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东北往事--- 沈阳篇》里我讲过，由于父母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了不同的城市，在出生二十六天的时候，我被送到沈阳姑姑家寄养。在我五岁的时候，母亲实在是忍不住思女之情，想办法把我接到了她的工作地 --- 抚顺。
在抚顺，我们住在一栋以前为日本人建的两层别墅小楼里。当然，是几家合住。别墅里的隔断都是推拉门。双面加了锁以后就被分割成不同家庭的领地。如果两家同时把插销打开，推开门就成一家了，邻居串门都不用走大门。
母亲把我送到单位幼儿园。可她工作忙起来总是无法按时接我回家。经常是在幼儿园下班以后，我被交给值班老师，一起等我妈来接我。几次之后，母亲不忍总是耽误值班老师下班，开始怀疑接我过来的决定是否不太现实。考虑把我送回沈阳姑姑家。
和邻居聊天，说起了此事，隔壁家的闺女自告奋勇地提出她可以在放学后顺路把我接回来。她小名叫丫蛋儿，比我大十岁左右。母亲这才打消了把我送回沈阳的想法。
从此我再也没有留过堂，每天都能早早地跟着丫蛋儿姐回家。其实幼儿园离我们的小楼只有几百米的距离。丫蛋儿姐总是让我撒欢在前面跑。先跟着她回她家，直到我妈下班，过来接我。
还记得有阵子，不长的路上有两三处下水道的井盖不见了。别看丫蛋儿姐人不大，却特有责任心，在井盖没铺好之前，她都要拉着我的手，不让我自己吓跑了。
在幼儿园里，我很乖，中午有午休时间，所有的孩子们都要在小床上躺够时间，不管睡着睡不着。我是属于睡不着的，却也不闹，很体谅老师的样子。老师们都很喜欢我。现在看来我从小就是那种不给旁人添麻烦的人。：D
我心疼老师，老师们自然也投桃报李。每天在家长来接孩子们的时候，老师都会给每个小朋友一个水果，一般都是苹果。老师总是留着那个最红最大的给我。为这事儿，有个男孩的妈还到园长那儿告过状呢。
还记得在幼儿园里，我第一次参加运动会，看着统一发放的运动装，一件带有号码的跨栏背心和一条带有侧线的运动短裤，我兴奋了好几天。至今对那套行头还有印象，但对于比赛的项目和成绩都一点儿也记不起了：）
那时全国老百姓的生活都不容易，东北尤为艰苦。学理工的母亲那时属于比较脱离生活的知识分子类型，生活常识少得可怜。在我出生后到第二十六天送到姑姑家的日子里，母亲严格按照书本喂养我，跟做学问一样一丝不苟。书上说新生儿要每四小时喂一次。她老人家就定时定量喂养。其间就算是我饿得干嚎，不到点儿也绝不喂。好在我后来到了亲手带大一帮孩子的姑姑那里，要不然真不知道我得挨多少饿呢。
在抚顺，虽然我已经过了定时定量喂养的阶段，母亲还是发愁怎么给我添加营养。那时的肉很有限，倒是鸡蛋相对好买一些。母亲要求我每天至少保证一个鸡蛋。可她老人家不知从哪里听说用开水冲鸡蛋吃最有营养。于是每天早餐，她把鸡蛋打在小碗里，浇上开水，让我喝。
我自是喝不下去。于是每天早餐就变成了母女之间的战争。母亲软硬兼施，逼我就范；我则连哭带嚎，不肯张口。双方互有胜负。在后来母亲回忆起那段日子时，总是自责：哎，我当时怎么就那么死脑筋呢，你不愿生吃，怎么不知道煮呀、煎呀地做着吃呢？只是一心想着生吃最有营养，就只想让你得到最好的，怎么不懂变通，退而求其次呢？况且现在看来生吃鸡蛋的说法很坑人，没吃出病来就算万幸了。
其实她老人家到现在也还是性情依旧，很多事儿上认死理，不懂变通如昔。倒是我步入中年以后，很多事看开了许多。
还记得在抚顺我们住的小楼对面的楼里住着一个哑女，二十出头的样子。听邻居说她曾经处过一个对象，后来分手了，姑娘受了刺激，精神就不好了。我当时也不太懂，只记得每次遇见哑女，她总是咿咿呀呀地讲着我听不懂的事情，一脸幸福的样子，一只手在腿上比划着。听丫蛋儿姐讲，她是在说她的男朋友裤线笔直。那个年代，穿有裤线的裤子可是时髦的表现。
哑女家的阳台和我家的阳台正对着，所以我能经常看到她。她每次见了我也是连比带划地讲她的故事。而我那时太小，也不懂精神病人是怎么回事，总是很怕她。大了以后，每当想起她，就会觉得很可怜，也不知她后来的命运如何。不只是哑女，就连丫蛋儿姐，在后来的岁月里，我们也逐渐失去了联系。
在我到了入学年龄，母亲考虑到沈阳的教学水平比抚顺好，就又把我送到了姑姑家。虽然在抚顺生活了只有一年多时间，那段记忆却不曾淡忘。不知如今抚顺能算作所谓的几线城市，在国内众多的城市里是属于默默无闻的那一类，但在我心里，这两个字是有着温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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