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军水师的船在九龙被义律击溃，紧接着在穿鼻又发生了一次很小规模的冲突。水师提督关天培指挥的四只中国船被击毁。然而这两次失利都不能使林则徐意识到双方在军力上存在着巨大的差异。他相信义律只是侥幸成功。他的信心来自于＇睁眼看世界＇。他并非愚昧无知的官僚，实际上他是那个时代少有的清醒者。他明白在任何时候都应知己知彼的道理。从他上任广州，他便使人搜集整理和翻译英文报纸，并找来大航海时代的地图，试图了解他的对手。比起其他官僚士大夫，他是第一个有此等真知灼见的。然而他脑子里既定的认知害了他。他和当时所有睁眼看世界的知识分子一样，睁开的双眼里带着根深蒂固的天朝上邦的神色，俯视地看这个世界。这个眼光只能让他选择性地接受信息。通过学习地图和报纸，他了解到这个名叫英吉利的夷国，竟是如此的蕞尔小国，更令他惊愕的是，该国竟为夷妇所统治。只这两点就够了。还有比这更落后不开化的蛮夷么？还离得那么远。他信心满满，就算打起来，我大清无敌铁骑，定使你闻风丧胆，俯首臣服，然后在天朝的感召下，心悦诚服，永远归化。他使人给＇夷妇＇维多利亚女王写信，用道义廉耻去感化她，并诚恳地教导这个小女人，你受了义律的欺骗，被他引入了歧途。（后来资料表明这封信并没有送到维多利亚手里）；他也给皇帝呈奏表，说经过他的观察研究，外夷战船太大，不能驶入中国的江河，而且夷人士兵的双腿不能自由弯曲，上岸后走不了路，根本无法在陆地上野战。（＂且夷兵除枪炮之外，击刺步伐，俱非所娴。而其腿足缠束紧密，屈伸皆所不便，若至岸上，更无能为。＂）至于义律将清舰击沉一事，他连报都没报。讽刺的是他如此爱国，竟还是被参了一本。在当时大部分官员看来，看外国报纸，聘请翻译等做法，是对中国至高无上的文化的可耻背叛。

漫长的自我封闭是会令人陶醉在天朝第一的幻觉里不能自拔的。所以不能苛责林则徐和他那个时代的中国人愚昧。这与所处的时代无关。在去年贸易战开打之前，也是无数被封在墙里的中国人以同样的心态傲视着美国。经过媒体宣传长期的渲染，中国人坚定相信美国主动打贸易战是活的不耐烦了，面对已经崛起的强大中国必输无疑，纸老虎不堪一击。

1839年10月有几位困在广州的英商终于逃回了英国。他们曾是最有风度的绅士，如今狼狈不堪出现在女王面前。林则徐的做法令这几位死里逃生的富商愤怒之极，他们极力游说政府和议会，对中国采取强硬措施。在此之前义律早已连发了多次公文，竭力敦促伦敦保障本国国民在中国的安全，可英国政府将信将疑。这几位超级有活动能力的大富商终于令他们相信。富商之一的维廉·查顿博士联合英国中部三百家纺织商行，要求巴麦尊干预广州事务，具体措施包括封锁中国港口；索取赔款；签定公平的贸易协定；开放四个新港口；占领几个岛屿 --- 最后这条尤其重要。被林则徐两次包围商馆断绝对外联系，最后逼得在海上漂流，断绝淡水食物的经历如同梦魇，挥之不去。他们迫切需要一块属于他们自己的栖身之地。

实际上英商在中国的悲惨遭遇远不止于此。自大清允许广州唯一的商行可以与外国人通商，这一百年来外商象待宰的羊，卑微之极。他们终日要面对的是没完没了的勒索、保护费、被迫向地方官员行贿。走私鸦片的贸易尤其令广州的清政府官员赚了个盆满钵满，所以这些地方官对林则徐的到来怨气十足。外商除了被象韭菜一样一茬茬地割，还要忍受夫妻分居的痛苦，尽管他们不是光棍，来华时带着老婆。大清礼仪之邦，决不容忍败坏风俗的番妇入城。

