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北京,我才搞清父亲从发病到病逝的全过程。 
3月下旬,父亲从南宁返京参加六届人大五次会议。许多人都知道了他在湖南生病的事,而且注意到他很消瘦。 
因得知一些本已脱贫的地区近期又有吃不上饭的情况,父亲心情一直不好。他常常郁郁寡欢地几天都不说什么话,不是闷着头看书,就是默默无言地在走廊里散步;每顿饭都只是随便扒上几口,算是对人们劝他注意身体的无声回答。 
4月7日晚父亲有些不舒服,中央政治局的会议通知送来时,母亲劝他不要去了,大家也都希望他在家休息。可是父亲还是拔出笔来,一声不响地在会议通知单“到会”一栏里打了个钩。 
这次政治局扩大会议是为即将召开的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讨论和通过《关于发展和改革中国教育的决定》做准备。这篇《决定》是由国家教育委员会起草的。因为前不久邓小平在接见乌干达总统时谈到“中国的最大失误在教育”,而且在此以前,他也曾多次谈到过类似的意见。 

4月8日上午差15分钟9点,母亲看着父亲出门向开会地点国务院怀仁堂走去,心里隐隐有些不安。但她怎么也没有想到,父亲这一去,就再也没有回来。 
父亲那间只有十几平方米的小卧室,至今还保持着他离去时的样子。他临走前换下来的那件已经洗得褪了色的中山装,随意地搭在床头上,似乎还带着他的体温;单人木板床上铺的还是那床打着补丁的褥子,摆的还是那只破背心缝成的填满旧棉絮的枕头;曾照亮了他许多个夜晚的青瓷座台灯,依旧独立在床头柜上,碰裂的灯口处还缠着很久以前缠上的胶布;临窗的写字台上,三部电话机旁那只70年代初生产的铁质台历:日期静止在他离家的日子——1989年4月8日;写字台的另一端,是那部他生前读过的最后一本书《周恩来传》,书上压着一副老花眼镜,书边搁着他常用的咖啡瓶替代的茶杯;紧贴东墙的那排书柜里,和各种工具书、传记、回忆录摆放在一起的,是他亲手逐册编号的40多本读书笔记;报纸筐最上面的那一摞报纸,是他参加政治局会议那天清晨看过的单面印刷的《人民日报》清样…… 
直到今天,一走进这间卧室,我仍能感受到父亲的存在,总觉得他没有离去,不过是又去参加会议,或外出视察了。 
8日这天,参加会议的除了政治局委员以外,教委还来了几位领导。父亲差5分钟9点进入会场时,所有与会人员已到齐。父亲走到后排坐在副总理田纪云和国防部长秦基伟中间。 
父亲坐定,会议随即开始。首先是由中共中央办公厅调研室主任陈进玉通读《决定》草案。 
没过多久,父亲就觉得胸闷、心慌、头昏、腿软,但他坚持着。草案40分钟读完,教委主任李铁映首先发言。 
这时,父亲突然感到胸痛难忍,呼吸困难。他知道自己撑不住了,一边站起来,一边向主持会议的赵紫阳举手说:“紫阳同志,我请个假……” 

坐在他对面的政治局委员们都看到他面色苍白,有人间:“耀邦同志,是不是不舒服?” 
父亲身子摇晃着说:“是呀!可能不行了。也许是心脏的毛病……” 
坐在父亲旁边的秦基伟和闻讯赶进来的服务员刚扶住父亲,父亲就不由自主地跌坐下来。 
政治局常委胡启立忙说:“耀邦同志,别动!”同时吩咐,“马上找医生来,快叫救护车!” 
赵紫阳大声问在座的人:“谁带了急救盒?” 
坐在父亲对面的上海市委书记江泽民连忙往口袋里摸,回答说:“我有。来北京前医生给了我一个盒子,可是我不会用。” 
有人接过药盒,把一片硝酸甘油放到父亲口里,嘱咐他吞下。 
坐在父亲后面参加汇报的教委秘书长朱育理对身旁的统战部部长阎明复小声说:“这药吃下去可能要很长时间才能起效!” 
阎明复着急地说:“那你赶快上啊!” 
朱育理三步并作两步走到父亲右边,接过药盒,拿了一支亚硝酸异戊酯吸入剂捏碎,迅速捧到父亲面前,对已经不能说话、双目紧闭的父亲说:“耀邦同志,快吸气,大口吸气!” 
大约过了两三分钟,父亲的脸色开始恢复,并深吸了一口气。他勉强睁开眼睛,艰难地说:“我……想吐……” 
朱育理手疾眼快,转身拿起桌上的一条毛巾,往自己手上一摊,说:“来,就吐在我手上。” 
他话还没有说完,父亲就再也控制不住,吐出了两大口。 
这两大口呕吐物,干得出奇。朱育理捧着没有怎么湿的毛巾,愣了:耀邦同志的早饭怎么吃得这么急,这么马虎! 
他随即解开父亲那天穿着的半旧咖啡色中山装和开衫毛衣、毛背心,以及洗得已经很软很薄的白衬衫。 
大约十多分钟,中南海的医务人员赶来了,就地组织抢救。他们搬来一把可以放平的扶手椅,将父亲平放在上面,问清了刚刚使用过的药品,存下了使用过的药盒…… 
又过了十几分钟,北京医院的医护人员也赶来了,迅速加入了紧张的抢救。 
随后,政治局扩大会议改到中央书记处办公的勤政殿继续进行,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温家宝留在怀仁堂指挥抢救。 
政治局扩大会议开到当天上午11点30分。会议结束前,温家宝来到会场,向与会人员报告对父亲的抢救和诊断:心脏下壁和后壁大面积梗塞,病情危重。医生建议,待病情稍有缓解,转到医院继续治疗。
下午3点多钟,父亲病情基本平稳,即被转入北京医院,同时通知了家属。 
经过全面检查,父亲的磷酸肌酸激酶为正常人的十多倍,这表示愈后不良;病人烦躁不安,膀胱充盈却无尿排出,这说明病情需要进一步控制。 

