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以来刘志丹研究文集

论刘志丹对中国革命的重大贡献

　　center杨延虎

　　center（延安大学）

　　刘志丹是全党公认的陕甘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创建者和领导者。毛泽东称他为“群众领袖，民族英雄”。周恩来为他题词：“上下五千年，英雄万万千。人民的英雄，要数刘志丹。”在党的历史上，对一位资历并不算深的地方领导人给予如此高度的肯定和赞誉，是极为罕见的。其中的道理，应该也只能是从中国革命生死关头和转折关头的历史高度，来评价刘志丹及其领导创建的陕甘革命根据地对中国革命的突出贡献。否则，我们很难做出公正而客观的评价。

　　一、张闻天：“志丹同志的路线是我党领袖毛泽东同志的路线，是我党布尔什维克的路线，是真正的中国马列主义路线。”

　　探索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20世纪20年代后期和30年代中前期的主要内容，也是刘志丹在这一时期的主要活动。刘志丹的探索，首先是从武装斗争和建立一支革命武装队伍开始的。1926年，刘志丹从黄埔军校毕业后回西北在国民军冯玉祥部、马鸿逵部搞政治工作。从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中，刘志丹认识到：“我们没有枪杆子，结果人家一翻脸，我们就只有滚蛋！”“抓革命的枪杆子，建立革命的武装，是一条革命的真理。”1928年5月，初次尝试建立革命武装的渭华暴动失败后，刘志丹结合陕北、陇东的实际情况认为，“枪杆子不会从天上掉下来，现成的办法，是把各种民间的武装和敌人的武装变成革命的武装。”主要形式分“白、灰、红三种，白是派党团员到国民党部队中去工作，灰是做土匪工作，红是搞自己的武装力量”。1928年夏秋之后的两年多时间，刘志丹以主要精力从事兵运活动，努力建立一支由党领导的革命武装。

　　各种民间武装是刘志丹搞兵运活动主要对象之一。这部分武装的情况非常复杂，既有乱世保家的“哥老会”，也有啸聚山林的“山大王”，还有各地的地方民团。对这些人，刘志丹一方面认为“能团结的就要主动去工作，争取它们，团结它们。这样我们才能有基础，站住脚。”经过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这些人有的与刘志丹保持着长期的友好合作关系，有的参加了革命，成为创建陕甘红军和根据地的重要力量。另一方面，他也说：“哥老会里的坏事多着哩，基本上是一群狐朋狗党，应付是要应付一番，但要靠他们是成不了事的，甚至还要坏事。”

　　国民党军队是刘志丹搞兵运活动的又一个主要对象。他先后打入甘肃军阀谭世霖部及骑兵第4师苏雨生部和甘军新编13师陈珪璋部，少则数月，多则一年。在这些军队中搞兵运，刘志丹说：“一定要争取带兵，千万不要作细腿子（指文职人员）。”他总结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说：“我本来可以在北伐军中带一整个营或一个团，但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不容许，只当了一个政治处长。结果‘武汉事变’一发生，便被赶了出来。如果我那时带兵，本来是可以起义的。”有了这样清醒的认识，刘志丹利用国民党部队的名义，要番号、抓兵权，积极发展革命武装，这符合武装斗争这一中国革命的最大特点，也符合马克思主义的策略原则，但并不是根本的办法。在屡起屡伏之中，刘志丹逐渐认识到“利用军阀是暂时的，搞红军单靠军阀的名义是搞不成的，准备好了条件，我们就单独去搞”，表明他对结合实际建立革命武装的认识日渐成熟。1931年秋与陈珪璋的合作失败后，刘志丹和在兵运拉出来的同志组织穷苦人成立了一支二三百人的南梁游击队，活动于深山老林中，为创建红军和陕甘根据地奠定了基础。