1746年两广总督下达了第一个＇禁番妇入广州城令＇，来华做生意的外国人所携家眷一律不许靠近广州，只准在澳门居住。从那以后防范夷妇的条令越来越频繁，政府官员将外国女子当成洪水猛兽，严防死守。1751年7月，广东布政使颁布规例，来华的船只都要先被搜查，若有外国女人在船上，一律先驱逐，该船才可靠岸。

1759年，两广总督李侍尧出台《防范外夷规条》， 规定愈加严厉： 夷商必须住在行商开办的商馆内， 不得在广州过冬。家眷只能在澳门安置， 不得进人广州；夷商在广州不得坐轿。不许学中国话。不准购买中国书籍。不得雇佣中国女佣。

这些规定都被执行。当时一位美国人亨特，后来在他的《旧中国杂记》中回忆：＂我们这些可怜的广州外化人， 都是身不由己的修道士。就连女人的声音， 都是一种奢侈品， 广州政府的官员是不允许他们的外国同性们享有的＂。

1830年终于爆发了＂盼师案＂，是鸦片战争之前中外之间关于＂番妇入省＂问题最严重的冲突。一个叫做William Baynes （中文名盼师）的英国东印度公司驻华大班，带着他的妻子和葡萄牙籍婢女，从澳门进入广州，不但公然招摇过市，还坐着严禁外国人乘坐的骄子。广州官员如临大敌，立即找来东印度公司在广州的办事员训话，＂饬嗣后夷商进馆，不许乘坐肩舆！＂。然而这次英国人不想再妥协了，他们真受够了。英商们联合起来向广东督、抚、将军和粤海关等四衙门提交了抗议书， 说公司工作人员每年需要六个月或更多的时间留在广州，如不许携带夫人，实在不合情理，还要求准许外国妇女住馆以及乘坐舆轿。中国官员的反应是＂严行驳斥，谕以仍遵旧制，毋得稍违＂。两天后Baynes 仍不将＂番妇＂遣去，广州地方官带兵冲进商馆，抓住馆里的女人驱逐出城。

事件发生的第二天，英商奋起反抗，从停泊于黄埔湾的外船上召集武装水手百余人携带枪炮登陆进入商馆，试图诉诸武力。七日后中方做出让步，声明会保证英国人包括盼师夫人的安全，英商同时亦让步，武装人员撤回黄埔。这个事件最终以盼师夫人不想看到两国关系因她而疏离，自动离开而告终。

案件虽平息，清政府大受刺激，此后愈加防范夷妇进入中国大陆。1835年3月8日，道光皇帝颁布《防夷新规八条》，对外国妇女的查禁更为严厉，只要收留番妇就被定为窝藏罪，＂容留隐匿番妇者，照私通外国例治罪＂ ； 官兵未能查出者定为失察罪，＂照失察故纵，从重究处＂。 在严令峻法之下，很少有人敢于冒险。

这些经历一回想起来就令英商不寒而栗。所有这些都充分说明，同中国人讲道理没用。英商们迫切需要平等的待遇，公平的贸易，在与中国人发生官司时，可以由本国领事裁判，不想再看到哪个中国官员一拍脑袋就来乱收费驱逐他们的家属，不想再听中国人管他们叫＇英夷＇－－他们已经知道＇夷＇是一种半人半兽的怪物，自古就是充满种族优越感的中国人用来称呼所有异族的歧视字眼。要是能有一块完全由他们掌控的地就好了。哪怕只是乱石滩，孤岛，只要岛上实施的是西方人的规则、常识和法律，他们就会觉得安全。无论如何，他们需要一块地。

