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文物考古研究（下）

九、半坡遗址的发掘、研究和展示的实践及其意义

　　石兴邦

　　在西安市区，各个河流旁的阶地上，留存不少的原始社会遗址，据文献记载：发现最早的是鱼化寨遗址（西郊），发掘研究最早的是半坡遗址（东郊）。半坡遗址从发掘到现在已整整半个世纪。回顾这五十年来的发展变化，感受颇多，我想借西安考古文物保护研究所建所十周年纪念之机，谈些观感：

　　一、半坡遗址的发现和发掘幸会其时

　　建国初期，百事待兴，西安乃历史名都，又是基建重地。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将主要力量，投入到西安地区的文物考古调查发掘工作。在1951～1953年的普查中发现了半坡遗址，其地位适中，距西安城近，文物保存又好，便列为重点研究的文化点址之一。

　　大规模的经济建设陆续开展，丰富珍贵的历史文物不断出土，为适应保护文物与建设工程正常进行，中央有关单位和部门连续四年（1952～1955年）开办了“考古训练班”，以培训急需的考古干部。第三次考古训练班学员在西安实习，我负责田野考古实习课程的讲授和辅导。在遗址实习方面便择选了半坡遗址作为实习基地。

　　1954年秋九月开始工作，一直延续到1958年博物馆建成始停。很幸运，我们旗开得胜，一开工就挖出重要的堆积（中心部分及部分外围），掘开表土即到后积地层，原始堆积便显露出来……在二十天的时间内，我们发掘出一座完整的圆形房屋塌倒后的堆积和一座大型房子的遗迹，以及其他几座房屋，和一批埋藏小孩的瓮棺墓遗迹。这些史迹和文物，都是中国考古史上前所未见的。因此，大家兴致很高，引起考古界同仁的特别重视。认为这次实习，不仅使学员的田野技术和水平有所提高，而且在学习视野和认识上也大为开阔，实习结束时，北京几位老前辈夏鼐、裴文中等先生大加赞扬。

　　半坡遗址的重大发现立刻在考古学界引起强烈反响。训练班结束后，将陕西学员留下来与考古队同志继续发掘未完的部分。

　　次年（1955年）夏，西安修筑通往纺织城公路，在遗址北边墓葬区取土垫方。我们便开始了第二次规模较大的发掘工作，除清理墓葬区残留部分外，对遗址部分也作了些发掘。当年秋，北京大学考古专业56级三十多位同学来实习，使原来发掘的地方向北延伸，规范的、科学的、更深入地作了发掘。使发掘面积达到万余平方米。

　　这次发掘，收获颇大。在积累起丰富珍贵的文化类型品的基础上，在青年学生积极热情的推动下，举办了一次现场露天展览会，吸引了附近工人、农民、学生和西安市的干部，群众络绎不绝前来参观，达一月之久，起到了很好的爱祖国爱文物的教育作用。引起了社会人士和各方领导的重视，从此半坡之名，传扬西安全市，文物考古始为大家所初知。

　　1955年冬，陈毅副总理路过西安去西藏，文化部副部长兼文物局长郑振铎、副局长王治秋来西安视察工作。他们三位领导会聚西安，共同看了半坡出土文物和遗址现场，对半坡的发现及其历史价值和意义给予充分肯定，并决定在原址上建立博物馆以保护展示文物，并电令国务院拨款实施。省上积极配合进行，博物馆于1958年建成开放。

　　1956年中国科学院学部成立大会上，半坡遗址的发现作为哲学社会科学部的一个重要科研成果，向学部大会汇报，引起大会诸前辈学者的重视，初次在以实物史料论证了中国氏族社会史画面的原貌，引起大家的热烈讨论和兴趣，不论疑古派的顾颉刚老前辈，还是信古派的尹达、翦伯赞等先生都很重视。

　　同年秋，人民日报总编邓拓同志，从苏联访问回来到西安工地参观，建议我们结合中国古籍《山海经》等的记载，深入探源研究，这是各前辈参观后给我们指出最有意义的一个方面。他还嘱咐我们给《人民日报》写一篇文章，发表在第七版，我们写了《我们祖先在原始时代的生活情景》一文（六千余字），很快地全文登出。这篇文章很有影响，王治秋同志特加赞誉，有一位军队同志看了后，很感兴趣，建议我们拍成电影向群众映出更有意义。从此半坡遗址为天下人们所传颂。影响之快且大，实我们始料未及。