　　刘志丹的兵运活动，像万花筒一样充满了失败、沮丧、冒险和死里逃生，也正是这种传奇式的经历，使他对建立革命根据地有了明确而坚定的认识。习仲勋曾两次说到这样一件事：1932年7月间，我第一次见到刘志丹，他就说“几年来，陕甘地区先后举行过大大小小70多次兵变，都失败了。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军事运动没有同农民运动结合起来，没有建立起来革命根据地。如果我们像毛泽东同志那样，以井冈山为依托，搞武装斗争，建立根据地，逐步发展扩大游击区，即使严重的局面到来，我们也有站脚的地方和回旋的余地，现在最根本的一条是要有根据地地”。“最根本的一条是要有根据地”，毫无疑问，是刘志丹探索中国革命道路认识的飞跃。这个认识的获得，当然有井冈山道路榜样的影响，刘志丹多次说过：“我们一定要像毛泽东、朱德那样建立根据地，搞武装割据，开展游击战争”，但更主要的是自己实践经验的总结。在远离中央、消息闭塞而党内连续发生“左”的错误的情况下，井冈山道路对刘志丹的影响毕竟是有限的、模糊的，甚至是极其抽象的。

　　当然，“要有根据地”还不等于说就已经弄明白了如何建立根据地，二者之间还有着相当大的认识距离。毛泽东曾经在1928年分析总结了中国红色政权发生和存在的五个方面的原因，无疑代表了当时党内认识的最高水平。而刘志丹也在探索之中，努力对这个问题作出马克思主义的回答。从大量的回忆材料来看，他主要强调了这样几点：第一，“我们要成功，非靠山不可”。他说：“我们不到桥山就存在不住，建立不起根据地。”这是刘志丹最重视、讲得最多的一条。其中的理由，刘志丹认为山里培养了许多军阀力量，如陈珪璋、刘宝堂、李培霄等人都是从桥山出来的，这些人能出去，难道我们共产党人还不如他们吗？他还认为，“在革命力量暂时还弱小的情况下，根据地只能建立在反革命力量薄弱的地方”，桥山山脉就是一个最薄弱的“三不管”山区。第二，根据地必须建立在有群众基础的地方。1933年5月，桥山山脉南段的照金根据地受到敌人严重包围，时任红26军政委的陕西省委书记杜衡力主红军南下渭华一带，创立新的根据地。刘志丹坚决反对南下说：渭华暴动失败后，那里的群众受到极大的摧残，有失败情绪。我们费尽心血，才搞起这一块根据地，哪能轻易放弃！只要我们坚持创造和发展陕甘边苏区，形势是会好转的！这个话虽然是针对具体事情而言，但可以看出刘志丹已经认识到红色割据能够长期存在的地方，应该是受过革命影响、有着比较好的群众基础的地方，而陕甘边经过几年的革命活动已经具备了这样的条件。第三，创建根据地必须要有正式的红军，开展游击战争，建立起几个互相联系配合的根据地。红26军南下渭华失败后，1933年11月陕甘特委在包家寨召开会议，刘志丹明确提出：不能只建立一个根据地，而应同时在邻近地区建立几个根据地，以便红军主力有迂回盘旋的余地，积极协助游击队打击消灭敌人。据这一设想，会议决定以红26军为主力，配合各地游击队，建立以陕北安定、陇东南梁、关中照金为中心的三个根据地，使陕甘边形势很快出现新的局面。

　　像毛泽东一样，刘志丹的主张也受到过“左”倾错误的严重指责，诸如“梢山主义”、“游击主义”、“逃跑主义”、“右倾机会主义”等等，但事实证明，“志丹同志远离中央，能从革命实践中体会马列主义之精髓，使马列主义之普遍真理具体实现于西北”。陕西党史上有“南有瑞金，北有照金”的说法，其中的含义有多种解读，而主要的应当是毛泽东、刘志丹对中国革命道路的共同探索。特别是在整个北方，只有陕甘根据地异军突起，独擎探索中国特色革命道路的大旗，更为可贵。当然，探索的水平会有高低差异，但只要符合实际都会发现那个客观存在的真理。

　　二、毛泽东：“陕甘宁边区的作用非常大，我常说它是中国革命的一个枢纽，中国革命的起承转合点。……这个地方是落脚点，同时又是出发点。”