1840年1月，时年21岁的女王驾临国会发表了几句演讲，之后回宫接着查看她的嫁妆－－还有半个月她就要出嫁。女王无权再命令她的政府，她的意见成为了下议院唇枪舌剑的议题。她相信富商们的悲惨叙述，委婉地向议员们表示林则徐包围商馆，限制商人人身自由的行径，损害了王室尊严，也损害了英国的利益。＂我们必须教会那个国家，什么是自由贸易。＂

从这里可以看出后世的中国人指责英国霸权主义是有道理的，因为当时的中国并不需要自由贸易。我们所有的东西都可以自给自足，自力更生。英商的确遭到了侮辱，被多方打压苛责，但那是他们自找的。没人请他们来中国做生意。为什么非要打开中国的大门？为什么不等我们自己慢慢地发展工业化，等我们的社会无论从认知、文化、意识形态、价值观都ready了，自己有了和世界自由贸易的需求，再上门和我们交易？为什么非要强买强卖。我们的文明与你们的有冲突，为什么你的就是先进的我的就是野蛮落后的。在你们看来妇女裸露双肩公然行走于大街无所谓，在我看来这是伤风败俗，我们的女人会跟着学坏，那我们禁止又有什么不对的？在我的地盘就要遵守我的法规和风俗，你受不了尽可以走，没人求着你到中国。

这些质疑在当时就有人提出，不过是由英国托利党人无意识地替中国人提出的。托利党认为英国强行和没有贸易需求的国家做生意是可耻的，由此而引发战争就更可耻。女王走了以后两党在下议院进行了长达四个月的辩论。巴麦尊及所属的辉格党主张对中国动武，严惩林则徐。相比之下义律只要求英国政府保障他们人身安全的诉求则显得那么的温和 --- 虽然义律受了林则徐太多的气，竟也没想要公报私仇。

反对党托利党人对向中国动武的议案斥之以鼻。在他们看来，两国间的紧张局势，全是由＂女王的鼠目寸光的现任阁臣们引起的＂。当时的英国民众也不赞成对华战争。英国公众根据福音的教导已经感到贩卖鸦片是有罪的。托利党人发表反驳演说，言辞之正义让我感觉，托利党一定是林则徐在英国议会里的代言人。

“我不知道而且也没有读到过，在起因上还有比这场战争更加不义的战争，还有比这场战争更加想使我国蒙受永久耻辱的战争。站在对面的这位尊敬的先生竟然谈起在广州上空迎风招展的英国国旗来。那面国旗的升起是为了保护臭名远扬的走私贸易；假如这面国旗从未在中国沿海升起过，而现在升起来了，那么，我们应当以厌恶的心情把它从那里撤回来。”

可是巴麦尊以巧妙的手法转移了议会辩论的中心。他坚持说，他们所要做的一切只是为了保证将来贸易的安全和英国公民的安全。应该记住的一件重要事情是英国已经受到了侮辱。这样，托利党的反战决议案只以五票之差被否决。1840年6月，这场被英国人称做通商战争、中国人称做鸦片战争的军事冲突正式打响。十六艘英国战舰、四艘武装汽艇和二十八艘载有四千英军的运输舰集合在澳门沿海以外，一小部分兵力封锁住广州，其余兵力立即开赴浙江，用九分钟的时间攻占了舟山。

英国人原来希望以攻占舟山使中国人震惊而立刻投降，然而事实并非如此。由于舟山戍军是被英国海军大炮击溃的，所以这个岛的失陷并未能消除关于英国人双腿不能伸屈进而不能登陆作战的荒诞想法。道光帝与其满族近臣一致认定，英夷不过是象倭寇一样，是群贪得无厌的海盗。然而8月9日，当军机处接到关于英国船舰队沿海岸线北驶的报告时，朝廷上下才陷入一片混乱。皇帝开始感觉到英国人的目的是想攻占北京城，而他竟束手无策。清军水师的无能令他震惊，他第一次知道，他引以为豪的八旗勇士们是多么地不堪一击。8月30日英军进入渤海，强行通过守卫北河口的大沽炮台，京师告急，皇帝无法，派出一位名叫琦善的使节，到天津的海岸上接待英国全权大使，开始谈判。直到那时，皇帝甚至还没弄清楚，英国人到底为何而来，想要达到什么目的。