北京协和医院、北京阜外医院和北京医院有关大夫会诊的意见是: 
1.成立特护小组,继续抢救治疗。2.严密观察病情,继续输氧、输液、止痛,立即导尿。3.谢绝一切探视,绝对卧床休息。 
会诊的医生们走后,北京医院的医护人员担负起了父亲的抢救和治疗工作。 历史的巧合竟是如此奇妙,父亲被安排在当年周恩来总理临终住院治疗的同一间病房里。不同的是,父亲住进时北京医院正在修建住院大楼,父亲住的病房就在新建大楼的旁边,挖好了的地基终日夯声不断。 
第二天上午父亲苏醒过来,透过窗户又看见了暖融融的阳光。但严重的胸闷、胸痛和导尿失败,使他烦躁不安。 
星期一一早,著名外科专家、北京医院名誉院长吴蔚然教授,像往常一样参加病房大交班。他习惯地问:“这个周末有什么重要病人和危重病人吗?”当他得知父亲的病房紧挨着24小时打夯的大楼地基时,果断地决定:“马上停止打地基!”并严肃地说,“不要说有这么危重的病人在抢救,就是身强力壮的正常人,也经受不了这样24小时不间断的噪音和震动!” 
结束了近两天两夜施工现场的嘈杂,父亲终于有了一个安静的治疗环境。导尿也在这天上午完成了。 
当天下午,父亲的病情开始好转,烦躁减轻,并能进流食和卧床大、小便了。在医生的一再叮嘱下,父亲不再要求下床,一直老老实实地躺在病床上。 
住院第三天,医生同意了病人的要求,输液管被拔出来,输液停止了。 
党和国家的一些领导人纷纷到医院探视。赵紫阳、李鹏、杨尚昆、彭真、宋任穷等,分别来到病房探视,邓小平和王震派秘书到医院看望,陈云、徐向前、聂荣臻多次打电话了解父亲的病情。 

父亲在病床上接到了国家主席李先念从上海打来的慰问电话,听了人大常委会委员长邓颖超写给他的慰问信。 
4月15日,父亲大面积急性心肌梗塞发病的第七天。即将度过危险期的父亲,这天清晨醒来心情特别好,笑着问秘书李汉平:“外面情况怎么样啊?”看到秘书不说话,父亲又打趣地说,“不要对我封锁消息嘛。” 
父亲看到即将下夜班来查房的医护人员,又提起要下床活动的要求。医护人员认真地说:第一个七天虽然快过去了,但危险期还远没有过去,还要注意,最好不要下床。父亲有些不高兴地说:“你们怎么一点商量的余地都没有呢?” 
看见父亲情况不错,家里人帮他在床上洗了脸、漱了口,还喂他喝了些西瓜汁。父亲静静地斜倚在床上,等着吃早饭,等着母亲来看他。这些天他一直被困在床上,也没有吃过什么东西,又饿又乏。 
几分钟后,守护在父亲身边的三哥德华,发现心电监护仪上绿莹莹的心电图波形突然急促地跳动起来,心率从每分钟60次一直往上升,70、80、90……三哥慌忙叫来值班医生。医生看了看心电监护仪,不经意地说:“没事儿,以前也有过这种现象。” 
三哥不敢相信,仍然目不转睛地盯着监护仪。果然,当每分钟达到110次时,心率开始逐渐减慢,一分钟后恢复到60次。可还没等三哥和紧张得也凑过来察看的李秘书松口气,峰谷状的心电波形作了一个短暂的停顿,忽然耀眼地一闪,便冰雪消融般地坍塌下来,化作一条碧绿晶莹的水平线,向无极的空间延伸而去。与此同时,只听见躺在床上的父亲痛苦地大叫一声:“啊!——”他那只被李秘书握着的手突然松脱,头部猝然转向一侧。 
等医护人员赶来急救时,一切都已经无济于事了,父亲再也没有醒来。 
母亲和所有在京的家人都赶到了医院,但呈现在他们面前的,是挤满病房门口的机器和平静安详的父亲…… 
三哥简直蒙了,他不能相信这是真的!几分钟之前他还在为父亲安然度过死亡威胁的第六天窃喜,为即将度过的最危险的第一个七天庆幸,还在想像着父亲病后的第一次下床活动,筹划着回家后的休养。可他万万没有想到,大面积心肌梗塞竟会凶险如虎地突然猛扑过来,一瞬间就扼杀了一个生气勃勃的生命! 
事后,一些好心人从往事中梳理出许多前因和征兆,并设列了一连串的“倘若”和“如果”,以论证这颗充满活力的心本不该过早地停止跳动。但这一切都已毫无意义,死亡只面对眼泪和悲伤,拒绝任何假设。 
极度悲痛的三哥用残余的最后一丝清醒,记下了这个黑色的时刻——1989年4月15日早上7时53分。 
(摘自《文汇读书周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