　　这是对刘志丹革命贡献又一个客观的但被长期忽视了的重要评价，其中包含着非常丰富的涵义。

　　首先，硕果仅存的陕甘根据地是在张国焘企图危害党中央之后选择红军长征落脚点的决定性因素。众所周知，1935年9月27日，榜罗镇会议根据从国民党地方报纸上了解到的消息作出了党中央落脚陕北的决定。谈起这件事，人们往往夸大了消息自身的意义，而忽视了它发生作用的特殊历史背景。事实上，在此之前党中央对陕甘边的情况还是有所了解的。1932年4月20日，党中央就有一个《关于陕甘游击队和创建陕甘边新苏区的决议》，其中决定将陕甘游击队改编为红26军。1934年1月，贾拓夫代表陕西省参加了六届五中全会，也应该向党中央汇报过陕甘根据地的情况。直到1935年8月初，沙窝会议重申两河口会议（6月26日）创造川陕苏区的决定时，还把“红25军、红26军等活跃在这一地区”作为有利条件之一。而9月8日党中央在给张国焘力主北上的电文中仍然指出：“拟从右路军中抽出一部，先行出动，与红25军、红26军配合，吸引敌人，以利左路军进入甘肃，开展新局面。”由此可见，党中央不仅知道红26军，而且将其作为配合红一、四方面军联手创建川陕苏区的一枚棋子。

　　陕甘苏区地位的凸现，是在张国焘企图危害党中央之后。9月9日，坚持南下的张国焘背着中央电令陈昌浩率右路军南下，并提出“彻底开展党内斗争”。毛泽东得此消息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党中央率红一、三军立即北上，脱离了险境。这一变故，使创建陕甘苏区的计划化为泡影，下一步行动安排却迫在眉睫。9月12日召开的俄界会议认为：中央应该继续坚持北上的战略方针，而“当前的基本方针，是要经过游击战争，……首先在与苏联接近的地方创造一个根据地，将来向东发展”。应该说，这是一个没底的行动计划，毛泽东已经有了思想准备。谢觉哉说：“过了大雪山的时候，毛主席找我和徐老、林老、董老谈话说，看来咱们的部队是要长期无后方地打游击。你们年纪大了，在部队上长期拖下去，会把你们拖死的。到了甘肃以后，你们可以自找掩护关系，到白区去做党的地下工作，请要予作考虑。”这个话的具体时间不明确，但多方面分析应该也只能是在俄界会议之后。值得注意的是，俄界会议确定的基本方针，并没有像沙窝会议考虑红26军的因素。其中的原因还没材料能做出准确说明，一个合理的解释就是陕甘苏区的实际情况究竟咋样，很不明确。如果它作为战略配合的一枚棋子，那无妨大局；但要作为安身立命的依托，就是极其危险的。在这种情况下，哈达铺找到的那张报纸（徐向前说是《山西日报》，谢觉哉说是7月某日的《晋阳日报》）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这张报纸说：“陕北刘志丹赤匪部已占领六座县城，拥有正规军五万余人，游击队、赤卫军、少先队二十余万人，窥视晋西北，随时有东渡黄河的危险性。”它明显地夸大了陕北红军的数量，但真实地报道了陕北苏区6月下旬结束的第二次反“围剿”的辉煌战果，让人相信陕北的确“有相当大的一片苏区和相当数量的红军”。对于处在困境之中的中央红军来说，这无疑是雪中送炭。毛泽东当即表态：“首先要到陕北去”。7天之后的榜罗镇会议，“改变俄界会议关于接近苏联建立根据地的决定，确定把中共中央和陕甘支队的落脚点放在陕北，‘在陕北保卫和扩大苏区’”。党中央终于有了一个安身之处，历时一年的红军长征终于有了确定的目的地。更为重要的是，这个落脚点为党在结束长征后，迅速开创新局面，赢得了时间和空间。当然，我们不能说没有陕甘苏区落脚，中国革命就会失败，但谁又能肯定不会经历更加曲折艰难的历程呢！

　　其次，陕甘根据地对中国革命战略重心由南方转移到北方产生了重要影响。近代以来，中国革命长期在南方发展是不争的事实。太平天国、辛亥革命、北伐战争、土地革命主要都是在南方，包括陕北共产党人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的活动和在此之后创建根据地的斗争，实际上都是南方革命风暴中心的涟漪。到了抗日战争时期，中国革命的战略重心才转移到了北方直至共和国的成立，而陕甘根据地就是这个转移的出发点。1935年10月2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吴起镇召开了长征结束以后的第一次会议。毛泽东在报告中指出：“现在全国革命总指挥部到这里，成为反革命进攻的中心。……我们的任务是保卫和扩大陕北苏区，以陕北苏区领导全国革命。”10月29日，毛泽东以陕甘支队的名义发布了《告红25军、26军全体指战员书》，说中央红军与红25军、26军会师“是西北革命运动大开展的号炮，它将为开展西北苏维埃运动大局面、赤化全中国打下巩固的基础”。11月30日，毛泽东论述直罗镇战役的意义指出：这次胜利为在西北建立扩大的、领导全国反日反蒋反一切卖国贼的革命战争的根据地“算是举行了一个奠基礼”。

