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位大学同窗在温哥华聚会，席间谈起久违了的冰，马上有人赞：“了解他后，才知道福州好男人一点也不输给上海好男人。冰好疼老婆啊，买的房子要靠近老婆的工作单位；买的车是给老婆开的，自己成天骑自行车上班；还会煮一桌好菜哄老婆开心……”

冰是我中学和大学同班，福州大帅哥，娶的是娇俏活泼的福州姑娘。我俩几乎同时移民温哥华，冰跑去西安大略大学读了MBA，在大公司工作几年后，全家回流。他在上海的外资企业做了多年的高层，目前转战北京。

我的外地同学说，冰展示了福州男人完美的形象：体贴顾家，爱做家务，热情大方豪爽不羁，足够的哥们义气……

总之，一个外地的女人，有幸嫁了一个福州丈夫，准保会在梦中幸福地笑出声来。

我这个福州女人听到外地同学对冰的赞扬后，赶忙给他们补充了一些背景知识：福州男人智慧大气，中国的近代史，有一半是福州男人谱写的（如林则徐，严复，沈葆桢等）。第一次鸦片战争后，福州被迫开放为通商口岸，很早接触到西方文明，兼容并蓄。福州男人开明体贴，懂得体恤太太的辛苦，没有什么大男子主义；福州女人则打破传统束缚，自小抛头露面到大学堂读书，在商场上长袖善舞，巾帼不让须眉（林徽因，谢冰心乃其中翘楚）……

福州作为省会城市，接纳了很多外地人才，因此近几十年来福州好男人的外延扩大了，那些在福州求学，生活和工作的外地男人，也成了“新福州好男人”的一部分。

我根据自身的生活经验，对大学同学说：“在福州耍大男子主义，不做家务，要被群众批评的……”

我这个七零后出生在福建省重工业设计大院里，最早的时候住在四号楼。那时的职工宿舍楼的建制是仿苏的，十几家的睡房连成一排，厨房和睡房是分开的，一溜十几间建在睡房边上。

我们家在四号楼的西头，住在东头的小洁姐姐比我大一岁，经常到我们家陪我玩，是我心目中的“女神”。小洁的妈妈是上海人，嫁给了福州好男人，在家里养尊处优，什么家务都不做。我隔壁的小哥哥磊磊的妈妈是福州人，省射击队教练，嫁的也是老实的福州男人，老公很疼她，知冷知热的。我的爸爸来自大男子主义严重的闽南地区，婚前是家里的公子哥，饭来张口衣来伸手，娶了厉害的福州老婆后，也被收服了，包揽了全部家务。于是，四号楼前常常出现这样的一副景象：夏日的傍晚，大人们嫌屋里太热，将饭桌摆到了门外。女人们打着蒲扇，围在一起谈天说地，男人们系着围裙在厨房里烧菜做饭，忙得大汗淋漓的。他们将一盘盘饭菜端上桌，伺候着老婆孩子们吃完了，又要收拾碗筷。接着，男人们又在公共厨房边上的一排露天水池前洗衣裳，水龙头开得哗啦哗啦地响，太太们继续摇着蒲扇凑在一起讲笑。

我的另一个邻居小哥哥明明的妈妈是福建农村人，很小的时候被明明爸爸家买了当童养媳。明明爸爸有出息，考上了大学，将媳妇带到了福州。明明妈妈一向伺候丈夫惯了，也不觉得有什么不妥，但她碰到了一群厉害的福州老婆和上海老婆。四号楼的老婆们对明明爸爸说：“新社会男女平等，男人也要做家务。你啊，还是单位的领导呢，在家里什么也不干，大老爷们一个，一点都不疼老婆，怎么在群众面前起模范作用啊？”

明明的爸爸是研究所的副所长，见到手下的工程师们个个是住家好男人，唯独自己在家里翘着二郎腿养尊处优的，很不好意思。他开始怜香惜玉，也抢着为老婆分担家务了。明明妈妈喜出望外，对四号楼的老婆们说：“还是你们城里人厉害，我长见识了。”

在这种环境下长大的我，自然而然地养成了这样的心态：男人嘛，就是应该多做家务多疼老婆的，不然要他干啥？

我的老公杨是广东人，我的小学同桌，自小在福州长大，深知福州女人的个性。娶我前，他早就做好了思想准备，他说：“娶个广东女人，回家还有汤喝，娶个福州女人，什么也指望不上，只好在家做煮饭男了。”

婚前几个月，从不下厨房的他赶紧拜厨艺高超的小舅舅为师，学习切菜，切肉，小炒和煲汤。婚后，我在外拼死拼活地跑业务，一回到家，就摆出“懒婆娘”姿态，对老公撒娇，什么家务也不做，还指挥着两个儿子为我跑前跑后，端茶倒水，递热毛巾等。

我的母亲做了外婆后，仍然保持着厉害的福州女人本性。她让我的大儿帮她做家务，还手把手教他做菜。母亲对外孙说：“这年头，女人都很能干，又能工作又会挣钱，回到家还要为你生孩子。你若不能为她分担家务，做得一手好菜哄她，她留你何用？”

大儿被外婆培养成暖男，每回全家外出度假，他帮我们提重行李，为我们备早餐和收拾餐桌，非常殷勤周到。

小香蕉人问我们：“我算是哪里人呢？广东人，还是福州人？”

我这样答他：“从籍贯上说，你是广东人。从行为模式上说，你是标准的福州好男人”。

改革开放后，福建省在经济上的腾飞给了福州男人更多的成功机会，他们用与生俱来的生意头脑为家庭创造了不菲的财富，愈发自信。从职场回到家中，他们洗手作羹汤，俯首甘为孺子牛，全心全意打造幸福生活。

福州女人的好运，绝不逊于上海女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