、知识分子中产生了很大的反响。1983年3月4日，章泽又在陕西省委农村教育工作会议上讲到：“我们要振兴经济，发展生产，自然离不开物质条件，比如生产设备等，这是很重要的，但更重要的是人，是人才。有了人才，国家资源才能得到很好的发挥，有限的财力、物力就能够发挥更大的效益。”

　　章泽基于对知识分子重要性的评价和对知识分子本质和作用的深刻认识，他十分痛恨把知识分子视为“臭老九”，他真心实意地关心和爱护知识分子。他经常深入大专院校，走进师生之中，走进学生食堂、宿舍、教室和老师家中，一边亲自察看，一边问这问那，把师生最关心的问题作为工作的难点、重点和当务之急。1981年，西安美术学院教师、书法家茹桂因接待外宾需要翻译有关资料，结识了一位叫孙若环的日语翻译。工作中茹桂得知孙是东北人，解放后调西安工作，家住冶金学院，因为所在区关于他的历史档案不全，未能落实政策，生活境况窘迫。一次乘开会机会，茹桂见到章泽，随口说了几句孙若环的情况，不料章泽很在心，他让秘书通知茹桂转告孙若环，把事实和经过写成详细材料。尤其令茹桂感到意外、孙若环全家深为感激的是，三个月后，在章泽的过问下，分散在各地的孙若环的历史档案资料得到了整合，政策得到落实。多年里，孙若环教授每遇到茹桂，两眼总是含着泪花说：“党有这样好的领导干部，真难得，算是我今生有福！”

　　1983年，章泽到西安美术学院视察工作，在与院领导的谈话中顺口问道：“茹桂同志的职称解决了没有？”关于评职称一事，因人多指标少，职称问题积压较多，美术学院领导曾连续两年给茹桂做过工作。茹桂知道自己的几位老师还没有晋职，自己还年青，让一让，缓一缓，机会是有的。章泽一问，使茹桂感到突然而又不好意思。茹桂恳求章泽说：“章书记，请不要提职称的事，让人容易误会，好像是我给书记说了什么，多不好。”章泽说：“这不关你的事，应该讲的，我总要讲嘛。”这一番话，对茹桂心灵的抚慰和震撼却是巨大的，也增强了茹桂工作、生活的信心和积极性。

　　章泽对新老知识分子始终真诚相待，做知识分子的知心朋友，也获得了知识分子的信任和爱戴。章泽的家里，经常出出进进一些省内知名的教授、学者、科学家，像西安交通大学、西北工业大学、西北大学、西北农学院、陕西师范大学的苏庄、周惠久、傅子恒、周尧、苏曼之、张岂之、郭琦等。在章泽家里，这些高级知识分子像走亲戚一样没有客套，没有拘谨，亲热随和，谈天说地，无拘无束。几乎每年的除夕或大年初一，章泽都要驱车前往西北农学院看望著名昆虫学家周尧和农业科学家李立科、朱显谟、赵鸿章等。西北大学著名历史学家张岂之，是全国闻名的古代思想史研究的一位大家，北京大学、南京大学等都曾派员来陕商调。章泽考虑到陕西教育事业发展的需要，一面亲自到张岂之家动之以情，苦劝恳留，一面派人去北京大学和南京大学做解释工作。与此同时，章泽向省委提出建议，任命张岂之担任西北大学校长一职。此后，张岂之在西北大学校长岗位上，多有建树，为西北大学和陕西教育事业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章泽懂经济工作，“文化大革命”之前，他分管过财贸工作，他对陕西的工农业生产和财贸工作，有许多真知灼见。比如，他对全省农副业和山货土特产生产，就作过认真研究，发表过重要意见。1964年2月28日，他在《发展农村副业和山货土特产》的调查研究一文中就曾说过：“我省茶叶、蚕茧、桐油、棕片、麻类、木耳等12种农村副业和山货土特产的产量同1957年的生产水平比较，还有不小的距离。目前，许多生产队由于副业和山货土特产的生产，没有很好的开展起来，集体经济力量相当薄弱，社员现金收入很少，生产队缺乏扩大再生产的能力，严重影响农业生产的进一步发展，也严重影响着工业原料和出口物资的增加。因此，积极发展农村副业和山货土特产，增加社会产品，是摆在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农民群众面前的一项重要任务。”他在文章中还分析了发展农村副业和山货土特产的有利条件，认为“只要认真一手抓粮、棉、油，一手抓多种经营，农村副业和山货土特产的一些主要产品和产量，三年左右基本恢复到1957年的生产水平是完全可能的。”

