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在天安门接见红卫兵》

邓小平等走资派们在各种公开场合开口闭口说"毛泽东晚年犯了错误",  对文革一会儿说"出发点是好的,  一会儿又全盘否定。篡改丑化文革是"一场浩窃"、"一场动乱"、"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肆意诋毁与否定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鼓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言行采取放纵的态度。

因此，在一段时间内，否定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鼓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声音甚嚣尘上。后来因"卖狗肉挂羊头"要露出真相时,  邓小平又玩弄起惯用的两面派手法,  一方面发表了所谓的《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另一方面又狂犬"不改革就下台换人"、改革的步子要快要大"。等老百姓醒悟时为时巳晚，到时资本家阶级形成要变也难。这就是邓小平玩弄的历史虚无主义,  这个祸根不除以至到今天就更难除。后来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恶性发展，是以此为起点的。以至到了都是些"共产党"体制内的人在共公平台公开扬合明眉张胆丑化抹黑中国共产党的领袖、英雄、马列主义、社会主义、工人、农民。

这里不讲别的就说文革的人口流动，一九六六年下半年，毛主席《在天安门接见红卫兵》，共八次，百万红卫兵。经济上：百万红卫兵的交通，住宿，吃饭全免费。组织上：红卫兵由各学校选出代表去参加上天安门受毛主席接见，学校领导老师没有参与决定谁去做学生代表。全国各地百万红卫兵进北京，没有大批警察，没有保安，没有特警，没有城管。只有少数解放军战士代表也是去参加毛主席《在天安门接见红卫兵》的。红卫兵们都自觉遵守各项纪律。天安门广场上没有乱扔任何垃圾杂活。这种情境就如同如今的毛泽东故乡韶山的毛泽东广场上参加的人民，自觉遵守各项纪律。这就是信仰毛泽东思想的人民，不管是当年的红卫兵，还是今天的工农兵都有高尚的人品。

1966年8月18日，毛主席穿上绿军装，在天安门接见红卫兵，北师大女附中的宋彬彬将红卫兵的袖章戴到毛主席的左臂上，毛主席默认了自己是红卫兵的总司令。林彪臂戴着首都红卫兵西城纠察队的袖章发表讲话。他说：我们要大破一切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要改变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要扫除一切害人虫，要打倒一切牛鬼蛇神。周恩来也发表了讲话，在讲话中对各地红卫兵来到北京表示热烈欢迎，肯定了全国“大串联”的行动，号召全国各地的大中学生可以分期分批到北京来。

全国各大报纸都以大量篇幅报道了“毛主席同百万群众共庆文化革命”的盛大活动。北京红卫兵开始走上街头破除“四旧”，掀起了浩浩荡荡的破“四旧”高潮。破“四旧”过程中，打人抄家之风迅速风行起来。江青在一次会议上公然鼓动说：好人打坏人，活该；坏人打好人，好人光荣；好人打好人，是误会，不打不相识。这给红卫兵运动加了一把火。

不久，大型彩色纪录片《毛主席和百万文化革命大军在一起》在全国放映，红卫兵运动愈演愈烈。

8月22日，中央转发了公安部《严禁出动警察镇压学生运动》的报告，规定：不准以任何借口出动警察干涉镇压革命学生运动。受鼓动的红卫兵胆子更大了，到处揪斗走烫派。

8月23日，《人民日报》发表消息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浪潮席卷首都街道，红卫兵猛烈冲击资产阶级风俗习惯，广大革命群众最热烈最坚决地支持红卫兵小将的革命造反精神。

8月23日以后，全国各大城市红卫兵仿效北京的做法，纷纷走上街头，大破“四旧”。红卫兵破“四旧”运动迅速向全国蔓延开来。北至哈尔滨，南到广州，东起上海，西至乌鲁木齐，几乎所有省会城市和相当多数的中等城市都开始了破“四旧”运动。

现在人们眼光不同了，你有机会拿而不拿，人家不但不会对你肃然起敬，反而会笑你‘不中用’。”对于这样的“指摘”，我感慨万千，也只好以玩笑的口气回答：“如果再让我选择一次的话，我也会守身如玉，坐怀不乱，金银财宝总不能比人格和尊严还贵重吧！”

