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傍晚，周二哥和另一个农民（原来也是蔡家的佃户）用千担抬着草席裹着的大舅公，后面跟着泪如泉涌的母子五人，直接从刑场去了坟场，就这样草草地软埋了可怜的大舅公，他的坟座落在龙家湾老外公墓的旁边。

大舅公被镇压，就是反革命，蔡家的老老小小就成了反革命家属，农会的人把老外婆和大舅婆以及四个孩子赶到了金带场场头外的乡下临时搭建的茅草房里。茅草房是用几根柱子支撑着，房顶上盖的谷草，四周是用竹片夹上高梁杆做的“墙”遮挡，前后各留了一扇门，门也是用高梁杆做的，风一吹，四壁的高梁叶子哗啦哗啦乱响。茅草房内有两张床，一张大床是大舅婆和四个孩子睡觉的地方，一张小床是老外婆的卧塌，两张床上胡乱的堆放着被服等杂物。从茅草房的后门出去有一小块杂草丛生的荒地。

一个农会的人对他们说：“这里有房有地，你们好自为之吧。”说完就扬长而去。

农会把蔡家人赶出蔡宅后就大抄家，把大舅公的大白马也牵走了，把前后两院楼上楼下翻了个底朝天，也没有找到值钱的东西，却在书房里翻出一大堆大舅公从成都带回来的“红皮书”。其中有共产党读的《共产党宣言》、《布尔什维克》、《苏维埃》等，还有革命党读的《走向共和》、《孙中山》、《辛亥革命》等。农会的人不识字，把学校的校长叫来看看都是些什么书。校长告诉他们，这些书是共产党和革命党的书。

农会主席迷惑不解地说：“他（大舅公）不是国民党吗？怎么又是共产党、革命党，他到底是什么党？”

“哎呀，我们枪毙错了。”一个胆小的农会成员小声地说。

农会主席镇定了一下，大声说：“他曾经是国民党的区长，就是反革命、反动派，枪毙对了呢，他罪该万死。”

土改运动的宗旨是打倒地主阶层，消灭剥削阶级。可是，农会的口号成了凡是地主要打倒，凡是地主的一切要没收、要推翻。农会主席带领农民抄完蔡家后一无所获，看见前院两颗挺拔参天的核桃树和后院多枝密叶的黄桂花树很不顺眼，他认为这是地主的财产必须销毁，就命令农会的人把它们统统砍了。这些人只顾低头砍树干，不抬头看那高出房顶的繁枝茂叶，砍断树干后，树干和树枝倒下来把蔡宅的前院、中部（客厅、厢房、书房等）、后院的房顶和房梁全压塌了，满院子都是断枝碎叶和残砖破瓦。蔡宅，老外公老外婆大婚的宅邸，蔡家三代人的栖身之所，在瞬间成了废墟。

张爷和刘妈是穷人，他们本应该去乡下分房分地当家做主。可是，他们十几岁就进了蔡宅，不善耕田种地。他们成婚多年，膝下无儿无女，视蔡家的孩子为己出。对蔡家很有感情，蔡家人也把他们当亲人。可是，近来蔡家发生一连串的变故，这一切来得太快，他们茫然失措，束手无策。尽管他们继续住在蔡宅的前院，既使蔡家被抄，对他们的影响也不大。他们还是整天担惊受怕，两颗心一直为蔡家纠着。好在张爷在中街开了一个小面馆，每天煮面蒸饭忙忙碌碌，刘妈就去张爷的面馆洗洗涮涮，日子一天一天地过着。现在可好，连他们的家也毁了。农会当务之急是要再找房屋安顿他们，中街一个杂货店面的楼上有两间瓦房分给了他俩居住，自然属于他们的家当就从毁坏的蔡宅翻出来，搬到了楼上这两间屋里。

自从大舅公走后，老外婆无法面对白发人送黑发人这一痛心疾首的现实，一下子病倒了。她本来就有眼疾，现在双眼全哭瞎了；她有肾虚的毛病，被赶到茅草房后，又受了风寒，一病不起。那是1951年一个早春二月寒气未消的下午，老外婆含恨离开了人世，结束了她那由幸福转为苦难的一生。大舅婆悲痛万分，在短时间内失去两位亲人。孩子们趴在老外婆的床前哭个不停。大舅婆在伤心之余，想起大舅公曾告诉过她：老外婆的棺材在老外公去世前就打理好了，这口棺材应该在蔡宅前院的柴房里。可是，蔡宅垮塌了，宅门也被农会封了。

大舅婆正一愁莫展，大女儿东仁提醒她：“我去找周二哥。”

大舅婆点点头说：“去吧。”

东仁飞快地跑到农会找到周二哥，对他说明来意。周二哥一听老外婆病死，心里难过极了，他马上叫几个农民一起回到破烂不堪的蔡宅，从前院的柴房里翻出了老外婆的棺材。他们清理掉棺材上的尘土和树枝，仔细查看后，发现它完好无损。他们把棺材抬回茅草房，大舅婆和孩子们已经把寿服给老外婆穿上整理好了。第二天的早晨，也像老外公出殡那天一样: 下着小雨，天空滴下送别的泪水，阴郁的冷风阵阵吹过，... 他们把老外婆安葬在龙家湾老外公的双棺墓里。

蔡宅垮了，大舅公和老外婆相继离世，消息传到甘露寺，“噩耗传来梦亦惊，寝门为位泪泉倾。”

外婆和母亲抱头痛哭。蔡宅，几十年的老宅，承载着三代人的梦，曾经是多么风雅温馨的家，一去不复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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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