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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丘：寂寞荒原踽踽独行者
孔丘，字仲尼，公元前551年生于鲁国陬邑（今山东曲阜东南），是春秋末期影响颇大的政治人物。
孔丘属殷汤王之后裔，西周前期的周公将殷商遗民封于商丘一带，使建宋国。孔丘的上六世祖孔父嘉在东周初期任宋国大司马，掌管军事，在与郑庄公的较量中兵败，太宰华督乘机发动政变，杀害了孔父嘉，其幼子木金父被家臣抱往鲁国避难，居于鲁国，遂以父字为氏，后世为孔姓。孔丘的父亲叔梁纥曾为陬邑大夫，在随军攻取偪阳城时，曾双手托起即将塌下的千斤悬门，救了多人性命，被称为“有力如虎”（第六十回）的勇将。他的先妻施氏生有九女，未生男孩，其妾生下名叫孟皮的儿子，因脚病成为残废。叔梁纥晚年与颜氏最小的女儿徵在结婚，夫妻俩求子心切，为此同祷尼山（山东曲阜东南）之神。儿子出生后，叔梁纥说：“此儿秉尼山之灵。”故起名为丘，字仲尼。孔丘三岁时，叔梁纥死去，家境“贫且贱”，他由母亲一手养孔丘三十岁后与上层人物的往来增多，开始阐发他的政治思想。
孔丘的政治活动大体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五十五岁以前，他主要参与鲁国政事，任过中都（今山东汶上西）宰、司空和大司寇，摄相事，实施他的政治主张；五十五岁至六十八岁，他率弟子周游列国，宣传和推行他的政治主张；六十八岁至七十三岁谢世，他主要在鲁国整理《诗》《书》等古代文献，删修《春秋》。孔丘死后，他的弟子将其言论编纂成《论语》一书。
人所共知，孔丘的思想极为丰富，形成儒家学说，延续数千年。这里仅对其政治行为作一简要分析，以显示其从政特色之一斑，对其他问题概不涉及。
博闻强识
夏商周三代积累的典籍在春秋后期已非常丰富，孔丘对这些典籍有广泛的涉猎，以博学之名闻于当世。有一次，他在鲁国季斯家中作客，家人向季斯报告说：“穿井得土缶，内有羊一只，不知何物？”季斯想试试孔丘的学识，故意问他说：“或穿井于土中得狗，此何物也？”孔丘回答说：“以某言之，此必羊也，非狗也。”季斯惊问其故，孔丘说：“某闻山之怪曰夔魍，水之怪曰龙罔象，土之怪曰羊。今得之穿井，是在土中，其为羊必矣。”
（第七十八回）楚昭王在受吴国阖闾、伍员之劫难后返国，行至大江，忽见水面一物，其大如斗，色泽正红，使人捞起，遍问群臣，没有人能认识，拔刀砍开，内有像瓜一样的瓤，尝了一下，异常甘甜，乃分赐身边的人说：“此无名之果，可识之，以俟博物之士。”（第七十七回）后来听说鲁国孔丘非常博学，遂派人前来致礼相问，孔丘对使者讲：“此名萍实，可剖而食也。”使者问此果是否可经常得到，孔丘回答说：“萍者，浮泛不根之物，乃结而成实，虽千百年不易得也。”（第七十八回）不久，齐国境内忽然飞来一只大鸟，长约三尺，黑身白颈，独足长喙，舞于田间，之后飞腾向北而去。鲁国季斯闻有此鸟，遂问孔丘，孔丘回答说：“此鸟名曰‘商羊’，生于北海之滨，天降大雨，商羊起舞，所见之地，必有淫雨为灾。齐鲁接壤，不可不预为之备。”（第七十八回）季斯使当地百姓修堤盖屋。
不到三天，果然天降大雨，汶水泛滥，鲁国有备无患。这事传到齐国，齐人对孔丘益加迷信，大家都呼他为“圣人”，孔丘的博学之名遂传遍天下。
孔丘精通古典，知识渊博，确是同时代的其他人所不能企及的，后来在政治舞台上连连受挫后，他曾感叹说：“君子病没世而名不称焉。吾道不行矣，吾何以自见于后世哉？”（见《史记·孔子世家》）于是转而研究和整理古籍，这方面他的发言权最大，因而成就也最高。
春秋时代，人们对许多怪异现象习惯于用迷信观点去解释，往往将其看成是上天为社会人事现象所安排的预兆，孔丘以古籍中的记载为依据，能将其给予较合理的解释，排斥了天命迷信观念，这一精神被贯穿于他的整个思想中，使得他所创立的儒家学派具有轻鬼神、重人事的特点。
孔丘精通古籍，熟知历史，因而论证事情常以古事为鉴。他国提出堕三城的建议时论证说：“古者臣无藏甲，大夫无百雉之城。”（第七十八回）孔丘注重人事，但他由于熟知古史而特别看重古代，这是此位博学者的知识结构所导致的一种思维习惯。他晚年笔削《春秋》，借对历史典籍的整理来阐发和寄托自己的政治思想，这些特点和手法影响到后世的儒家学子，导致他们厚古薄今、缺乏思想创见的消极面。
