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三届》坚实管用敢开拓创新

在当今特色社会中看得见的恶霸地主“黄世仁”固然可怕，但化了妆的“黄世仁”恶霸更险恶，尤其令人担心的正是生长恶霸地主“黄世仁”的那块土壤。碰一下那些只会发横财而不懂国家法律的法盲先富起来的恶霸权贵资本家老总官缭，也略有体会：不清不白的环境产生不伦不类的怪物，说不正常也正常。

在走资派邓小平复辟资本主义下，四十多年来杀出一条血路来改革开放，不管黑道还是白道《先富起来》就是王道的《自私自利》灌教下的几代人，也即《老三届》之后的中国几代人，在如今社会中自私自利己名正言顺，在各级学校中尤其是大学中特别是名牌大学中，四十多年来培养了几代中国人中的《绝对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在各行各业担任着走资派官员和各行业的领头人领路下，致使全体中国人高举着《自私自利的大旗》，在中国又或是在世界各地横行霸道。中国富了。中国强了。

人，其实是最让人琢磨不透的。法国大文豪雨果在《悲惨世界》这部名著里对于人性的描写可谓是淋漓尽致：一个人有时会因为生活所迫而走到了危险的悬崖边上，推他一把，他会直坠下深渊，拉他一把，他就能获得新生。那对年轻的恋人，在他们最困难的时候，在他们即将绝望的时候，如果有人伸出手来拉他们一把，他们是不会坠下深渊的，他们的灵魂也不会被罪恶严重侵蚀而使原本善良的人性丧失殆尽。那么，全民自私自利，谁来伸出这只手？

20世纪60年代，在中国的词典上出现一个新名词——《老三届》。

1966、1967、1968年三届初、高中毕业生，合称《老三届》，这一代人见证了中华民族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成立新中国后的即毛泽东时代的一段特殊的历史。他们亲身参加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他们参加过《上山下乡》呼吸过广阔天地的新鲜空气。他们在毛泽东时期度过了宝贵的青春岁月。将《老三届》千锤百炼，终于铸造成坚实、管用、敢开拓、能创新并富有时代责任感的一代娇子！

《老三届》历经了史无前例的新时代的社会实践，心中始终充满着正气、希望和进取。《老三届》是特殊的一代，史无前例的一代，也是难得的一代。他们是一直对社会、对民族高度负责的一代人。他们正在追忆中看着社会，在以亲历者看着民族，在观察中寄予希望，希望《老三届》的种子在祖国大地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希望社会越来越和谐，希望民族越来越兴旺。

一位历史学家说过——50年内无历史。历史，应是对过去发生的事件及演绎这些事件的形形色色人物的真实记载，离得愈远，看得愈清。太短的时间，很难让书写者摒弃个人的荣辱恩怨，真实地反映历史。

因此，真正的历史，是需要时间来铸造的，时间是历史的试金石。

《老三届》在文革中是学生，参加文革必须要使用过的“文革四大武器”，即《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也。大鸣大放是政策框架，大辩论大字报是运作形态。“文革四大武器”引上“舞台”，这是序幕。早在1965年11月，上海《文汇报》发表了姚文元的文章《评新编历史剧》，开始了《文革》。1966年，北京的春天是那样清新迷人，但批判“三家村”的浪潮却一浪高过一浪，而且字里行间充满着一股浓浓的火药味，似乎预示着一场政治的暴风雨即将来临。

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由毛泽东主持起草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5·16通知）。《通知》决定撤消原来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及办事机构，重新设立文化革命小组，隶属于政治局常委之下。《通知》指出：我国正面临着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高潮。这个高潮有力地冲击着资产阶级和封建残余还保存的一切腐朽的思想阵地和文化阵地。《通知》强调：我们同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还要进行长期的斗争。凡是错误的思想，凡是毒草，凡是牛鬼蛇神都应该进行批判，决不能让它们自由泛滥。

《通知》表明了毛泽东关于“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论点，为“文化大革命”确定了理论、路线、方针政策。它的通过和贯彻，标志着“文化大革命”的全面发动，标志着“文化大革命”的正式开始。

5月18日，林彪发表谈话，称毛主席是天才，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超过我们一万句。于是，个人崇拜在那个特定的环境和条件下逐渐盛行。

从1963年起，毛主席就认为中国存在一个官僚资产阶级，并且已经掌握了各级政府层一大部分权力。到了1964年，他认为搞“四清”并没有解决这个问题，要寻找新的解决办法。

1965年下半年到1966年初，毛泽东对中国国内政治形势作了极为严重的估计。他认为，在中国，特别是在中共中央内部，已经产生了修正主义分子，他们是一批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如果不搞掉这些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他们就会腐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

因此，毛泽东下决心要发动一场自下而上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把被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掌控的权力夺回来，以保证无产阶级江山永不变色。

5月25日，在北京大学的一个饭堂的墙上，贴出了全国第一张大字报《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革中究竟干了些什么》，署名是以聂元梓为首的7名北大青年教师和学生。宋硕是北京市委大学部副部长，陆平是北大校长、党委书记。1919年的五四运动，就是从这里点燃了第一把火炬。北大是中国民主革命的策源地。

5月28日 ，中共中央发表了关于设立“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通知。陈伯达为组长，康生为顾问。

6月1日，毛主席在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上写了批语：“此文可以由新华社全文广播，在全国各报刊发表，十分必要。北京大学这个反动堡垒从此可以开始打破。”当晚八时正，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放了聂元梓大字报的全文。

