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搬到了上海最繁华最浪漫的地段。我住处沿着两旁种满法国梧桐的陕西南路步行几分钟就是淮海路。往北是幽静的长乐路，沿长乐路往东的茂名路口上是从前董竹君创办的锦江饭店。附近还有花园饭店。

虽然我住的是间矮小的过去是佣人居住或放杂物的亭子间，我却万分满足。从前的不少文艺青年就曾落脚亭子间，如当年的萧红,  王映霞等。这间亭子间所在的弄堂还是一排排整齐的连排别墅。这一进屋子以前应当是一户人家居住的，不过当时除我以外已经蜗居着三户人家。

楼上是一家，有一个带浴缸的卫生间。楼下住了两家。住前边朝南的那间大房子的是户三代同堂的人家。朝北的那间较小的房间住着一对中年夫妇和他们的9女儿。我进去过他们家，12平米的空间里整齐而恰到好处地安排着一张双人床，沙发床，衣柜，一套高级音响设备（男主人是发烧友），还有一架钢琴。我惊叹于那时的上海人螺丝壳里做道场的本事！我们这三家共用朝北天井里的厕所。灶间也是共用。我在角落里有个煤气灶台，做饭做菜，常受到邻居指点，厨艺大增。

刚搬过去不久，我在新民晚报的中缝看到一则招聘消息，引起了我的注意。这是家外资市场调研公司，欲招一名有医药背景的市场研究员。我觉得这是个脱离销售的绝好机会。做了近两年医药代表，在销售上我感到我能学到的东西已经不多了。我想做市场营销，而市场调研我从字面上就觉得应该是步入市场营销领域的垫脚石，是基础。我于是应聘。经过面试，被录取。尽管3000元的月薪不到我做医药代表时包括奖金的收入的一半，我还是毫不犹豫地接受了这份工作。

公司办公地点在淮海路茂名路口的第二百货的裙房。从我住的亭子间步行不到十分钟。我不必骑自行车满上海奔波跑销售了，成了一名坐办公室的小白领。中午休息时我常徜徉于楼下的百货商店。在一旁的茂名路上有许多店铺，出售时尚的外贸服装。我常到那里淘宝。

我主要做医药方面的市场研究。我的直接上司是位叫凯萝的幽默开朗好脾气的北爱尔兰人。她常驻香港，经常到上海带我做项目。凯萝和我相处非常融洽，后来成了好朋友，至今保持联系。我是个天生的市场研究者，看了一次演示就基本掌握了深度访问和主持小组座谈会。近一年下来我做了大大小小十几个项目，熟练掌握深度访问，小组座谈会主持等技能。我学会了从写提案，到设计问卷，实施调研，分析，撰写报告和向客户做演示汇报的一整套市场调研流程。我的大部分写作是用英文。此外，我刚到公司时不会用电脑，甚至不会用复印机。我一边摸索一边向同事请教。常常忘了存盘，一旦电脑死机就丢失刚辛辛苦苦写的东西，然后不得不重写。我必须比别人更努力。晚上工作到8、9点钟甚至更晚是家常便饭。

那一年，我还从福州路上的外文书店买回了我所能买到的GMAT考试学习资料。一本本地啃。我还参加了一个补习班，带回来一大摞GMAT真题，在我的亭子间里一遍遍练习。我在为报考沪上第一家中外合作的商学院攻读MBA做准备。我在1995年下半年时在新民晚报上看到他们的招生广告。当时本能地就觉得，这书我要读！尽管我那时对MBA一无所知。

同时，在我搬到亭子间伊始，男友就又跟了过来。我心里不愿意，却无法摆脱他，尤其是念及我生病时他跑到蚌埠来救了我。他不愿回到医学院的教师宿舍，尽管那张床还在。其间他曾向我提出结婚，我没答应。我还是无法爱上他，我们的价值观相差巨大。从小受父亲的影响我比较诚信，凡有许诺必实践之。而他则教我“捣浆糊”（那时流行的上海话，和稀泥或钻空子之意），说话也常常不算数。与他在一起我很扭曲。我原本就没为他打开的心和他的距离越来越远。

夏天的亭子间很热，他整夜吹着电扇。持续吹到我身上的非自然风常让我感到不适。我在学习备考时他就在我窄小的亭子间里翘着腿看那台黑白电视。我们常常吵架。有一天晚上我触怒了他，他甩手离去，从外面把门重重地合上。我期望着他就此不再回到我的空间。然而在外面游荡良久的他在凌晨又返回。我曾经对他说我是一棵大树，注定要向更高的空间生长去获得更多的阳光。我的根系也需要更多的营养。我不是棵苹果树，我请他放了我去找他的苹果树。但他却像藤，将我牢牢缠住。

那段时间他代理一家武汉药厂的一种药，开始有点起色，渐渐还回了从我这里拿去的本钱。从94年到上海，三年间我积攒了近8万元人民币。

1997年上半年，我参加了商学院的入学考试，入选参加面试，又通过面试，收到了录取通知书。学制18个月，全脱产。学费4万元，还要准备这一年半的生活费，期间不能工作，没有收入。这将用去我的大部分积蓄。这点钱做别的也做不了，但读这书，正好够了。钱对我来说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学到真东西。 

那时读MBA还没有热起来，但是我义无反顾地上了这所学校。这是竟然是我一生中做的最好投资。（后来MBA大热，我读的商学院成了中国最好的商学院，并在全球排名进入前列。据最新消息，现在在这家商学院读MBA学费为人民币38.8万元）。