好古守礼
孔丘的政治实践主要是在鲁国，当时鲁国的政治形势特别复杂。名义上鲁定公执政，但实际是季孙斯、孟孙无忌、叔孙州仇三位大夫掌权，这三家早年已“三分公室”，将国家军队和提供赋役的乡邑瓜分占有，后来又按股“四分公室”，三家鼎立，各用家臣为政，鲁定公徒有虚名。三家属季孙斯势力最强，然而季斯所用的家臣公山不狃与阳虎又逐渐窃夺了季氏之权，凌肆其主，季斯无可奈何。私分公室和陪臣专权的现象使鲁国政局错综复杂，非常混乱。孔丘恰在这个时候因为治理中都有方，被推荐任鲁国司空、司寇之职，参与政事。
孔丘带着好古的眼光来认识社会，他认为，夏商周三代，特别是西周社会，具有完备的礼仪制度，规定了每层人应该遵守的行为规范，人人循礼而行，于是社会安定、上下相得，而春秋以来社会秩序紊乱，关键在于人们丢弃了礼仪制度，导致礼崩乐坏，以下犯上。孔丘由此认为，对社会进行治理和整顿的要害在于恢复周礼。他要人们“克己复礼”“非礼勿动”，要对人们“齐之以礼”（均见《论语》），实际上表达了他治理社会的方针。正是在这个意义他认为这是绝不能容忍的重大问题，尽管这不是一个直接的政治问题，但孔丘要维护整个礼制系统的神圣性，因而不能容忍对这一神圣系统的丝毫亵渎。孔丘并且认为，对礼制的恢复应该由上层人物带头做起，季斯有次向他请教从政，他回答说：“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又说：“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均见《论语》）根据这些想法，他在参政后部署了恢复礼制、治理社会的实施方案，具体提出了“堕三城”的措施。
三位执政大夫各有自己的宗邑，季氏的宗邑是费城，公山不狃为宰；孟氏的宗邑是成，公敛阳为宰；叔氏的宗邑是郈，公若貌为宰。按照礼制规定，大夫的宗邑规模应限制在一定范围内，绝不能等同于诸侯国的都城规模，但这三家大夫过去自己增筑城垣，其规模与都城曲阜一般。后来公山不狃居费城欲叛季斯，季斯向孔丘问制服办法，孔丘说：“欲制之，先明礼制。古者臣无藏甲，大夫无百雉之城，故邑宰无所凭以为乱。子何不堕其城，撤其武备？上下相安，可以永久。”（第七十八回）季斯将孔丘的话转告给其他二位大夫，他们都表示同意，后来，他们联合公室，与叛臣争战取胜，先后将郈城和费城堕之三尺，恢复原初规模。孟孙无忌欲堕自己的宗邑成城，但成宰公敛阳借口防御齐国而拒绝，这次堕城行动就这样半途而废。
孔丘将复礼作为一种治国之道或治国的战略，他希望用礼制来规范人们的行动，并希望上层人物能率先执行，上行下效，达到上下相安、天下大治的效果。从这种愿望出发，他将执政是否守礼看成是其国是否可治的重要方面，也看作自己是否可与共事的先决条件。孔丘治理鲁国，短期内的收效还是巨大的，他从民俗民风抓起，虽未能解决社会的根本问题，但还使鲁国的面貌发生了起色。齐国听说鲁国得治，非常恐惧，为败乱其事，选了八十名国犹可为也。（第七十九回）他要在不久将到的郊祭活动中观察鲁定公的守礼状况，以此决定自己的去留。按礼制，定公应在郊祭之后将用过的胙肉分送于众，但孔丘至那天晚上也未等到应该颁送的胙肉，于是破灭了对鲁定公抱有的最后一点希望，他凄然长叹：“吾道不行，命也夫！”怀着满腔的惆怅领弟子们离开了鲁国，结束了他的从政活动。孔丘后来在卫国又碰到了一次从政的机会，卫出公欲任他以国政，但因卫出公曾与他自己的父亲发生过争国之斗，孔丘恶其违礼，拒绝出仕卫国。
当时的大夫和陪臣代表着正在成长起来的一种新兴势力，他们在政治上的崛起有其深刻的经济和社会根源，因而成了一种必然性的社会趋势。孔丘用好古的眼光看待现实社会，企图通过复礼来扼制新兴势力的发展。用旧的名分来匡正社会现实，这种以名正实的方法忽视了社会变化的客观必然性，也许会有一些暂时的表面收获，但注定是不能成功的。
传统的礼仪制度曾是统治阶层为整个社会制定的行为规范，旨在维护上层统治者的根本利益。孔丘要通过恢复礼制来治理混乱的社会，不管他的动机如何，总是不自觉地站在了上层统治阶层的立场上，在他七十一岁那年，齐国发生了谋杀齐简公的政变，这是严重违背礼制原则的重大事件，他前去朝见鲁哀公，请求出兵讨伐所谓“乱臣贼子”。在具体的历史背景下和具体的政治事件上，孔丘守礼的治国方针体现了他鲜明的政治立场。他的一整套政治思想及其相适应的伦理思想被后世的历代统治者所看重和利用，是有其必然性的。
