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往事---沈阳篇
文章来源: 疏影浅斜2018-12-17 08:38:03
我的祖籍并不在东北,我们家和东北的缘分始于我外曾祖父。
一百多年前,我的曾外祖和许多闯关东的人们一样,离乡背井前往东北以谋求更好的生活。得益于精明的头脑和肯吃苦的干劲儿,他很快地创下了一份产业。在他去世后,我的外祖父作为唯一的继承人也就离开家乡,前往东北接手经营他父亲留给他的家产。
我的外祖父对经商并不感兴趣,几年后就把生意交给他的大女婿,也就是我的大姨父打理。在1948年解放长春时,大姨父和大姨带着他们还在襁褓里的长子,也就是我的大表哥,坚持到了最后一刻,在围城前夕,以三根金条购得最后一班飞离长春的机票,才躲过了那场5.8万人饿死长春的悲惨命运。
解放后,经过公司合营,全部产业上交国家。文革后国家象征性地给予了一点儿补偿。那时因为大姨和我们一家都已落户北京,只有二姨一家还在老家,大姨和我母亲就放弃了继承权,把全部补偿留给了二姨。
我姨家的大表哥,大表姐、二表姐都曾在北大荒插过队。大表哥和肖复兴是那时的队友。东北对他们那一拨人而言有着更为不同寻常的人生记忆。
至于我和东北的情缘,是从我出生的第二十六天开始的。
印象中母亲跟我提到过他们那个年代产假只有两周,因为生我时难产,才破例有四周的产假。因为父母大学毕业后,父亲分到了北京,母亲则被分到了辽宁抚顺。那时他们除了日常的工作,还要早请示,晚汇报,还得随时参加政治学习,根本没有可能照料我。产假过后他们就要劳燕分飞,只好把我送到沈阳姑姑家寄养。
因此我这个北京出生,有着北京户口的北京人却是在东北长大的。
来到世上才二十六天的我,就这样被母亲抱着,从北京坐着火车去了沈阳。我的两个姑姑都在沈阳,而且两家人住在一起,他们加起来一共有六个孩子。我的大姑没有出去找工作,负担起照料两大家子日常生活的重担。
我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像一只嗷嗷待哺的小鸟,靠着有限的奶粉以及母亲和姑姑们能弄到任何有营养的吃食给喂大的。
后来我的堂兄也将他的女儿寄养在姑姑家一段时间。他女儿只比我小一岁,可得管我叫小姑。所以我们最多的时候是八个孩子在一起长大的。因此我虽然是独生子女,可全然没有独生子女的娇气。以致我后来上学时,老师们都说看不出我是独生子女。
那时东北的生活是很艰辛的。 听母亲讲,当年全国每人每月供应半斤油。当时的辽宁省委第一书记陈锡联则向中央表示,辽宁省每人每月只需要三两油就够了。因而被民间称作“陈三两”。我长大以后曾看过有关资料说这其实是陈为毛远新背的黑锅。 不想扯远了,只是想给不了解情况的朋友们交代一下背景。
是的,我们这一代人正是在这种如今的年轻人无法想象的生活环境下长大的。夏秋两季是最好的时候,虽然肉、油有限,但应季的蔬菜还是能买到的。印象最深的是一种东北特有的豆角,等长老了以后专门用来吃豆的。剥开豆荚,里面是一颗颗略带紫色的如蚕豆般大小的豆子。大人们将买来的豆角倒进一个大盆里,我们孩子们就搬来小板凳,围着盆,剥出豆子,用缝衣服的针线把豆子一粒粒地串起来,像一串串项链或手串一样,然后上蒸锅蒸熟,吃起来绵软香甜。孩子们人手几串,四处跑开,一边玩一边吃。每每想起,这都是童年的乐趣。
到了冬天,就是以大白菜、酸菜为主打了。我对酸菜的挚爱,与其说是对那种味道的喜好,不如说是对童年记忆的留恋。除了酸菜,还吃过一种冻梨。把新鲜的梨放在室外冻住,吃的时候拿进屋来放在暖气上烤,直到冰碴都化了,梨子也就变软了,吃起来晾凉的,甜甜的,别有滋味。
说起来好笑,那时我们小孩子最馋的竟是油拌饭。是把凝固的猪油拌进热腾腾的白米饭里,再加上几滴酱油,那叫一个香。现在的孩子根本无法理解,估计让他们吃这种油拌饭,他们是吃不下的。可那年代,缺油少肉,能有一碗油拌饭,不论大人还是孩子就都是很满足的了。通常情况下,这是我的专供,哥哥姐姐们都吃不到。
除了油拌饭,孩子们间或还能得到大人们给的几分零花钱。夏天我用来买冰棍,冬天买瓜子。记得那时卖买瓜子的是用小酒杯为量具,五分钱一杯。倒在小罩衫的口袋里,能让我们的小嘴忙上一阵子呢。
此外沈阳的淹咸蒜和罗丝饼也是我念念不忘的。那里的咸蒜味道极好,后来走南闯北再吃却总也找不到那种味道了。直到我来英国后第一次回国去看望姑姑,细心的二表姐还记得我的喜好,特意买来了咸蒜和罗丝饼,让我找回了儿时的记忆。
除了后来呆过一阵子的堂侄女以外,我在家里的孩子们里是年龄最小的。最小的表哥都比我大着七八岁,我就是他的跟屁虫。他爬树掏鸟窝,我就在树下接应;他去网蜻蜓,我就拎着小桶在后面跟着。那时的我就像一个假小子,到处疯跑。在屋子里养鸟,养小鸡仔。我很感念那一段十分接地气的生活。可以想象如果我跟着父母在知识分子聚集的大院里长大,恐怕不会有那样的经历。
小表哥是当时的孩子王,有他罩着,我从来也没被其他小孩子欺负过。因为他在孩子群里发过话儿:你们谁敢欺负我妹妹,我饶不了他!可以说我虽为独生子女,却在孩子堆里长大,从来也没有过独自成长的孤独感。
在我七岁的时候,母亲的工作调动到了北京,我们一家三口,三个城市的生活也就结束了,一家人终于生活在一起了。
沈阳虽不是我的祖籍,但在我心里它就是我的故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