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文物考古研究（下）

三、考古新发现与《�冠子》研究

　　孙福喜

　　20世纪初，殷墟甲骨文的发现与清王朝内阁大库档案的公开，使中国历史的研究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特别是王国维先生倡导的以地下之资料印证地上之资料的二重证据法，使中国的古史研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而使考古学在传入中国之初，就与历史学结为孪生姐妹。考古新发现对于历史研究往往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一方面它能验证历史文献记载的正确与否；另一方面还能补充文献中没有记载的一些内容。因而有人把考古与文献比作历史研究中的“车之两轮”，“鸟之双翼”，形象又贴切。无数的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一次又一次的考古新发现，往往引发了一系列的学术争论，不断改变和更新着人们的认识，推进着历史研究一步一步地向前发展。学术界对《�冠子》一书的研究历程的变化，也堪称这一论点的一个重要证据，这不仅是因为，1973年长沙马王堆汉墓帛书的出土引发了学人们对先秦子书《�冠子》研究的热潮，也解决了《�冠子》的真伪问题。而且，此后其它一系列的考古新发现，不但再一次印证了《�冠子》中的有关记载，还使学人们在对考古资料与《�冠子》的比较研究中，进一步认识到了《�冠子》的学术地位与其在科技史上的价值。从而也改变了这部著作的命运。

　　一

　　先秦子书《�冠子》，是中国古代黄老学术思想发展进程中的一个重要研究成果，但自唐代柳宗元将它斥为伪书以后，历代学者的述评也多从此说，使《�冠子》长期以来受到冷遇，伪书之说几成公论。1973年，长沙马王堆3号汉墓帛书《黄帝四经》出土后，唐兰、李学勤先生经深入研究，发现帛书《黄帝四经》与《�冠子》等传世的古文献，有许多相似或相同之处，从而使这部古文献，又重新引起了学术界的重视。中外学者针对《�冠子》是否伪书等问题展开了一系列讨论。截至目前，国内学者发表了近10篇专题论文，另有近10余种论著涉及到《�冠子》。国外的汉学家们也纷纷写文、著书对《�冠子》进行研究。

　　1974年，李学勤先生以凌襄为笔名，率先发表了《试论马王堆汉墓帛书〈伊尹・九主〉》一文，指出帛书中有与《�冠子》相同或相似的文句。1975年，唐兰先生又在《马王堆出土〈老子〉乙本卷前古佚书的研究》一文中，详列了帛书《黄帝四经》与《�冠子》17处相同或相似的文句。同年龙晦先生也在《马王堆出土〈老子〉乙本前古佚书探源》一文中，指出帛书《黄帝四经・称》与《�冠子・博选》篇有大段大段的文句相同，且从音韵学的角度指出《�冠子》、《文子》、《淮南子》与帛书《黄帝四经》都是楚人的作品。1979年，李学勤先生又在为出访澳大利亚准备的文稿《新发现简帛与秦汉文化史》中，指出“几批简帛古书的发现和研究，意外地给一些长期被人们否定抛弃的传世书籍，带来了曙光。一个例子是《尉缭子》，另一个例子是《�冠子》。”“现在我们虽然没有发现《�冠子》，但是马王堆帛书《黄帝书》和《伊尹・九主》等篇，有好多语句同《�冠子》类似”，“可以看出，《�冠子》确实是战国晚年楚国人的著作”。从此，学人们对《�冠子》这部近代以来几乎被公认为伪书的先秦古籍有了新的认识。

　　1980年，张岱年先生在其《中国哲学史史料学》中，也对《�冠子》做了述评，第一次在现代人著的学术史类著作中，对《�冠子》作了较详细的述评。1983年，李学勤先生又发表了《马王堆帛书与〈�冠子〉》一文，专门论述了《�冠子》与马王堆“帛书作为整体所反映的思想倾向相一致”等，使我们对�冠子其人、其书、其思想流派与影响，都有了全新的认识。

　　总之，马王堆汉墓帛书的出土，给《�冠子》一书带来了生机，李学勤等先生通过深入研究，使《�冠子》是伪书这一流传甚远的观点基本被驳倒。

　　二

　　中国天文学的发展史表明，古代天文学在伴随着先民们祭祀庆典和生产实践产生的同时，在很大程度上还充当着政治统治的工具，在社会活动中是备受重视的。但，由于像战国时代甘德的《天文星占》和石申的《天文》等这类早期天文学著作的佚失，我们对于中国古代天文学发展的状况，长期以来缺乏比较系统的认识。因而对中国古代的一些社会政治发展问题，特别是天文学思想与思维逻辑对中国古代社会产生的影响缺乏科学的认识与理解。从而影响了我们对中国古代历史的科学完整的认识。随着20世纪田野考古学的兴起，特别是30年代以来，一次次的考古新发现，使我们对我国古代的科学技术，尤其是天文、历法史的认识有了巨大的进步。通过比较研究，也使我们进一步认识到了《�冠子》一书的科学价值，及其蕴含的有关中国古代历史的知识。