孔丘由博学到通古，再到好古守礼，渊博的学识反而导致了政治方针的失误，这其中有着深刻的教训。
智勇双全
孔丘在短短的从政期间遇到过几个反对派人物，他以不同的方式给予对付。季斯的家臣阳虎图谋叛乱，想拉拢孔丘协助他，又不好出面延请，就派人暗示孔丘来见，见孔丘未来，他又向孔丘馈送一蒸豚，按照礼仪要求，受馈者是必须回谢的，孔丘对人讲，“虎诱我往谢而见我也。”（第七十八回）于是让学生暗中观察，等到阳虎一次外出离家时前往拜谢，他既要遵守礼的要求，又要避开阳虎，坚持自己的政治原则。
当时鲁国有一个名叫少正卯的人，他博闻强记，能言善辩，被人们称为“闻人”。少正卯两面三刀，见到三家大夫就称颂他们的佐君匡国之功，见到陪臣又假托强公室抑私族，让他们挟鲁君以令三家大夫。孔丘升任大司寇，专管刑罚，提出了堕三城的计划后，少正卯暗中支持三城之宰反叛，并教给成宰公敛阳拒绝堕城的言辞。孔丘摄行相事，每每提出主张，少正卯总要惑乱其词，孔丘私下对鲁定公讲：“鲁之不振，由忠佞不分，刑罚不立也。夫护嘉苗者，必去莠草。愿君勿事姑息，请出太庙中斧钺，陈于两观之下。”次日，召集群臣商议成城是否可堕，少正卯为了当面迎合孔丘之意，又提出堕城的六条好处，其中二条是说：“使跋扈家臣无所凭藉。”孔丘表示说：“卯误矣！公敛阳忠于公室，岂跋扈之比？卯变言乱政，离间君臣，按法当诛！”（第七十八回）他以司寇的身份坚持诛杀了少正卯。自此以后，孔丘的思想得以在鲁国广泛传播。孔丘与少正卯的对立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政治立场不同，孔丘为公室计，少正卯为陪臣计；二是观念不同，孔丘要维护旧礼，少正卯要背礼而行；三是方法不同，孔丘比较旗帜鲜明，少正卯则阳奉阴违。少正卯在公开场合对孔丘说了假话，孔丘故意以请鲁定公前往夹谷会盟，以通两国之好，鲁国派孔丘主相礼之事，孔丘临行前对定公说：“臣闻‘有文事者，必有武备’。文武之事，不可相离。宋襄公会盂之事可鉴也。”定公乃令大夫申句须和乐颀为左右司马，率军随行。齐国是晏婴为相礼，景公的宠臣黎弥背着晏婴，准备在次日会盟上劫持鲁君。次日行礼之后；齐人借口要奏四方之乐，许多人持械上前，呼哨而至，孔丘见状，立即奔至齐景公之前，向阶下怒斥说：“吾两君为好会，本行中国之礼，安用狄夷之乐？请命有司去之。”晏婴也以孔丘之言为当，那些持械者只好退下。齐人接着又奏宫中之乐，他们连跳带舞，唱的都是淫秽之词，孔丘按剑而立，怒视齐景公道：“匹夫戏诸侯者，罪当死！请齐司马行法！”景公并不发话，那些歌唱者嬉笑如故，孔丘说：“两国既已通好，如兄弟然，鲁国之司马，即齐之司马也。”转身向阶下大呼：“申句须乐颀何在？”鲁国的两位司马飞驰上坛，抓住乐队领班之人，立即斩首，其余惊走而散。事后齐景公责备黎弥说：“孔某相其君，所行者皆是古人之道，汝偏使寡人入夷狄之俗。”（第七十八回）最后退还了原来侵占的鲁国汶阳之地，表示谢过。
黎弥事前曾对齐景公说：“臣观孔某为人，知礼而无勇：不习战伐之事。”因此才安排了劫持行动。孔丘知书达礼，举止文质彬彬，可能给齐人造成了一种乏勇的错觉，但事实上，孔丘穴勇在身，临危不惧，他以礼斥敌，折冲尊俎，保全国格。
不肯俯就从世
孔丘离开鲁国政坛后，开始了他为期十四年的游历生涯，先后到过卫、陈、曹、宋、郑、蔡、楚等国，主要在卫、陈。孔丘周游列国的主要目的，一是想谋求施政机会，二是要传播他的思想。但热情出迎，向他请教战阵之事，孔丘回答：“丘未之学也。”这位重礼的游士对战阵之事表示不感兴趣，他认为卫灵公不问礼制，不可扶佐，第二天就离开卫国去宋。卫灵公派人追赶请回了他，还安排他会见了卫夫人南子。后来有一天，灵公与夫人南子同车而出，使孔丘坐陪乘相从，灵公以为他给了孔丘很大的面子。行至街市，人们都喊道：“同车者色耶？从车者德耶？”南子凭色而与灵公同车，孔丘具德反坐陪乘从车，孔丘回来后感叹说：“君之好德不如好色！”（第七十九回）孔丘前次就发现卫灵公轻视礼制，这次又看到了他好德不如好色的性格特点，他由此看到卫灵公与鲁定公一样的无可救药，于是坚持去宋。
孔丘前次离卫后已到达宋国的匡邑（今河南扶沟西南）。鲁国季斯的家臣阳虎先前反叛失败后曾逃至这里，他暴虐国人，在当地很有点民愤，被国人所赶走。孔丘的身材外貌与阳虎有点相似，当他到达匡邑时，当地人以为阳虎复至，聚众包围了他，后来卫灵公派来追还孔丘的人赶到，说明了情况，才消除了一场误会，匡人道歉离去。孔丘这次是二次去宋，其时司马桓魋在朝执事，他因逢迎君主而宠幸，心忌孔丘来宋，想派人杀掉孔丘。孔丘方与弟子在一棵大树下习礼，闻听此讯后换掉衣服，偷偷逃至郑国。