　　自半坡遗址博物馆建立和《西安半坡》的出版（1963年）问世，半坡遗址成了学术界和人们社会文化生活中，独领风骚的一个大亮点，达数十年之久。

　　二、半坡遗址的发掘和研究，在科研和社会宣传教育等方面有所创新

　　建国初期，在树立马克思列宁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领导地位和指导原则，作为历史科学一个有机构成部分的考古学是有一定的作用和地位的。它是理论斗争的一个阵地。考古学以其方法的科学性、实践性，获取资料的实证性，揭示社会发展的规律性而胜任了这个任务。我们当时在前辈教导下进行工作，在半坡遗址发掘中，也是按这个原则精神办事，取得了一些成果：

　　1.根据文化史迹的特点和内涵，吸取世界田野考古的实践经验，采用大面积，分区、分层地揭露遗存的科学方法。这在中国考古学上尚属首次，有开创性的意义。并制定出一套系统记录遗存的类别和办法，使文化遗存，其部位保存原状态、层积关系和类型数量，并以文字记述、照相和绘图等方式，将迹象和遗存巨细无遗地记录下来。除人文史迹外，与文化发展相关联的自然生态方面的迹象：动物、植物、土壤等标本，都作了选样采集，以做多学科的研究和分析，对当时人们与其所创造文化的环境之间的有机联系进行探索，使遗迹的整体有了科学的保存，展现出这种发掘方法的先进性和科学性，为考古界同志承认和采用。在发掘工作完结后，我们作了回顾总结并写了《略谈新石器时代晚期居住遗址的发掘》（半坡遗址发掘的实践总结），并翻译了苏联C・T・帕谢克教授的《特里波里居址的田野考查方法》一文作参考。在理论和方法及遗存性质等多方面，与国内外同样遗存发掘使用的方法作了比较论述，既切合实际，也符合规律。

　　2.根据当时的形势和人们的思想精神状态，发掘采取开放式，向社会和群众公开，这是基于我们的任务是宣传历史唯物主义，对群众进行历史唯物主义和爱国主义教育而采取的方式。在工地有专人向参观群众讲解遗迹和文化的历史意义和价值，效果十分好。新发现的奇迹和人们对新的事物的好奇心理，连续吸引大量的人来参观，在群众中形成了参观文物的热潮。半坡之所以很快地为群众所认识并热爱，最终建成博物馆，与在这种方针指导下举办相应的活动是分不开。

　　3.揭露出的史迹和大量珍贵的文化类型品，如何长期地保护保存和有效利用是必须解决的问题，经大家研究讨论便采取了建立遗址博物馆的办法予以解决。这是一个创造，以后的事实证明，建立博物馆是对文化史迹长期保护和有效利用的最好形式和最佳模式。博物馆成立和开放后，取得了很大的社会效益，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博物馆的建成和开放是向国际展示新中国文物保护与研究最好的窗口。半坡博物馆不论其规模、内涵和形式，在当时世界上都是少有的，凡是国外来宾，参观后对中国历史文化的久远，保存之良好，中国共产党人之重视和爱护文化史迹赞不绝口，所以当时国内外领导人、著名学者和名人都被安排到这里来参观，并题词留念。当时国内领导人除毛主席外差不多都来过，党的八大会上，世界各国共产党领导人来西安的同志都参观过，他们都以唯物主义的语辞称赞博物馆和中国共产党在文化文物事业上的卓越业绩。

　　第二，半坡博物馆建成后，通过文物的展示，对群众和青少年进行热爱祖国文化和历史的教育，使其学习和了解社会发展史和劳动创造文化的科学涵义，并对之有了感性的实证的理解和认识，总之，博物馆成为历史文化、爱国主义教育的良好场地。

　　第三，发掘考古文化点址并成立遗址博物馆，这种保护文物与弘扬文化的模式，为文物考古界同仁们深刻理解和认识，并形成为大家的共识。因此，全国各地凡具条件的史前文化点址，都成立博物馆，至今已有十余处。由半坡博物馆发起，20世纪90年代成立了史前遗址博物馆协会，每年轮流在各馆开会，讨论会务，交流经验，研讨学术，创新发展，成为文物考古界一支富有活力而且有发展前景的新生力量和实体，值得我们庆幸。

