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在中南海接见了达赖喇嘛

1954年4月，达赖喇嘛排除了分裂分子的阻扰，决定赴京出席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1954年9月11日，毛泽东在中南海接见达赖喇嘛与班禅额尔德尼，达赖喇嘛敬献了哈达和礼物。1954年9月16日下午，达赖喇嘛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发言：“我们有坚强的信心，遵守宪法，执行‘十七条协议’，逐步把西藏建设成为一个政教昌盛繁荣幸福的地方。”9月23日，达赖喇嘛当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

10月10日，毛泽东在中南海再次接见了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听取了他们对西藏工作的意见并作出重要指示：在西藏不成立军政委员会，要成立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

1954年12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召开，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当选为主席团成员。22日下午，达赖喇嘛在会上发言：“我们终于在1951年获得和平解放，摆脱了帝国主义的羁绊，回到了祖国大家庭，并由于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藏部队和进藏工作人员正确地执行了民族政策，使得西藏人民日益深刻感受到祖国大家庭的温暖和看到他们未来的光明前途，因而西藏人民的爱国主义精神日益增长起来，衷心拥护祖国的统一。”

1955年1月3日，达赖喇嘛一行赴华东、东北参观，目睹了各族人民大团结、热火朝天建设新家园的景象，深受鼓舞。1955年2月23日，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返抵北京，与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欢度藏历木羊年新年。

达赖喇嘛在愉快友爱的气氛中结束了在京的参观访问。安抵拉萨后，达赖喇嘛于7月6日给毛泽东写信，大意是自北京出发，到西北、西南各地参观了建设情况，在当地工作人员的陪同下，一路平安抵达拉萨，特地向毛泽东汇报，并亲自撰写赞文，称“祖国伟大领袖中央人民政府毛主席”， 颂扬毛泽东是“照耀一切的太阳”、“保护吾人如慈母”。此时的达赖喇嘛心潮澎湃，真情流露，真心拥护祖国统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1955年11月24日毛泽东复信达赖喇嘛：

亲爱的达赖喇嘛：

一九五五年七月六日给我的信收到了，很高兴。我时常想念你，想念你在北京的时候我们相处的那种愉快的情形。何时再能和你见面呢？大概要再等三年，等到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开会的时候，那时你也许会来这里吧。你回去以后的许多活动，我觉得都很好。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不久可以成立，各族人民都会很高兴。西藏是在前进。当然不要性急，每年有一些进步就好了。希望你好好保养身体。我们这里的情况还好。也做了一些错事，正在批评改正。中国是个大国，但是现在还是不富不强，希望经过各族人民的共同努力，在几个五年计划之后，变为一个又富又强的国家。西藏是很有前途的地方，希望你们好好做去。很高兴地看到你在信里附寄的西藏鲜花，我在这里也附寄一朵给你。希望经常看到你的信，随便写几句，不拘形式，就是好的。余事请问张国华同志。我已嘱咐张国华同志，叫他好好向你请教。

祝你健康愉快！

毛泽东

一九五五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1956年8月18日、1957年8月18日的两封信

1954年11月，中央有关部门的负责同志和在西藏工作的同志，遵照党中央、毛泽东指示精神，就成立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各项事宜，分别同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及其随行官员进行协商，交换意见。大家一致表示要公平合理地解决问题，按照中央指示办，正式成立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筹备小组。

经过一年多的筹备，1956年4月22日，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举行成立大会。党中央派出以陈毅副总理为团长，由各民族、各民主党派、各人民代表团体组成的中央代表团赴西藏祝贺并慰问演出，受到了西藏地方政府和当地群众的隆重欢迎。

4月22日下午，达赖喇嘛宣布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成立大会开幕，并致开幕词：“我们衷心拥护中国共产党和中央人民政府的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民族平等、团结和保护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

当时全国已经掀起社会主义改造高潮，在大的政治形势影响下，也促发了西藏工委党员干部的乐观情绪，加快进行建团、建党、民主改革的实践，大批汉族干部调进西藏。这引起了西藏上层集团的疑惧和不满，昌都地区分裂分子以此为借口趁机发动武装叛乱。在新的形势下，达赖喇嘛的信心动摇了，他给毛泽东写信谈了自己的想法。1956年8月18日，毛泽东复信给达赖喇嘛：

亲爱的达赖喇嘛：

给我的两封信都收到了，很高兴。

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已经成立，得到各族人民的拥护，大家满意。

西藏社会改革问题，听说已经谈开了，很好。现在还不是实行改革的时候，大家谈一谈，先作充分的精神上的准备，等到大家想通了，各方面都安排好了，然后再做，可以少出乱子，最好是不出乱子。四川方面出了一些乱子，主要是亲帝国主义分子和国民党残余分子在那里煽动，我们的工作也有缺点。我希望西藏方面尽量避免出乱子。

陈毅副总理回来，转达了你的意见。我们大家对你很了解，相信你能把西藏的工作做好。我总是担心，汉人在那里和你们合作得不好，得不到藏人的信任。请你负起责来，对于犯了错误的汉人，给他们以严格的教育，把他们当作你自己的干部看待。

望你保重身体。

有事随时给我写信。

这封信你能看懂否？草字尚多，一时改不过来，但比上次少了一点。

遇到困难，务宜忍耐。困难总可以慢慢克服的。

希望同你见面。

祝你健康！

毛泽东

一九五六年八月十八日

这封信是针对西藏地方存在的主要问题和达赖喇嘛主要思想活动写的。西藏民主改革进程的加快，对达赖集团是一个很大的冲击，这不能不影响达赖喇嘛的心理和观点，开始对我党的民族宗教政策产生疑惧。毛泽东对此深有洞察，他指示西藏工委的同志：“西藏实行改革的条件还没有成熟，因此实行民主改革，肯定不会是第一个五年计划期内的事，也可能不是第二个五年计划期内的事，甚至还可能推迟到第三个五年计划期内去。”