掉了几位贤臣，感叹说：“鸟兽恶伤其类，况人乎？”于是中止了晋国之行，辗转到了陈蔡之间。楚昭王素慕孔丘之名，使人往陈蔡之间相聘，陈蔡大夫考虑到，楚国若用孔丘，必然愈益强大，对陈蔡形成威胁，于是派兵将孔丘围于田野，致使孔丘断粮三天。后来楚使领兵到达，孔丘随之入楚，昭王非常高兴，准备给孔丘封地，楚令尹子西劝阻说：“昔文王在丰、武王在镐，地仅百里，能修其德，卒以代殷。今孔子之德，不下文武，弟子又皆大贤，若得据土壤，其代楚不难矣。”（第七十九回）昭王生怕孔丘在楚发展势力，遂未向其封地。孔丘知楚国不能用他，就离开了楚国，他拒绝了卫出公的委政之请，领着学生又返回了鲁国。时年孔丘已六十八岁，鲁国以大夫告老之礼相待，使他享受退休大夫的待遇。
孔丘希望在列国寻求从政的机会，但到处碰壁，出现这种状况一是由于有许多偶然原因，二是从主观上讲来，他的一套政治主张不合时宜。他对现实社会缺乏深刻的了解和研究，因此未能提出一套顺应社会潮流的治国方案，背时而行，很难被人接受。
而且，他关于复礼的主张实际上是要加强上层统治者的力量，虽然为国君所欢迎，但在各国普遍执政的却是违礼犯上的新兴势力的代表人，这些现实的执政者不欢迎他的学说，他的求政愿望也就必然不能实现。孔丘的政治主张不合时宜而他又不愿与当政者妥协，这是他游历受挫的最主要原因。
精于识人
孔丘知识渊博，深通历史，丰富的学识开阔了他的眼界，极大地提高了他的思维力，使他对许多事件有透彻的观察和深长的预见。他在鲁国从政期间，陪臣阳虎为他送来一豚，他立刻断定这阳虎反叛季斯，又欲劫持鲁定公为乱，孟孙无忌有备无患，营救了季斯和鲁公，击败了阳虎。堕三城时，成宰公敛阳借口御齐而拒绝，孔丘对人说：“阳不辩此语，必‘闻人’教之耳。”（第七十八回）
他根据言辞的特点正确地判断出这出于少正卯的教唆。孔丘周游列国时，被匡人包围，弟子子路准备出战，孔丘制止说：“某无仇于匡，是必有故，不久当自解。”（第七十九回）乃安坐奏琴，后来知道果然是一场误会。
孔丘晚年在鲁国整理古籍，有一天听到了齐国准备伐鲁的消息，大惊道：“鲁乃父母之国，今被兵，不可不救！”（第八十一回）他问众弟子谁能出使齐国，制止齐兵，子张子石二人情愿前往，孔丘没有答应。弟子子贡请命，孔丘答应了他。子贡先后在齐、吴、越、晋几国之间游说斡旋，积极活动，终于把齐国这股祸水引向了吴国，导致吴、齐艾陵之战，使鲁国避免了一场争战。孔丘对他的学生们各自的特点和才能非常熟悉了解，他料到只有子贡具有纵横游说的出色才能，派他去才能达到目的。
孔丘在七十二岁时，卫国发生了一次政变，他的学生子路和高柴当时皆在卫国从政，其他学生们都很担心他们的生命安全，孔丘对学生们讲：“高柴其归乎！子路其死乎！”学生们问其原因，达新君之命说：“寡君新立，敬慕夫子，敢献奇味。”孔丘接过来打开，看见是一盒肉醢，立即让人倒掉，问使者说：“得非吾弟子子路之肉乎？”使者惊异地承认，问他如何知道，孔丘回答说：“非此，卫君必不以见颁也。”（第八十二回）遂命弟子们埋其醢，痛哭道：“某尝恐子路不得其死，今果然矣！”孔丘的思维力晚年愈益成熟发达，他对身边的具体事情感觉敏锐、判断准确、预察深切，显示了他高超的学识和智慧。
春秋末期，天下大乱的局面更为加剧，许多政治人物都在寻求治理社会的方案，博学通史的孔丘以他“信而好古”（见《论语·述而》）的思维方式考虑现实社会，企图通过恢复周礼的途径实现对社会秩序的整顿治理，不自觉地站到了维护上层统治者的立场。他不乏应有的政治才能，但因其主张不合时宜、违背社会发展趋势，结果碰壁受挫，无法实施，社会宣告了孔丘治国方案的破产，启迪人们用新的思维、新的方法来考虑现实，制定治理方案，以促进社会质变形态的完成。
孔丘在推行自己政治思想的同时，创立了在我国乃至世界历史上具有深远影响的儒家学派，这在当时有一定的必然性。春秋末期的鲁国，社会矛盾尤为复杂和尖锐，迫切需要一种思想来指导对社会的治理，鲁国又是周公之子的封地，有深厚的文化传统，这是儒家学说得以在此诞生的社会和思想前提。孔丘本人是殷商后裔，深受殷周文化的影响，他出生鲁国，成长于礼仪之邦，又涉猎钻研了大量的古代典籍，吸收了古代思想家的理论精髓，主观上具备了创立儒家学说的理论学识条件。孔丘在从政、从教、著述的过程中，最早地阐发了一种系统的学说，从而以他的思想影响了一个民族的性格。
