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个人孤苦伶仃地过了几个月凄惨的生活。1973年6月传来惊人的好消息，大学恢复入学考试，知青都可以报名，而且可以不上工，复习功课两个星期。凭着记忆我把学过的数学物理公式、化学方程式都写下来，自己给自己出题作。晚上不再听美国之音，而改听中央台，了解形势，背点儿时兴的政治词语。

六月底的一天，全县200多知青一起进城赶考，为改变自己的命运做最后一次拼搏。我们满怀信心，情绪非常高昂。除了考试题不是全国统一，而是各地自己出以外，整个招生过程俨然像是恢复了过去的手续，还要进行体检，填写报考申请表，每个人可以填写三个大学志愿。我填写的第一志愿是西北矿业学院。有那么多北京的学校，那么多其他专业我都没选，偏要留在陕西学矿业。大概是拦牛把我拦野了，爱上了野外生活，以为学矿业可以走偏祖国美丽山河去寻找矿产，那股书呆子浪漫气还十足。

因为还报考了北外，所以得考外语。考试很简单，两位老师坐在桌子后面，我站在对面。一位老师自我介绍说是北外的王老师，另一位是西安外院的，姓什么我忘了。王老师问我要考英文还是俄文，我说都考。两位老师略有吃惊地互相望了一下，王老师就递给我一张纸条，让我念出来并翻译。纸条上用英文写着一些当时的流行口号，诸如“热爱”、“万岁”之类。念完之后，西安外院的老师又递给我一张纸条，是用俄文写的，但不是口号，而是星期一上什么课，星期二天气怎么样之类的短句。念完了老师说我可以走了。这下我倒是惊讶地问还要考什么别的吗？两位老师又互相点了点头，说就这些了。

三天的时间，我们住在县中学，头一天参加“一颗红心，两种准备”学习班和体检，第二天跟第三天考试。三天中结识了不少知青，其中有一位党校子弟，叫小熊，也报考了北外，考试前一个劲儿跟我讨教如何学习外语，给我印象特别深。第三天下午考试结束后，我自我感觉非常好，最难的一道数学题只是用三角计算宝塔山的高度。

傍晚正和几位同学在县委大院门口聊天，北外的王老师把我叫到一边，告诉我外语考试我是全县第一，北外已经破格录取我了，入学后直接上英语系二年级，学校会马上发入学通知书。我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难道其他考试成绩就不算了吗？王老师让我放心，这里的一切由他们来招生的老师作主，让我回去等通知。我无法描述我当时高兴的心情，大概就象意外中认识了一个称心如意的女朋友吧。

回到村里我心情格外轻松，望着窑洞里的炕头灶台，锅碗瓢盆，还有些依依不舍。老梁照例每天招呼我去拦牛，我每天也赶着牛群，想多看看那熟悉的山梁和山沟，坐在山坡上想象着上学的滋味，幻想着一个有电灯，有白膜的美好生活，决心努力学习。到了七月底，我盘算着，解放大卡该来了。果然，有一天听到了汽车声，紧接着的两天我找了个借口没去拦牛，在家里等待邮递员二小。可是两天过去了，二小并没有来，心里不禁有些犯嘀咕。

到了八月中，我的心开始从嘀咕变成乱作一团。学校都是九月一号开学，怎么入学通知还没来？王老师该不是在哄我吧？也许开学日期改到九月底了？入学通知不会在路上丢了吧？我整天胡思乱想，受不了了，跑到别的村打听，才知道出了个白卷英雄，考试成绩全部作废，各大学招生名单由县教育局重新审批，重点招收贫下中农推荐的青年。女朋友无缘无故突然提出要跟要跟你掰的感觉，就是我当时的感觉，闷头一棒。以后几天，成天坐在窑洞前发呆，无心拦牛，什么都不想干。

度日如年，又过了一个月，秋风已有些凉意，我彻底灰心了，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地拦牛，盘算着下半年怎么过。一天傍晚，拦牛回来，吃过晚饭，我依旧坐在窑前发呆，一个村里的娃叫着我的名字跑进院子，递给我一封信。我接过信，牛皮纸公文信封中间的红框里用钢笔竖着写着我的名字，左下角印着红色印刷体“北京师范大学”。记得很清楚，我手里拿着信，却无动于衷，把信放下，继续望着对面的蟒头山-我麻木了，绝望了。透过暮色，深绿色的丛林隐约有星星点点的红色黄色点缀。金叶驮水上来，跟我打招呼我也没理。远处有狗叫的声音，是不是狼来了？天渐渐黑了下来，猛然一阵秋风吹来，不禁打了个寒颤，才想起来有一封信。回到窑洞里，点上小油灯，打开信。北京师范大学油墨公函清除地写着“你已被我校数学系录取，请于9月1号以前来校报到…”没看完我就又把信放下了。今天到底是几月几号？玉米都收了，柿子也红了，快到国庆节了吧…北京师范大学？我没报师大，写错名字了吧？我哑然失笑，命运真是无情，把人折腾到这个地步还要开这种玩笑。

晚上我像什么都没发生一样睡得很踏实。第二天早上，拿着镢头要去拦牛，队长见了就问 “啥时候走嘛？”问得我莫名其妙。

“去啊嗒嘛？（陕北话，去哪儿）”。

“回北京嘛！”队长笑着说。

我第一个反应是，队长平时忠厚老实，怎么也跟着起哄，拿我开心呢？但看着队长认真地样子，心突然跳了一下。可能是真的，这可能是真的。直到两天后，队里的驴驮上了我的行李，我还在觉得全世界都在骗我。临走时，我一点都不激动，做好了思想准备，到了师大，人家拿着信说搞错了，我就回来。我跪下来，双手摸着黄土地，对着生活多年的窑洞磕了三个头，心里在默默祷告，希望这一切是真的，希望这是与西塬的告别。那天我差一个月24岁，把人生最美好的几年留在了黄土高原。

登上了驶向北京的列车，希望慢慢战胜了疑虑，过去一幕一幕在脑子里闪过：同炕共苦的插友；我们六个人集体渡黄河的壮举，不怎么会游泳的张大鹏差点丧命；跟我风里来雨里去的牛群；朴实真挚的老乡；小狗费利；回北京扒车，同兰考难民在煤车上度过的寒冷夜晚；饥饿、疾病…

到了北京，没顾得上取行李，身穿落补丁的还乡服，脚蹬土布鞋，直奔学校。到了师大，发现入学通知书是真的。我的命运彻底改变了。

后来才听说，招生的老师们用调包的方法偷梁换柱，把各校原来招生名单上的人名互相大调换，在名单前面加上了当地干部子女的名字，什么粮食局局长的女儿，县委宣传科副科长的儿子，骗过了当地教育局，交到县委审批，最后才通过。这样我的名字从北外的名单上消失，而出现在北师大的名单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