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的关系

共产国际与瞿秋白的“左”倾错误

※※第一节 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政策的转变和中国共产党的八七会议

@@@一、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政策的转变和罗明那兹来华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前夕，共产国际为了帮助中国革命，依据当时急剧变化的形势，指示中共中央改组，成立由张国焘、周恩来、李立三、李维汉、张太雷组成的临时中央常务委员会，停止了陈独秀的领导职务，并开始实现政策上的转变。于1927年7月14日，发布了《关于中国革命当前形势的决定》，对中国共产党当前的政策和策略做了六条规定。这些规定，对当时所采取的政策、策略是正确的，特别是对中国要开展土地革命，要武装工农，要健全党的领导机关，这些对指导中国革命是有积极意义的。但是，决定指出：“革命遭受了局部失败，而推移到新的更高阶段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有成长为社会主义革命之趋势”。这就给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左”的错误埋下了伏线。

罗明那兹来华。罗易、鲍罗廷回国后，共产国际随即派罗明那兹接替罗易、鲍罗廷的工作。

罗明那兹参加了南昌起义的酝酿，党中央向罗明那兹报去了南昌起义的计划，他表示：一方面按计划积极准备起义，另一方面电告共产国际，等指示后再作最后决定。很快，罗明那兹收到了共产国际的回电。7月26日，中央召开会议讨论南昌暴动问题，参加会议的有张国焘、瞿秋白、李维汉、张太雷以及罗明那兹和军事顾问加伦等。会议经过讨论，决定举行起义。

八一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从此开始了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革命武装斗争的新时期。周恩来在评价南昌起义时说：“南昌起义本身是正确的，但在领导思想上有错误，单纯军事行动，中心是城市观点，没有跟当地农民结合起来建立根据地的思想”。

@@@二、中国共产党的八七会议

为了贯彻共产国际7月14日决定精神，在罗明那兹的指导下，8月7日，党中央在汉口召开了紧急会议，罗明那兹和诺伊曼（即纽曼，德国人，协助罗明那兹工作）出席了会议。会议的第一项议程由罗明那兹作关于党的过去错误及新的路线的报告。然后，对他起草的《中共八七会议告全党党员书》做了解释说明，主要内容是：

(1）分析了中国各阶级的状况及其关系，指出：“中国工人阶级则因客观状况的关系，是力争中国民族解放最坚决、最彻底、最不妥协的阶级，此种情形，使中国无产阶级应得民族解放运动中之领导权。”

(2）指出中国要开展土地革命：“土地革命，其中包含没收土地及土地国有—这是中国革命新阶段的主要的社会经济之内容。”农民只有在无产阶级领导下才能求得解放。如果过去党对农民有正确的领导，不阻止农民运动，不对国民党让步，保持党的独立性，革命就不会失败。

(3）指出联合战线中要保持独立性，“共产党在任何环境中，不能与其他任何政治组织相混合，它应有独立的力量；它是一国之内的特别阶级，即无产阶级最彻底、最革命的阶级组织。因此，共产党对于宣传自己的观点，在自己旗帜下动员群众工作，决不能自己束缚起来，它不应当放弃批评革命的小资产阶级之民权派的动摇不定的权利，只有这样批评，才能推动小资产阶级的革命家左倾，并巩固工人阶级在革命斗争中之领导权”。

(4）中国共产党的错误共产国际应不应该负责任的问题。他说：责任应由中共中央来负。

会上，瞿秋白代表中央常委作了关于党的任务的报告，会议通过了《告全党党员书》、《最近农民斗争议决案》、《最近职工运动议决案》、《党的组织问题议决案》等文件。

会议主要解决了两方面的问题：一是结束了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成立了新的党中央领导机构，8月9日，中央政治局第一次会议选举瞿秋白、苏兆征、李维汉三人为常委，二是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党反动派的总方针。

会议批判了右倾机会主义在武装问题上的错误，毛泽东同志在会上发言指出：“秋收暴动非军事不可，以后要非常注重军事，须知政权是枪杆子取得的”。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革命认识的一个重大进步。

八七会议伟大的历史功绩在于它反对了政治上的右倾机会主义，使党大进了一步。从此，中国革命进入了以土地革命为中心内容的工农武装革命的新阶段。

八七会议的缺点，在于它错误地把反帝反封建同反对资产阶级并列，混淆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

八七会议的成绩和缺点与共产国际及其代表罗明那兹是分不开的。

※※第二节 斯大林的“三阶段论”和罗明那兹的不断革命论

@@@一、斯大林的中国革命“三阶段论”