孔丘属殷汤王之后裔，西周前期的周公将殷商遗民封于商丘一带，使建宋国。孔丘的上六世祖孔父嘉在东周初期任宋国大司马，掌管军事，在与郑庄公的较量中兵败，太宰华督乘机发动政变，杀害了孔父嘉，其幼子木金父被家臣抱往鲁国避难，居于鲁国，遂以父字为氏，后世为孔姓。孔丘的父亲叔梁纥曾为陬邑大夫，在随军攻取偪阳城时，曾双手托起即将塌下的千斤悬门，救了多人性命，被称为“有力如虎”（第六十回）的勇将。他的先妻施氏生有九女，未生男孩，其妾生下名叫孟皮的儿子，因脚病成为残废。叔梁纥晚年与颜氏最小的女儿徵在结婚，夫妻俩求子心切，为此同祷尼山（山东曲阜东南）之神。儿子出生后，叔梁纥说：“此儿秉尼山之灵。”故起名为丘，字仲尼。孔丘三岁时，叔梁纥死去，家境“贫且贱”，他由母亲一手养孔丘三十岁后与上层人物的往来增多，开始阐发他的政治思想。
孔丘的政治活动大体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五十五岁以前，他主要参与鲁国政事，任过中都（今山东汶上西）宰、司空和大司寇，摄相事，实施他的政治主张；五十五岁至六十八岁，他率弟子周游列国，宣传和推行他的政治主张；六十八岁至七十三岁谢世，他主要在鲁国整理《诗》《书》等古代文献，删修《春秋》。孔丘死后，他的弟子将其言论编纂成《论语》一书。
人所共知，孔丘的思想极为丰富，形成儒家学说，延续数千年。这里仅对其政治行为作一简要分析，以显示其从政特色之一斑，对其他问题概不涉及。
博闻强识
夏商周三代积累的典籍在春秋后期已非常丰富，孔丘对这些典籍有广泛的涉猎，以博学之名闻于当世。有一次，他在鲁国季斯家中作客，家人向季斯报告说：“穿井得土缶，内有羊一只，不知何物？”季斯想试试孔丘的学识，故意问他说：“或穿井于土中得狗，此何物也？”孔丘回答说：“以某言之，此必羊也，非狗也。”季斯惊问其故，孔丘说：“某闻山之怪曰夔魍，水之怪曰龙罔象，土之怪曰羊。今得之穿井，是在土中，其为羊必矣。”
（第七十八回）楚昭王在受吴国阖闾、伍员之劫难后返国，行至大江，忽见水面一物，其大如斗，色泽正红，使人捞起，遍问群臣，没有人能认识，拔刀砍开，内有像瓜一样的瓤，尝了一下，异常甘甜，乃分赐身边的人说：“此无名之果，可识之，以俟博物之士。”（第七十七回）后来听说鲁国孔丘非常博学，遂派人前来致礼相问，孔丘对使者讲：“此名萍实，可剖而食也。”使者问此果是否可经常得到，孔丘回答说：“萍者，浮泛不根之物，乃结而成实，虽千百年不易得也。”（第七十八回）不久，齐国境内忽然飞来一只大鸟，长约三尺，黑身白颈，独足长喙，舞于田间，之后飞腾向北而去。鲁国季斯闻有此鸟，遂问孔丘，孔丘回答说：“此鸟名曰‘商羊’，生于北海之滨，天降大雨，商羊起舞，所见之地，必有淫雨为灾。齐鲁接壤，不可不预为之备。”（第七十八回）季斯使当地百姓修堤盖屋。
不到三天，果然天降大雨，汶水泛滥，鲁国有备无患。这事传到齐国，齐人对孔丘益加迷信，大家都呼他为“圣人”，孔丘的博学之名遂传遍天下。
孔丘精通古典，知识渊博，确是同时代的其他人所不能企及的，后来在政治舞台上连连受挫后，他曾感叹说：“君子病没世而名不称焉。吾道不行矣，吾何以自见于后世哉？”（见《史记·孔子世家》）于是转而研究和整理古籍，这方面他的发言权最大，因而成就也最高。
春秋时代，人们对许多怪异现象习惯于用迷信观点去解释，往往将其看成是上天为社会人事现象所安排的预兆，孔丘以古籍中的记载为依据，能将其给予较合理的解释，排斥了天命迷信观念，这一精神被贯穿于他的整个思想中，使得他所创立的儒家学派具有轻鬼神、重人事的特点。
孔丘精通古籍，熟知历史，因而论证事情常以古事为鉴。他国提出堕三城的建议时论证说：“古者臣无藏甲，大夫无百雉之城。”（第七十八回）孔丘注重人事，但他由于熟知古史而特别看重古代，这是此位博学者的知识结构所导致的一种思维习惯。他晚年笔削《春秋》，借对历史典籍的整理来阐发和寄托自己的政治思想，这些特点和手法影响到后世的儒家学子，导致他们厚古薄今、缺乏思想创见的消极面。
好古守礼