　　4.半坡考古队这个小的集体，是在我们马克思主义前辈的直接指导和帮助下进行研究和工作的。前辈们深知考古学的历史任务，是依据文化遗存复原祖国历史，特别是史前和古代社会阶段的历史。因此，我们是根据半坡遗址的时代、内涵和特点，即按氏族部落社会的历史来对待这个问题，并以半坡这个氏族部落为对象来解剖和分析的。在《西安半坡》的报告书中，我们即依部落形态研究规范，报导我们所获得的有关资料，即社会经济形态和意识形态，生产、生活和各种工艺、技术等各方面所显现的内涵，使人们对半坡这个六千年前的氏族部落，有个历史的科学的理解和认识。这种研究在中国史上是创新的。报告发表后，得到学界的赞赏和肯定，并在国际学界有一定的影响。

　　5.在半坡遗址总体研究的基础上，我们对最具典型性的彩陶花纹作了专题和典型研究，为彩陶纹饰研究开了一条新路子。我们根据彩陶纹饰在社会工艺技术上的社会涵义，经典作家关于纹饰在原始氏族社会生活上（经济的和社会的）的功能，及其演变发展的规律，对半坡彩陶纹饰深入考察，作了全面系统的、巨细无遗的对比研究，探索出半坡彩陶纹饰发展变化的规律（典型的纹饰发展演变规律），并已为大家所承认，也得到海外一些学者的肯定，在某种意义上说，这是具有“经典性”的。

　　根据这个规律，我们对半坡后续阶段的庙底沟类型时代及其相关时代的其他地区的仰韶文化体系的彩陶纹饰也作了同一规律性的类比分析，证明这些纹饰都是直接或间接地与半坡彩陶艺术叶脉相连。根据这个线索，我们就能有条有序地理顺黄河流域（及邻近地区）氏族部落文化发展的脉络和轨迹。

　　三、半坡遗址文化遗存研究的延伸

　　从已知资料确知，半坡是仰韶文化传统中较早的一个类型，属于发展的中期阶段。从磁山――裴李岗文化提供的线索和陕西北首岭、北刘等早期的遗存迹象可推知，早于它以前还有一个发展阶段，我们称之为“前仰韶文化”时期。为了探索该文化的渊源及内涵，在陕西同志调查的基础上，选择了临潼白家村文化遗址进行发掘。对这个遗址的发掘颇有收获。发现了一批墓葬、几座简陋的原始屏风居室的遗存和大量的彩陶资料、兽骨遗骸测试资料。特别重要的是彩陶纹饰，这些彩陶纹饰是文化萌芽阶段的遗存，有符号形绘画和简单的曲线纹样。经我们研究，它是彩陶纹饰的早期遗存，有些纹样与半坡早期纹饰存在着有机的历史联系。考古队的同志据以阐述了它与中国彩陶文化起源的关系，基本上理论而辩证地解决了中国彩陶文化的起源问题。这在《临潼白家村》发掘报告中和一些同志的论考中都有论述。这证明了中国彩陶文化发展变化的本土性和承传性，使中国考古史上这一久论不决的问题，始以获释，在学术发展史上具有很重的意义。

　　上述诸多成果的取得，是在唯物史观思想理论指导下，前辈学者的领导、指导下，各级领导同志的大力支持下，在追根探源的学术任务鼓励下，经过考古团队集体的共同努力而取得的，它既是学者集体的指导和努力的结果，也是时代机遇和特点的标志，都是宝贵并值得我们弘扬和保持的。

　　四、半坡遗址的现状，是没有完成的历史任务和学术研究工程，希望有志者继续进行它的后续工作

　　半坡博物馆建立后，我们原计划从解剖半坡氏族聚落开始，研究中国氏族社会的结构和特点，复原中国氏族社会的图景，以完成我们复原历史的任务和目的。

　　在半坡遗址发掘告一段落后，我们对�河和灞河流域作了普查，发现了数十处仰韶文化聚落遗址，分布和特点都有一定规律。那时想一个河流一个河流地开展研究，一个氏族文化部落一个氏族地解剖，然后扩大到渭河流域和关中地区（这里是最具典型的一个历史文化区域），由聚落点址到氏族分布，再到部落领域，然后达到部落联盟的区划和联系。这是一个巨大而长期的工程，需要很多有志者，持续不断地进行工作，总有一日，会完成任务。

　　最后，我建议西安市文保研究所的同志和相关地区文物工作者，可从鱼化寨遗址的解剖开始，在西安与西边八水绕长安的某一系一区，先作一个小区，然后推而广之，只要实践而又掌握规律，是很容易见效的，来者可畏，必然胜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