大革命失败后，斯大林《时事问题简评》等文章中系统地提出关于中国革命的“三阶段论”。他认为，广州时期为第一阶段，是无产阶级、农民、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四个阶级联合的全民族的反帝国主义的革命阶段；武汉时期为第二阶段，是无产阶级、农民、小资产阶级三个阶级联合的“土地革命阶段”；汪精卫叛变后为第三阶段，是无产阶级和农民联合的“苏维埃革命阶段”。

从主观上讲，斯大林是力求正确地说明中国阶级关系及其变动，但事实却与他的愿望相反，他对这个问题的分析并不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在这个问题上犯了公式化、定型化的错误，因而不能准确的认识中国革命发展过程中错综复杂的阶级关系及其变化。

“三阶段论”混淆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把民族资产阶级甚至小资产阶级排斥于革命联合阵营之外，对民主革命的长期性、曲折性、复杂性认识不足，这就给以后的“左”倾错误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

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后，中国革命转入低潮。本应在相当长的时间内积蓄力量，坚持反帝反封建的土地革命。可是，斯大林却错误地把蒋介石和汪精卫的叛变，作为中国革命由一个阶段向另一个阶段发展的标志，甚至认为在半年或一年内会出现新的革命高潮，实现苏维埃，这就导致了瞿秋白“左”倾错误的发生。

@@@二、罗明那兹的“不断革命论”

罗明那兹的“不断革命论”，是以斯大林的“三阶段论”为基本理论依据的。他在中国的活动则是对共产国际“左”倾思想的具体贯彻和发展。

首先，罗明那兹发展了斯大林的“三阶段论”，提出“不断革命论”。罗明那兹认为“中国是不断革命”，说中国是民主革命，但一直发展下去就是社会主义革命。他说：“广州时期是四个阶级联合，武汉时期是三个阶级联合，南昌起义时只有工农，是两个阶级，中间不经任何停留，不经任何阶段，一直发展下去，就是社会主义革命。”“不断革命论”混淆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性质。罗明那兹认为大革命失败后，“民族资产阶级离开国民革命的战线而走入反革命营垒”。显然他对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缺乏具体分析，实际上民族资产阶级早已形成左右两翼。蒋介石、汪精卫叛变并不等于整个资产阶级的叛变。因此，对民族资产阶级仍应采取又联合又斗争的政策，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而不是反对民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罗明那兹提出的无产阶级必须在反帝反封建的同时开展反对中国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就为瞿秋白的“左”倾错误提供了依据。

其次，在批判陈独秀右倾错误的同时，没有注意防止“左”的倾向。对大革命后期工农运动出现的过火行动，没有及时纠正。

最后，犯了惩办主义的错误。八七会议在党内斗争上造成了不良影响，没有让陈独秀参加会议，而把反对机会主义看成是对机会主义错误的负责者的人身攻击。所以发展到后来，各地反对机会主义都找一两个负责者当做机会主义，斗争一番，工作撤换一下，就认为机会主义没有了，万事大吉了，犯了惩办主义的错误。这和罗明那兹的直接指导有关。他片面强调陈独秀不执行国际指示，而忽视了共产国际代表和共产国际的错误。最后，使矛盾激化，将他开除出党。以后，罗明那兹又提出“政治纪律”问题，处分了南昌暴动、秋收起义的一批领导同志，这些过火的做法，就开创了惩办主义的先例。

※※第三节 瞿秋白的“左”倾盲动错误

@@@一、瞿秋白的“左”倾盲动错误

周恩来同志在谈到斯大林和罗明那兹“三阶段论”、“不断革命论”时指出：“1927年11月中央扩大会议接受了这种观点，认为当时虽不是社会主义革命，但一直发展下去就是社会主义革命，罗明那兹的意见，在我们党员中是有影响的。”

1927年11月9日至10日，党中央在上海召开了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国际代表罗明那兹参加了会议，并作了政治报告。

在瞿秋白的主持下，会议通过了《中国现状与共产党的任务决议案》、《最近组织问题的重要任务议决案》、《关于第六次全党代表大会之决议》、《关于土地问题党纲草案的决议》、《职工运动决议案》等。会议强调批评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和党内的悲观情绪，重申了党中央9月份提出的关于放弃使用国民党的旗帜，打出苏维埃旗帜的决定。“要领导民众起来推翻国民党”，建立工农民主专政的政权。从根本上取消地主制，发动农民，组织工农革命军，开展游击战争，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等，这些意见和主张都是正确的。但是，这次会议却发展了八七会议以来党内的“左”倾情绪。会上提出的许多理论观点和策略思想都是错误的，这些错误形成了“左”倾盲动错误，并在党中央领导机关占了统治地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在革命性质和阶级关系问题上

在革命性质问题上混淆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虽然承认中国革命仍然是反帝反封建的民主主义革命，但又强调中国革命的性质是所谓“无间断性质”。认为“这一革命必须是急转直下从解决民权革命统治地位于社会主义的革命”。