孔丘的政治实践主要是在鲁国，当时鲁国的政治形势特别复杂。名义上鲁定公执政，但实际是季孙斯、孟孙无忌、叔孙州仇三位大夫掌权，这三家早年已“三分公室”，将国家军队和提供赋役的乡邑瓜分占有，后来又按股“四分公室”，三家鼎立，各用家臣为政，鲁定公徒有虚名。三家属季孙斯势力最强，然而季斯所用的家臣公山不狃与阳虎又逐渐窃夺了季氏之权，凌肆其主，季斯无可奈何。私分公室和陪臣专权的现象使鲁国政局错综复杂，非常混乱。孔丘恰在这个时候因为治理中都有方，被推荐任鲁国司空、司寇之职，参与政事。
孔丘带着好古的眼光来认识社会，他认为，夏商周三代，特别是西周社会，具有完备的礼仪制度，规定了每层人应该遵守的行为规范，人人循礼而行，于是社会安定、上下相得，而春秋以来社会秩序紊乱，关键在于人们丢弃了礼仪制度，导致礼崩乐坏，以下犯上。孔丘由此认为，对社会进行治理和整顿的要害在于恢复周礼。他要人们“克己复礼”“非礼勿动”，要对人们“齐之以礼”（均见《论语》），实际上表达了他治理社会的方针。正是在这个意义他认为这是绝不能容忍的重大问题，尽管这不是一个直接的政治问题，但孔丘要维护整个礼制系统的神圣性，因而不能容忍对这一神圣系统的丝毫亵渎。孔丘并且认为，对礼制的恢复应该由上层人物带头做起，季斯有次向他请教从政，他回答说：“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又说：“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均见《论语》）根据这些想法，他在参政后部署了恢复礼制、治理社会的实施方案，具体提出了“堕三城”的措施。
三位执政大夫各有自己的宗邑，季氏的宗邑是费城，公山不狃为宰；孟氏的宗邑是成，公敛阳为宰；叔氏的宗邑是郈，公若貌为宰。按照礼制规定，大夫的宗邑规模应限制在一定范围内，绝不能等同于诸侯国的都城规模，但这三家大夫过去自己增筑城垣，其规模与都城曲阜一般。后来公山不狃居费城欲叛季斯，季斯向孔丘问制服办法，孔丘说：“欲制之，先明礼制。古者臣无藏甲，大夫无百雉之城，故邑宰无所凭以为乱。子何不堕其城，撤其武备？上下相安，可以永久。”（第七十八回）季斯将孔丘的话转告给其他二位大夫，他们都表示同意，后来，他们联合公室，与叛臣争战取胜，先后将郈城和费城堕之三尺，恢复原初规模。孟孙无忌欲堕自己的宗邑成城，但成宰公敛阳借口防御齐国而拒绝，这次堕城行动就这样半途而废。
孔丘将复礼作为一种治国之道或治国的战略，他希望用礼制来规范人们的行动，并希望上层人物能率先执行，上行下效，达到上下相安、天下大治的效果。从这种愿望出发，他将执政是否守礼看成是其国是否可治的重要方面，也看作自己是否可与共事的先决条件。孔丘治理鲁国，短期内的收效还是巨大的，他从民俗民风抓起，虽未能解决社会的根本问题，但还使鲁国的面貌发生了起色。齐国听说鲁国得治，非常恐惧，为败乱其事，选了八十名国犹可为也。（第七十九回）他要在不久将到的郊祭活动中观察鲁定公的守礼状况，以此决定自己的去留。按礼制，定公应在郊祭之后将用过的胙肉分送于众，但孔丘至那天晚上也未等到应该颁送的胙肉，于是破灭了对鲁定公抱有的最后一点希望，他凄然长叹：“吾道不行，命也夫！”怀着满腔的惆怅领弟子们离开了鲁国，结束了他的从政活动。孔丘后来在卫国又碰到了一次从政的机会，卫出公欲任他以国政，但因卫出公曾与他自己的父亲发生过争国之斗，孔丘恶其违礼，拒绝出仕卫国。
当时的大夫和陪臣代表着正在成长起来的一种新兴势力，他们在政治上的崛起有其深刻的经济和社会根源，因而成了一种必然性的社会趋势。孔丘用好古的眼光看待现实社会，企图通过复礼来扼制新兴势力的发展。用旧的名分来匡正社会现实，这种以名正实的方法忽视了社会变化的客观必然性，也许会有一些暂时的表面收获，但注定是不能成功的。
传统的礼仪制度曾是统治阶层为整个社会制定的行为规范，旨在维护上层统治者的根本利益。孔丘要通过恢复礼制来治理混乱的社会，不管他的动机如何，总是不自觉地站在了上层统治阶层的立场上，在他七十一岁那年，齐国发生了谋杀齐简公的政变，这是严重违背礼制原则的重大事件，他前去朝见鲁哀公，请求出兵讨伐所谓“乱臣贼子”。在具体的历史背景下和具体的政治事件上，孔丘守礼的治国方针体现了他鲜明的政治立场。他的一整套政治思想及其相适应的伦理思想被后世的历代统治者所看重和利用，是有其必然性的。
孔丘由博学到通古，再到好古守礼，渊博的学识反而导致了政治方针的失误，这其中有着深刻的教训。
智勇双全
