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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言

  本书在注解上,并没有怎样严格的体例,但也有几点想说明一下:

  第一,一部杜诗,不只是他那个时代的“诗史”,同时也是诗人自己的年谱、浦起龙说:“古人遗集,不得以年月限者,其故有三:生逢治朝,无变故可稽,一也;居有定处,无征途显迹,二也;语在当身,与庶务罕涉,三也。杜皆反是,变故、征途、庶务,交关而可勘,而年月昭昭矣。”又说:

  “少陵为诗,不啻少陵自为年谱。”所谓“语在当身,与庶务罕涉”,也就是说作品不出个人生活的狭小圈子,很少接触国家大事,这确是过去一般诗人的通病。可见关于杜诗,依年编次,最为妥善。因此,我这里也采用了编年体,在编年方面,我利用了前人的成果,这主要是参酌仇兆鳌、浦起龙和杨伦三家的书。

  第二,为了显示创作与生活的关系,我把他的诗分成了四个时期,第一期(读书游历时期)的诗现存统共不到三十首,选出的则只九首,和其他三期并列,在比重上原极不相称,但一则因为杜甫在此一时期曾写过好几百首诗,这是事实;再则,这样标出,也许更有助于我们理解杜甫的成长过程,所以我没有把这一期从他的创作史上取消。按杜甫在《同元使君春陵行》的诗序中曾说:“感而有诗,增诸卷轴,简知我者,不必寄元。”可见他并不是毫无抉择的把所有的诗都写进他的诗卷,第一期作品之所以亡侠特多,可能也由于他自己晚年的删汰或不甚重视。卢世《杜诗胥钞》疑心是“或者子美自选定本”,不是没有道理的。为了使读者对每一时期的写作情况和作品特点先有个概括的认识,我在每期之前都作了一个简单“说明”。

  第三,杜甫的“集大成”,也表现在对各种诗体的擅长方面,这也是为什么在杜诗的编辑上向来就有不少按体分编的缘故。如郭知达的《九家集注》、钱谦益的《杜诗笺注》便分“古诗”和“近体诗”两大类。至如金蛮刻的《集千家注杜工部诗集》、胡震亨的《杜诗通》、黄生的《杜诗说》、浦起龙的《读杜心解》,则分体尤细。为了使一般读者易于辨别各种不同诗体,并从而窥见杜甫对各种不同诗体的运用情况,我特在目录上标明每首诗所属的诗体。下面便是在这个选本中各种诗体所占的数字,计:五古七十首,七古五十三首,五律四十八首,七律五十四首(内拗格七首),五绝十二首,七绝三十八首,五言排律四首,七言排律二首。

  第四,在注解上,我没有什么一定的章法,大概在题解中,包括诗的写作地点、年代、背景、中心思想和表现手法等,都有简略说明,但也不是每首诗都如此,有话则长,无话则短,也有根本从略的。为了使读者在阅览注解时不太感到枯燥,除一般必要的字注句解之外,个人也往往发挥些议论,作些考证,使注文具有一定的独立性。这些议论不一定对,但为了好让读者开动脑筋,我愿意把自己开动过的脑筋先摊出来。所以偏是碰到比较难解或说法不一致的地方,我偏不肯放过,尽可能提出个人的看法。有些不是三言两语可以解决的问题,则一般放在注解的后面去说。

  第五,杜诗和当时史实是密切联系着的,同时为了表达的需要,他又往往使用典故。我们只有首先很好的了解了这些史实和典敌,才能透彻的理解原诗!而且有些典故本身就非常生动,也值得作较完整的介绍。但前人因一味求简,往往截头去尾,把一个生动的故事弄得一鳞半爪。比如杜甫因谏房琯罢相,触怒肃宗,几至杀头,故诗中曾先后两次以辛毗牵裾谏魏文帝的故事自比,一见于《建都十二韵》(未选),一见于《风疾舟中伏枕书怀》。

  我们只有较全面的清楚卒毗牵裾的故事,才能藉以透视出杜甫当时谏诤的真象。但历来注家都摘录过简,有骨无肉,这在一定程度上就妨碍了对原诗乃至杜甫本人的理解。类似这样的地方,这里都根据原书,作了一定的必要的补充。这些补充,我大部分引用了原文,未加翻译,引用原文时,也往往有删节,为浏览顺利,一般不用删节号。

  第六,解释杜诗的最好办法,自然是“以杜解杜”。所以注中,往往有引诗互证的地方。我认为这样做,比较容易接近真象。如陷安史叛军中所作《哀江头》的末句:“欲往城南望城北。”“望城北”,一本作“忘南北”,一本又作“忘城北”,孰是孰非,注家各执一词,但如证以同一时期写的《悲陈陶》一诗的结语:“都人回面向北啼,日夜更望宫军至。”则自当以“望城北”为是。望就是盼望,也不能解作“向”。人之常情,凡心之所思,也就是目之所望,当时政府在长安城北,所以向北望,向北啼。但是,由于个人对全部杜诗还很不熟悉,未能融会贯通,所以对于这一点,做得还很不够。

  第七,千百年来,注杜的人很多,清朝人下的功夫最深,成就也较大,注中往往引用他们的说法,仇氏《杜诗详注》外,主要有以下几种:钱谦益《杜诗笺注》、张溍(上若)《杜诗注解》、吴见思《杜诗论文》、黄生《杜诗说》、浦起龙《读杜心解》、杨伦《杜诗镜诠》等,因引用时,或简称某注,或直用人名,特在此作一总交代。

  杜诗版本最多,异文也不少,这里斟酌各本,择善而从,有足供参考或应予驳正的,均附见注中。杜诗结构谨严,又多长篇,为便寻求脉络,较长的诗,皆为分段。

  前人谓“读唐诗,一读了然,再过亦无异解。惟读杜诗,屡进屡得”(黄主《杜诗概说》),这话颇对。个人知识和力量都有限,解放前和解放后对杜诗虽都曾作过一点工作,讲也不止一次,但还谈不上“屡进”和“屡得”。

  这个注解,虽经一再易稿,也只能是一种初步探索,脱漏谬误之处,一定不少,希望海内专家和广大读者,多多指教!

  一九五七年二月于青岛山东大学

  一九六二年十一月酌改

  杜甫诗选注

  §§第一期 读书游历时期(公元七一二——七四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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