在阶级关系上，把民族资产阶级和买办资产阶级等同起来，断言“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完全投降了外国资本”、“实际上替帝国主义当走狗”、“当工具”。说中国资产阶级已经成了绝对的反革命势力，甚至认为小资产阶级“在现实亦已不是革命的力量，而是革命的障碍。”

2.在革命形势和斗争策略问题上

在革命形势上，否认大革命失败后革命形势处于低潮，错误地认为当时的革命形势“是在高涨”。

在斗争策略上：不去组织革命力量实行有序的退却，而是一味主张实行盲目的进攻，并把必要的策略上的退却一概视为“机会主义”。他们制定了一条组织全国武装暴动的盲目主义“总策略”。

3.在组织问题上

片面强调领导干部工农化，提出要对全党进行“改造”，要“将工农分子的新干部替换非无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全部”“使党的核心建筑在工农的身上”。

在组织上，他们采取过分追究个人责任的打击政策，滥用组织手段，强制推行盲动错误。

在上述“左”倾盲动错误指导下，党中央的主要工作都是为了实现全国总暴动这个“总政策”来进行的。由于暴动缺乏广泛的群众基础，特别是由于敌我力量过分悬殊，都先后失败了。党的组织和革命力量遭到严重的破坏。

@@@二、广州起义，纽曼“进攻”策略的错误

“十一月中央会议决定组织广州暴动”。1927年12月11日，趁粤桂军阀混战之机，由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张太雷和叶挺、挥代英、杨殷、周文雍、聂荣臻等，领导了国民革命军教导团和广州工人参加的起义，被称为暴动专家的纽曼参加了广州起义的现场指挥。

在广州起义中，纽曼表现出“左”倾盲动错误。当起义军从攻势转入守势时，他强调暴动原则是“进攻、进攻、再进攻！”指责叶挺主张向海陆丰撤退的正确意见为政治动摇。英勇的广州起义由于敌我阶级力量对比悬殊而遭到失败。

斯大林和共产国际在广州起义前就表现了“左”倾情绪。1927年9月苏联《真理报》宣传，在中国“苏维埃”已经从一个宣传口号变为一个行动口号了。斯大林通过广州起义的胜利来说明中国革命不仅没有失败，而且“必将在新的基础上重新高涨起来”，这和他的“三阶段论”的思想是相吻合的。

※※第四节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九次扩大会议

在1927年12月2日—19日召开的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上，开始了一场对中国革命问题的争论。罗明那兹从中国赶回莫斯科出席大会并就中国问题作了发言，他认为资产阶级已不再是一支统一的政治力量，国民党已不再作为一个政党而存在。而中国革命应该是以工农为主力的反帝反封建反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仍主张中国革命性质是“不断革命”，布哈林和米夫对罗明那兹的发言提出不同意见。

直到共产国际执委第九次全会时，以罗明那兹为一方，以米夫为一方对中国革命性质问题的争论还在继续，罗明那兹进一步发挥“不断革命”论，认为中国苏维埃政权从一开始就不仅要没收外国资本，而且还要没收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全部财产。因而，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已经过去，中国革命现阶段的特点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直接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就革命的形势、内容和动力而言，中国革命已具备新的社会主义的意义。米夫则认为中国革命现阶段的基础内容和主要口号是消灭帝国主义的奴役，没收土地和建立苏维埃政权，现阶段的中国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具有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的趋势。但米夫这时对中国革命形势的看法也有过“左”的因素。联共《布尔什维克》1928年第3—第4期（1928年2月29日）刊登了双方的文章，并在《编者的话》中明确表态支持米夫的观点。

共产国际执委第九次全会关于中国问题决议。1928年2月9日至25日，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九次扩大会议在莫斯科召开。全会通过了由联共代表团斯大林、布哈林和中国代表向忠发、李振赢联合起草的《关于中国问题决议案》。决议案的基本观点反映了斯大林等同志对前一段关于中国革命性质问题争论的结论性意见。决议指出现阶段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性质。批评了罗明那兹的“不断革命论”，指出革命形势还没有全国范围的革命高潮，但正在走向高潮，批评了“不断高潮论”；指出：目前党的主要政策是争取千百万工农群众，准备暴动，反对“左”倾盲动，反对无组织无准备的城乡暴动。

192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共产国际决议案的通知》，表示接受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九次全会决议方案的方针。号召全党纠正盲动错误。由于共产国际的制止，以及从事实际工作的同志的抵制，瞿秋白“左”倾盲动错误在实际工作中得到纠正。