　　毛泽东不仅联系这些具体事件说明中国革命奠基陕甘的意义，还从迎接即将到来的抗日战争说明了陕甘根据地是中国革命的起承转合点。党中央认为：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将开始以中国工农红军为主力的民族革命战争的新的历史阶段”。为推动这一新的历史阶段，1935年11月13日中共中央发布了落脚后的第一个对外宣言——《为日本帝国主义并吞华北及蒋介石出卖华北出卖中国宣言》，11月28日毛泽东、朱德联名发布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抗日救国宣言》，12月10日毛泽东以中央政府主席名义发布了《对内蒙古人民宣言》，表明了抗日反蒋的政治立场和建立抗日反蒋统一战线的政治态度。直罗镇战役刚一结束，毛泽东就开始了“三位一体”的统战工作。11月26日致信东北军第57军军长董英斌，12月5日致信杨虎城和第17路军总参议杜斌丞，其间还以红一方面军的名义发布《告围攻陕甘苏区的各部队官长与士兵书》，“基本方针是用积极诚恳方法争取其反日反蒋”。12月召开的瓦窑堡会议讨论并确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完满地解决了党的政治路线问题。毫无疑问，瓦窑堡会议是极其重要的。同样，陕甘根据地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有了这块根据地，中央红军在榜罗镇会议之后的20天时间结束了长征，为党迅速抓住即将到来的抗日救亡高潮的机遇创造了先机。有了这块根据地，党中央能够集中精力思考推动民族革命战争的重大问题，在长征结束之后的67天时间里，就有了瓦窑堡会议的正确决策。有了这块根据地，党能与东北军和第17路军面对面地对话，促成西北“三位一体”联合战线率先建立。试想，如果在此期间党中央仍然四处漂泊，居无定所，那将会是怎样一幅情景？总之，陕甘根据地在重大历史转折关头为党中央研究新情况、决定新政策提供了不可缺少的活动舞台，应是“起承转合点”的微言大义所在。

　　最后，陕甘根据地是确定红军作战行动方针和向外发展的依托。红一、四方面军会师之后，党中央就提出了打通苏联和共产国际联系的设想。俄界会议提出的“首先在与苏联接近的地方创造一个根据地”，也包含了这个想法。到了陕北后，毛泽东还多次肯定“红军靠近外蒙”是一个根本方针，“打通苏联”是红军1936年的基本任务，而依托陕北苏区是实现这个目标的关键环节。

　　直罗镇战役的胜利，粉碎了国民党军对陕北苏区的第三次围剿，红军的阶段性任务已经完成了。下一步怎么办？先期到达瓦窑堡的张闻天致电前方的毛泽东，提出北上宁夏靠近外蒙的建议。11月30日，毛泽东致电张闻天认为：“根本方针仍应是南征东讨”，并强调“东讨利益是很大的”。第二天，毛泽东再次复电张闻天，详细说明了自己的想法：“关于红军靠近外蒙的根本方针，我是完全同意的”，“不同意的是时间与线路问题”。第一，我们必须依据陕北苏区，用四个月的时间增加红军一万人。第二，最好是走陕西与绥远，“用战争、用发展、用不使陕北苏区同我们脱离的方针与外蒙靠近”。二人就这一问题进行了初步的沟通。

　　此后，中央政治局就战略问题向军团领导干部征求意见。据《聂荣臻回忆录》载：“林彪在信中正式向中央提出，要到陕南打游击，说这比在陕北巩固和扩大根据地更重要，而且要求把红军主要干部调出，由他带领到陕南打游击。”12月21日，毛泽东、张闻天致电彭德怀并转林彪指出：“在日本进占华北的形势下，陕南游击战争不能把它提到比陕北等处的游击战争还更重要的地位，实际上后者是更重要的。尤其不能把游击战争提到似乎比主力红军还更重要的地位，这样的提法是不妥当的。”很显然，毛泽东仍然肯定了陕北苏区对红军向外发展的重要地位。

