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中学生亲历的“反右”运动 (漫忆之五)
文章来源: nov20162017-12-07 11:33:52
  上一篇写了我在校读书时的西北师院附中教导主任李森老师,又当老师,又当父母。1956年夏天,我们年级79人高中毕业,全部考上大专院校,李森老师也升任附中的副校长。
 
 1957年,附中副校长李森老师被错划右派。之后某年,仍回西北师范学院外语系工作。后来很多年间,家里人常见他,在中学教英语的弟弟还时不时地向李老师讨教。我假期回师院探亲遇到他时,也总要问候,说说话。据说,1978年,李森老师是西北师范学院第一批获得改正的,又几十年没消息了。
 
 过时人物,网上信息很少,也零碎。李森,曾任西北师范大学外语系教授,甘肃省英语教育专家,1981年,名列中国中小学外语教学研究第一届会理事会名单(1981年11月20日经代表大会全体代表选举产生),每省两名理事,当时的李森副教授是其一。上篇博文《李森老师成了右派》发出后,一位毕业于西北师范大学外语系的网友跟帖说,1990年代,李森老师还给他们上过课,属于教授退休返聘。如此,他在教育战线耕耘有40多年了。那位网友说李老师已去世,也是,我都80岁多了。
 
 在网上看到一篇比我低三届的师院附中校友的文章,作者张正福,家里是当地十里店乡保安堡的贫苦农民,五十多岁的父亲在师院附小做校工。1957年反右时,正读高一,作者写了他亲自经历的一个侧面:时任附中副校长的李森老师在反右斗争中受批判的场景,和他的一个在运动中受牵连的同学。这位校友记性很好,是写书的节奏,现将这篇文章转贴于下。
 

亲历“反右”运动    《一个堡子人--张正福回望人生 第8节》      

  1957年7月,师大附中遇到了史无前例的“反右”斗争,领导这场斗争的并不是学校的校长,而是班上一名姓贾的学生。有一天李森老师来上外语课,全班同学都突然起立不让老师上课,而是让他交代问题,课堂一片混乱,同学们高声叫喊着,带头发言的就是姓贾的同学,他们的年龄比我们大几岁,而且都是班干部。这时候我们才知道“反右”运动的风潮已经席卷到学校里了,校园里到处是大字报,都是揭发老师们的“右派”言行的,教学已经处于瘫痪状态。那时学校里的主要斗争对象就是副校长李森老师。

   中共中央是在1957年4月27日正式发出关于开展整风运动的指示的。在4月份时,师大附中还是一片平静的校园,作为青年学生的我们只知道学好数理化,哪里懂得政治运动,我们说运动时都是指篮球、足球、垒球等体育运动,因此,在刚开始“反右”运动时,学校里的许多人都和我一样对这场突如其来的政治运动非常迷茫,但还容不得我们想清楚,所有人已经被卷入其中了。

   党要求人们在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时候要“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还说有错误的人将免于纪律处分,因为所有这些错误将有助于达到“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目的。

   1957年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这是为什么”的社论,以动员群众。该社论标志着“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短暂时期的终结,揭开了“反右”运动的序幕。附中的“反右”斗争大概是从7月正式开始的,从一开始,李森副校长就受到了严厉的批斗。

   那些日子全校师生终日在学校里开批斗会,让“右派”分子交代问题。记得最大规模的一次批斗会是在学校大礼堂召开的,当天全校同学都自带凳子,按班级整队进入会场,不知是不是预感到要发生什么,大家都非常严肃,整个会场没有一个人讲话,像死一般的沉静。

   就在我快要被这沉静压得喘不过气来的时候,突然间看到班里一个瘦高个子的同学大声宣布:“将反革命分子押上历史的审判台!”紧接着就见到李森老师被押到台上,顷刻间,礼堂里刚才还很安静的同学们像愤怒的野兽一样突然大喊大叫起来了,只听见“老实交待”、“低头认罪”、“打倒反革命右派分子李森”的口号此起彼伏,叫喊声响彻整个会场。这样折腾了个把小时后,被斗争的人早已筋疲力尽,斗争的人也嗓子沙哑,旁观的人也都口干舌燥地又回到了教室。

   这是我有生一来第一次知道了运动和斗争,知道了人活着不光是轻松愉快的,不只是吃饭、学习,还要“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

   像我这样出身清贫的普通人家的儿子,在这场“反右”运动中,只是一个旁观者,谁也不会来找我的麻烦,而我自己也没有什么言论,只知道和别人一起看热闹,无课可上的我经常在学校院内和师大院内转悠看大字报。

   1957年8月27日,教育部和共青团中央发出了联合通知,要求在普通中学进行社会主义思想教育,也就是从1958年第一学期开始,过去对学生开设的思想教育课,比如青春期常识、政治课常识、社会科学常识以及宪法等课程都全部改为一个课程——社会主义思想教育课。通知还要求把“反右”斗争当作中心课题来讲。

   运动进行到了1957年9月1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社论,指出对那些真心愿意改过的“右派”分子,将得到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这时我的李森老师已经被剥夺了所有职务,也不能再登上讲台了。直到1962年,他才重新回到西北师大,在外语系当了教授。

   冲击之下,学校已经变了样子。学生们不再是上课和锻炼身体,而是整天勤工俭学,参加劳动,给学校挣钱,校园也被开垦成农田。一种极“左”的氛围开始逐步形成,读书已经是一条“白色”道路,而党却号召我们要“又红又专”,这时的我站在了人生的十字路口上,下一步究竟往哪走呢?是要步入社会挣钱养家糊口?还是要继续上学接受教育?

   正在我迷茫之际,父亲由于年事已高,被师大附小解雇了,家里没有了任何收入。于是,在1958年上完高中二年级时,我不得不恋恋不舍地离开了心爱的学校和尊敬的老师,和同班同学董效东二人结伴到社会上寻找谋生之路。

   这场“反右”运动给我的人生上了一堂生动的政治课和人生经历课,尔后我养成了不轻易表态的习惯,知道了“祸从口出,病从口入”的伟大真理。斗争中,有几个和我关系比较好的同学和老师受到了批判。最叫人痛心的是一位叫师诚的同学,他因此受到牵连而最终没有考上大学,被定为坏分子,送回原籍甘肃临洮县,直到1978年改革开放时还没有找到工作,现在康乐县以行医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