孔丘在短短的从政期间遇到过几个反对派人物，他以不同的方式给予对付。季斯的家臣阳虎图谋叛乱，想拉拢孔丘协助他，又不好出面延请，就派人暗示孔丘来见，见孔丘未来，他又向孔丘馈送一蒸豚，按照礼仪要求，受馈者是必须回谢的，孔丘对人讲，“虎诱我往谢而见我也。”（第七十八回）于是让学生暗中观察，等到阳虎一次外出离家时前往拜谢，他既要遵守礼的要求，又要避开阳虎，坚持自己的政治原则。
当时鲁国有一个名叫少正卯的人，他博闻强记，能言善辩，被人们称为“闻人”。少正卯两面三刀，见到三家大夫就称颂他们的佐君匡国之功，见到陪臣又假托强公室抑私族，让他们挟鲁君以令三家大夫。孔丘升任大司寇，专管刑罚，提出了堕三城的计划后，少正卯暗中支持三城之宰反叛，并教给成宰公敛阳拒绝堕城的言辞。孔丘摄行相事，每每提出主张，少正卯总要惑乱其词，孔丘私下对鲁定公讲：“鲁之不振，由忠佞不分，刑罚不立也。夫护嘉苗者，必去莠草。愿君勿事姑息，请出太庙中斧钺，陈于两观之下。”次日，召集群臣商议成城是否可堕，少正卯为了当面迎合孔丘之意，又提出堕城的六条好处，其中二条是说：“使跋扈家臣无所凭藉。”孔丘表示说：“卯误矣！公敛阳忠于公室，岂跋扈之比？卯变言乱政，离间君臣，按法当诛！”（第七十八回）他以司寇的身份坚持诛杀了少正卯。自此以后，孔丘的思想得以在鲁国广泛传播。孔丘与少正卯的对立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政治立场不同，孔丘为公室计，少正卯为陪臣计；二是观念不同，孔丘要维护旧礼，少正卯要背礼而行；三是方法不同，孔丘比较旗帜鲜明，少正卯则阳奉阴违。少正卯在公开场合对孔丘说了假话，孔丘故意以请鲁定公前往夹谷会盟，以通两国之好，鲁国派孔丘主相礼之事，孔丘临行前对定公说：“臣闻‘有文事者，必有武备’。文武之事，不可相离。宋襄公会盂之事可鉴也。”定公乃令大夫申句须和乐颀为左右司马，率军随行。齐国是晏婴为相礼，景公的宠臣黎弥背着晏婴，准备在次日会盟上劫持鲁君。次日行礼之后；齐人借口要奏四方之乐，许多人持械上前，呼哨而至，孔丘见状，立即奔至齐景公之前，向阶下怒斥说：“吾两君为好会，本行中国之礼，安用狄夷之乐？请命有司去之。”晏婴也以孔丘之言为当，那些持械者只好退下。齐人接着又奏宫中之乐，他们连跳带舞，唱的都是淫秽之词，孔丘按剑而立，怒视齐景公道：“匹夫戏诸侯者，罪当死！请齐司马行法！”景公并不发话，那些歌唱者嬉笑如故，孔丘说：“两国既已通好，如兄弟然，鲁国之司马，即齐之司马也。”转身向阶下大呼：“申句须乐颀何在？”鲁国的两位司马飞驰上坛，抓住乐队领班之人，立即斩首，其余惊走而散。事后齐景公责备黎弥说：“孔某相其君，所行者皆是古人之道，汝偏使寡人入夷狄之俗。”（第七十八回）最后退还了原来侵占的鲁国汶阳之地，表示谢过。
黎弥事前曾对齐景公说：“臣观孔某为人，知礼而无勇：不习战伐之事。”因此才安排了劫持行动。孔丘知书达礼，举止文质彬彬，可能给齐人造成了一种乏勇的错觉，但事实上，孔丘穴勇在身，临危不惧，他以礼斥敌，折冲尊俎，保全国格。
不肯俯就从世
孔丘离开鲁国政坛后，开始了他为期十四年的游历生涯，先后到过卫、陈、曹、宋、郑、蔡、楚等国，主要在卫、陈。孔丘周游列国的主要目的，一是想谋求施政机会，二是要传播他的思想。但热情出迎，向他请教战阵之事，孔丘回答：“丘未之学也。”这位重礼的游士对战阵之事表示不感兴趣，他认为卫灵公不问礼制，不可扶佐，第二天就离开卫国去宋。卫灵公派人追赶请回了他，还安排他会见了卫夫人南子。后来有一天，灵公与夫人南子同车而出，使孔丘坐陪乘相从，灵公以为他给了孔丘很大的面子。行至街市，人们都喊道：“同车者色耶？从车者德耶？”南子凭色而与灵公同车，孔丘具德反坐陪乘从车，孔丘回来后感叹说：“君之好德不如好色！”（第七十九回）孔丘前次就发现卫灵公轻视礼制，这次又看到了他好德不如好色的性格特点，他由此看到卫灵公与鲁定公一样的无可救药，于是坚持去宋。
孔丘前次离卫后已到达宋国的匡邑（今河南扶沟西南）。鲁国季斯的家臣阳虎先前反叛失败后曾逃至这里，他暴虐国人，在当地很有点民愤，被国人所赶走。孔丘的身材外貌与阳虎有点相似，当他到达匡邑时，当地人以为阳虎复至，聚众包围了他，后来卫灵公派来追还孔丘的人赶到，说明了情况，才消除了一场误会，匡人道歉离去。孔丘这次是二次去宋，其时司马桓魋在朝执事，他因逢迎君主而宠幸，心忌孔丘来宋，想派人杀掉孔丘。孔丘方与弟子在一棵大树下习礼，闻听此讯后换掉衣服，偷偷逃至郑国。
