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代，八一电影制片厂有一部老电影，名叫《抓壮丁》。片中的卢队长看上了芋仔娃的婆娘，夸赞道，“我说，这个婆娘倒还有点情意”。情意的意本应读四声 (yì)，卢队长酒酣耳热，说话有点忘情，带出了官场上的京腔，把意读成一声(yī)。

与他狼狈为奸的王保长没品味出卢队长的情意，以为他说的是戏里的青衣，“啥子青衣？”卢队长甚为扫兴说，“青衣？还他妈花旦儿吆。我说的是情意。”王保长闹了个没趣儿，半自嘲半恭维道，“卢队长，您老人家到了个成都省去受了训回来，说起话来丁令杠榔，打京腔就象洋人打哈哈，我都听球不懂了。”

卢队长打京腔只是酒后打着饱嗝剔牙时的余兴，与他相比，我可算是打了一辈子京腔。按海德格尔的说法，我打京腔具有本体论意义。卢队长打京腔好歹还有喜剧效果，我打京腔的效果多是苦涩与尴尬。

我是在军营里长大的。从我记事起，每隔几年就要换一个地方，每到一地，都是一个与当地社区相对隔离的小圏子。人们来自五湖四海，说着各种不同的方言。但是，有一个东西，在各种方言之间，为这个小社区保持着一种微妙的平衡，这个东西类似于数学分式里的公分母，即大家必须能互相听懂。

我很小就明白，为什么，在军事用语里，一二要念幺两，七要念拐，九十要念勾洞。如果不是这样，由着老广的性子，一二肯定是分不清了，由着父母的性子，七十也难分清。父母被迫把“歹饭”改成“吃饭”，把“哈水”改成“喝水”，那种别扭到如今我还记忆犹新。中国农村有“吃百家饭长大”一说，军营里的孩子，可以说，是说百家话长大的。

百家话便宜了大人却没便宜他们的孩子。这些孩子是要上学的，是要接触当地社会的。当地人很容易听出百家话与当地话之间的区别，于是，他们就象王保长一样，说我们是打京腔。我们实在是冤枉，那叫什么京腔? 如果非要说那是京腔，充其量也是地方京腔。

京城若是来人，他们笃定分不清我们与当地孩子的区别，决不会把我们当作自己人。当地群众也分不清我们与京城来人的区别，自然也不肯轻易把我们当作自己人。京城来人是否把我们当自己人，不重要，当地群众是否把我们当自己人，这很重要。

由于口音与当地人有明显的区别，与当地群众打成一片，这件事就有了一定的难度，1960年代初的饥荒让我们雪上加霜。女孩遭人欺负，男孩与人打架，这类亊情经常发生。追根溯源，抽象的原因多半是没有融入主流文化，具体的原因则经常追到打京腔上去。母亲的教育方式是棍棒教育，只要我在外面打架，回到家，不由分说，先是一顿烧火棍。我如同巴甫洛夫实验室里一只智商稍高的狗，莫名其妙地在烧火棍与打京腔之间建立了联系。

进中学前，父亲又换一个军营，磨合得刚有点起色的百家话再一次成为地方京腔。进了中学，亲自打架的本领跟不上形势了，但旁观打架的兴趣依然浓厚。当地人尚武之风很盛，那时能打架的多为拜师学武之人，他们一般不在校园动手。学校附近有座小山，林荫浓密，环境幽雅，是练武的好去处。功练黎明前，架约黄昏后，高手打架多发生在山上的林荫深处。“不服，咱上山练练”是下战书的标准用语，“上山”则是到外面打架的隐语。

能打的人开打时拉的架子很特别，很象是意大利人翻脸时的手式翻转向下。若干年后得知，那是螳螂拳的招牌动作，当地是螳螂拳的老窝。学校里的亚文化是，只要一有人打架，男生都兴奋得象过年，自发组织起来架场子，谁也不许劝架，谁劝架揍谁。能打的人自然地具有了明星的地位，不少人都以认识某个能打的为自豪，甚至拉他作虎皮。

我的班上有个能打的，远近闻名，他有点象地下党的头头，颇有点神秘感和吸引力。我有心向组织上靠拢，结果被告知，先学会捋直了舌头说话。在当地的方言里，“上山”念作“相散”，卷惯了舌头说上山，突然被要求捋直，一时还真不容易做到。其实，那是不信任的托词，其潜台词是，打京腔的人既不够狠，也不可靠。我若卷着舌头对人说，“咱上山练练”，不但吓不着谁，还可能把对方逗乐。他连眼皮都不必抬，就你? 先把舌头捋直了再说。

