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公平体现在工农地位被提高

为什么说《教育公平》体现在工农地位被提高？因为人类社会自分化为阶级以来，工农劳动者一直是社会最底层的《穷人》。教育对《穷人》来讲是无人问津的，也是遥不可及的。就是新中国刚成立时文盲率达到80%以上。

而《富人》受教育就从一出身被安排好了的。还要为《富人》的教育喊公平不公平吗？今天的《富人》们还用《高考》吗？有钱就不用《高考》去上《贵族学校》《私人学校》《国际学校》《出国留学》。还可以用钱请人代考。请人一对一私教。还可以用钱买《毕业证书》《大学文凭》。博士论文可以请人代写，博士学位可以用钱买到。

而要让工农地位提高的第一步做到了，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全体工人有了铁饭碗，享受社会福利。农村人民公社的贫下中农当了主人。紧接着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政府就为工农扫盲，工人农民们得到好的教育，工人农民们更要有知识来管理这个国家。

然而被走资派邓小平篡权复辟资本主义后的改革开放中，受到解放的穷人，被扫盲的穷人和受到高等教育的穷人上升至富人后，一部分己投降了资产阶级。有的不但不帮穷人还欺压起穷人来了。

新中国毛泽东时代《文革》中后期的教育改革以大力发展农村教育，提高升学率。在城市，废除大学入学考试。而无论在农村还是城市，半工半读都成为常规。

让广大的劳动人民子弟享受教育权利。

如果将有限的教育资源只是投入发展少数人的高质量教育，那还是大众教育吗？多数发展中国家选择了前者，比如印度。与其相对，毛泽东在《文革》的中国选择了一套全民教育体制。

于是，在印度，一些毕业生位于世界顶尖，而同时文盲率长期维持在很低的水平。相反，中国在快速并持续降低文盲率上的成绩很突出。

此外，毛泽东时代《文革》中的教育政策向有工农背景的学生倾斜，而不是用考试成败取人。一方面减小了父母是知识分子或有特权背景的学生的优势，另一方面遏制了教学脱离实际的现象。

比如，1970到1971年大学重开时，申请入学的学生需要有两年工厂或农村的工作经验、公社或工厂的推荐信，这些取决于他们在实际工作中的表现。

上山下乡对农村教育的影响。

毛泽东时代《文革》时期，在农村人民公社以下的每个生产队建一所小学，每个公社建一所中学，这快速增加了就读小学和中学的学生数量。在农村，高中学校的数目从1965年起增长了约80倍，于1977年达到最高峰。

与此同时，初中、高中老师配备成了一个大问题，多数农村的高中毕业生会把高中教育当作永远离开农村的手段。

而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为农村教育带来了新力量。一部分知识青年成为了当地的老师。还有到“五七干校”参加政治学习的干部和大学教师也成为了农村教育的老师。

教学思想要理论联系实际。

1965年，毛泽东在一次会议上说：“现在这种教育制度，我很怀疑。从小学到大学，一共十六、七年，二十多年看不见稻、粱、菽、麦、黍、稷，看不见工人怎样做工，看不见农民怎样种田，看不见商品是怎样交换的，身体也搞坏了，真是害死人。”

毛泽东要求学校的课程设置、教材编写要反映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需要，教师讲授知识要注意联系社会实际和学生实际，反对学生死读书、读死书，提倡培养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

当时，高考要求全国使用统一课本，但这些课本为考试而设计，很不适合农村教育。电影《决裂》中就曾表现过这一问题。而1960年代中期，政策允许地方学校灵活掌握教科书的使用、甚至自行开发教学材料。最重要的是，要求所有学生同时参与工作和学习。

学生的这种辅助劳动同时对生产起了很大作用。在农村给工业的扩展奠定了基础。而农村工业转而成为资助教育的收入来源。

1966年，毛泽东还在一封信中谈到，学生“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毛泽东的教育遗产。

因为致力于大众教育而不是精英教育，毛泽东时代《文革》时期的教育革命给新中国教育带来巨变。教育供给的总水平提高了，缩小城乡差距、消除特权阶层的子女独占的阶级优势的目标也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

入学率与识字率的上涨。

小学教育基本普及。毕业生从1960年代早期的500万飙升到1977年最高点的2500万。其中，农村从45万升到2100万。入学率从1964年开始明显增长，在1970年代中期达到了90%多的高峰。

中学教育增长更明显。到1970年代晚期几乎所有学生都能进入初中。高中阶段增长同样显著。1970年代中期，70%的孩子进入高中。城市、农村都是有体现。1960年代出生的农民的儿子平均接受了8.2年的教育，而1945年出生的只有5.8年。

另外，识字率的增长和文盲率的下降也趋势明显。

1949年到1952年之间出生的女性文盲率远超过40%，而男性是13%。这种不平等在毛泽东晚期得到缓解。1963到1967年间出生的男性文盲率降到了4%，而女性从40%迅速降到15%。

教育公平的实现。

城乡平均教育水平差距缩减很显著——1962年城乡升学率差距约为60个百分点，到1970年代末缩减到约15个百分点。

毛泽东《文革》时期政策对教育公平的作用极大，还表现在工人和农民的地位被提高，知识分子和城市干部的特殊地位不再是子女受教育的优势。

在1960年到1965年，父亲受过良好教育的人进入大学的几率是父亲为文盲的人的3.6倍。而在文革期间，父亲的教育程度对升入大学的几率没有显著影响。

出生于1940年代晚期的干部、知识分子的儿子往往比农民的儿子多受2到2.5年的教育。而出生于1950年代中期的人的此差距降低到不足一年。

这样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对有着知识分子和管理阶层的家庭背景的学生而言，文革是不受欢迎的。

毛泽东时代《文革》时期的发展战略尝试改造中国社会的上层建筑，而教育制度的转变正是这个战略中的关键一步。

毛泽东重视初等教育的普及、强调教育公平、推进教育与生产劳动的结合在实践上都取得了显著成果。这些成绩是发展中国家的典范，也是毛泽东留给后人的宝贵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