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以来，每天听播客，是我最大的一项自娱自乐的活动了。从最开始听疫情分析到心理释放，后来发现了越来越多有趣的中文播客，成了我散步必听的娱乐节目，仿佛又回到大学骑车往来于家和学校的那段路程。记得那个时候收音机里，每周日的下午都有一段译制广播剧时间，好几年，他一直陪着我回学校。

昨天听忽左忽右：与杜克大学刘康漫谈八十年代以来中美思潮。杜克大学在哪里，我不知道，也不重要。嘉宾刘康老师是文革后的那批大学生，80年代初到美国留学，学的比较文学，后来从事政治学研究，现任杜克大学中国传媒中心主任。刘老师回忆起他在文革时期，那是一段精神生活极其匮乏的年代，他对知识的渴望，尤其是对社会上禁忌的有关政治，历史方面知识和消息的渴求特别强烈。于是他经常偷听敌台，这在当时是属于大逆不道的犯罪行为。他会把收音机蒙在被子里，寻找波段，接收短波，收听各种各样的敌台，什么台湾的，莫斯科的，当然听的最多的还是美国之音。听到这儿，我不禁笑了，想起那会儿爸爸妈妈也经常会干类似的事情。

那是80年代初，我刚到北京，和爸爸妈妈住在一套里外间的平房里，他们自然是里间，我在外间。每天吃完晚饭后，爸爸总会在里间拉上窗帘，然后把他的一台小收音机从抽屉里拿出来，拉长天线，拧开开关。这时会听到收音机里传来滋啦滋啦的杂音，妈妈有时还会叮嘱我去看看门关好了没有。爸爸小心慢慢地转动收音机旁边的旋钮，直到一个可以辨悉的声音出现，我清楚地记得那是讲英语的，一种很浓重的带着鼻腔的好听的英语从那个盒子里发出来。那会儿我刚在学校里开始学ABC，自然是听不懂盒子在说什么，爸爸妈妈围着小盒子，不由自主地把头略低，侧耳靠着那小片儿发出声音的网筛儿，听的津津有味儿，还很认真，不时地互相交流着。我偶尔会听到一句台湾腔的中文女声：这里是美国之音。一年后我渐渐学会了，VOA这个缩写。但是我不知道，那是敌台，或许80年代初，已经不是敌台了？但一定不是件光明正大的事情，否则爸妈不会那么小心翼翼，偷偷摸摸的，不想让邻居们知道。也正因为经常听爸妈收听敌台，我的英语听力和发音越来越好，老师都会在课上说我念课文像是美国英语的口音，我自然洋洋自得，但当年还不清楚原因何在。现在想起来真是好笑，耳闻目染，潜移默化的影响力果然是很大的。

爸妈收听敌台的禁忌时期，也是我青春期荷尔蒙开始溢发的时候。动物对禁忌的事情总是充满了无限的好奇，这是本能，人也一样。欲望被压制的越厉害，发泄的冲动就会愈强烈。青春期总会对异性产生懵懵懂懂的念想，但传统和教育不允许当年的我们去探讨它，很多都转移到地下，或成禁书。看禁书其实也是一种乐趣，古往今来，人们从来没有停止对它的追求。记得当时班里确实在传阅一本手抄本，播客里也提到了这本非常有名的手抄本。当年曾经问我想不想看这个手抄本的是个我讨厌的男生，被我瞪了一眼，义正言辞地拒绝了。我自以为自个儿是个很正派的正经人儿呢，不屑于同流这黄污的，更何况在我印象里，这个手抄本名声很不好。现在想想，真是错过了一次能够阅读文献的机会呢。

当时的我确实读了很多书，闲书，小说，爸妈书架上的闲书都被我读光了。有一年得了30几块钱的压岁钱，兴奋得我跑到新街口新华书店买了一堆书回来。其中就有'早恋'这本，我还记得作者是肖复兴。这书在爸妈眼里，对我也一定是禁书。但当时，我就像爸妈听敌台的兴致一样，看得津津有味，兴致勃勃，一边还要藏着掩着，不想让他们知道。有一次妈妈催促我关灯，睡觉。反复喊了几次，可我正读得兴趣盎然，根本没法停下来，于是就把台灯拿到被子里，蜷在被子里，接着昏暗的灯光继续看，后来睡着了，竟然把被子烧了一个大窟窿。我都忘了是怎么过了爸妈这一关的。躲在被子里看书，在我的中学时代，成了家常便饭，就这样，看完了'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绿化树'，还有很多讲述文革时代男女爱情的故事。张贤亮也成了我当年很喜欢的一个作家。

一段播客，勾起了我对当年往事甜蜜的回忆，或许，哪会儿，很多人都在收听敌台，在爸妈拉窗帘关门的时候，没准儿邻居也在做同样的事情呢。也一定有很多和我一样躲在被子里如醉如痴看所谓禁书的伙伴。那种乐趣回忆起来有一种美好温馨其中啊。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