进了大学，大环境迫使我彻底打京腔，就是打那种与中央保持一致的京腔，我称之为，中央京腔，形势变得更加不容乐观。 在北美，种族歧视一直是严重的社会问题，经过半个多世纪艰苦卓绝的抗争，非白人种终于从战略相持转入战略反攻。如今，为了避免种族歧视的嫌疑，在同等条件下，许多雇主宁取非白人种，此即所谓逆向种族歧视。在大学里，我经历了前所未有的逆向语言歧视。

这次不是因为与地方不一致，而是因为与中央不一致。班里有不少人打的是科班的京腔，相比之下，我的京腔属于草台班子。因口音与咬字不准，我还一度成为班上女生的笑料。毕业时，一位老师表扬我，干得不错，该得到的你都得到了。我心中苦涩，暗暗反驳，什么叫该得到的? 我最该得到一个女朋友，却没有得到，都是打京腔闹的。

工作后，定居南方城市，身边没有人京腔打得比我好。没有人笑话我了，却经常有人欺负我。1980年代，在华中一带，香蕉算是奢侈品，平日里，只有送礼或探望病人才会买，讲价是免不了的。一次，买香蕉，我指出，香蕉已经有黑点了，可否再便宜点。对方从我的京腔里判断出，我离香蕉的老家比他还远，于是，甩开膀子忽悠我，“我里个锅锅哎，这叫芝麻蕉，是这个品种。”

太太忍无可忍，把我扒到一边，操地道的当地话问，“么样? 欺负他是外地人?” “大姐，话不能拉么唆。” 太太朝围观的人扫了一眼，提高嗓门，“你唆，芝麻蕉是么亊蕉?” 对方顿成霜打的茄子，价钱很快就砍了下来，而且幅度还不小。从那以后，在农贸市场等地，我便经常被扒到一边。一度，我曾下决心学说当地话，大舅子小姨子听后齐皱眉头，“你拉个楚语，......，算了。”于是，我就算了。久之，到了农贸市场等地，我干脆装哑巴。

小时候，在大家里，我的工作语言是地方京腔。结婚后，在小家里，我的工作语言是中央京腔。二者虽然名义上都是京腔，但属于有本质区别的腔调，用错了地方那就是政治不正确。

有道是，狗不嫌家贫，子不嫌母丑，反之亦然，母亲从未嫌弃我家乡话说得不地道。不过，我若在她面前公然打中央京腔，她还是会问，你不会说话了?尽管我说的是正宗的国语。 又有道是，其实是我道的，猫会嫌家贫，妻会嫌夫丑。太太无法容忍我在她面前说家乡话，即便懂也会装不懂，尽管她从未嫌弃我中央京腔打得不地道。

这两个人，一个是婆，一个是媳，据说是冤家对头，但哪一个我都得罪不起。只要二人聚到一处， 我就免不了要在她们之间进行语言切换。体操界有个术语叫肌肉记忆，大意是，动作熟练到化为肌肉的本能反射。离家久了，有些词汇与发音成为肌肉记忆，尤其是家乡方言中少见的词汇。所谓乡音难改，其实只是相对而言，尤其是在要求同声传译的情况下。

与母亲说话久了，在太太面前常会漏出家乡话，次数多了就会招徕白眼，你把我当成谁了? 在老母亲面前，为避打京腔的嫌疑，我不得不经常停顿以找准发音，老母亲几次关切地问，你什么时候学结巴了? 边缘人的感觉我几十年前就深有体会。

后来，因生计所迫走了西口。来到口外，可谓百尺竿头，更进一步，不仅要打京腔，而且还要打洋腔。在海外华人圏子里，经常可以听到类似于下面一段的对话:

A: 老王，早。
W: 早。
A: 出去？
W: 去shopping(採购).
A: 哪儿shopping？
W: Downtown(城里). Bye.
A: Bye.