掉了几位贤臣，感叹说：“鸟兽恶伤其类，况人乎？”于是中止了晋国之行，辗转到了陈蔡之间。楚昭王素慕孔丘之名，使人往陈蔡之间相聘，陈蔡大夫考虑到，楚国若用孔丘，必然愈益强大，对陈蔡形成威胁，于是派兵将孔丘围于田野，致使孔丘断粮三天。后来楚使领兵到达，孔丘随之入楚，昭王非常高兴，准备给孔丘封地，楚令尹子西劝阻说：“昔文王在丰、武王在镐，地仅百里，能修其德，卒以代殷。今孔子之德，不下文武，弟子又皆大贤，若得据土壤，其代楚不难矣。”（第七十九回）昭王生怕孔丘在楚发展势力，遂未向其封地。孔丘知楚国不能用他，就离开了楚国，他拒绝了卫出公的委政之请，领着学生又返回了鲁国。时年孔丘已六十八岁，鲁国以大夫告老之礼相待，使他享受退休大夫的待遇。
孔丘希望在列国寻求从政的机会，但到处碰壁，出现这种状况一是由于有许多偶然原因，二是从主观上讲来，他的一套政治主张不合时宜。他对现实社会缺乏深刻的了解和研究，因此未能提出一套顺应社会潮流的治国方案，背时而行，很难被人接受。
而且，他关于复礼的主张实际上是要加强上层统治者的力量，虽然为国君所欢迎，但在各国普遍执政的却是违礼犯上的新兴势力的代表人，这些现实的执政者不欢迎他的学说，他的求政愿望也就必然不能实现。孔丘的政治主张不合时宜而他又不愿与当政者妥协，这是他游历受挫的最主要原因。
精于识人
孔丘知识渊博，深通历史，丰富的学识开阔了他的眼界，极大地提高了他的思维力，使他对许多事件有透彻的观察和深长的预见。他在鲁国从政期间，陪臣阳虎为他送来一豚，他立刻断定这阳虎反叛季斯，又欲劫持鲁定公为乱，孟孙无忌有备无患，营救了季斯和鲁公，击败了阳虎。堕三城时，成宰公敛阳借口御齐而拒绝，孔丘对人说：“阳不辩此语，必‘闻人’教之耳。”（第七十八回）
他根据言辞的特点正确地判断出这出于少正卯的教唆。孔丘周游列国时，被匡人包围，弟子子路准备出战，孔丘制止说：“某无仇于匡，是必有故，不久当自解。”（第七十九回）乃安坐奏琴，后来知道果然是一场误会。
孔丘晚年在鲁国整理古籍，有一天听到了齐国准备伐鲁的消息，大惊道：“鲁乃父母之国，今被兵，不可不救！”（第八十一回）他问众弟子谁能出使齐国，制止齐兵，子张子石二人情愿前往，孔丘没有答应。弟子子贡请命，孔丘答应了他。子贡先后在齐、吴、越、晋几国之间游说斡旋，积极活动，终于把齐国这股祸水引向了吴国，导致吴、齐艾陵之战，使鲁国避免了一场争战。孔丘对他的学生们各自的特点和才能非常熟悉了解，他料到只有子贡具有纵横游说的出色才能，派他去才能达到目的。
孔丘在七十二岁时，卫国发生了一次政变，他的学生子路和高柴当时皆在卫国从政，其他学生们都很担心他们的生命安全，孔丘对学生们讲：“高柴其归乎！子路其死乎！”学生们问其原因，达新君之命说：“寡君新立，敬慕夫子，敢献奇味。”孔丘接过来打开，看见是一盒肉醢，立即让人倒掉，问使者说：“得非吾弟子子路之肉乎？”使者惊异地承认，问他如何知道，孔丘回答说：“非此，卫君必不以见颁也。”（第八十二回）遂命弟子们埋其醢，痛哭道：“某尝恐子路不得其死，今果然矣！”孔丘的思维力晚年愈益成熟发达，他对身边的具体事情感觉敏锐、判断准确、预察深切，显示了他高超的学识和智慧。
春秋末期，天下大乱的局面更为加剧，许多政治人物都在寻求治理社会的方案，博学通史的孔丘以他“信而好古”（见《论语·述而》）的思维方式考虑现实社会，企图通过恢复周礼的途径实现对社会秩序的整顿治理，不自觉地站到了维护上层统治者的立场。他不乏应有的政治才能，但因其主张不合时宜、违背社会发展趋势，结果碰壁受挫，无法实施，社会宣告了孔丘治国方案的破产，启迪人们用新的思维、新的方法来考虑现实，制定治理方案，以促进社会质变形态的完成。
孔丘在推行自己政治思想的同时，创立了在我国乃至世界历史上具有深远影响的儒家学派，这在当时有一定的必然性。春秋末期的鲁国，社会矛盾尤为复杂和尖锐，迫切需要一种思想来指导对社会的治理，鲁国又是周公之子的封地，有深厚的文化传统，这是儒家学说得以在此诞生的社会和思想前提。孔丘本人是殷商后裔，深受殷周文化的影响，他出生鲁国，成长于礼仪之邦，又涉猎钻研了大量的古代典籍，吸收了古代思想家的理论精髓，主观上具备了创立儒家学说的理论学识条件。孔丘在从政、从教、著述的过程中，最早地阐发了一种系统的学说，从而以他的思想影响了一个民族的性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