人们从一些文艺作品中经常看到的是：一群身着黄军装，戴着红袖章的“土匪”式的红卫兵挥舞着拳头，雨点般地砸向受难者。这样看待红卫兵是很不公正的。那些作者，如果他们没有经历过文革，尚可谅解；如果参加了文革，就是不讲作家的良心。

一位当年的红卫兵说得好：我们的青春付过血的代价，正因为如此，它才无比绚丽多彩，充满生命的启示。今天的青年可以体会激烈竞争中的兴奋，可以体会爱情的融融温暖，却难以体会那种广阔深远的意境以及内心难以遏制的冲动和豪迈

毛主席先后8次接见红卫兵。我们侨中的第一批红卫兵代表参加了1966年的国庆观礼，那是毛主席第四次接见红卫兵。

8月31日，毛主席第二次接见红卫兵以后，侨中很多红卫兵就坐不住了，大家都恨不得马上就到北京去，接受毛主席的接见、检阅。我派人到海口市文革办公室请示，被批准后就着手安排上北京的事。

1966年9月18日，我带领侨中115名红卫兵代表，从海口秀英码头乘船出发，开始了北京之行。

1966年国庆节那天，北京晴空万里，天高云淡，令人心旷神怡。我按照工作人员的安排，怀着万分激动的心情登上观礼台西一台，我按观礼票的次序找到了位置。这时我发现，在我身旁的是位慈祥的母亲。她就是张思德的母亲。张思德是毛主席在《为人民服务》里所说的那位全心全意为人民的利益忘我工作的模范。我身旁还有一位穿着海军军装，胸前佩戴着一排排勋章的人物，原来他就是“八·六”海战中的传奇式的英雄麦贤得。麦贤得是解放后涌现出来的全国战斗英雄。在庆典开始之前，我不停地与英雄、英雄的母亲亲切交谈，向他们问候，向他们表示敬意。

1966年8月5日，在八届十一中全会期间，毛主席写了“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矛头直指文革初期在北京主持日常工作的刘少奇和邓小平，指责他们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压制革命，镇压群众。于是，全国立即掀起了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高潮。

侨中的校园很大，有500多亩。为了让学生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在学校边缘的空地上办起了学校小农场，有一口鱼塘，小茅屋是看管农场的工友住的。文革开始后，农场也荒废了。这里远离教学区和宿舍区，很少会有人到这里来，所以相当清净，确实是避难的好地方。住在这里，我想起了当年列宁在革命低潮时，曾经在芬兰乡间的小木屋居住，过了一段清净安定的日子，我现在的情形，也有一点那种味道。在那段日子里，我静下心来反复学习《十六条》，学习毛主席著作，还看了很多文革的资料、传单。我反反复复地思考着自“文革”开始以来所经历过的事情。

伟大的先贤孟子曾说过一段至理名言：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现在的困境不正是对我的一次很好的考验和磨练吗？想到这些，我的心慢慢地平静下来。

各个学校的“校文革”陆续被砸以后，同学们纷纷走出学校，走上社会，组织起各种各样的造反组织。那时，海口的“总部”、“司令部”、“兵团”、“战斗队”等等多到满大街都是，“团长”、“总长”、“司令”等随处可见，比经济大潮时的“公司”、“集团”、“会社”，“总裁”、“董事”、“老板”还要多得多。

不同的是办公司、建集团要登记、注册，要上级主管部门批准，而红卫兵的组织不需要谁来批准，只要想干就独树旗帜，自立门派。整个海口山头林立，遍地“总部”。那时候，当头头并不是什么很难的事，你只要有一定的号召力、凝聚力，敢出面、敢带头，能够聚拢起一帮人，拉起一支队伍，树一面革命的旗帜，叫一个响亮的名字，发一份火爆的宣言，占一处栖身的住所，再置办一些写大字报、印传单、刷标语的必要家当就成了。各个“总部”各行其是，同学们各随其主。