　　1981年3月，章泽担任省委常务书记，仍然十分关心和重视财贸战线的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12月12日，在陕西省财贸工作会议上，就如何在拨乱反正，解放思想中做好财贸工作发表了讲话。他要求财贸战线要研究新问题，适应新情况，抓好生产、流通、分配、消费四个重要环节，同时要坚持兼顾的原则，统筹安排，正确处理好国家利益和农民利益、全局利益和局部利益之间的关系；要实行经济责任制，把企业的责、权、利统一起来，有效地解决吃“大锅饭”、平均主义问题；调动起企业和职工的积极性，要把经济搞活，提高经济效益，该管死的要管死，该搞活的一定要搞活；要合理地运用资金，加快资金的周转；要改变过去用行政办法管理经济，多用经济办法进行管理。积极推进农村生产承包责任制改革。

　　竭力抓好农村改革，积极推动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对于在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章泽开始是比较小心谨慎的，有些犹豫和担心。粉碎“四人帮”后的头两年，陕西全省个别地方就暗地里搞起了包产到户。党的十一届四中全会正式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中提到：“除某些副业生产的特殊需要和边远山区交通不便的单家独户外，也不要搞包产到户。”这个决定实际上为中国多少年来引起争论的包产到户开了一个小口子。1980年4月，章泽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支持并参与制订了陕西省委《关于目前农村工作的若干问题》的重要文件，放宽了深山偏僻地区的孤门独户以及小宗零星项目包产到户。1980年9月，党中央专门就农业生产责任制问题发出了著名的75号文件，这年11月和第二年年初，章泽又两次参与制订省委文件，允许“在一些边远山区、贫穷落后的‘三靠队’（吃粮靠返销、用钱靠贷款、生活靠救济）可以搞包产到户和包干到户”。但是，对于关中、汉中和全省其他的川原地区，仍然不准搞包产到户。在全国农村改革大潮的推动下，陕西农村改革风起云涌，家庭联产承包（即包干到户）的经营方式席卷而来。到1982年上半年，不仅陕北、陕南大部分地县搞了包产到户，关中渭北的长武、韩城县双包到户的队已占到80%以上，而且效果很好，农民非常高兴。关中地区的农民和干部也要求放开。但是，关中平原、汉中坝子等粮食生产区能不能实行包产到户，上级还没有一个明确态度，干部群众的积极性受到一定程度的挫伤，再这样下去，可能出现不良的后果。

　　这时，省委主要领导同志去北京就医。作为省委常务书记的章泽，果断地召集了一些地县和省级部门的领导同志，一起深入座谈讨论了农村形势，形成共识：取消禁止令，打开农村改革的大门已经刻不容缓。座谈讨论会后，他电话通报并征得省委主要领导人同意，亲自主持起草了《关于当前川原灌区农业生产责任制几个问题的通知》，经省委讨论通过后，8月23日，正式下发全省。明确指出：“在川原灌区，大多数群众要求包干到户的生产队，应当支持，帮助搞好。”“凡是符合社会主义方向，有利于调动集体和个人两个积极性，有利于增加生产，群众愿意采取的形式，都可以实行。不搞一刀切。”从此包产到户责任制就在全省范围内迅速推开，尤其是夏收后的七、八、九三个月，集中发展迅猛异常，到1982年底，全省16.26万个基本核算单位中，实行包产到户的占94.8%。正是从这时起，陕西全省农村承包责任制才真正实行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