　　12月23日，毛泽东在瓦窑堡会议上作了军事问题的报告，其中关于行动方针确定了三个步骤：第一步，在南北两线给进犯之敌以打击，巩固和发展陕北苏区。第二步，到山西开辟西部五县以至十几个县的局面。第三步，根据日军对绥远进攻的情形适时由山西转向绥远，与苏联取得联系。在此后一年的时间里，红一方面军依托陕北苏区，东征西战，精心作好巩固和扩大陕甘宁根据地这篇文章，使其成为三路红军会师之地，八路军开赴抗日前线的出发地，党领导抗日战争的战略后方基地。

　　三、周恩来：“刘志丹同志对党忠贞不贰，很谦虚，最守纪律。他是一个真正具有共产主义品质的党员。”

　　这是一个借话说话的问题。从题目上看，是讲刘志丹的人格品质和党性原则，而非对中国革命的贡献。然而，这的确是关乎党中央能否落脚陕北并顺利开展工作的大问题。因为，对那场突发的迫害事件，刘志丹能否顾全大局，相忍为党，不仅是对他个人党性的考验，而且关系到这场危机发展的结局。如果这块根据地也被搞掉了，真如毛泽东所说“那就不得下地”，党中央连歇脚的地方也没得了。

　　1935年9月、10月间，在中央驻北方代表派驻西北代表团和新成立的陕甘晋省委的主持下，将包括刘志丹在内的原红26军营以上干部和西北军委机关、陕甘边县委书记和县苏维埃主席以上的干部几乎全部逮捕。这场有针对性的错误“肃反”事件，是王明“左”倾路线的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恶性膨胀的产物。在事件发生和处理过程中，刘志丹光明磊落，顾全大局，把党和革命的利益看得高于一切。他事前曾亲手接到逮捕自己的密令，仍只身前往密令发出机关所在地。许多回忆文章解释这一举动的原因有二：一是，他认为自己是无辜的，要向有关领导同志面陈理由，希望能制止这场错误的“肃反”运动。二是，为了不使红军自相残杀，不给敌人以可乘之机，竭力避免冲突，维护党的利益和团结。党中央到达陕北后，迅速制止纠正了这场错误“肃反”，并在11月底召开了平反会。会上，宣读了《西北中央局审查肃反工作的决定》，宣布刘志丹等同志是无罪的，立即释放，分配工作。不少受害同志发言，情绪非常激动。刘志丹也讲了话。关于这个讲话的内容，李维汉回忆说：刘志丹说“这次肃反是错误的，我们相信中央会弄清问题，正确处理的。我们也相信犯错误的同志会认识错误，改正错误，团结在中央周围一道奋斗”。参加会议的杨和亭回忆说刘志丹讲了三点：“一、同志们受了委屈，现在党中央正确地处理了这些事情，弄清了问题，大家应该高兴；二、中央领导全国，大家都要顾全大局，团结一致，共同对敌，我们要拥护党中央的决定；三、有些同志现在身体不好，要休息，要很好地学习马列主义。”对这次“肃反”事件，刘志丹认为“这是在错误路线影响下当地党组织犯的错误，应当吸取教训”。对搞“肃反”的主要负责人，刘志丹表示“当时中央派来的同志（指中央驻北方代表派驻西北代表团）不了解情况，我对他们本人没有什么意见”。对蒙受不白之冤的同志，刘志丹告诫大家：“党内的历史问题不必性急，要忠诚为党工作，让党在实际行动中鉴定每个党员”。在当时复杂的情况下，刘志丹能做到这一点，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对刘志丹来说，如何处理与红25军的关系，也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其一，由于历史的原因，党内和红军存在“山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毛泽东说：“山头主义是中国社会的产物，是中国革命特殊情形的产物，应该承认这个东西。”其二，在那场错误的“肃反”事件中，红25军的个别主要负责同志的确也扮演了很不光彩的角色，至少客观上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问题的严重性还在于这二者从一开始就纠缠在一起并很快地表现出来。1935年9月16日，红25军冲破敌人重重封锁与红26、27军胜利会师。这是红军长征到达陕北的第一支部队。为了欢迎红25军的到来，刘志丹亲自起草了《欢迎红25军的指令》，并派陕甘边苏维埃主席习仲勋、陕甘边军事委员会主席刘景范前往保安豹子川热情迎接。会师后，在永坪镇召开了中共西北工作和中共鄂豫陕省委联席会议，决定撤销西北工委和鄂豫陕省委，成立陕甘晋省委，并改组原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这次组织变动，刘志丹作为一方主要领导人被排斥在新的省委和军委之外，显然是不公正的。永坪联席会议之后，便发生了从小到大、先地方后军队的“肃反”事件，直到10月2日劳山战役之后刘志丹等一批同志被投入监狱。这个事件极大地伤害了红26军指战员的感情，也伤害了两军的合作与团结。12月31日，毛泽东、周恩来联名致电彭德怀、徐海东等人，要求“对红25军指战员进行一次普遍而深刻的教育，使他们对地方、对红26军、27军务必发生良好关系，不应以骄傲而轻视的态度批评红26、27军；对于红26、27军原有干部之不安与不满应进行诚恳的解释，使15军团全体指战员团结如一个人一样。”刘志丹也教育老部下说：“告诉原26军的干部，要尊重红25军和中央红军来的同志，他们打仗经验多，要搞好前后左右的团结，碰到复杂问题，要多动脑子，不要急。”如果说这番话还属于鼓励性质的，那么在东征途中与原红27军84师政委张达志的一番谈话，则表明了他对这个问题的深刻看法。刘志丹说：要说总结经验的话，不能完全责怪外来的同志（指红25军）。外来的同志不了解我们西北的革命情况，也不了解我们这些人是革命的，还是反革命的，是左派，还是右派。要说责怪的话，主要是我们陕西党内王明路线的执行者，没有把我们西北的情况如实地向外来同志说清楚，并挺身而出制止这场“肃反”运动。如果他们这样做了，使外来的同志更多的了解我们，也许不至于造成这样的恶果。现在问题总算弄清楚了，总算解决了。大家不要再记前仇，应该想大局，想团结，在党中央的领导下，把革命工作做好，再不要提这回事了。这段话隐含着的发生陕北“肃反”事件的复杂性也许无法搞清楚了，但刘志丹团结为党对中国革命奠基西北做出的突出贡献却永留青史。