　　具体而言，使我们对《�冠子》一书的价值与内容产生重新认识的考古资料主要有：长沙子弹库楚帛书《天象》、《四时》、《月忌》，马王堆汉墓帛书《五星占》、《天文气象杂占》、《黄帝四经》等，湖北随县曾侯乙墓漆箱天文图，银雀山汉简《阴阳五行时令占候》，郭店楚简，睡虎地秦简，放马滩秦简，八角廓汉简，双古堆汉简，张家山汉简《日书》，河南濮阳西水坡M45青龙白虎蚌图，河北宣化天庆六年（1116年）辽墓拱顶星图，辽宁牛河梁积石冢群遗迹，大河村新石器时代彩陶上的天文图像，殷墟卜辞中“星”与日食、月食的记录等等。

　　考古新发现也为研究中国古代的天学提供了丰富而可靠的第一手资料。将文献资料与考古发现结合起来，作系统深入的对照比较，无疑是研究古代天学的一条重要途径。我们通过对一些重大考古发现，与《�冠子》一书中的天文资料进行对比，可进一步认识《�冠子》一书的思想和学术内涵，从而对中国古代的天学思想有更加明晰的认识和了解。

　　1978年，考古工作者在湖北随县擂鼓墩发掘了战国时的曾侯乙墓。据墓中的铜器铭文，可确定为公元前433年或稍后的墓葬。在墓东室出土的5件衣箱中，有一件拱形盖面上，一端画青龙，一端画白虎，中部画一象征北斗的大斗字，围绕北斗书写二十八宿名称。这是我国迄今发现的记有二十八宿全部名称，并有北斗、四象与之相配的一件最早的天文实物资料。在该天文图像上，一个巨大的“斗”字写在画面中央，明显地突出了北斗的重要地位，这是符合我国古代天文学传统特点的。北斗七星之所以引起我国古代人的注意，不只因为它在天空的位置显著，还由于它的斗柄围绕天极的周日旋转（地球自转的反映），可以指示夜间的时间早晚，犹如白天可以利用太阳的方向来定时间一样。更重要的是，北斗七星在围绕北天极的周年旋转（地球公转的反映），可以指示暑往寒来季节的变化。所以《�冠子・环流第五》说：“斗柄东指，天下皆春；斗柄南指，天下皆夏；斗柄西指，天下皆秋；斗柄北指，天下皆冬。”这说明�冠子不但对北斗七星在中国古代天文学中的作用非常了解，而且能把北斗与四象、四方结合起来，看作一个整体。如《�冠子・天权第十七》就说“招摇（即斗之柄端，主指者）在上，缮者作下。取法于天，四时求象。春用苍龙，夏用赤鸟，秋用白虎，冬用玄武”。而我国古代四象是与二十八宿紧密联系的。

　　我国古代在观象授历的基础上，为了进一步对日、月、五星（水、金、火、木、土星）的运行及位置作系统观测，绕天一周选取二十八个星座作为观测标志，叫作二十八宿。在我国古代的文字记载中，很早就有了属于以后的二十八宿的星座名称，如殷墟卜辞、《诗经》、《周礼》中都可见到，但没有二十八宿的具体名称。一般认为：可信的最早记载二十八宿具体宿名的，是成书于公元前239年的《吕氏春秋》，二十八宿分作四象到汉代成书的《淮南子》和《史记》中才有记载。曾侯乙墓天文图的出现，改变了这一认识，这一发现告诉人们，早在公元前433年以前，我国古人即有了二十八宿的具体名称了。不仅有系统的二十八宿名称，而且还将二十八宿平均分作七组，分别与东、南、西、北四个方位，青、红、白、黑四种颜色，以及龙、鸟（朱雀）、虎、玄武几种动物相配，称作四象。曾侯乙墓的漆箱盖上虽只绘了青龙和白虎的图案，缺少朱雀和玄武，但青龙、白虎所处的位置是与四象的划分基本一致的。《�冠子・天权第十七》则将四象作了具体的记载，并把它与四时、北斗运行的状况作为一个整体来看了。这就明确地把四象、二十八宿与春、夏、秋、冬四季的运动变化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从而在中国古代天文学史上开创了把四象、二十八宿与四季变化相联系的思维方式与认知理论，进一步完善了中国古代的天文学思想。

　　曾侯乙墓天文图的发现印证了《�冠子》中的天学记载，《�冠子》中的天学资料与曾侯乙墓天文图可以说是相辅相成的。曾侯乙墓天文图在中国古代科技史特别是天文学史上有很重要的地位与作用，那么，《�冠子》在中国古代天文学史上是否应占有相应的位置呢？至少从文献角度看，《�冠子》将过去认为的四象说出现于汉代著作《淮南子》和《史记》的观点向前推至了战国末期。