这是典型的洋泾浜汉语，在国内这么说，有打洋腔的嫌疑，在海外，肯定不是。这里存在一个交际的效率问题。常用的洋泾浜汉语多为在两种语言里都是意思明确而又简洁的词汇组合，如，park车，pay账单，上highway，坐bus，打U turn，等等。还有不少组合是因为汉语里没有对应的词，如，逛mall，住motel，走trail，去camping，等等。二者组合，形成的新词或短语言简而意赅，比之用单一语言去表达效率要高。

让我们以“park车”为例，具体分析一下高效率是如何获得的。用纯英语表达，park the car，三个单词，而且有局限性，如果你开的是van或者truck呢? 用纯汉语表达，停车，意思模糊，与stop the car划不清界限。泊车，意思接近，可那个三点水在汉语里分明是用于与水有关的东西，具体说来，主要是船。用于旱地上的车，听着别扭，看上去更别扭。系车，让人联想起缰绳；栓车让人联想起大车店，甚至骡子。park车，简洁明了，既表明是系泊动作，又涵盖各种车辆。美中不足的是，按英语读音规则，park与che连读，词尾的k失去爆破，“park车”听上去就是“趴车”。

当然，例外总是有的。话剧《茶馆》里的沈处长好打洋腔，用小刘麻子的话来说，人家沈处长不说好(hǎo)，而是说，好(hāo)。在这一问题上，海外华人可谓不让前贤。

英语里每个单词都有重音。一般说来，双音节词的重音多在第一个音节上，如，sUgar，mAtter，当然，也有法裔喜剧艺人故意把重音移到第二个音节上，目的是制造法语口音的笑料。三音节或以上的单词，根据不同的具体规则，重音多在倒数第二或第三个音节上，如，fantAstic，demOcracy。当然，例外也大量存在。

汉语里也有重音，但起的作用不同。如，一位花儿歌手报歌名时说，“我要唱的这首歌叫‘下四川’”。歌手无意中给“四”字加上重音，听完，我的第一感觉是，下四川? 难道还有三川，五川不成?

色目国的首都名叫Ottawa，有三个音节，重音在第一个音节上。有个汉人把Ottawa的英语重音套用到汉语的渥太华上，听上去非常有沈处长的效果。这一叫法的原创者被人摹仿过几次后，再也不好意思说了，后来，带重音的渥太华甚至成了他的忌讳，谁提跟谁急。

不过，这属于边角笑料，不代表主流。早期海外汉语的主流，或曰海外京腔，是粤语，对多数非广东籍的新移民来说，粤语比英语还外语。近十几年来，随着讲国语的台湾与大陆移民逐渐增多，海外京腔在逐渐倾斜。不过，二者毕竟是同一种语言，同还是大于异，有时还会让人产生丰富的联想。

多伦多有一个区叫Scarborough，人口六十多万，是华人聚居的一个区，据说有二十万之众。早期的华人多讲粤语，他们给自己的区取了一个汉语名，写出来是，士嘉堡，听起来，既象“希尬宝”，又象“希尬卜”，还象“希尬普”。在电视上听过大量“搞搞搞”及“希尬X”后，我突发奇想，“堡”字的三个读音，bǎo，bǔ ，pù 在粤语里达到了统一。

在上古汉语里，“堡”字极有可能就是一种三音不分的混沌状态，这种混沌状态被南迁的中原人带到岭南，留在原地的“堡”字则被南下的游牧民族给凿开，分化为三个不同的读音，类似于庄子《应帝王》里那个被倏忽二帝凿开七窍而死的混沌帝。我姑且大胆假设，无法求证。

据说，士嘉堡区得名于英国北约克郡的Scarborough。那里出了一首很有名的民歌叫Scarborough Fair①，歌词有众多版本，大意不外乎托人捎信给旧日情人，让她做一些不可能的亊情，如缝一件无缝的衣服，在无水的井里涮洗，等等，就连给旧日情人捎信这件事本身都是不可能的，因为她已经死了。

歌曲主旨应该是怀念逝去的旧爱或往日的红火，日落西山的大英帝国有不少这类东西。这首英国民歌的意境接近陕北民歌里的三十里堡，考虑到它以S开头，而那个Fair是听者要去赶的大集，无关主旨，所以，不如干脆叫它四十里堡，这样，从音到意就都照顾到了。开唱之前，先叫一声五哥，就更地道了。比如，五哥，你这是去放羊? 对曰，不是。然后开唱，你是去四十里堡赶大集?......。看谁还敢说这是洋泾浜，打洋腔，打京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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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Scarborough Fair 常见的四段歌词及我的四十里堡版翻译。

② Parsley	③ Sage	④ Rosemary	⑤ Thyme
欧芹	洋苏叶，洋苏菜	迷迭，迷迭香	百里香草，麝香草
药用植物，在中世纪，象征去除痛苦。	药用植物，在凯尔特传统中，象征永恒。	药用植物，在中世纪，象征爱情和忠诚。	药用植物，在古希腊，象征爱情和勇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