6月2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以《北京大学七同志一张大字报揭穿了一个大阴谋》的通栏标题，刊登了聂元梓大字报的全文。同时发表了陈伯达参与炮制的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号召民众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把资产阶级的专家、学者、权威、祖师爷打个落花流水，使他们威风扫地。

在《人民日报》的煽动下，全国的运动哄然而起，短短几天时间里，全国各地的报刊连连刊登工、农、兵、学、商各界支持聂元梓大字报的文章。北大顿时成了全国“文化大革命”的中心。

6月12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了北京女一中高三（四）班学生为废除旧的升学制度给党中央、毛主席的信以及北京四中的呼应倡议书。

6月13日 ，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出通知，决定1966年高等学校招收新生的工作推迟半年进行。

6月18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彻底搞好文化大革命，彻底改革教育制度》，废除了高考制度。大学是上不成了。文化革命将成为一场持久战。

现在，机会来了，可以革命了。在学校的操场上，经常聚拢着一群一群的人，被围在当中的激情万分地在演讲，围观的人群热情高涨，高声附和；或者聚合成一支游行的队伍，边喊口号，边游行，演出一幕幕“五四”运动和“一二·九”运动的精彩画面。

出身革命干部和军队干部家庭的同学，经常后悔自己出生太晚，没赶上父辈那样的年代，没能在万里长征中浴血奋战，没能在抗日的战场上英勇杀敌，没能在三大战役中建功立业，没能在抗美援朝中保家卫国。现在，终于等来了挽救人类命运的大革命。这是一场史无前例的革命，在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的包围之中，在苏联背叛了社会主义原则之后，中国高举起世界革命的大旗，掀起了挽救人类命运的大革命了。克里姆林宫的红星已不再闪耀，“革命”的烈火正在中国燃起。使命感和幸福感交织着，巨大的兴奋与喜悦的浪潮在心中澎湃。

北京那幅著名的“血统论”的对联：“老子革命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基本如此”传到了全国各地。由于多年来，社会上、学校里一直在宣讲阶级斗争的理论，在人们的头脑里形成了阶级斗争的理念，认为：阶级斗争永远没有结束，老一辈革命家和干部子弟的父母们用生命和鲜血打下的江山随时有变色的可能。一旦红色政权变色，千万人头将会落地，无数工人和贫下中农又将回到旧社会的水深火热之中。

现在社会上的地、富、反、坏、右分子正在猖狂活动，配合党内的野心家准备卷土重来。这种理念在学校里的集中表现就是革命干部和工人、贫下中农子弟与地、富、反、坏、右分子子女的你死我活的斗争。因此，必须划定阶级界线。在这场斗争中依靠的对象必须是革命干部、革命军人、革命烈士、工人、贫下中农（称“红五类”），斗争的对象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以及他们的社会基础，地、富、反、坏、右（称为“黑五类”）。在学校里，“红五类”的子女必然是革命的依靠力量，“黑五类”的子女必然是革命的对象。

1966年8月1-12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八届十一中全会，中央文革小组全体成员和首都高等学校的“革命师生”代表47人列席了会议。

8月8日，全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它提出：社会主义革命新阶段的理论。指出：当前开展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称赞“一大批本来不出名的革命青少年成了勇敢的闯将”。规定：“文化大革命”的斗争目标是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把领导权夺回到无产阶级手中来。走上社会 破旧立新 戴上“袖章”，走上社会，大破“四旧”，大造舆论，这是第一幕

1966年5月29日晚，十几个清华附中的学生在北京西郊圆明园的废址上聚会。他们决定要像苏联卫国战争时期的“青年近卫军”小组那样，组织起来，投身到“文化大革命”中。在确定小组名称时，有人提议叫“红卫兵”，得到大多数人的赞同。“红卫兵”三个字，最早出现在苏俄的十月革命。在1917年布尔什维克革命中，武装的工人和士兵夺取了沙皇的政权，革命导师列宁称赞他们是革命的堡垒、胜利的卫士，红色的卫兵。红卫兵寓意为保卫红色政权的卫兵，是保卫毛主席的红色卫兵。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红卫兵组织于是就这样诞生了。

6月2日，一张署名“红卫兵”的大字报出现在清华附中。红卫兵名称的出现，恍若天空中的一颗新星，迅速地吸引了越来越多惊奇的目光。北京各中学学生纷纷涌到清华附中看大字报，并纷纷以某某学校红卫兵的身份来表示对清华附中红卫兵的支持。

7月27日，清华附中红卫兵贴出《论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的大字报，接着，又贴出《再论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明确地提出：“革命就是造反，毛泽东思想的灵魂就是造反，敢想、敢说、敢做、敢闯、敢革命，一句话就是敢造反，这是无产阶级革命家最基本最可贵的品质，无产阶级党性的基本原则，不造反就是百分之一百的修正主义。”他们利用一次江青到清华附中视察的机会，将所写的这两份大字报交给了江青，并希望得到毛主席的支持。

后来毛主席亲自写信给清华附中红卫兵，说：“你们的文章说明对剥削压迫工人、农民、革命知识分子和革命党派的地主、资产阶级、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他们的走狗，表示愤怒和申讨，说明对反动派造反有理，我向你们表示热烈的支持。”信中还说：“在这里，我要说，我和我的革命战友，都是采取同样态度的。不论在北京、在全国、在文化大革命中，凡是同你们采取同样态度的人们，我们一律给予热烈的支持。”

毛主席给红卫兵的信虽然没有公开发表，但很快就传遍北京，传遍全国，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的震动。此后，红卫兵作为一种政治力量，进入了中国的政治舞台。红卫兵运动在全国轰轰烈烈地展开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