　　事实上，刘志丹还遇到一个问题却是来自党中央的某些疏漏。党中央及时果断制止并纠正了陕北“肃反”事件，使陕甘根据地转危为安，应该给予充分肯定。但是，1935年《西北中央局审查肃反工作的决定》也有缺点错误。李维汉说：“由于‘左’倾错误路线没有清算，陕甘边苏区的地方干部和军队干部仍然带着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所以对他们的工作分配，特别是对一些高级干部的工作分配，一般是不公正的。”毛泽东在中共七大口头政治报告中论述“本地干部、本地军事干部”问题时承担责任说：“我初到陕北，开头忽视了这个问题。这个边区是高岗同志他们一手搞起来的，因为我对这个问题处理不好，所以陕北人就讲闲话。有人说，陕北人只能建立苏区，不能当红军。出这样的言论，是由于对本地一些军队处理不好。”为了帮助支持刚刚落脚陕北的党中央顺利地开展各项工作，刘志丹与毛泽东、彭德怀联名发布了《告陕甘苏区工农劳苦群众书》，号召陕甘苏区人民勇敢地当红军到前方来，用一切力量来保护我们的土地和自由，保卫我们的苏维埃政权。陕甘苏区人民并不知道毛泽东何许人物，但“老刘”的话却有着特殊的号召力、凝聚力。刘志丹出狱后服从了中央的组织安排：调离红26军，出任刚刚组建的红28军军长。刘志丹对平反后在党校任班主任的习仲勋说：向受过整的同志都说说，……要听从中央分配，到各自岗位上去，积极工作。后方的工作很重要，我们有了巩固的后方，前方才能打胜仗。综上所述，刘志丹的言行对党中央落脚陕北并能顺利开展各项工作，确实发挥了无法替代的特殊作用。这样的特殊作用来源于他相忍为党、服从大局的崇高精神和党性原则。在为刘志丹的众多题词中，这是一个重要的主题词。朱德、陈云说他是“优秀的共产党员”、“共产党员的模范”。周恩来说他很谦逊，是一个非常守纪律的党员。毛泽东说他忠心耿耿，为党为国，是一个很好的共产党员。刘志丹像20世纪50年代的彭德怀，更像“文化大革命”中的周恩来。正是由于他们在特殊历史时期和事件面前，相忍为党，顾全大局，才保证了党的团结，保证了党的事业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