　　1993年冬，在湖北省荆门市郭店一号楚墓出土的《太一生水》，是一个重要的考古发现。郭店一号墓的年代，据发掘者推断，在战国中期偏晚。而郭店楚简的年代下限应略早于这个年代。《太一生水》是郭店楚简中的一篇佚文。文中的“太一”，就是先秦时期所称的“道”，该文主要论述了“太一”与天、地、四时、阴阳等的关系。堪称中国古代出现得较早的宇宙生成论文献。《�冠子》中不但有“太一”，而且有较丰富的宇宙生成论资料。我们通过比较可发现：《太一生水》与《�冠子》中的“天则第四”、“环流第五”、“度万第八”、“泰鸿第十”“泰录第十一”、“天权第十七”等篇，都有许多相同或相似的文句、词语。《太一生水》中的许多观点与《�冠子》如出一辙。此外，《�冠子》强调“太一”为万物的根据等，将《太一生水》的思想进一步加以丰富发展。

　　1973年考古发现的长沙马王堆楚帛书，除《黄帝四经》外，还有《五星占》和《天文气象杂占》。天文史专家认为，这是世界上保存下来的最早的天文书。

　　在《�冠子》的宇宙一体论观中，道与天、地、人相通，以天道推衍人事，而人事一定要遵循天道的自然观，与帛书《黄帝四经》很相同，《�冠子》中的好多段落，都是对《黄帝四经》的演绎或发挥。《五星占》包括两部分，前面是占文，后面是五星的位置。这件帛书中多处记载与《�冠子》的记述完全一样。与《五星占》同出的另一种天文书是《天文气象杂占》。书上用朱墨两色绘有云、蜃、气、晕、虹、恒星、彗星等各种天象图约250幅，还有由图像名称、解释、占文构成的简短文字说明。这是一种典型的利用天象来占验灾异变故、战争胜败的星占学专书。

　　星占学著作长期以来被认为是伪科学著作。而在这部书中绘有29幅头朝下、尾朝上，由彗核、彗发和彗尾组成的彗星图。这幅图被天文学史专家认为是世界上现存最早的彗星图。这说明，早期的星占学著作也是宝贵的科技史书籍，其中孕含着许多科学的天文学知识，我们绝不能因为某些书籍含有星占学内容，而否定它的科学价值。同样，我们不能因为《�冠子》是一部借天文、历法知识来说明社会政治、军事变化的政治建议书，而否定其在天文学史上的地位和作用。

　　此外，马王堆1号汉墓出土的五幅大型帛画的内容，据郭沫若先生的观点描绘的是“天上、人间、地下”，这与《�冠子》及其他中国古代书籍讲究的天、地、人合一的三才论思想也是相合的。这也从另一个角度说明长沙马王堆帛书与《�冠子》的主题思想是相符合的，它们对天文、历法知识记录的目的都是为现实政治服务的。这也说明：古代的占星术是需要以一定的科学的天文学知识为基础的。《�冠子》之所以会构成一个天人合一的政治建议书体系，与它以阴阳五行说和宇宙一体观为基础是分不开的。

　　另一种帛书是1942年在湖南长沙子弹库一座战国中晚期之际的木椁墓中，被盗掘发现的，这件帛书早已流落到国外，现存美国纽约大都会博物馆。经李学勤先生的深入研究，认为该帛书分三篇内容，“三篇的次序是《四时》、《天象》、《月忌》”。经比较研究发现，帛书《四时》关于宇宙的生成、构成观与《�冠子》是很相似的。《�冠子》一书的最大特点与基本结构，是以天道推衍人事，希图劝统治者因天道而治天下，建立起符合天道的“理想国”，这与帛书《天象》的观点、结构几乎是一脉相承的。帛书《月忌》作为一种讲时令禁忌的书，涉及的内容有出师、侵伐、会诸侯等国家大事，也有嫁娶、筑室、畜生等民间日常行事。而《�冠子》也大讲特讲，随着时节的推移变迁，自然界在物候上的表征，以及君主应如何施行适当的政令，以及违反天时时会出现怎样的灾异。可见，帛书《月忌》是一种适用范围更广的民间数术书，而《�冠子》是一部带有明显的数术色彩，以天文星占学知识为基础的政治建议书。

　　总之《，�冠子》一书中所叙述的宇宙生成观、构成观，及北斗、四象、二十八宿相连，天、地万物宇宙一体，以及以天、地、人相合，推天道以衍人事为政治服务的天学思想，在天文考古资料中都可以得到很好的印证和补充说明。可见：《�冠子》中的天文、历法学知识是可信的。《�冠子》的天学观是战国时代中国传统天学观的一种较为具体的反映。通过研究《�冠子》，不仅可使我国天文学史研究中一些文献知识的可信性与时代性，得到进一步的证实或推断，而且可以使我们对战国时代的赵国和其他有关国家的社会政治生活有进一步的认识了解，是我们对中国古代的天学思想与思维方式有更全面的认识。因而它在中国古代天文学史上与学术史上都具有较为重要的作用与地位。考古新发现对《�冠子》一书研究的深化，堪称考古学促进中国学术史研究深化的一个重要的例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