中国经历了2000多年的封建王朝，封建思想根深蒂固。在社会动荡时期总会有人振臂高呼，揭竿而起，树旗帜，立山头，当一回王者，在江湖中闯荡一番。封建宗法观念体现在红卫兵里是对头头的绝对服从，这是愚盲、迷信的扩展，是对强权的不自觉的依附。当时势力较大、较出名的组织有：“红总”（海南教师进修学校谢××当头）、“红海司”（侨中何××当头）、“海口三司”（侨中李××当头）、“小联司”（一中王××当头）、“516兵团”（侨中陈××当头）、“红东三司”（海中辜××当头）、“海大总”（海口劳大林××当头）。后来，工人、干部队伍中也相继产生不少群众组织。

铁杆保皇  人性至上 围绕当权派，或斗或保，磨擦出火花，这是第四幕《十六条》规定：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什么是当权派？顾名思义，带“长”字的是当权派，各单位的领导是当权派。

1966年11月，上海造反派冲击上海市委大楼，造上海市委的反。该矛头直指陈丕显（中共华东局书记）、曹荻秋（上海市委书记、上海市长）、魏文伯（上海市委书记）。这时，全国各省、市造反派都起来造本地区、本部门领导的反，将他们一律称为走资派。有些省市的造反派在大街上刷出了“烈火猛烧省市委，万炮齐轰走资派”的大标语。一些造反派还在本地区党政机关的办公大楼门前贴上对联标语：“庙小神灵大，池浅王八多。”横批是：“一帮混蛋”。

1967年1月，上海市造反派夺了市委、市政府的权，《人民日报》大肆宣扬，称之为“一月风暴”。风暴很快刮遍全国，也刮到了海南海口。

1月23日，海口市一些造反派组织冲进海口市委、市政府办公大楼宣布夺权。被夺了权的当权派面临的是造反派的随意批斗，甚至是随意打骂，有的还面临生命危险。

文攻武斗  动而不乱 争权较量，日趋白炽，不择手段，全国大乱，这是第五幕

1967年初，当造反派夺了各省市、各地区、各部门的党政大权以后，毛主席作出了英明的决策，派解放军对地方实行军事管制，以防地方的党政大权被一小撮坏人篡夺。海南、海口两级党政机关被夺权以后，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南军区开始对地方实行了军管，开展“三支”、“两军”工作（支工、支农、支左；军管、军训）。

1967年7、8月间，全国文化革命形势的发展千变万化，超出了常理，各地爆发了大规模的武斗。一时间，烽烟弥漫，杀声四起，令人眼花缭乱，目瞪口呆。许多地方出现了群众组织抢夺解放军枪支的情况。

7月20日，九省通衢的武汉爆发了“7· 20”事件，对立的双方打得不可开交。

8月4日，上海“工总司”向“联司”发起了武力进攻。

全国各地都相继发生了大大小小的武斗事件。面对这种严峻的局面，毛主席发出最高指示：“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更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提倡：“要文斗，不要武斗”，极力遏止汹涌澎湃的武斗浪潮。但武斗的列车长时间难以刹车。

1968年初，尽管权力较量已初见分晓，但全国各省市、各地区，派别之间仍然争斗不休。面对混乱局面，中央决定：组织全国各省市、各地区群众组织负责人到北京，参加中央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各自斗私批修，促成革命大联合。于是，我再次赴京。

1968年初的一天，周总理派出总理专机，从北京直飞海口，接我们去北京。海口三大派各群众组织头头约40人左右参加那个学习班。参加学习班的还有海南军区司令、政委，各市、县人武部部长、政委以及海南驻军其他领导。

赴京那天，由于派别之间你死我活的对立情绪所致，从总部到海口机场几公里的路程，却花了整整一天的时间。那是因为复杂的原因，导致我们几经改变从总部到机场的路线。结果，当天晚上才飞到北京，我们被安排住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

当晚，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黄永胜接见我们。一开始他就狠批一顿：“周总理派专机到海南接你们，还要花整整一天的时间你们才来，简直比当年‘三顾茅庐’还要难！你们是怎么搞的？”接着，学习班办公室通知说江青请我们看革命样板戏《红灯记》。当时的北京已经进入寒冬，下雪了，但我的心里却一直是热乎乎的。1966年才到北京，登上观礼台参加国庆观礼，时隔一年多，今天又到北京参加学习班，还坐上总理专机，这一切对这个农村出身的穷孩子，真是做梦也想不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