随着船坚炮厉一同而来的英国使节，通过琦善向皇帝递交了巴麦尊的照会。巴麦尊在照会里怒火中烧地痛斥林则徐逼人太甚，历数这位钦差大臣犯下的罪恶，至此道光帝才不得不承认英国人的不满是可以理解的。皇帝本来也对林则徐作事鲁莽，待人严酷而大为恼火。他觉得自己被林则徐欺骗了。从林则徐到广州起，他就不停的接到喜讯。林则徐反复乐观地预言英国人不会，也不能打仗，还说自己多么有手段仿佛具有通天的本事，可远在广东的敌人却一下子冒到了他面前，南方局势突然就恶化的这么快，为什么作为皇帝的他，一丁点都不能预先得知。林则徐到底欺瞒了多少？他向皇帝报告的消息到底有几分真实？当初拍着胸脯保证迅速而妥善地解决鸦片问题，种种诺言如今又在哪里？！不仅鸦片没有剿灭，还引来了强敌！

＂汝言外而断绝通商，并未断绝，内而查拿犯法，亦不能净尽，无非空言搪塞，不但终无实济，反生出许多波澜，思之曷胜愤懑！＂

事隔一百多年，我仍然能从道光帝这道申饬的圣旨里，感觉出他当时的委屈和愤懑。

林则徐把战争的罪责推卸给义律。事到如今他依然坚信他有本事把英夷给赶出去。他态度坚决，请求皇帝给他更多的兵力，他要带并收复舟山，与敌人决一死战。＂抑知夷性无厌，得一步又进一步，使威不能克，即恐患无已时＂。然而皇帝已经不再信任他了，停泊在大沽口的英国人也在催促撤这位钦差大臣的职。9月4日清帝下诏：＂上年，钦差大臣未能仰体大皇帝至正之意，措置失当。现已逐细查明，重治其罪，定能代伸冤抑。＂

林则徐直到1841年5月3日才离广州受审。7月1日他被判决充军，发配伊犁。1845年他又被召回授以要职，此后效忠清帝达五年之久直到病逝。

皇帝原以为英军是为报复林则徐而来的，只要把林则徐撤职，英国人就可以满意地离去。可事实不是这样，英国人提出了更多的要求，每一条都是办不到的。割让几个岛屿吗？那是荒唐的。要开放几个新港口吗？那是违反＇旧制＇的。要偿还被吞没的英商欠债吗？政府并未挪用商业款项。赔偿被烧掉的鸦片款吗？它本来就是违禁品。由于没有先例，皇帝也就不能与这些前所未闻的敌人进行谈判。他指示琦善既要讲和，又不许让步；既要把敌人弄回广东去，又不许再打仗，损失一兵一卒。这位出自博尔济吉特氏家族的侯爵现在陷入了进退维谷。琦善本人在和英国使团打交道的过程中，隐隐约约感觉到了这回的敌人是和以往千年来到中华大地上掠夺的任何敌人都不同的。因此他试图要皇帝了解，从十八世纪以来外夷问题的性质已经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可是要调整国家对外政策需要几十年，目前的当务之急是让英国人退兵。他必须想出个权宜之策，用绥抚之法，就是和外国人交朋友，用灵活的阿谀逢迎词令拉近关系，成功地拖延矛盾，依靠私人感情来缓和政治集团之间或者经济集团之间的对立。这套绥抚之法后来被清政府的官员广泛运用，似乎直到今天，也是中国人处理外交纠纷的一项重要手段，此番贸易战，也不乏＇绥抚＇的身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