恰在此时，印度邀请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参加释迦牟尼涅槃2500周年纪念活动。经中央批准，达赖喇嘛一行在1956年11月22日赴印度。达赖喇嘛在印度期间，正在印度访问的周恩来在新德里连续3次同他谈话，转达毛泽东的指示，大意是：现在肯定先不谈改革，在大家（指贵族、上层官员）都没有安置好前不改革。可以肯定在第二个五年计划以内根本不谈改革，6年之后，如可以改的话，仍然由达赖喇嘛根据那时的情况和条件决定。若是分裂分子搞“西藏独立”，就是叛国的行为，人民解放军就一定要将叛乱镇压下去。毛泽东希望达赖喇嘛早日回去。

此时，昌都地区的叛乱有蔓延的趋势。中央指示西藏工委做好应对拉萨等地可能发生暴乱的准备，同时暂停民主改革的实践。

1957年4月1日，达赖喇嘛自印度返抵拉萨。5月14日，中央批示《西藏工委关于今后西藏工作的决定》，指出：西藏的民主改革是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的重要内容之一，是迟早一定要进行的。中央在重新考虑了西藏地区的历史和现实的情况以后，决定从今年起至少6年以内，甚至在更长的时间内，在西藏不进行民主改革，6年过后是否进行改革，到那时候依据实际情况再作决定。今后至少6年内，在西藏地区的工作有可为和不可为两个方面，可为的是“要继续进行和开展上层统一战线工作，并以达赖集团为主要对象”。四不为是“停止和结束民主改革的准备工作、不干涉西藏的内部事务、不在社会上发展党员、不办不是西藏上层和下层迫切要求和同意的建设事宜”。强调指出西藏工作统一由中央直接领导，中央和国务院各部门不得直接向西藏指示工作。

在中央对达赖集团作出重大让步的同时，分裂分子却毫不悔改，叛乱活动越来越猖獗。

此时政治立场动摇、犹疑不定的达赖喇嘛让进京的阿沛携带一封信给毛泽东。1957年8月18日，毛泽东致信达赖喇嘛：

亲爱的达赖喇嘛：

你托阿沛·阿旺晋美带给我的信收到了。我很高兴。阿沛我也见到了，并且由周总理和他谈了话。

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在你领导下工作是做得好的，有成绩的。去年对实行民主改革提得早了，工作机构也太大了，这是缺点。现在决定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内不改革，并且把过大的机构作了精简，这就改正了缺点。

工作中发生缺点总是难以完全避免的。对缺点，我们的态度应该是正确分析，积极改正，记取经验，继续前进。我们改掉了缺点以后，工作就会做得更好一些。

你在访问印度期间，拒绝了那些逃亡国外的反动分子出的坏主意，是做得很对的。他们大概还要找机会进行反动活动，要教育僧俗官员对他们保持警惕。

西藏地方政府和堪厅间的关系问题，希望都能从团结愿望出发，双方好好协商加以解决。

很惦念你，希望你多注意健康，并多来信。

祝你愉快！

毛泽东

一九五七年八月十八日

这是目前见到的毛泽东写给达赖喇嘛的最后一封亲笔信。

1959年3月10日，西藏分裂分子发动全面武装叛乱，挟持达赖喇嘛出逃印度，达赖喇嘛从此走上了叛国之路。

从上述6封信看，有几个共同的特点：一是毛泽东尊礼和关怀达赖喇嘛，礼称“达赖喇嘛先生”或“亲爱的达赖喇嘛”，对达赖喇嘛是有信必复、有礼品必回赠，信中既有殷切关怀和爱护，又有良好的祝愿和期望，流露出真挚的感情。二是毛泽东尊重达赖喇嘛在西藏地方的固有地位和权力，信中多次可见“西藏地方政府在你领导下”，“多批评犯了错误的汉族干部”等等，这是中央民族宗教政策的生动实践。三是毛泽东在政治上团结争取达赖喇嘛，将达赖喇嘛与分裂分子区别开来，对达赖喇嘛的工作成绩和积极进步都是肯定的和赞扬的，针对分裂分子的叛乱活动，在信中没有批评西藏地方政府，为团结达赖体现了很大的诚意和忍耐。四是毛泽东在信中简略地阐明了中央对西藏的政策，也承认了西藏工作中存在的一些不适当做法，体现了伟大领袖襟怀坦荡的政治魅力。

毛泽东致达赖喇嘛的信是党中央对西藏政策的一个光辉映照。从1951年5月到1959年3月，毛泽东多次指示西藏工委要高度重视民族宗教的特殊情况，坚决维护执行《协议》和党的民族宗教政策，首要任务是开展对达赖喇嘛集团的统战工作。

另外，从这些信中也可以了解到《协议》签订后的近8年里，达赖喇嘛确有爱国表现和较大的进步。但是，他本质上是以维护自己政教地位和农奴制度为最高利益的，在分裂势力的包围中，患得患失，摇摆不定，不愿意接受民主改革，不愿意农奴解放，不愿意走下神坛，最终背叛了祖国和广大藏族人民，也背叛了和平解放时期自己的政治承诺，成为西藏分裂势力的总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