※※第五节 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

@@@一、中国共产党第六次代表大会

为了更好的总结过去革命斗争的经验，系统地研究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的新形势，确定党在新时期的任务，统一全党思想，发展中国革命，于1928年6月18日—7月11日，在共产国际帮助下，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中共代表到莫斯科后，立即和共产国际工作人员组成土地问题、农民问题和军事问题等决议的起草小组。会前，斯大林向中共中央领导干部作了重要讲话。共产国际书记布哈林在大会上作了《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的任务》政治报告和关于政治报告的结论。瞿秋白在大会发言中承认1927年秋—1928年春，中央领导犯了“左”倾盲动错误。周恩来作了《组织问题报告和结论》、《军事报告》。大会通过的政治决议案宣布中共“六大”完全接受共产国际第九次全会对中国问题的决议案，而且是本决议案的基础。这两个决议案同时为这一时期决定政策方针。大会正确指出中国革命性质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革命形势是处在两个高潮之间。规定武装暴动暂时只是宣传口号而不是直接口号，目前任务是争取广大群众。大会指出党内主要危险倾向是“左”倾盲动。大会选出新的中央委员会，由向忠发、瞿秋白、李立三、周恩来等七人组成政治局。中共六大的方针政策基本上是正确的，对后来中国革命的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缺点是对中间力量的两面性和反动势力内部矛盾缺乏正确的估价和政策，对革命的长期性和农村革命根据地的重要性缺乏正确的认识。

@@@二、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

中共六大决定在共产国际设立代表团作为中共常驻机构。这是因为这以前的国际代表在中国犯了不同程度的错误，中共六大期间代表们对鲍罗廷、罗易、罗明那兹、诺伊曼等提出了尖锐批评。1928年6月29日，布哈林宣布共产国际不再向中国派遣代表，改为中共在国际设立常驻代表团，通过中共代表团指导中国革命。这样，在中共六大闭幕后，中共组织了以瞿秋白为团长的代表团，邓中夏、余飞代表中国工会组织驻赤色国际，王若飞代表中国农民组织驻农民国际。1928年底增选陆定一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驻少共国际代表，1929年初增选蔡和森为中共驻国际代表。

中共代表团在共产国际期间做了大量工作，出席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共产国际执委第十次全会等重要会议，参与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革命问题的决策，领导和审理中国留学生工作，沟通中国党与国际之间的联系等等。

以瞿秋白为首的中共代表团，从它成立起，就同米夫处于尖锐对立的状态。瞿秋白等同志对于共产国际和联共（布）内以老子党自居的作风，对于米夫等人在中国党内扶植亲信，拉一派打一派，干涉中国党内部事务的做法极不满意，竭力为争取中国共产党的自主权而斗争。矛盾从处理中山大学的派别斗争问题上集中表现出来。

莫斯科中山大学的派别斗争是从1927年夏天开始的。中山大学由于教务处主任阿郭尔与副校长米夫的矛盾，引起学生中间以周达明、俞秀松、董亦湘组成的“教务派”和以王明等为代表的“支部派”的对立。米夫利用职权打击“教务派”学生，他们捏造事实硬说董亦湘等人组织了一个“江浙同乡会”，并罗织罪名，无限上纲，竟说“江浙同乡会”是反党反革命组织。这年冬天，中共中央主席向忠发来到莫斯科，他听信王明等人的片面之词，不加调查，就在一次留学生大会上宣布：凡是在共产党内组织同乡会的都该枪毙，向忠发的讲话，在留学生中引起了极大混乱。事态在发展着，米夫依仗权势，请来了苏联国家政治保卫局人员（K·P·U）来校调查，认为确有其事，于1928年5月，学校决定开除12名中国学生的党籍、团籍，并有四人被逮捕。这件事激起了中山大学学生的义愤，纷纷向中共代表团反映情况。瞿秋白亲自听取了学生的意见，并指派邓中夏、余飞去中山大学调查。经过调查证明所谓“江浙同乡会”并不存在。1928年8月15日，中共代表团写了《中共代表团致联共中央政治局信》，表示中共代表团对苏联当局处理所谓“江浙同乡会”的种种意见。

1928年底，共产国际监委、联共（布）中央监委和中共代表团三方联合组成的审查委员会，开会审理了所谓“江浙同乡会”案件。瞿秋白、周恩来参加了委员会工作，经过审查委员会调查，作出结论：“江浙同乡会”是莫须有的事，但是存在有部分同志的感情结合，这种感情结合发展下去，对党的团结是不利的。

照例，已经作出结论，业已否定了所谓“江浙同乡会”的存在。但是米夫、王明仍抓住不放，肆意借故打击瞿秋白等中共代表团同志。1930年春，共产国际执委政治秘书处作出决议，谴责中共代表团应负派别活动的部分责任，实际上是帮助了“中大”学生中间的派别斗争，并要中共中央“以必要的限度刷新代表团的成分”，并与国际“商定新的成分”。在国际压力下，中共中央决定解除瞿秋白、邓中夏、余飞等国际代表职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